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内战》书评

一群失去旧社会特权的文人墨客的抱怨

“如胡适这样安于沉默的自由的冷静的知识分子，更是少之又少”“shumi2”到底看过书没有？？胡适要是真的只是“安于沉默的自由的冷静的知识分子”，他就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理人之一了，他也就不会长期霸占着民国有限的教育经费资源，让理工科的“大师”处处收掣肘了。因为政府拨下来的非常教育经费，几乎都给了那些耍笔杆子的大师们去钻研传统国学，顺便教导诸位未来的官老爷们各种传统文化去了，国家根本没钱再办各类理科的专科职业学校了。“shumi2”是不是要让胡适去负责给中国打造自己的工业体系？？说起来，日本侵略中国后，国民政府发现，那些胡适们最多也只能在报刊上发表几篇支持抗战的“精神武器”，而真正在战争中最能够发挥用途，指导工人搞兵工厂、维修厂和建设战备公路的知识分子，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几个。胡适为什么要对叶功超保持沉默？？因为胡适在叶功超他们的统治下是特权阶层，每月光是大学教授的工资就几百大洋，还只是基本收入。作为国民党统治下的既得利益者，胡适不想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利益，所以只能跟着叶功超他们，对于现状也只能“沉默”。“shumi2”还好意思说什么“对思想自由的禁锢”！！！现在，你还觉得大陆对思想的自由有禁锢么？？你以为国民党不想禁锢思想？别忘了常凯申是创建过法西斯式的蓝衣社，鼓励中国一切行为军事化的人！！常凯申怎么会不禁锢思想？？只不过是因为国民党当时在大陆管不了太远的地方，是想管而管不了。说起“思想禁锢”，“shumi2”认为中国的一切行为都要向西方靠齐，西方说做错了，那中国就做错了；西方说做对了，那中国就做对了；敢违背西方的意思，敢跟西方不保持一致，就是打错特错。要我说，这才是真正的“思想禁锢”！！！禁锢你的思想，你还觉得自己的思想很自由，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禁锢”！！！。如果那些文人能觉察到新中国有“思想禁锢”，那反而说明了新中国没有禁锢思想。

你别无选择

喜欢军事史的人，不要进来。书名经常会误导读者，美国学者胡素珊所著《中国的内战》即是一例。本书从头到尾都没有直接描写战争过程的大段文字，有的只是对国统区官员腐败、施政不力、经济恶化、知识界抗议与批评、解放区和游击区的土改、中共接管城市的成功与失误，以及自由派知识分子从抗拒到“接受”中共的记述和分析。胡女士如果委托我帮改书名，有一个建议是：《中国内战的背后》。从一个美国政治学学生转向中国现代史研究，胡女士要克服的困难是多重的。而从本书引用文献及对她对文献的解读来看，她远比大批名气更大的“中国通”成功。抗战的胜利正是国民党失败的开始，这一点，不但“党国”高层始料未及，国统区和原沦陷区的百姓更加毫无心理准备。国民党接过孙中山的旗帜，北伐胜利奠定全国统一，“黄金十年”成就显著，领导抗战侥幸得胜，这一正统地位似乎坚如磐石。直至平津被围、徐蚌鏖兵、大势已去之时，饱受折磨的工商界、知识界人士中仍有大量死心塌地的政府支持者。“尽管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理智地作出接受共产党的决定，但并无迹象表明他们明确拥护新政权”（本书第507页，以下凡引用本书仅注明页码）。原因正如著名自由派领袖储安平所言，自由，在国府治下只是“多或少”的问题，在新政权治下，则是“有和无”的问题（第256页）。如此清醒的政治分析家，却在1948年底偷偷溜到解放区石家庄参加新政协会议去了。储安平的这一行动并不典型，大多数的高级知识分子，既没有随军撤往孤岛，也没有主动投怀送抱，而是静静的呆在自己所住的地方，迎接“解放”。饱受低工资和通货膨胀折磨的知识界人士，从善意的建议，到激烈的批评，到参与街头抗议活动，其出发点，仍是把国府当作自己人，希望通过这些言论和行动，促使政府改革而已。国民党确实辜负了这些愚忠的知识人。但知识人只能影响舆论，却无法左右内战的局势变化，所谓“第三势力”也同样如此。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乃是东北、华北地区参与土改的农民。“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共方的后勤供应和兵员补充，经由“土改”而得到妥善解决，相形之下，蒋方单靠拉丁征粮的传统做法越来越不得人心，适足以自速其败。胡著精彩的地方，在于对被笼统称为“土改”的这一场农村革命，给予了全面深刻的剖析，揭示出中共现实主义政治路线的威力。对“土改”作简单化理解的人不在少数，本人也是其中之一。有了革命史教科书灌输的先入之见，土改在我们心目中，也就是斗地主、分田地、翻身农民踊跃交公粮、送儿参军这样的场面。殊不知，在华北地区，租佃制并不普遍，农户的主要类型是清贫的自耕农，也就是说：地主既不多，雇农也很少。若按正统阶级斗争理论施行，则在农村几乎无所作为。但是，经过“延安整风”的这支队伍，已经武装了灵活变通的政治现实主义。土改，首先是给贫苦农民以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不仅分田分地，还分“胜利果实”以及“清算”老账），以“斗争”瓦解农村原有的政权和社会结构，“推翻现存的农村精英阶层”（第379页），消除腐败和乡村传统势力对农民的欺压，建立起全新的农村组织，产生更多可支配资源，通过多种刺激手段和保障措施，动员青年加入民兵、自卫队直至参军。可以说，以“土改”来保障后勤供应和兵员补充，走的是迂回曲折的路线，而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种赤裸裸的“交易”。党的高层几乎是有意地在土改初期，鼓励、放任群众的“过火”行为，在运动后期再用“反左倾”来加以局部微调，其深意在于：农民们在对恶霸、地主、国民党政权拥护者进行物质剥夺和肉体摧残之后，别无选择，只能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一边，以防止反攻倒算，防止胜利果实被夺走。而贫农团、妇女会等等新型组织的活动，定期非定期的全村大会，形式多样的宣传手段，有助于营造一片热烈的气氛，让得到果实而不愿当兵者感到羞愧。这跟国民党方面用钱买壮丁的做法，效果完全不同。然而任何高明的策略，若无一支组织良好、战斗力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干部队伍也无法实施。这一支干部队伍的形成，胡女士认为与1942-1944年的整风运动密切相关。若非作者是个美国人，我们会觉得这只是革命史教科书的陈词滥调。随着高华《红太阳从这里升起》一书的出版，国人对这段历史总算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但将延安整风仅仅理解成权力斗争（本土派对莫斯科派的夺权斗争）的看法依然十分流行，而对无辜受害者的同情，也容易蒙蔽我们的眼睛，看不到这一场运动，对凝聚全党共识、锤炼干部队伍、加强战斗力的意义。在一个自耕农为主体的国度，人人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一盘散沙的状态，内不能应付灾难，外不能抵御侵侮，孙中山之所以痛下决心进行国民党改组，其立意未始不是：欲改造中国社会，必先改造党组织。蒋政权覆亡的根源，在于忽视意识形态教育和党组织建设，腐败、无能、不公、通货膨胀，是结果而非原因。对内战期间“民心向背”的争议甚为激烈。若从纯粹“实证主义”的要求出发，要确定民心之所向，需要由“中立机构”分别在国统区、解放区进行“不受干扰”的大规模民意调查，这种要求，在当时的环境下，纯属扯淡！胡素珊引用了1948年分别在留美学生和上海大学师生中进行的两次小规模民意测验的数据。上海大学的统计结果是：15.9%的人赞成把反共运动进行到底；72%的人赞成组织联合政府；3.7%的人赞成共产党政府。留美学生的答案是：18%的人赞成国民政府应消灭共产党，51.1%赞成组建含中共、民盟等在内的联合政府；2.7%的人赞成由中共统治全国（第98-100页）。就事论事，这两批不到2000人的“样本数”，如果说有什么代表性的话，代表的是城市知识分子，而他们之中，支持中共的固然是极少数，死心塌地反共的也不多，最主流的意见，是赞成国、共、第三势力共治，但，这恰恰是不可能之事。知识分子看现实政治的不切实际，于此可见一斑。若要了解真正的民心向背，必须到农村中去，而他们往往是“沉默的大多数”，不吭声，只是用行动作选择。无论是否受到“误导”，城乡中的大多数，要求的是饱暖，而在普遍皆不富裕的前提下，谁能缩小贫富差距，并保持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谁就能被“接受”，如此而已。[本文首发于国学数典论坛]

沉默的自由

“我们这样的自由主义分子之所以还彻底追随你们这种人，唯一的原因就是在你们的统治之下，我们至少还能享受沉默的自由。”------ 胡适对叶功超语-----------对普罗大众而言，盼望脱离贪污横行、战乱不断、民不聊生的旧社会，迎接一个承诺平均地权（均贫富）、官员廉洁、和平的新社会，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但对储安平这样的知识分子而言，答案似乎没有这么简单。他生活在一方的政治专制恐怖中，并对官僚阶层的无能失望之至；对不熟悉的另一方，他敏锐地觉察到同样的对思想自由的禁锢有过之而无不及，以及非法治化的暴力倾向；他在做着绝望的选择。但由北向南快速推进的隆隆炮声，替他做出了无奈的选择；更何况，如胡适这样安于沉默的自由的冷静的知识分子，更是少之又少。---------作者搜遍这四年的报刊，深入刻画了当年知识分子政治上的矛盾心境；尤其是引用了许多解放区的土改个案，反映农民迫切的民生愿望和土地政策微妙的演变进程，不失为研究第二次内战的绝佳视角。没时间通读全书的人，可以只读最后一章的结论。但电子版的缺失污损部分，多少影响了阅读效果。

《中国的内战——1945-1948年的政治斗争》——读后感

第一次知道这本书，是在一个严肃媒体的微信书单中出现的。现在知识分子言必称民国，不由得也对其多了几分兴趣。和另外一本《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一样，都进入了我的潜力书单，但鉴于这类的书籍，不用功不认真读都读不完，所以鉴于糟糕而零碎的读书时间，一直也是没有时间读下去。感谢中国航空，在回程机场候机延误了5个小时，要从中午待到晚上，旁边的书店恰好有这么一本书，于是用来严肃的杀时间简直是好到不能再好。由于书很厚，而且史料很足，就不谈细节了，只谈感想：（1）作者是个很有政治倾向性的作者，屁股是明显的坐在了自由民主的那边，对于共产主义有着明显的敌意和怀疑。但是，即使是这样，却无法否认在中国，历史和人民选择共产党，是客观存在，是绕不过去的。应该说，从敌方嘴里说出来的好，那可是久经考验的好。（2）国民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具备唯一的政权合法性，具有民众中的良好声誉和领导力，民心思安，有着国际社会的认可和资助。应该说，拿得一手好牌。但是，资产接收腐败，糟糕的经济政策，不得人心的政治联合，通货膨胀，每一项都让声誉和信用流失。所以，国民党是典型的“拿一手好牌，打一局烂仗”。（3）共产党在土改、知识分子、工业生产等方面有很多失败的教训，但是共产党人首先自身队伍朝气蓬勃，充满活力，其次是出现教训之后，迅速扭转，迅速纠错，寻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案。第三是，只要国民党不喜欢的，共产党就极力争取。在现实政治中，表现出来极大的灵活性。（4）在整个内战过程中，国民党和共产党都犯下了后来看算是比较致命的错误，但是，国民党基本上是对于已经出现的问题没有强力纠错，任由错误发展，是“一错再错，铸成大错”，共产党则是对于错误迅速反馈，迅速纠错，迅速执行。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谁犯的错误越少，谁才能在战场上笑到最后。（5）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讲，一个坚强的组织，一个精干的组织，是领导普通大众达到自身目标的关键。很明显，在这方面，国民党和共产党真的是云泥之别。（6）读完书再回过头思考以往历史书上讲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才发现总结极为精辟。党的建设，代表的是一个坚强、精干、高执行力、有坚定理想的核心，才能拉动其他大众。统一战线，才能把敌人的敌人变成自己的朋友，借力打力。武装斗争，这既是当时环境的必由之路，也是书中写到的第三党，尽管影响大、人脉强、知识水平高，依然无法成为真实政治争斗中的重要一方的原因。（7）国统区的通货膨胀问题，既有自身的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外交政策的问题，也和解放区的新生活运动有着关系，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之间缺乏有效的商品流通和交换，自然导致了通货膨胀。但是解放区的经济运动应该是歪打正着，不然对于国统区的冲击会更加严重，更加燎原。

动物庄园

读到“重返城市”那一章的时候，看到书中举出种种数字证实工人在解放初期自觉加班，不禁想起奥威尔的《动物庄园》里那匹对革命忠实无比的马。那时候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知道未来的掌权者绝不会是斯诺鲍，但多少还是存着一丝希冀，盼望不会落入拿破仑的魔掌吧。只是知识分子从来都是百无一用的。只是现在还有谁唱英格兰兽呢。

《中国的内战》读后

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中国大陆的战争硝烟再起。4年之后，最终的结局是国民党失去原有的大片占领区，溃逃至台湾，中共建立了政权。国民党缘何失败，共党为何胜利？本书聚焦于决定这场战争成败的军事斗争层面之外的原因。就国民党方面而言，失败的征兆是从接收原日占区城市之时就开始显露的。国民党军队和政府机构的贪腐与蛮横给日占区的市民兜头一盆凉水。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是一伙只会抢劫敌产，中饱私囊的官僚，好感顿无。国民党在统治区的经济治理一塌糊涂。书中提到的的问题是高通胀。高通胀是因为高军费，财政赤字太大，只能通过印钞票来弥补。财政赤字过大的问题肯定还有其他原因，这本书中涉及的比较少。这使国民党失去了城市中市民阶层的支持。中共通过土改争取到了庞大的农民阶层支持，这是钱和人的来源，持久战的基础。成功的土改又得益于斯大林式政党的组织能力，它保障了执行力。组织能力的提升与整风运动之间的关系本书并未涉及，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中共灵活的团结政策帮助了其在开始占领城市时能够站稳脚跟。尽管对于共产主义多有疑虑，但城里人会觉得国民党够烂了，总不会有比它更烂的了吧。共产党军队严明的纪律，允许适当“剥削”和声称要团结知识分子政策也表现出并不令人恐惧的气象。书里还写到的像储安平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表现也令人叹息。不是对中共没有警觉，但是国民党实在是太烂了。最后渡江跑到中共占领区，开始了其更加苦逼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