《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书评

政治设计的副产品：中国古代城市发展

社会科学有时会被人说成是没用的学科，理由往往是社会科学研究者们煞费苦心得出的结论都是一眼看得出来的，就犹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发现自己又回到起点一般。真是这样吗？事实并非如此。比如，人们都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地权是越来越集中的——大地主统治剥削着底层贫农，但通过对古代继承制度和生育传统等问题的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地权实际上是逐渐分散的；再比如，自给自足小农经济这一短语几乎成了中国大众口中的套话，但事实上，小农经济不是欧洲庄园，不可能样样生产，必然与发达的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因此小农经济天然不能自给自足。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再次给出了与大众观念相异的城市化观点。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程度随着时间推移的逐渐提高似乎不言自明，但一个观点只要没有经过实实在在的考察和深入严谨的分析，就是可能只是拍脑瓜的想当然。赵冈先生通过对多种文献和数据资料的分析，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具有其独特性，并非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而是一条先提高，在南宋达到顶点，其后又逐渐衰落的倒U形曲线。赵冈先生在序言中就明确指出，他的城市化研究，要避免城市史研究圈常见的细致有余而综合不足的问题，要“用宏观的角度，从经济层面上来探讨中国城市的曲折发展和特殊问题”。大家都知道，问题越大往往越难以把握，但赵冈先生通过简明的学术语言和清晰的逻辑链条将他对城市化的独到见地深入浅出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既然是“史论集”，全书各篇都是独立的文章，但各篇文章的关联，排列顺序也经过精心考虑，其逻辑链条是十分清晰的。全书首先通过说明书中所采纳的对城市的定义明确了全书的研究对象和分析前提，即，常住人口超过2000人，且其中非农业人口占50%以上者为城市。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推力与阻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城市化也如此：推力大于阻力，城市化水平就提高；阻力大于推力，城市化就停滞或下降。赵冈先生抓住这一点，把城市化的动力和制约因素分离开来，通过双方的力量对比，来解释中国城市化的现象。其中，城市化的动力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可能动因；制约主要有二，城乡人口流动性和城市粮源问题。这是展开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分析的基础和全书采纳的分析路径。概括地讲，全书的逻辑就是：首先，用数据和事实证明中国城市化倒U形曲线的真实情况；进一步地，具体分析中国城市化的动力，其中，作为中国城市化的特色，重点分析了中国城市化中的政治动因；然后，对中国城市化的制约进行了分析，由于中国古代城乡自由流动，不存在户籍制度上的屏障，因此城乡人口流动性问题在中国古代不会对城市化造成制约，故重点分析了余粮率的变化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制约作用，这样就通过对城市化动力和制约双方面的力量对比获得了对倒U形曲线的理论解释。此为赵冈先生对中国城市发展史的宏观分析。基于以上，赵冈先生补充了三个相关主题的讨论：1）相较欧洲城市史，中国城市史的特色；2）都城与漕运问题；3）市镇的发展。简单的概括就是，中国城市化以其明显的政治动因在城市化的早期就凸显出人工的城市化的特征，而经济和农业因素在都城选址中的缺位则带来了初建都城时所未曾预想到的巨大漕运压力；人口的压力则使得农村通过以副助农来消化过剩的人口，因此与传统以收购粮食为主的市镇相区别，以收购副业产品为主的新型市镇在农村周围兴起。因此，中国的市镇在经济繁荣的同时不仅没有通过工商业拉动国家城市化，反而大有吸纳城市人口的势头。可见工商业的发展与城市化的关系也是不能一概而论的，两者的正相关是以一定前提条件为基础的。如果说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是现象的话，那么这背后的政治制度和传统社会的运行逻辑的则是其独特性的来源之一，如果我们目前还不能断言这就是根源的话。中国城市发展在不断变化中前进着，又衰退了，但一以贯之的是这一进程中处处可见的政治设计的烙印：独特的城市发展路径是独特的政治制度之投影。城市化的政治设计基调肇始于周代分封制，早期的城市只是周朝统治者为实施殖民统治所划定的武装殖民集团聚居点。这也使得中国的城市一开始在意涵和功用上就更倾向于“城”而非“市”，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功能和定位来讲，中国的城市先天上就存在功能上的“偏科”。因此新型市镇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中国城市功能上的不全，是制度空间以外社会安排上的一种自发调整。这种城市发展顺应政治需求的特征也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在中国政治中央集权逐渐加深的过程中。汉朝时皇权与相权分立，当时的宰相作为政治领袖负责政治上一切实际责任，而皇帝则作为国家元首象征着国家的统一。汉朝地方政府仅设郡县两级，因此中央政府也并没有显得特别高高在上。因此有“汉朝吏治，永世称美”之说。进入唐朝，则渐入中央集权，不仅地方官的人用权归中央所有，到最后中央派到地方的行检察权的观察使反而成了最高地方长官。再从宋朝宰相与军权的分离；到明朝废宰相，清朝设立军机处：中国的中央集权一步步发展到顶峰。整个古代城市化就是在中央集权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如何有利于实现中央集权，实现中央对地方的有力控制，消除政治上军事上的潜在威胁则成了统治者选择都城时第一位的考虑。所以，即使北京无险可守，无粮可用，也还是被明朝统治者坚定地选为都城，即使这会带来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和社会困难。不能不承认，无论城市发展状况如何，作为一种实际结果，它仅仅是政治设计的副产品。可以想见，如果中国从一开始就是另外一套政治上的逻辑，中国的城市发展可能走的就是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了。最后，想补充一点对于赵冈先生这本书的问题供进一步探讨。首先，赵冈先生虽然讲的是中国古代从先秦到明清城市发展的历史，但全书有对元朝的城市化程度给出正面的回应。在南宋城市化的高峰之后，元朝的城市是否就是中国城市化衰落的开始？还是仍然维持了一个较高的城市化水平？其次，为何会出现人口过剩的问题呢？二战后的婴儿潮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人口爆炸的原因很明显，然而，在余粮率不足，农业生产水平下降的情形下，人口却仍在增长，这种恶性循环的该如何解释？另外，余粮率的确制约着城市可能的最大规模，但余粮率不必然决定人口的流动方向。说得直接一点，就是个人和家庭选择是否向城市流动，要考虑城市是不是有吃的，但也有跟吃饭一样重要，甚至比吃饭更重要的事。而且余粮率是否真的下降了也有待商榷。

一本言简意赅、读着很舒服的书

对历史的初级兴趣是陶醉于“人物+故事”的热闹，再深一点会了解一点政治背景。其实，这些只是历史大河的表面和浪花而已。大河的深处是经济、科技、文化和思想，这些才是历史的推动者，也是历史的主流。短期的、小周折可能取决于一个人物或者一个事件。比如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中国。大家感慨于嬴政的雄才大略之时，是否想过，即使当时不出现嬴政这个人，在当时情形下，总会有人出来统一中国，只是人物和时间不确定罢了。历史成就了嬴政多于嬴政改变的历史。再说，关于“人物+故事”的史料多来自文字记载。虽然有了文字记载以后的历史我们称之为“信史时代”。殊不知文字记载是最不可靠的，因为文字是人写的，人是有七情六欲的。而且“人物+故事”要涉及政治、道德等社会问题，那么“胜者王侯败者寇”的铁律就在史书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历史都那么的“合情合理”的原因。不合理可以改嘛。看“人物+故事”的确很热闹，甚至很精彩，和看电视剧差不多，别太当真。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差不多是这样的书，以人物和故事为主，人物描写也相当精细。看热闹就看这本书。若要了解经济、科技、文化和思想的发展史，要了解真正的历史，还是要读学术的专门史。比如《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官制史》《中国文化史纲要》《中国交通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科学的历程》等等。最近两天读了《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收获颇丰。作者赵冈，1929年生，台湾人，曾留学美国。作者在“序”中讲的一个问题非常好。“研究工作愈作愈细致，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这种趋势尤其强烈。许多名学者也特别强调这一原则，提倡小题大做。这个原则基本上是对的，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在细致研究上所投下的精力必须与研究结果的功能相称，过分细致的追索没有必要，甚至是一种人力浪费。……第二，小题经过大做之后，还需要有人来综合处理，才能看出全貌。”本书有一个缺点，就是各章之间存在许多重复。这可能是因为本书的每一章在原来都是单独发表的论文的缘故。因此，仅从第一章“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就可以大概了解本书的内容了，后面第二章“先秦城市”、第三章“秦汉以来城市人口之变迁”和第四章“中国历史上的大城市”以及第六章“论中国历史上的市镇”和第七章“明清的新型市镇”只需大体翻一翻就可以。因为作者的主要观点在第一章里已经全都提出来了。只有第五章《历代都城与漕运》不同于其他几章，还值得再仔细看一下。关于城市与乡村的划分，作者按照我国大陆1953年人口普查时的划分方法：常住人口在2000人以上，而且其中非农业人口占50%以上者为城市。城市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有二：一、城乡人口流动性的大小。城市发展主要表现在城市人口之增加。所以城市化的过程主要靠外来人口移入填充，否则靠自然繁殖力的话，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可能提高，除非城市人口的自然繁殖远高于乡村。二、城市的粮食供应。农村的粮食供应一来可以决定一个国家城市化的上限，二来可以决定城市人口的分布。西方的城市发展史与中国截然不同。罗马帝国时全境有600多个城市，城市人口占1/14。后来随着日尔曼人的入侵和北欧海盗对沿海城市的骚扰，欧洲城市迅速衰落。中世纪新兴起一些小城市，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封建庄园力求自给自足对城市没有兴趣，而且对庄园人口控制严格，致使此时的小城市在粮食和人口两方面都受限制而无法大规模发展。直到封建制度解体以后和工业革命发生，欧洲的城市才一日千里的发展起来。中国早期的城市兴起主要是因为政治和军事因素，经济功能是附加的。一个以政治和军事理由建立的城市往往不受本地经济资源的制约，政府会以强制的方式取得资源，来扩大此城市至必要的规模。中国历来的人口流动是比较自由的，因此人口不是城市发展的主要制约。粮食供应则是政府关心的大问题。正如刚才所说，一个以政治和军事理由建立的城市往往不受本地经济资源的制约，尤其是首都。于是出现了隋唐开始的漕运，即通过河海运输粮食。这在本书第五章有详细介绍。这本书从粮源、供应及其成本、人口与流动、政治军事社会等诸多因素分析了中国城市及城市人口的发展史。最大的特色是言简意赅。很值得读。

观点新颖、数据充分，但车轱辘话来回说

整本书，作者大概说了以下几个观点，鄙人简明扼要整理出逻辑线：1. 中国城市发展是一个不正常的过程，以政治目的来建城市，而非自然发展的经济城市。而自然发展的经济城市比政治城市更稳固，这才是一个城市化进程的正常过程。而中国的这种政治目的来人为建城的情况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2. 由此，作者引申到建都。中国建都大概有两个原则，一是接收前朝首都为首都，表示完全接管政权；一是开基立业之人原有自己的根据地，便把首都设那。中国自古建都标准多是强调政治因素，忽略经济因素。（so鄙人的总结：建都北京是文化心理渊源，而非理性选择。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注重传统、形式象征性来控国的国家来说，这才是最nb的理由，其他自然地理条件适不适合的讨论都是一点意义也没有的。）3. 余粮率。作者非常重视余粮率这个概念。他认为中国城市城市化进程的最大决定性因素是余粮率，再准确说就是有效余粮率。因为中国是农业型国家，且粮食都不从国外进口。所以本国农村粮食是城市的唯一粮源。因此农村的余粮率决定着城市能够发展到多大。4.从余粮率就引申到城市发展三段式分期上。作者认为中国城市：第一阶段——先秦到南宋，这个时期城市化进程一直处于上升期，战国以前由于周代国鄙制度严格，城乡人口基本不流动。战国以后国鄙制度逐渐消失，人口流动自由。此时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占总人口比重也在增加，且余粮率完全能满足需要，确切说很长一段时期我国面临的是余粮率剩余、谷贱伤农，而非粮食不够。南宋是城市化的高峰时期，此后急转直下。第二阶段——南宋到19世纪，此时传统城市发展已经到了极限，大城市停止扩展，城市人口向农村靠拢，因为余粮率已经满足不了急剧膨胀的人口需求了。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入农村，农村也超负荷，所以农村有了很多副业，比如种棉花、纺织等，集中在江南一带。这些棉花、纺织卖到北方的农村地区，几乎跨越了城市这个地带，跟城市没关系了。城市就被忽略似的了。所以为了与出产地近，更多人涌入农村，于是农村变得非常繁华。作者的很多观点非常有逻辑性，且他的数据基本可以站得住脚——他的数据不一定准确，因为很多太古老的时代数据不可能准，但是正如他所言——趋势是基本准的。他的观点新颖，论据也充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车轱辘话来回说这件事让人很郁闷。且是大段大段地来回说，不知道读此书的其他人什么感觉。这样倒也好，能够反复强调他的观点。但就我看，基本读完前半部分甚至前三分之一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了，后面都只是拿出各自新鲜的或者前面已经说的例子反复论证罢了~综合而言，此书还是值得一读的，毕竟算是填补了中国城市发展研究的一个小空缺，但是也不是什么值得百年立传的经典。

研究中的“小”与“大”问题

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史学》，掀开了对传统旧史学的论战，提出的“新史学”的概念，成为社会史研究的萌芽。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社会史现在已经成为史学研究中的显学，赵世瑜更是认为其“是一个史学新范式,一个取代传统史学的政治史范式的新范式”。而且其提倡打破学科界限，广泛采用其它学科的理论方法，能够从新的视角切入，进行研究，极大的扩展了史学的研究范围。加之受西方各种思潮的影响，使得研究趋于细化，许多学者极力提倡小角度整体、综合的研究，即赵世瑜书所谓“小历史”与“大历史”。而且这种趋势也蔓延到相关的研究领域，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当然，这也与研究者的心理有关。在人文社会科学里，学者作研究有一个尽量照顾周到，力求完美的普遍倾向，这样就使得研究工作越作越细致，而且大力提倡小题大做。但是，题目的过于细小很容易让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此必须有人进行宏观的总结研究。赵冈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就是这样一本宏观总结研究的书。对于这种越来越细致的研究趋势，作者也是持肯定意见的，但同时他也指出，这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这种细致的研究才有意义。其一为在细致的研究上所花费的精力必须与研究结果的功能相称，过分细致的研究并无甚必要，甚至是一种人力浪费；其二，小题经过大做后，还需要综合处理，才能看出全貌，细致研究的功用方可显现。这项工作应该才是细致研究的最终目的所在。接着作者指出，在城市研究中，这种趋势也是十分明显的，而且所做研究均偏重于自然条件与社会层面，为此，作者的写作目的为用宏观的角度，从经济层面探讨中国城市的曲折发展以及相关的特殊问题。从全书所选入的8篇论文来看，均很好的体现了作者宏观叙述的目的，而且其从经济层面切入，见解相当独到，并未流于泛泛而谈。

赵冈先生的著作开始在国内出版主要是有：

赵冈先生的著作开始在国内出版主要是有：1.《历史上的土地制度和地权分配》，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版；2.《农业经济史论集——产权、人口与农业生产》，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年版；当然还有上面有位仁兄提及的“《中国经济制度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出版”——新星也出版了《中国经济制度史论》，赵冈、陈钟毅著，2006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赵冈先生论文：《地主经济制质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2期《中国古代的井田制私有产权与市场经济》，《中国文化》，1990年2期《论中国传统社会的性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2期《重新评价历史上的小农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1期新星出版社的赵冈作品系列还有：《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和《中国城市制度史论集》

十年前看此书时写的书评

对历史的初级兴趣是陶醉于“人物+故事”的热闹，再深一点会了解一点政治背景。其实，这些只是历史大河的表面和浪花而已。大河的深处是经济、科技、文化和思想，这些才是历史的推动者，也是历史的主流。短期的、小周折可能取决于一个人物或者一个事件。比如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中国。大家感慨于嬴政的雄才大略之时，是否想过，即使当时不出现嬴政这个人，在当时情形下，总会有人出来统一中国，只是人物和时间不确定罢了。历史成就了嬴政多于嬴政改变的历史。再说，关于“人物+故事”的史料多来自文字记载。虽然有了文字记载以后的历史我们称之为“信史时代”。殊不知文字记载是最不可靠的，因为文字是人写的，人是有七情六欲的。而且“人物+故事”要涉及政治、道德等社会问题，那么“胜者王侯败者寇”的铁律就在史书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历史都那么的“合情合理”的原因。不合理可以改嘛。看“人物+故事”的确很热闹，甚至很精彩，和看电视剧差不多，别太当真。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差不多是这样的书，以人物和故事为主，人物描写也相当精细。看热闹就看这本书。若要了解经济、科技、文化和思想的发展史，要了解真正的历史，还是要读学术的专门史。比如《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官制史》《中国文化史纲要》《中国交通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科学的历程》等等。最近两天读了《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收获颇丰。作者赵冈，1929年生，台湾人，曾留学美国。作者在“序”中讲的一个问题非常好。“研究工作愈作愈细致，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这种趋势尤其强烈。许多名学者也特别强调这一原则，提倡小题大做。这个原则基本上是对的，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在细致研究上所投下的精力必须与研究结果的功能相称，过分细致的追索没有必要，甚至是一种人力浪费。……第二，小题经过大做之后，还需要有人来综合处理，才能看出全貌。”本书有一个缺点，就是各章之间存在许多重复。这可能是因为本书的每一章在原来都是单独发表的论文的缘故。因此，仅从第一章“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就可以大概了解本书的内容了，后面第二章“先秦城市”、第三章“秦汉以来城市人口之变迁”和第四章“中国历史上的大城市”以及第六章“论中国历史上的市镇”和第七章“明清的新型市镇”只需大体翻一翻就可以。因为作者的主要观点在第一章里已经全都提出来了。只有第五章《历代都城与漕运》不同于其他几章，还值得再仔细看一下。关于城市与乡村的划分，作者按照我国大陆1953年人口普查时的划分方法：常住人口在2000人以上，而且其中非农业人口占50%以上者为城市。城市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有二：一、城乡人口流动性的大小。城市发展主要表现在城市人口之增加。所以城市化的过程主要靠外来人口移入填充，否则靠自然繁殖力的话，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可能提高，除非城市人口的自然繁殖远高于乡村。二、城市的粮食供应。农村的粮食供应一来可以决定一个国家城市化的上限，二来可以决定城市人口的分布。西方的城市发展史与中国截然不同。罗马帝国时全境有600多个城市，城市人口占1/14。后来随着日尔曼人的入侵和北欧海盗对沿海城市的骚扰，欧洲城市迅速衰落。中世纪新兴起一些小城市，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封建庄园力求自给自足对城市没有兴趣，而且对庄园人口控制严格，致使此时的小城市在粮食和人口两方面都受限制而无法大规模发展。直到封建制度解体以后和工业革命发生，欧洲的城市才一日千里的发展起来。中国早期的城市兴起主要是因为政治和军事因素，经济功能是附加的。一个以政治和军事理由建立的城市往往不受本地经济资源的制约，政府会以强制的方式取得资源，来扩大此城市至必要的规模。中国历来的人口流动是比较自由的，因此人口不是城市发展的主要制约。粮食供应则是政府关心的大问题。正如刚才所说，一个以政治和军事理由建立的城市往往不受本地经济资源的制约，尤其是首都。于是出现了隋唐开始的漕运，即通过河海运输粮食。这在本书第五章有详细介绍。这本书从粮源、供应及其成本、人口与流动、政治军事社会等诸多因素分析了中国城市及城市人口的发展史。最大的特色是言简意赅。很值得读。

乱弹 城市的规模经济呢？

此书的第一章为概论，应该是在此后的几章专题完成后写的序言和导读类似，所以中间的不少证据都在此后几章出现，显得重复。第八章和赵冈和陈仲毅先生的《中国棉业史》大量呼应，基本观点在其《中国经济制度史论》和《中国土地制度史》最后一章中都有呼应，是先生分析中国经济史的基本观点和理论框架。写经济史的多，但是以经济理论来分析历史上的经济问题少，这样虽有细节，不见森林，赵冈先生应该是分析中国经济史的经济学家，个人认为。此观点在本书序里提出，虽然提法不同：小题大做以后，还需要有人来综合处理，才能看出全貌。在我看来，理论是综合处理的一个有效工具。进入正题：此书框架非常清晰：第一章算是分析框架，统领全书：从宏观角度开来中国的城市史。首先，中国的城市化历程与西欧的国家不同，表现出来是先上升，至宋达到顶点，明清开始下滑，到清末达到最低。就其原因，在于中国的城市化的动因与阻力与西欧（的国家如英国）不同。首先，中国早期的城市化是在集权体制下由政治因素导致的，非经济因素推动。只有到了明清，城市的市场经济功能才逐渐占据重要地位。西欧不同。其次，政治因素导致的城市化会因为政治因素的不稳定导致城市化的不稳定，表现在大城市的兴衰。第三，政治因素导致的城市化受到了集权体制下政府动员能力的影响，最重要的是粮食汲取能力（此影响中国）和劳动力转移的可能性（此影响西欧）。第四，粮食汲取能力受到了余粮率、粮食调动效率的影响，余粮率则受到了农业生产的人地比例、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村劳动力的粮食消费影响，粮食调动效率在于两个管道的综合作用，政府调粮与市场机制，赵先生还提到了地主的地租消费和分配，最后其实还是归结为市场机制。如同市场的演进，市场机制也是作为政府调粮的补充机制来进行的。政府调粮，则与漕运、运河、粮食产区与城市距离等交通因素相关，还有一个重要的是政府能力（与黄仁宇的数目字管理对比一下可以有更好的了解）。很显然，随着交通成本的提升、行政效率的下降以及余粮率的下降，城市可以供养的人口比例会发生变化，这被赵冈先生认为是影响中国城市化变动的主要原因。市场因素在明清开始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这被用来解释中国的市镇化（小城镇优先发展），与之相对的，是西欧、日本的大城市化。后面二三四章，简介中国城市的兴起、城市人口的变迁以及中国历史上的大城市，主要说明中国城市的政治因素以及城市化变动的规律；第五章，都城与漕运，用来说明影响中国城市化变化的制约力量；第六章，中国历史上的市镇，指出了两种功能的市镇，传统市镇（以农产品交易为主）和新型市镇（以农村副业产品交易为主），前者与大城市发展一样，受到余粮率等的制约，后者则面向全国乃至世界市场，是明清市镇发展的主要动力；第七章则专门就明清的新型市镇做了进一步剖析，强化论证；第八章就支持江南新型市镇的丝业和棉业两类主要的农村副业发展做了分析，以支持第七章论点。由此观之，除了第一章框架之外，第五和第六章是最重要的理论部分。问题：1.如果中国的城市化与西欧不同，那么印度和穆斯林世界的城市化是如何发展的？政治因素是主因吗？与中国的类似还是与西欧类似？按照彭慕兰先生的观点，中国与英国不是好的比较对象，而应该是中国和欧洲比。欧洲整体而言的城市化路径如何？城市具有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吗？在赵先生这里看不出来，但我认为如果缺乏这一关键假设是不恰当的。从逻辑上来看，城市还是有规模经济的，知识创造和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在城市，这或许可以解释唐宋的灿烂文明。赵先生也指出，不少工业技术是从城市转移到农村的，因为城市成本高，而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自我剥削机制使得他们能够在竞争中胜出。但至少，技术是从城市开始的。漕粮与大都市，其实重要解释的是帝都人口规模的变化。但帝都人口的变化是否能够与全国城市化水平变化一致？比如，虽然明清定都北京导致漕粮成本很高，但是明清地区的城市如何发展似乎不会受此影响。余粮率真的下降了吗？余粮率下降，最重要的原因被赵先生和其他学者认为是因为宋以后人口的快速增加，而土地资源有限，陷入了“低水平陷阱”，黄宗智先生所说的“过密化”。我对这个理论很怀疑。不在这里细说。如赵先生指出，江南地区没有饭吃，只好以副助农，那么很显然，肯定市场上有粮食能够支持他们的消费，因此全国来看余粮率并不必然降低，唯一的变化，以前的余粮到了城市，因为人口在城市，现在人口移到了农村，不是因为没有粮食，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比如城市没有就业机会。如果城市就业机会缺乏是人口从城市到农村的原因，那么城市提供的就业机会为什么会减少？毕竟，中国所面临的全球化挑战是在1800年左右，而按照赵先生的说法，“逆城市化”从明代就开始了。发生了什么？余粮率与城市化的因果关系假说是否可以成立。说实话，我很难理解人口的迅速增长：如果没有粮食的增长作为后盾。这与中国1949之后又不相同，我们农村的医疗卫生水准进行了革命性的提升，同时国内和平环境都为人口迅速增长提供了动力。明朝发生了什么能够促进人口快速增长？按照赵冈先生的余粮率逻辑，人口压力越大的地区，城市化水平越低。江南地区是明清以后人口压力最大的地区，他们的城市化水平是高还是低？很显然，此时能够提供粮食的地区，就是所谓余粮率高的地区，按照逻辑，就应该是城市化高的地区，这些地区是哪里？赵先生还指出，明清之后，中国就已经成为“湖广熟，天下足”，这似乎能够推出明清时代湖广地区是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如果有相应的证据就更好。问题比答案多。

很清晰的经济解释

即使还没有开始读，只就封皮就有疑问。书名“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怎么断句呢？中国 城市发展 史论集中国 城市发展史 论集这两种意思一样？希望看过书有一个理解。看了过一半，觉得这两个名字好像没区别，呵呵。现在的问题是，这书内容上看似乎是以往论文的再创作，但是全书没有写作时间的明确指示。出版在2006年，引文大多最后在90年代。有序无跋，序言结尾也没有时间：（城市发展的动力和限制，这种分析很到位。余粮率与运输成本，是中国城市发展的大限制。周到南宋，城市化进展，之后到清中期逐渐下降，之后才再度上升。这种对城市化的划分，虽然真实，但是失之简单了。城市化除了包括人口规模的意义之外，还包括城市文化等软内容，也就是说，即使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率在下降之中，但是也不能说明代的城市化是退步了。作者宏观上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规模与人口规律，而没有涉及具体城市形态方面的内容，或者说作者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城市就是这种宗法形式。我总觉得中国城市起源不只宗法形成的考工记记述的形式，应该还有宗天法地的大宇宙观理想反映的类型。关于明清江南新市镇的分析两章，剖析了丝业和棉业的区别，其中丝业的特点，让我猛然间联想到了苏州香山匠人，两者在很多方面是不是相像呢？都是需要技术，不能男女老幼都行，产生的背景也是人口过剩，工匠群体是由元代的匠籍转化成明代的轮班匠再到明末的以银代役，等等。那是不是可以分析一下，香山帮的特点也和丝业一样，是一种由城郡发展起来的，之后逐渐扩展到市镇之中呢，而不是象棉业一样直接产生在乡村。在历史的局部，木作建房技术不是由下向上传播，而是由上向下传播应该也是有可能。有些内容在叙述上前后多次重复，好处是可以不按顺序阅读也能很明白看懂。是本好书。

难得的好书

赵冈的书试图回答一些有关中国历史的重大问题：历史上土地问题的核心真的是兼并吗？为什么两宋是中国的城市和工商业发展的最高峰？财税制度对民间经济和社会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是什么决定了历史上的城市化水平？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罗马似的大规模奴隶制？ 他的回答是否全面本人难以判断，但他的论证有足够的说服力，而且很多观点确有振聋发聩的效果，和黄仁宇相比，赵关注的问题不够宏大，但他的逻辑链条清晰有力，且明显更熟悉经济学工具，而黄的“数目字管理”对不同的读者涵义截然不同，黄的文字优雅带点泛黄的书香味，读他的书是相当愉快的经历，但读完很少感觉豁然开朗、大有所得，倒是往往似懂非懂、半懂不懂，其人一直没有真正得到学术圈内人的推崇，和他浅尝辄止、一个结论套所有事实的为学方式应该有点关系。至于国内的历史学者，举个例子，一两年前我买的北大出版社的《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厚厚一本，仍然是国内此类书籍的惯例：堆砌资料，杂乱无章，识见既平庸也没有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我的很多迷惑还是看赵的这本书时才真正得到解决。 赵的书可以当学术专著看——书中有大量专业的资料梳理和处理过程——也可以当历史大家的普及性读物，读来确实受益良多，本人很久没有从一本书中得到这么多有价值的东西了。 不过这些大陆出版的书好像都没有经过赵的整理，他的几本著作间，甚至就在同一本书中，重复的地方也确实稍多了点。

还是逃不过人口

读完《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抛却论述主题，对学术研究最有启发的恐怕是序的第一段——学者做研究有一个相当普遍的倾向，希望尽量照顾周到，力求完美。于是研究工作愈做愈细致，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这种趋势尤其明显。许多名学者也特别强调这一原则，提倡小题大做。这个原则基本上是对的，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在细致研究上所投下的精力必须与研究结果的功能相称，过分细致的追索没有必要，甚至是一种人力之浪费。学术研究不是手工艺品，只见功力，没有功用，也未必是佳著。第二，小题经过大做之后，还需要有人来综合处理，才能看出全貌。把森林中许多叶子做了十分详尽的化验与分析，但对整个林相却一无所知，并不是理想的林业研究工作。回到书本身，把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内容分述如下：1. 城市的定义：凡常住人口在2000人以上，其中非农业人口占50%以上。韦伯根据西欧中世纪城市的特色，而判定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城市。依照同样的推理逻辑，我们也可以根据中国古代城市的特色，而断定西欧中世纪没有城市。……如果大家采用一个包括广泛的定义，中外古今的城市便可全都容纳在内，供吾人观察比较。2. 城市化的因素：1）推动因素：①政治因素：政治中心。——中国历史上城市形成的非常主要的原因。②军事要冲：镇守之地久而形成城市。③交通要津：天然和非天然。——我们往往是定都之后开始大搞交通。④工商业发展，尤其是工业对城市化的推动力最强。——西欧城市化的主因。2）制约因素：①农业生产力：农业部门的余粮充足。②城乡人口流动的自由度。——西欧长期以来，庄园制限制了人口流动。3. 中国城市化过程的独特之处：1）政治因素影响显著，使我国城市兴起很早，却也导致城市兴衰变化很大。定都原则有二：第一，以前朝首都为首都，比如从秦开始，长安长期作为首都；第二，将首都定在自己发家地，比如赵匡胤定都开封，朱棣定都北京。缺点非常明显：第一，长安不断发展的结果是吃饭问题成了大问题——外地的粮食因为三门峡阻隔运不进来，唐朝时，皇帝甚至要带着群臣每年去洛阳呆半年找饭吃；第二，北京对明朝而言绝对是个噩梦，从永乐到崇祯，223年间11次敌军兵临城下，2次被破城而入，皇帝逃都没处逃，只能上吊自杀。另外，北京长期缺水、缺粮，粮食得从南方调运，清朝因此浪费了诸多人力财力物力。南北水系因为运河开凿搞得一片大乱，沿途农业用水也因为要保证运河交通而被限制。正如徐光启所言：“漕能使国贫；漕能使水费；漕能使河坏”。2）直到两宋，余粮都比较充足。从西周到两宋，我国城市化比例呈逐渐上升的态势，南宋时达22.05%。但宋以后，人口爆炸增长，余粮下降，无法供养更多的城市人口，城市化进程倒退，到清末就只有7.7%了。3）人口流动比较频繁。证据很多，比如北人南迁，比如朱棣回北京时几乎带空了南京人，比如湖广填四川，比如移民实边，比如闯关东。当然，随着人口不断膨胀，土地日渐狭窄，移民之风逐渐衰落。当代的农民工是否意味着移民风又起？这还有待观察。4）人口还是宿命。明清之际的江南的城镇化让许多人认为，如果不是外界的干扰，我们迟早也会走上西欧从小城镇到大城市的城市化道路。但正如宋以后因为人口爆炸，人多地少粮更少的局面让中国城市化进程倒退一样，江南的新城镇化也不过是应对此种局面的另一措施。不论我们如何命名几千年的古中国，应该说，到清朝，我们已经走到了一定历史时期发展的极致，好也是那样，坏也是那样，面对的是一片迷茫的局面，而西方的侵入只是让我们更早面对现实罢了。附：理性人的有限理性在谈及江南城镇化过程中棉纺织业为何成为江南农户选择的主要对象，作者列举了五点理由——第一，不需要太多资金购置生产设备，也不需要太多的流动资金来购买原料。第二，没有显著的规模经济，大规模生产的单位成本并不比小规模生产低很多。第三，不需要很高的生产技术和强大的体力，家庭中的妇女老幼均可从事。第四，不需要多人协同操作，家中任何成员皆可利用闲暇，单独操作。第五，生产程序不是连续不断的，副业的生产工作随时可以停下来，调集人力去应付主要的生产工作。从结果上看，棉业的确最能符合上述农村理想副业的条件，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江南农户是出于理性才选择了棉业呢？关于理性人这个经济学上的基本假设，直到张五常讲了傻子开加油站的故事之后，我才开始信服，那个故事是这么说的——有一群傻子，他们觉得开加油站很好玩，于是纷纷开起了加油站。因为他们是傻子，所以有的人把加油站开到山上，有的把加油站开在海上，也有的把加油站开在路边。结果很明显，那些开在路边的加油站生存下来了。傻子没有理性，但市场淘汰的结果是，最后活下来的傻子的行为符合理性的要求。也就是说，理性人假设的含义是，即使人是不理性的，但最后存活下来的案例会符合理性人的思路。回到棉业的例子，如果套用傻子的故事，我们同样可以说，或许江南农民一开始尝试了各种各样的选择，但最后唯有棉业才符合理性选择的要求，于是，即使江南农民是不理性的，淘汰后剩下的棉业仍旧符合理性要求。但我想，这种解释并不能让人满意。当我们忽视历史上或许真实存在的盲目性，试图去进行经济解释的时候，我们能够解释一个现象，但不能解释全部现象，更不能解释所有现象背后那个最大的现象：为什么当时的人们没有把这份理性用在促成社会转型上？历史上的失败往往是因为非理性，而我们要吸取这方面教训的最好方式便是，直面这个非理性的悲剧。

中国的城市化 临安的郊区化

引言 无论是学者还是大众，似乎都有一种模糊但却坚定的信念，认为中国城市化的过程虽然缓慢，但却是不断上升的直线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学者们常常忽略明清之前的事实，而对明清时期市镇的数目与规模的快速增加大书特书，他们坚信这是中国城市化的第一次大进展，而其因由在于这一时期的人口、商业和手工业都有快速的增长。“好像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好像这是一个国家城市化自然而正常的过程。” 市镇即market town，是作为交易场所的乡村集市，一般被视为城市化的过渡阶段，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会演变为大中型城市。于是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明清的农民不进城去？手工业为何只停留在市镇层次？中国的城市化果真就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平缓直线吗？大家不要以为这些是可笑的问题，它们都需要严肃的思考，寻求严肃的答案。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化过程并非是一个正常的过程，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特例。”独特性不仅在于明清市镇的繁荣和大城市的相对衰落，还在于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中国历史的前半段的情形，确切地说，宋朝及其之前的情形。 贯穿于各个朝代的城市化分别是什么情形？历史时期中国的城市到底是什么样子？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中所载的文章，就通过从历史中发掘材料，对这些问题给出了颠覆传统的解答。他经过仔细测算史书记载的各个朝代的总人口和城市人口，估算出了各个朝代的城市化率（如果有读者对这个估算有疑问，请先查阅这本书的具体做法后再做质疑）： 战国（300BC）：15.9% 西汉（2AD）：17.5% 唐（745）：20.8% 南宋（1200）：22.0% 清（1820）：6.9% 清（1893）：7.7% 现代（1949）：10.6%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从战国时代起就已经进入一个相当高的城市化状态，并且在其之后的1500年里不断提高，到南宋时期达到了中国历史时期的城市化最高水平22.0%，这大约相当于1980年的中国城市化水平；从南宋以后，中国城市化进程陷于停滞，城市化率迅速下降，到19世纪中叶达到最低点6%左右；在19世纪中叶之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开通和近代工业的兴起，城市化进程开始复苏，城市化率也逐渐恢复，直到1949年的10.6%乃至2009年的46.6%。 这个结果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料，我们几乎都理所当然地将中国的城市化当作一个线性过程。很明显，事实上这是一个倒U型曲线，而它的背后所隐藏的东西远比我们能够想到的还要多。本文的目的就是跟随赵冈先生，细细分析从先秦到清末的中国城市的变迁轨迹，在这个过程中将尤其关注历史上的那些特殊节点的城市化现象及其成因。 1、城市的定义 韦伯曾经根据西欧中世纪城市的特色，而判定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城市。可是反过来看，我们也完全可以根据中国古代城市的特色判定西欧中世纪没有城市。争论的症结在于定义过于狭窄。 什么是城市？这个问题如果不首先解决，那么对城市化的任何研究都将是无源之水。在赵冈先生的研究中所采纳的城市定义是：凡常住人口在2000人以上，而其中非农业人口占50%以上者列为城市。这个标准的来源是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普查。之所以允许城市中存在不超过50%的农业人口，是因为城市离不开农业与粮食，在古代中国尤甚。 给出了定义之后，还需要根据城市的性质做一个二分法。中国的城市很早以前就已经分化为明显的两大类，一类是行政区划的治所，另一类则是基于经济因素而自然形成的市镇，前者可以成为城郡，后者就直接成为市镇，两个系统的总合，成为城市。 2、战国的城市 从前面的数据已经可以看出，战国时的城市化率就已经高达15.9%，这是如何出现的呢？为了进行解释，我们需要从西周讲起。 西周时期的“国鄙之分”非常严厉，之所以有这个划分，是因为西周的建国是以小邦征服大邦，因而不可能采取高压统治的措施，只好施行怀柔政策。具体做法就是将周的部众分成若干股，加上殷朝移民中臣服后表现忠诚可信的氏族，分派到各地，建立军事据点，进行武装殖民。《吕氏春秋﹒观世篇》记载：“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 各武装殖民单位到达指定的辖区后，便选择一个条件优良的聚居点，全单位人员聚集在一起，并筑城郭、挖壕沟，营造防御工事，形成城市。城中居民称为“国人”，城郭外散居的是原住民及其他被征服之人民，称为野人或鄙人。 周代的国鄙之分是政治身份的划分，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划分，而其尤为突出地表现在居住区的分别上。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鄙野之人绝非种族奴隶，周王室的武装殖民并没有实行高压政策的迹象。至于为什么，只能说非不为也，实不能也。这一措施有两方面的影响：第一，武装殖民集团中依然有一部分人务农以提供粮食，从而使得城市居民并不完全脱离农业，城中居住的有部分是农民；第二，国鄙之分及“野人”的自由属性也为战国时期的高城市化率埋下了伏笔。 到了战国时期，国鄙之分已然趋于消失。城乡居民可以自由交流，人民可以自由择业，国野开始争民。《孟子﹒万章篇》对此有记载：“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这样，城乡从严格对立转变为融合一体。虽然如此，周朝城郡作为行政中枢的政治性并未消失，在以后的两千多年，这些城郡始终是省级或地方级行政官署的所在地及治所。 赵冈先生根据各种史料进行归纳，得到战国时期的城市和数量如下： （1）大型城市15座：面积超过法定侯伯之城，达到6平方公里以上。总面积204.3平方公里，平均人口密度为12 000人/平方公里，故总人口为232万人； （2）中型城市20座：面积在2到6平方公里之间，平均面积3.2平方公里，平均人口密度12 000人，总人口为77万人； （3）小型城市400座：面积在2平方公里以下，人口达到2000人以上的城市。每城平均5000人，则总人口估计为200万人。 从而可知此时城市人口达509万人。而根据赵文林先生在《中国人口史》一书中推测的结论，战国时期中国总人口在3200万人左右，从而计算可得此时的城市化率为15.9%。 3、为什么这么早、这么高？ 公元前300年，高达15.9%的城市化率，这是在其它任何国家都没有出现过的景象。为什么会这样？ 一般而论，城市化水平不外乎以下几个原因的推动：（1）政治因素；（2）军事因素；（3）交通因素；（4）商业因素。所有的城市在起源时都是以一种因素为主导，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产生次级行业，从而促进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这是一般的城市化理论都会提及的内容，本文就不再做更多讨论。 但是城市化的发展同时还存在着制约因素，这是中国的城市研究者们常常忽略的内容。制约因素具体包括两点。（1）农业生产力：在无法大量进口粮食的时代，城市中非农业人口要靠农业部门的余粮率来供养，余粮率决定了全国能有多大比例的非农业人口，也决定了城市规模能扩展到多大，而在一个运输成本不致高得离谱的余粮供应圈取得粮食。（2）城乡人口流动的自由度：如果农村人口受到制度性的限制，无法随意迁居城市，则即令有强大的城市化推动力，城市也无法快速成长。 在战国时代，中国的高城市化率主要得益两方面因素，一是政治、军事、商业和交通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城市的发展与扩张，二是农业生产力高、城乡人口流动具有高度自由度，因而几乎没有制约城市化发展的因素。这两方面因素之叠加便形成了15.9%这一结果。 在战国之后直至南宋的1500年时间里，历朝基本上都同时拥有这两个方面的促进因素，正是因为这个根本原因，南宋才可能达到22%的城市化水平，而成为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翘楚时期。（具体细节将在下一部分细述） 与之相反，中国在12世纪以后的城市化进程走向停滞。这并非因为前一方面推动因素的缺失，而是因为后一方面制约因素开始逐渐起到制约作用。 4、最后的辉煌：临安的郊区化 在继承了战国以来促进城市化进程的诸多原因的基础上，宋代朝廷采取了进一步的开明举措，在县治以下允许设市，于是出现了许多小型的商业市镇，曾经的不定期集市也转化为了常设的“市”。同时，由于宋朝的军权向中央集中，驻军的“镇”逐渐转变为地方上的商业市镇。这些因素促成了有宋一代城市化水平的大发展。 随着靖康之变之后宋室南迁，大批北方居民随之迁往江南，这其中有相当的比例定居在“行在”临安附近。这样临安城的城市化就成为我们研究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了。 首要的一个问题是，临安到底有多少人？因为篇幅有限，我在这里直接引用赵冈先生经过细致分析后得出的主要结论：南宋大临安的高峰人口是250万，城内占地45平方公里，有100万居民，城外郊区占地180平方公里，有150万居民，折合成户数，城厢合计约有45万户，占南宋嘉定十六年总户数1267万户的3.55%。南宋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为： （1）首都临安：3.55% （2）市镇（500户以上者，约合2500人以上）：2.76% （3）其他大、中、小城市：15.74% Total：22.05% 12世纪的临安占据全国总人口的3.55%，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2009年北京的常住人口大约为1950万，假设全国人口为13.6亿，则北京市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也只不过为1.43%而已。 由于临安城人口太多，甚至“（西湖）湖上屋宇连接，不减城中”，受着城市发展规律的规制，向郊区扩展就成为临安城发展的不二选择。很多记载都说，临安郊区的人口很快就超过了城中的人口。临安地势是南北狭长，东西两侧为水所限，西边有西湖，东边是钱塘江。所以南北郊区就成为城市扩张的方向。 关于此点，有若干旁证。1169年编的《乾道临安志》中记载府治境内共有75座桥梁。1252年编的《淳祐临安志》记载：桥梁总数增至208座，其中103座在城内，105座在南北厢。到了《咸淳临安志》时，全部桥梁总数已达347座，其中117座在城内，223座在南北厢。可见大多数的新筑桥梁都在城外南北厢，是为新建的居民区所筑。 临安发展的高峰期，郊区的面积远远超过城中区的面积，而且居民数目也高于城中人数。到公元1220年前后，临安的迅速膨胀期差不多已将结束，总人口已接近最高峰。《都城纪胜》说临安“户口蕃息近百万余家，城之南西北三处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日经行不尽”。 南宋是中国城市化历史的最高峰，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南宋以后，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境内再也没有出现过200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城市人口比重再也没有达到过22%。南宋以后中国城市的变迁有两个特征：第一，大城市停止扩张，可以说是达到传统城市的发展极限；第二，城市人口虽然没有向农村回流，但却有向农村靠拢的趋势，也即靠近农村的商业市镇有很大发展，这一点在江南表现最为显著。 5、始于12世纪的没落 麦迪逊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研究指出，中国自12世纪起人均GDP就陷于停滞状态，直至19世纪的700年里几乎保持不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农业平均生产力的下降，而平均生产力的下降根源于人口的迅速增加。由于人口膨胀，农民们能够通过投入大量的人力实现农田的精耕细作，这导致对农业技术改进的需求减弱，从而使农业技术的发展基本停滞。农业生产力没有增加，可是需要养活的人口迅速增加，这样我们便陷入了马尔萨斯所描述的人口过剩陷阱里去。 这首先触发了前述的第一个城市化制约因素，即农业生产力的限制。农村人口过剩及农业生产力下降导致农业余粮率大大降低，而农业余粮率大幅度下降导致城市的粮食供应陷于危机。根据赵冈先生的测算，历代每人平均占有原粮的水平为： 西汉：574（市斤） 唐：716 宋：906 清中叶：830 现代（1949）：418 每人平均粮食占有量自然反映余粮率，进一步影响到城市化的进程，以及城市人口集中的程度，也就是大城市的规模。同时，京师的粮食供应圈不得不扩大，漕运的平均运距延长。最明显的证据是，南宋以后各朝代京师人口数下降，清朝乾隆时期北京城也才只有78万人口。在20世纪以前，中国境内再也没有出现过宋朝开封、临安那样大的城市，关于宋朝的情况，我将在下一部分进行详细说明。 限制城市化的第二个因素是城乡人口不能自由流动，这也在12世纪的中国成为现实。大家常认为中华民族“安土重迁”，实际上这个成语所描述的是一种心理状态，而非制度。在制度层面上，战国之后的历代王朝基本从没有限制过城乡居民间的双向流动，那么为什么12世纪之后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减缓甚至消失了呢？原因还是在于严重的人口过剩。嘉庆时的《松江府志》曾记载：“田收仅足支民间八月之食。”请注意，第一，这不是歉收的原因导致的饥荒，普通年份和丰收年份依然如此；第二，够“八月之食”已是最高产量，再增加劳动则边际产量是0。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意味着该地出现人口过剩。 由于人口过剩导致余粮率不足，城市再也无法容纳更多人口，只有农村能够收容，并通过“以副助农”的手段消化这些作为隐蔽性失业人口存在的剩余人口，这导致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基本停止，“民无可移之处”，只好都静止下来，忍受眼前的贫苦生活。城市规模不再扩大，但与此同时总人口在快速增加，所以作为城市化衡量标准的城市人口/总人口的比例在不断下降。 12世纪之后日益严重的人口过剩不只单纯地阻碍了农民进城，它还从另一个维度上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的逻辑是：农业人口过剩导致农村的粮食难以自给自足，促使农业家庭以副助农，在江南地区人口过剩最严重，此风亦最盛。农村手工业的发展由此发轫，并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农村手工业绝不是自给自足型的经济，农户之所以进行手工业生产，是为了有效利用剩余劳动力，并借助这一手段换回足够餬口的粮食。 据吴承明先生在《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中测算，鸦片战争前，中国每年生产约6亿匹棉布，其中52.8%是以商品形态在市场上出售，计3亿1500万匹。这个数字如果不能让人震惊的话，那就与英国进行对比吧：在1829——1831年间，全英国每年的棉货总产量是2亿3800万磅，其中外销全世界的产量是1亿6000万磅。而中国的计量单位“匹”折合1.45磅。如果再对产品进行棉布与棉纱的细分的话可以发现，中国棉布产量是英国的6倍，中国棉布的市场销售量是英国卖到全世界的棉布量的4.7倍——此时的英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基本完成的国家，其市场包含了各个大洲！ 在赵冈先生看来，如果以单项商品而论，中国棉布的市场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其1/6的需求即足以维持全英国的棉纺织厂开工生产。然而这么多的有效需求量和商品价值却无法诱发大城市中出现一家棉纺织工厂，每年的6亿匹棉布几乎全部是个体小农户以副业的方式生产的。请问我们如何能以“常理”来解释商业对城市化的推动力？在中国，这种推动力为何消失得无影无踪？ 事实上，除了苏州等一两个城市外，中国庞大的棉布市场与交易量，对于大城市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影响。这庞大的交易量是乡村对乡村的交易，完全越过了城市——农村是货源地，也是最终市场。于是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出现众多市镇，作为布商向农户收购产品的集聚点，就不足为奇了。 这一现象有些类似于欧洲学者所研究的欧洲早期乡村工业，他们称之为“proto-industrialization”（工业化原型）。可是欧洲学者所忽视的是，这种乡村工业可能造成两种不同的后果：一种是乡村工业为正式的工业化开路；另一种则是乡村工业变成工业化的障碍，抗拒工厂兴起与工业化进程。前者可以欧洲工业化为例证，后者则可以中国明清时期为例证。而明清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如前所述，就是因为有大量过剩人口寓藏在农村，被农户当作不变生产要素来使用，不计较劳动代价，从事能够生产的物品，并进入市场与城市的生产单位相竞争。作为结果，中国明清时期的市镇发展不像是一个过渡阶段，而市镇人口的比重也愈来愈大，并成为这一阶段中国城市化的主要表征。 6、中国城市化率变迁的内在机制 下面我们通过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的梳理来总结一下中国为什么采取了这样一个独特的城市化途径。 第一，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私有产权及小生产单位为基础的小单元经济，表现在农业生产上这就是以小农户为主的农村结构。而小农户先天就注定不能自给自足，必须经常进行交换。小农户虽然是离不开市场的，但是在市场交易时却受了很大的局限，那就是距离问题。以古代的步行速度，他们必须在一天之内从市场上来回，并进行交易，否则交易成本就会过高。 第二，从战国开始，国鄙之分消失，城乡交流变得相对自由。这一点与欧洲正好相反——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下，庄园里的农民与城市居民是不能自由来往的。 第三，明清时期人口迅速增加，出现一定程度的人口过剩。 第四，在不能进口粮食的时代，农民的平均生产力决定了该国能有多少城市和多少非农人口，它的表现形式就是余粮率。 正是由于这四个原因，最终决定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历史时期呈现明显的倒U型： 在中国历史早期（战国至宋代），农业生产力不断向上发展，农民余粮率增加（见前引之数据），此时农业部门能够提供的余粮总量增加。但是粮食的需求弹性很小，供给量增加，没有人买也是没有用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有一部分农村人口移居城市，从事其他职业，推动城市化进程。同时，余粮率提高导致城市的粮食供应圈缩小，但是总供应量却增加，于是以前不定期的集市开始固定日期举行，以前的小市镇开始变大成为小城市，以前的小城市也增长为大城市——城市数目越来越多，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城市人口增加，且增加的速度高于总人口增速。 在宋代以后，农业部门余粮率开始下降，这并不表示农业生产力的下降，而极可能是农业生产增加的速度赶不上人口增加的速度。举个例子，假设余粮率由20%下降至10%，则一个城市的粮食供应圈便要扩展至原来的两倍才能获取和原来相同的粮食供应量。由于粮食供应越来越困难，城市的集中程度不得不降低，从而导致城市化进程的停滞。这样，宋代以后的城市人口出现一种离心现象，集中的程度减弱，大中型城市停止扩张，而市镇的数量大量增加，经济活动的重心和全体城市人口愈来愈向农村靠拢。 从经济角度看，宋代成为中国城市化过程的转捩点，其最突出表征就是市镇开始发生明显的分化：第一类市镇是传统市镇，它们是粮食及农产品的收购点，供应附近城市，同时也是手工业品的分发点，零星地售给农户；第二类市镇在宋代之后出现，被称为新型市镇，它们是副业产品的收购点，然后运销他方，同时又是粮食的零售站，供给当地农户。新型市镇之所以出现，根源就在于人口过剩。 7、新的历程 自1840年代五口通商开始，中国的城市发展进入第三个阶段，并且直到如今仍在进行中。在这一阶段的早期，中国与西方各国密切接触，各大商埠相继开辟，城市内的现代工业逐渐兴起。另一方面，大量粮食可以从商埠进口，城市人口不再完全仰赖本国农业部门的粮食供应，余粮率所形成的制约减弱。于是南宋之后长期下降的城市人口比重开始回升，到19世纪末已由中叶的6.9%回升至7.7%。此后又进一步加速，在不到一个甲子的时间里城市人口的比重翻了一番。 在1980年之后，随着政策的推动，尤其是解除了人口流动的严苛限制，中国的城市化开始了更大规模地发展，到2009年，不到30年的时间里城市人口再次翻了一番，从22%增加到46.6%。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佐证前面的理论：城乡人口流动的自由度是制约城市化发展速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通古是为了知今，这是我写作本文的目的所在，希望也能够给各位读者带来一些启发。

城市化的动力与制约

本书以宏观视角谈城市发展，不拘泥于某一城市，而是以中国前工业时代城市作为整体来研究，同时中西城市比较研究的视角更增加了说服力。前工业时代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是工业化（或者说，经济的基础部类）和政治宗教组织（国家、宗教团体）的意志，制约条件是剩余农产品（粮食）和剩余劳动力（城乡人口的自由流动）。中世纪的城市发展主要是依靠工业化作为动力，同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封建体系（农业庄园）的瓦解，制约在减少。而中国前工业城市，工业化浪潮未来临，城市化很大程度是政府的行为（尤其是1万人以上的城市），另外，更重要的一点，发展很大程度上受余粮率的制约。余粮率是作者在本书阐述的核心概念。是指每个农民的粮食生产减去其必要的消耗。这里需要解释的是，自南宋以后，我们的农业生产力不是没提高，而是其提高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在10%的余粮率下，1000万的农业人口，可以供养100万的城市人口。余粮率提高到20%，同样是1000万农业人口，可以供养200万的城市人口，同时，粮食供给圈范围缩小，补给线缩短。而余粮率由10%下降到5%，1000万的农业人口则只能供养50万城市人口。进一步，我们看到，余粮率下降，不止影响到城市人口总量，还影响到城市之间的人口结构。随着粮食供给圈的扩大，在中国小自耕农的生产模式下，城市人口不变的情况下，传统市镇（农民出售余粮，换回其他日用品，2000-10000人）的数量将增加，城市被“稀释”。与此同时，余粮率的下降，会导致过剩人口的增加，，农业人口出现以副养农的趋势，这也促成了非传统市镇的发展（农民出售日常产品，换取粮食）。余粮率的下降在促进小城镇发展的同时，也制约大城市的发展，从南宋以后我国大城市再没有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在上面的推理中，还有一条结论。随着余粮率的下降，城市粮食收集圈会扩大，而在前工业时代的交通条件下，大运量的货物运输只能依赖水运。本书在此单列一章，专门讲历代城市与漕运的关系。本书作者似乎回应了李约瑟之问的某个子问题，即古代中国城市为什么“领先”，而近代以来中国城市为什么“落后”。人口过剩，余粮率降低，似乎给出了一个清脆的答案。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工业化不仅作为动力源，也将有力的扫除制约条件。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村人口被不断地吸入增长机器中，而随着工业技术和资本向农业反向投入，农业生产力也将飞速提高以超过人口的增长速度，即余粮率将提高。所以，我们又回到问题的起点，中国的前工业城市为什么没有工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