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歷史》书评

出版社:聯經
出版日期:1993年11月01日
ISBN:9789570810783
作者:黃仁宇著

数目字管理

一条主线是“数目字管理”的假设,大意是一个朝代的肇兴,伴随着削平不听话的王侯,将权力收归中央,摊平农户的耕地(连毛的土改也不外乎是),直接进行征税。这种中央集权的特征,暗合农业经济(土壤水文)对大型基建的需要,增加抗灾(旱涝多灾)和军事防御能力。(对于中国为什么没能像欧洲那样建有城邦制度,这种“农业社会”的解释不算新鲜。)作为成果,秦始皇统一全国是中国与西方“唯一最重要的差异”,并认为“政治上初期的早熟树立了中央集权的传统”。顺便吐嘈一下,黄仁宇的文字表达不清楚,全书看完一遍昏昏沉沉,看了第二遍才窥得些端倪——“初期的早熟”这种表达即是一例。而朝代的陨落,则因技术上不能有效管理基层,造成财政失去对地方上的控制,乡绅倚仗着地方势力对抗中央。从周朝的粗犷设计(不明白作者为什么要发明“间架性设计”这种奇怪的术语)在末期的失效,到汉代的覆亡以至其它朝代,作者不断重复这一观点。乍一看这是很自然的道理,从统一走向分裂,必然是伴随着地方势力不服中央统辖之故,而其不服,也必有地方上的经济政治利益的撑腰。然而是否能走出这一循环,是否通过改革开放引入资本及“数目字管理”就能迈进现代社会,作者乐观。而为何古代的资本无法促成数目字管理(汉朝已是国富民强,南朝富得施朱抹粉,宋朝养了大批的雇佣兵)而由现代西方输入的资本就能够建功,作者并无交待;也许是在量变之下对质变的期盼吧。2011.7.16.

没有万历十五年那么有意思

和教科书里的历史对比着看,想看看不同的人对同样的历史有何种不同的看法。也许是因为台湾和大陆有些语言上的表述不同,会有一点不理解。我纠结于细节,书里有错别字。还有一个不理解的地方,什么叫数目上的管理?我不太理解,希望有人解惑。总之,没有《万历十五年》那么有意思。

一些摘抄

读完这本书后接着读了何伟的《甲骨文》,甲骨文的第一章里说:“美国人威尔逊写道,自中世纪以来,他们在知识追求上完全静止不动。他解释说,他们的历史起源用几个小章节就讲完了。这种观点跟西方人注重轨迹与进展的角度有关。就传统西方人看来,中国的往昔跟罗马沦亡,文艺复兴,启蒙时代无从相提并论。相反,中国只有一个皇帝推翻一个皇帝,一个朝代承接一个朝代。历史如壁纸。在《对中国的真实印象》这份关于西方人在中国的旅游报道分析中,克利福德写过一种十九世纪外国人的观点:中国的过去比西方来得长,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但是过去和历史不同。中国的过去里没有叙史只有故事。”我想,对于黄仁宇这种历史学家来说,这种西方观点下对中国历史的轻视应该是很痛心的,所以他才用西方的角度,想从宏观上给出中国历史的进程--进步的过程。西方的观点里,是对文化有进步和落后的划分的,从专制到民主,是进步。但书写到最后,作者却是对“早熟的文化“缺乏的进程的承认。我觉得,承认,比推脱,更自信。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不是说我们这样有多糟糕,而是应该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以及如何走下去。这应该是西方文化里我最爱的一点了,分析然后解决。摘抄文中的一些内容:整个看来周人实为中国初期各种制度的创始者……无妨称之为间架性的设计,...,用一种数学的观念,夹带着一种几何图案,向真人真事笼罩过去,主要在使人口统计和土地测量的技术尚未准备妥当之际,即在一个区域广大的国家内造成一种认为的政治划分。……只是当日地广人稀,有些矛盾的地方也可以马虎不计,上层领导人只凭一种抽象观念即可以将全部人众组织起来。井田制度是间架性设计的代表,间架性设计师来自标准化的要求,这话总方式影响此后三千年的中国政治,它意味着国家和社会结构是可以认为地创造出的,同时也导致上层设计的形式远比下层运作的实质更为重要的统治习惯。(地缘政治,作者认为地理和气候导致了中国需要中央集权的形式,黄河和少数民族的侵扰,需要一个强大统治阶级)当日各大国要较小国家占有明显的优势,它们所控制的资源能够在赈灾时发生确切的功效,所以在吞并的战争中也得到广泛的支持。秦国实际上得到经济落后的好处,经济落后才能强调农业一元,动员起来,专一雷同,内部的凝聚力也强,这时期仍是以数量取胜的时期,军事技术大致在平衡状态,没有一个交战国因为质量上的优势而使战局改观。(易经)这种利用假科学说真问题的方式,几近于迷信,暴露了当日读书人承受了至大的压力,他们急不得暇的务必将天地的现象予以直接的解释,包括可以获知之事物。汉代的朝臣不断以这种带着诗意的方式去贯彻他们的主张,强调良好的政府是基于伦理的和谐,甚至将天候与政治混为一谈,只是如此一来,他们也将专制皇权合理化了。政府的实力,以其能否向大批小自耕农征取粮食及人力为准则。近代西方可以用数目字管理,中国传统的官僚组织不能用数目字管理。中国农村在历史上之发展上系以小自耕农为主体,可是因之也构成组织上的弱点。小自耕农各自经营,每家每户也是小本的生意人,如果在这关头又出现了一批大生意人,必因当中的不平衡而产生紧张局面,外表看来尚妥协和谐,实际已是小大之间的竞争,其演变所及,无法避免富强者得势,贫弱者受逼,政府既无从以累进税率抽税,通常的情形便是税收短绌……两汉的提倡儒术固然使官僚组织间思想一致,但也产生一种不良的影响,读书人除了做官之外别无它业可做,以知识为本身之目的,从未为政府提倡。在统一的过程中,其决定性的力量由北至南,由西至东,亦即是从内陆经济落后的地区吞并接近水道交通,内中人文因素较为复杂的地区,因其重点在均匀一致唐朝具有自信及安全感的时候,对信教自由极端的保障。这理想的国家因为领导集团的逐渐骄惰而不负责,无从继续。唐朝中央政府的一大特色为三省分工,尚书省总览六部,执行经常业务,中书省可视为设计厅,主持重要的疎诏起草以及关于制度的变革,门下省则可以视作一种覆核机关,其官员审查各种公文,更正错误,有事提议政务上的调查。……这体系与时下西方所谓的互相制衡截然不同,李唐政府体质之内,没有任何构成的因素代表选区的利益。...,它代表着皇帝之意志力,乃是一种人身上的品德,而非组织结构上之力量。(武则天)历史学家称她容颜出众,这不能在现有图版上看出,可是毫无疑问的,她的天资极高,读书极多,而尤以意志力极强称。……她喜欢金色,碧色和白色。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当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层,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贪污腐化并不是一切问题的重心,私人庄园的扩大和寺院田产的膨胀也不是改革仅有的障碍,最基本的原因乃是均田的授田法不能与人口相提并论,大凡经济的发育成长,充满着动力而又带地域性,超过当日国家可能统计过问的能力谁有能力征税,谁就能掌握税收所及的地区公元906年之后,西安再未曾成为中国的国都,当中国即将进入本千年之际,情况愈为明显,国度必须接近经济条件方便之处,中国的中心已移至东边。一切要能在数目上管理中国政治统一的程度远超过国内的经济组织,继续发展的结果,只有使两者都受挫折。(元朝时)录取的人员也不任重要值守,只在低层组织中授受不重要的官位,中国不少读书人因此郁郁不得志,只好将才能向其他方面发展,写刻本便是其中之一,从此元曲既包含着优雅的文句,又带着日用俗语……朱元璋的明朝带着不少乌托邦的色彩,它看来好像一座大村庄而不是一个国家。中央集权能够到达如此程度乃因全部的组织与结构都已简化,一个地跨数百万英亩土地的国家已经被整肃为一个严密又均匀的体制政府之中层缺乏经理能力是第三帝国(明)一个极为显明的特征财政之实施既缺乏强迫性的管制工具,其数字错综,无从标准化,因之随处都有错漏,某种程度的不尽不实,只好任之听之,虽然中央政府在上端以严格的标准行事,其所加压力因有技术上的困难在,俞至下端只有俞松懈,在执行上,效率也俞低。最流通的小说,每篇都各有天地自成一系统,作者有把握的将人物和事物以极大规模的结构盘托出来,但通常其组织不脱离对称与均衡,在其演进之间造成一段大循环。……修筑花园和精致桌椅使富庶之家的屋内外更为讲究……可是朱由检宁死而不屈,他的遗嘱在群众心理上有如致命武器。他自杀之后,再也没有一个明代遗民能够臣仕于李自成,而能不感觉廉耻丧尽,良心有亏。(清)何以中国由盛而衰竟有如此之神速?……没有一个中央的金库,全国的收支仍是由收税人和派用者零星的侧面交授,因此一切统计无从覆实,经济方面纵有进展,但民法仍无长进,也不能相辅而行,中国仍不过是一个多数农村的大集团。……当我们检阅科举考试的内容,人事考核的程序,以及地方政府的施政情形,我们可以看出其依赖于意识形态的情形极为显著。既有两千里容易被人侵犯的前方,中国不得不构成一体,于是才能生存。中国是无数农村组成的一大集团,当中的弊病尚且大过贪污,她的整个组织即是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如果让中国继续闭关自守,那她也会继续以精神和信仰上的运作掩饰组织上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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