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中民俗剪纸的符号学解读》书评

民俗符号学的广阔世界 ——读张淑萍《陇中剪纸的文化符号学解读》

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着民俗文化的象征体系，民俗符号的基本结构及其各种各样的符号系统，是形成民俗文化传承的要素。民俗符号学在学界早已有人倡导，但大多数并没有系统学习过符号学，所以大多数先行者也主要停留在套用语言符号学常说常道的“能指/所指”，“编码/解码”的阶段，结果“能指/所指”就被通俗地解释为“形式/内容”，而“编码/解码”也变得像做数学题一样。与此类似的现象是，很多学术专著和论文可以满纸都是“符号”，但可以没有一个“符号”是符号学意义上的“符号”，满纸都是“叙述”，但可以没有一个“叙述”是叙述学意义上的“叙述”。但张淑萍女士的这本《陇中民俗剪纸的文化符号学解读》可以说是用理论符号学的系统知识解析民俗现象的佳作，已初具民俗符号学的这一宏大领域的模型。笔者初学尚浅，试从以下几方面赏析该书：一，陇中剪纸艺术的元语言背景“元语言”（metalanguage）本是语言学术语，语言学将语言分为对象语言和元语言，元语言就是谈论、解释对象语言的语言。在符号学领域，元语言本该叫做“元符号”，但起家于语言学的符号学借用语言学的术语已经约定成俗，无可厚非。元语言是符码的集合，而符码是对符号单元的解释，赵毅衡先生认为元语言的集合构成意识形态，所以这就自然构成了“符码—元语言—意识形态”的三层谱系。在张淑萍女士《陇中剪纸的文化符号学解读》这本书里，作者为我们梳理了剪纸艺术的历史渊源、文化背景、宗教信仰，这些是我们“正解”剪纸艺术不可缺少的部分。在该书第三章，作者从列维·布留尔有关原始隐喻思维入手，分析了剪纸艺术的图腾信仰、巫术、宗教背景。作者认为剪纸的原初文化功能应该是巫术灵物，而且越往前追溯，这种功能越强大。二，民俗剪纸的系统分类符号的任意武断性和像似性是关于符号特征常论不休的话题，皮尔斯与索绪尔很大的不同就是他认为符号具有像似性，根据符号与其对象的关系，皮尔斯将符号分为三类，即像似符号（icon），指示符号（index），规约符号（convention）。像似符号是这样一种符号，它仅仅借助自己的特征去指示对象，不论这样的对象事实上存在还是不存在，它都拥有这种相同的特征。换句话说，符号可以再造对象，例如作者在该书中说到的龙，凤凰，麒麟等形象，虽然符号看起来很生动很形象，但其模仿的对象是虚构的不存在之物。更进一步，作者根据皮尔斯关于像似符号更细致的分类，描述了剪纸艺术中的形象像似、图表像似和比喻像似。指示符号是这样一种符号，它通过被某个对象所影响而指示那个对象。就指示符号被对象影响而言，它必然与那个对象共同具有某种质，就此而言，它指示那个对象。指示符号与其所指对象的关系大多表现为时间上的接续关系或者空间上的邻接关系。在分析民俗剪纸的时候，作者很诗意地说：“剪纸纹样中出现的一朵花，一只蝴蝶，一棵树，其意味绝不仅限于此花，此蝴蝶，此树，而是指代百花盛开，蝴蝶翩翩，林木葱翠。从而隐喻春意盎然的春天景象，也以自然界的美好类比人的生活和情绪的舒畅，让指示符号与像似符号之间产生跨界”。规约符号是这样一种符号，它借助法则和常常是普遍观念的联系想去指示对象。作者说明了剪纸中剪纸的色彩、主题、适用场合等为何呈现如此如此的规约。针对剪纸的符用对象，作者将剪纸分为事人剪纸、祭祀剪纸和巫术剪纸。整体来看，事人剪纸在体现剪纸作为物而具有使用价值的同时，表达着实用意义，也释放出艺术意义。祭祀类剪纸主要用于祭神和祭祖，其中祭祖剪纸占了十之八九。巫术剪纸作为与祭祀剪纸、事人剪纸相对等的一类民俗剪纸，至少有两类，即刻效验性和预防诱导性。前一类用在难产、重病、叫魂等实用场合；后一类兼有巫术和装饰功能，主题多样化，主要包括辟邪、镇宅、祈福等。洛特曼在《文化的符号学机制》一文中将文化分为主要指向表达层面的文化和主要指向内容层面的文化，主要指向表达层面的文化，如严格仪式化的行为，强调内容层面和表达层面一一对应的关系，二者不能分开；主要指向内容层面的文化，其内容层面和表达层面的联系相对自由，如艺术。我们可以看到剪纸符号在实用意义（事人、祭祀、巫术等）艺术意义的滑动，也就是说洛特曼两种文化分类之间的摆动。三，剪纸的符号修辞分析赵毅衡先生在其《符号学》一书中说比喻往往被认为是语言的最本质特征，整个语言都是比喻累积而成。任何符号体系也一样，是符号比喻累积而成。在张淑萍女士《陇中民俗剪纸的文化符号学解读》这本书里，作者详细分析了其中隐喻、明喻、曲喻、转喻等符号修辞。在陇中民俗剪纸中，这隐喻普遍存在。比如花瓶和葫芦，因为其最显著的特征是肚大，与怀孕的母体之间存在客观上的相似性，于是这两个不相关的事物间被人类赋予关联，将花瓶、葫芦（喻体）投射到母体子宫（本体）上，形成互动，使之成为生育的符号。在分析提喻时，作者认为在剪纸符号中，提喻的本体与喻体间的关系有单数与复数、类与属、部分与整体三类。象征是符号符用理据性的累计，在文化传统中，剪纸艺术对于族群感和认同感功莫大焉。四，剪纸艺术的双轴操作索绪尔将语言的双轴操作分为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组合/聚合）。雅各布森在此基础上更明确提出了选择轴和结合轴。赵毅衡先生在《符号学》一书中说“聚合是文本建构的方式，一旦文本形成，就退入幕后，因此是隐藏的；组合就是文本构成方式，因此组合是显示的。可以说，聚合是组合的背景，组合是聚合的投影”。张淑萍女士在书中介绍了“阴剪”与“阳剪”两种剪纸手法，这一特征与雕刻印章同理。但笔者认为这种手法用于分析“背景/前景”似乎更恰当，对于分析符号双轴关系似乎并不明显。组合与聚合的二分意义不止如此，可以说某些文化的组合特征更突出，某些文化的聚合特征更突出。洛特曼在《文化的符号学机制》一文中说，对立和替换是人类创造文化的符号学机制中两种主要的区别原则。其实在这些符号学机制中就蕴含了人类学所说的“集体性选择”与“集体性失忆”，被记录下来的部分成为无数发生过的历史事件中的“幸运者”和“幸存者”。也就是说整个人类文化都是选择与结合，或者说组合与聚合双轴操作的结果，剪纸艺术是滚滚洪流的历史中的“幸存者”。作者：朱林来源：符号学论坛

华夏文明的面具与秩序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当年曾经是个血里流着荷尔蒙的“文青”，哪怕他接受了系统的人类学训练，而且不辞辛劳，冒着生命危险，在亚马逊森林里做印第安社会的调查，他的头脑依然是感性的，浪漫的。后来汇合成《忧郁的热带》一书的笔记，写得文情并茂，情感沛然，以至于“龚古尔奖”委员们希望这是一本文学作品，可以给法国最高文学奖增色生辉。怀抱着如此敏锐的感觉，面对如此生鲜活泼的奇异文化，列维-斯特劳斯收集了一个人类学资料的大宝库。他占有了一座宝山，只待他说出亚马逊丛林的秘密。但是他不知道如何理解这些纷繁复杂的材料，如何从中得出人类文明的规律。直到1941年他作为犹太人逃离法国，在纽约邂逅了语言学家，俄国人雅克布森。下面的故事，是现代学术史上尽人皆知的一个故事：雅克布森闲谈似地告诉他，布拉格学派语言学者从索绪尔符号学发展出来的一些基本想法。列维-斯特劳斯何等聪明人物！一点即通，豁然开朗，突然就明白了他那些人类学材料中，隐伏着一套文明的构筑方式。于是有了《结构人类学》，于是有了《野性的思维》，于是有了《遥远的目光》，于是有了一代宗师，于是他的思想远远溢出语言河道，推动了宏大的二十世纪符号学运动。但是我们读他的书，在冷静的术语之下，我们依然能感到他的诗一般的感性，他对部落文化现象的细腻感觉，他对第一手材料的热情。由此，抽象的思维，在他的笔下成为一段动人的“野性”的理论。读张淑萍《陇中民俗剪纸的符号学解读》，让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写作。这本书材料之生动丰富，让人爱不释手，一幅幅民间剪纸的朴拙厚重，几乎有后现代美术的风韵。远离城市文明的细巧腻熟，这样生命力顽强的艺术，传承几千年而不沾历史的尘土，让人感到扑面而来的陇中那块华夏民族熔炉的温度。我们知道它们都是符号，我们也知道所有的妆饰，仪式，习俗，风气，多半都是符号，因为它们的意义超出实用之上：它们都是“无用之物”，但是它们是喜庆成为喜庆、生日成为生日、丧葬成为丧葬的原因。没有它们，人类依然能结婚、生子、死亡，但就不是文化式地结婚、生子、死亡，人类就过的不像文明的人，看来我们无法用真面目生存于世，必须给自己戴上面具才有勇气自称文明。对文明的人来说，一切有用的衣食住行结亲打仗，都必须裹在无用的符号里面，不然他们就只是作为缺乏灵魂的动物人而存在。符号使我们存在于一个意义世界里，而不是仅仅活在物的世界上。这些拙朴的民间剪纸，呼喊着，跳动着，要求我们给出一个学理的回答。这样一说，人类的文明化，似乎是个抽象化的过程，我们的生命得到一个虚拟化的变异。悖论的是，这个过程非常具体，极为具象，符号的形象几乎让人觉得幼稚，像黄土高原的景色那么直率纯一朴实。实际上符号载体本身不需要复杂：复杂的是符号把我们文明化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民俗资料，描写民风乡情的书籍，就像列维-斯特劳斯，汗流浃背从亚马逊森林归来时背囊里的那么多材料。但是这些剪纸呼喊着拉着我们，要求我们理解，要求我们解读。张淑萍给出的解读是符号学式的，但却是见解独到的符号学。她此书从陇中剪纸的一个个实例出发，画出了用符号学研究民俗的有效路径。她的论辩的第一步是：符号是文明的实质，但是符号的具象性，迫使符号指称的对象“退出在场”。“鱼戏莲，鱼象征男性，莲为女性”。我们看得到的只是鱼和莲，我们看不到男性女性，我们知道这是指男性女性，这是社会文化的强加给我们的元语言。解读的强制性，好像给文明人戴上了面具：男人有鱼面具，女人有莲面具。到这里为止，民俗学做得中规中矩。然而，符号并不停留于“一物替代另一物”，符号进一步用自己的神奇力量创造世界，创造事物在世界上发生的可能。符号不仅仅是代替对象出场，符号有能力反过来制造对象。在本书中，就是剪纸作为祈福的灵物的分析：用葫芦创造多孕，用莲创造“连生贵子”，用猴吃桃创造“富贵封侯”。然而，貌似简单的剪纸，还能进一步创造事物之间的秩序。此时剪纸作为符号，甚至能作为魔物演出巫术。最有戏剧性的例子就是本书仔细描绘的“叫魂”剪纸。“陇中叫魂仪式中，剪三个拉手红纸人人，放在孩子睡觉的炕头下，用孩子的内衣粘叫魂人人，粘起来就意味把孩子被吓跑的魂叫回来了”。这就是符号民俗学应该走到的地方。固然，人类学家一直明白这些巫术手法：“用孩子的衣服叫魂遵循的是接触律原理，用剪成人体形状的拉手人人来叫魂，遵循的是相似律原理”。但是从符号学角度来看，这是符号及其解释，创造了文化的元语言。因此，符号构筑对象，尤其是构筑事物秩序的能力，形成文化体系。构成文化的，不是被符号指称甚至创造的对象，因为土地丰腴，人口繁盛，风调雨顺，事业顺利等等，这些希冀各民族都是相似的，而文化是各民族不同的，文化的不同只能来自符号的不同。列维-斯特劳斯已经说过：“原始思维以对秩序的探究为基础”。而凭着对中华民族成熟之地的陇中民俗的研究，张淑萍很清晰地把这个结论往前推进一步：“所有的思维活动都以对秩序的要求为基础”。这是张淑萍这本书最值得我们细细琢磨的地方，这也是我觉得这本书值得读的理由。首发于符号学论坛：http://www.semiotics.net.cn/index.php/publications_view/index/4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