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
出版社: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14-1-1
ISBN:9787108045553
作者:孙郁
页数:309页
内容概要
孙郁，本名孙毅，1957年生，做过知青、文化馆员、记者，2002年到鲁迅博物馆主持工作并担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2009年起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80年代起走上文学批评之路，已出版《鲁迅忧思录》《走不出的门》《文人的左与右》《张中行别传》《鲁迅藏画录》《混血的时代》等近二十部著作，洞察深邃，文字醇雅，是当代中国杰出的学者、批评家。
书籍目录
1、一个儒者
2、在昆明
3、爱的文学
4、教授诗人
5、拍曲
6、浦江清
7、朱德熙
8、文道
9、李健吾
10、黄裳
11、午门上
12、大众之音
13、老舍先生
14、安之若命
15、样板戏
16、革命话语
17、乡土气
18、废 名
19、人间世
20、梨园内
21、文人画
22、贾平凹
23、林斤澜
24、各自的路
25、杂 学
26、美国之行
27、聊斋新义
28、狂放之舞
29、食与色
30、墨痕内
31、张爱玲的眼光
后记
作者简介
后记
我在教书之余，陆续用了两年时间写出此书，总算告一段落了。编排目录后，才发现与预期的样子有别，然而生出来的孩子也只能如此。这本书，是对自己年轻时期的记忆的一次回溯，自然也有内心的寄托在。但要说有什么意义，却有些茫然，自己也理不清的。我只是想通过汪曾祺，来写一群人，沈从文、闻一多、朱自清、浦江清、朱德熙、李健吾、黄裳、黄永玉、赵树理、老舍、邵燕祥、林斤澜、贾平凹、张爱玲等，在革命的时代，他们有着挫折的体验，不都那么冲动，还有士大夫的遗传在。这些文人数目不多，在五十年代已经溃不成军，但其余绪却奇迹地保留下来。我们的文化没有被无情的动荡完全摧毁，大概和他们的存在大有关系。
现代以来的革命，自然有必然的逻辑，是社会矛盾与历史合力的结果。看秦汉以来的历史，我们似乎摆脱不了这样的巨变，那也是潮流所致。但回望那个血色的年代，我个人的经历快乐殊少，而是蒙受着难以承受的痛苦。所以现在有谁歌颂“大跃进”与“文革”，内心总是不舒服的。那原因是自己做过奴隶。如果那样的革命是对的，我以为还是拒绝为好。它和李大钊、鲁迅那代人理解的革命殊远，也是对先贤的背叛。无奈，我们就曾在这样的背叛先贤的时代走过来的。
我感到幸运的是，在革命起伏不定的青年时代，结识了几个老人。他们在没有暖意的地方，给世间留下了温情。我见过许多“革命者”的面孔，一个个都很无趣，相反却在这些入世的隐者那里，见到了美丽的性灵。这些都神异地闪现在灰色的天幕上，给无聊的寒夜些许明快之色，才使我知道思想还可以这样开始，诗意的表达原来能够那样进行。那是怎样的有趣，我的冻僵的心似乎蠕活了。也恰是那样的遇合，有了我人生的变化。知道了应做什么，不做什么。虽然已晚，而望道无先后，其乐是一样的。
不错，士大夫有士大夫的问题，汪曾祺那代人，比起鲁迅那代知识分子有退化的一面。比如中庸，比如不可避免的奴性等等。在那样严酷的时代，我们也不必苛求前人。在我看来，几千年来的中国，有一个士的传统，这个传统被各类革命基本荡涤后，优劣具损，连闪光的一面也难见了。倘能还有六朝的清峻，唐人的放达与宋明时期的幽婉，也是好的吧？我幼时受到的教育是历史的虚无主义居多，那是一种偏执。现在已经没有前人那样俊美的神采了，因为已经读不懂古人，对历史也知之甚少。
写这本书，是一次补课。许多陌生的资料给我诸多的提示。历史离我们并不远，而有许多存在要理解起来却很难了。我们已经失去了老北大的氛围，失去了西南联大的语境，失去了与古人对话的通道。这些也许只有靠年轻人的重新启动才能解决。那么我的劳作，不过是多种尝试的一种，也算一种微弱的过渡，后继的人，会做得更好的。
现在学界的争论很多，派别林立，是不可免的生态。在我看来，无论左与右，失去了暖意的叙述，缺乏智性的文本，青年人是不会亲近的。鲁迅、沈从文、张爱玲、张中行、汪曾祺的文章还被不断的阅读，大概是还含着不灭的智慧，与人性的温度。就审美而言，他们把传统的与域外现代的艺术结合得较好，或者说是融会贯通的。当代的作家，有此功夫的不多，汪曾祺等人也因此显得弥足珍贵。我沉入此中，不过是寻梦，以填补自己多年无聊的心境而已。
书在，已无需多言了。只是还想听听读者的意见，哪怕是相反的声音，也是好的。出版作品，不都是荣耀，更多的是漏出自己的原态，温吞与偏狭，固执和短视，都含在字里行间，巧饰是骗不了人的。如果因此而受到批评，知道自己的盲点，摆脱晦气，自然也是重新自省的机会。那么，我会更加的感激。
孙郁
2011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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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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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郁写《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虽不是项庄舞剑，意仍未离汪曾祺其人，但外延已然大大拓开，寻觅时代风云中士大夫的遗传脉络，昭然目前。汪曾祺适逢诡谲时世，个体的气质和趣味受到约束与挤压，人生的大半截在曲折颠簸中度过，却在晚年迎来意外的“松绑”，才情得以喷薄而出，而我们亦得以见到一个恬静温润的纸上世界。这种审美维度显然令时人陌生，但久违方为实质，这一股文学的脉息在地下已潜藏许久，压抑许久，却始终无法泯灭，有机会便得现世间。既然是一种文学的传统，必有根脉与“网络”，汪曾祺自然不会是孤零一人，孙郁自言，“想通过汪曾祺，来写一群人，沈从文、闻一多、朱自清、浦江清、朱德熙、李健吾、黄裳、黄永玉、赵树理、老舍、邵燕祥、林斤澜、贾平凹、张爱玲……”这是一个绵延的多事时代，没有人会活得轻松，但文化的韧性也正在这里，勿论如何艰难的时世，那些看似柔软与脆弱的传统审美及趣味，并未被压垮绝灭，而是在夹缝里曲折求生，待天晴日朗之时便破茧复萌。汪曾祺的创作断断续续，有他于文学的领悟与学习需要一个过程的因素，更多地是时代的变幻莫测导致。他带着《沈从文小说选》、《猎人日记》两册书，考取西南联大，是文学生涯的起始，那时的他多受西方现代主义流派的影响，如纪德，如伍尔夫，如阿左林，学步的痕迹较重，但已显示出其特有的才华。汪曾祺的学生时期，老师沈从文就在给朋友的信中，言道，“新作家联大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毕业之后，他陆续写了一些，如《小学校的钟声》、《鸡鸭名家》、《复仇》、《老鲁》、《异禀》（1948年稿本）等，可以明显看出他的进步，从模仿已发展出自己的特色，不过因辗转昆明、上海、北京等地求职谋生，生活不安定，汪曾祺这时的心情是灰的，写作是少的，一切仍在摸索期。很快，时代发生了大转折，他进入北京的《说说唱唱》杂志当编辑，小心翼翼地掩盖自己与主流显然不能相合的文学趣味；未久，补划“右派”的厄运降临到他头上，下放到张家口，为马铃薯做“肖像画”是此时期主要的“创作”。六十年代初期稍有写作的机会，作若干小说，结集《羊舍的夜晚》；而命运的吊诡在于，文革风暴突起，汪曾祺阴差阳错地和样板戏结下了难解的瓜葛，一个与革命话语隔膜的人却写出了上佳的革命话语样本（《沙家浜》），确为时代的捉弄。待一切柳暗花明，汪曾祺已届花甲，终于可以回归自己的本性，写自己愿意写的文字，这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汪曾祺了。一个作家不能自主自己的创作，是一种悲哀。还好汪曾祺的一点幸运，是时间给他留下了“衰年变法”的机会，没有成为大遗憾（想想郭小川、路翎等的遭遇，令人唏嘘）。自然，实质上亦说不上变法，因为一切都是回归，汪曾祺本然的气质与文学趣味即如此，不过是自潜藏返回地面而已。文化传统是一股不绝的脉息，汪曾祺亦非单独的个体，而是有着一个“谱系”，如孙郁所言，“在革命的时代，他们有着挫折的体验，不都那么冲动，还有士大夫的遗传在。这些文人数目不多，在五十年代已经溃不成军，但其余绪却奇迹般地保留下来。我们的文化没有被无情的动荡完全摧毁，大概和他们的存在大有关系”。所谓“革命时代的士大夫”，即汪曾祺与他的师长、朋友，及一脉相承的晚学后辈。应该说，孙郁的梳理及论述是有独到之处且详尽的，但未尝没有再加以补充的余地。如自文学的影响“谱系”而言，汪曾祺是沈从文当之无愧的承继者，沈从文在创作之初受着废名曲曲折折、不可小视的影响，而废名作品对汪曾祺的浸染亦显而易见。他们三位，1949年之后，都踏踏实实地留在大陆，不折不扣遭受着自精神到肉体的打击。沈从文两度试图自杀，未果，放弃小说写作，转入文物服饰研究。废名辗转去了吉林大学，努力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改造自己，文风大变，此时期的文章我看过一些，只感觉一阵悲哀，这还是废名么？那个写小说如唐人绝句、晦涩迷人的废名哪里去了？他的改造确是彻底的。文化的传统固然“没有被无情的动荡完全摧毁”，但许多文化人却已然被摧残得面目全非了。从这一点而言，汪曾祺是幸运的，他还留有劫余的时间。如果说汪曾祺的文学趣味一脉相承废名、沈从文，那他对民俗、野史杂记的兴趣就与周作人、俞平伯、浦江清脱不开关系了。浦江清是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的老师，学问是极大的，对学生的影响不能忽视。孙郁专列一节论述之，他比较汪曾祺的《关于八仙》和浦江清的《八仙考》，认为前者很可能受启发于后者。浦江清是随笔式考据论文，周作人是学术式小品文，各有千秋，而俞平伯为苦雨斋弟子，脉息承继中亦有自己的雅致风格，汪曾祺与这些前辈学人属同路人，显然多有借鉴。而他们在革命年代的遭遇亦可一表，浦江清年纪最轻，却最早逝去（1957年），固然学界少一有学问的学者，但随后那些纷纷扰扰的动荡也就与他无关了；俞平伯或许怎么都想不到，自己拿早先写的一部红楼梦论稿重新出一下，意外受两个“小人物”（蓝翎和李希凡）攻击，竟掀起文艺界的一场大批判，是为之后二十余年运动不断的先声，如此“荣幸”，老头儿惶惑得紧，只好在惶惑中艰难度日；周作人应了自己早早说过的“寿则多辱”，夹着尾巴在新政权下度过十数年，红色风暴乍起，立时被弃之于地，以一个老人最不愿意的方式死去。孙郁在书中未多论及浩然，应源于其不属“革命时代的士大夫”之列，不过我认为，将之引入，与汪曾祺作比，对于认识那个时代文化人之多元性大约更有好处。汪曾祺比浩然年长十二岁，出身士绅家庭，在1949年之前已有文学实践，具成熟的文学观，较之浩然生于农村，在红色时代开始文学梦想，观念上有截然的分别；但奇异的是，文革期间两人都受到江青的垂青，因文学之才受到任用，汪曾祺进入样板戏团工作，浩然更是接近小集团核心，其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红极一时，以有“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之称。汪曾祺后来有随笔曰《随遇而安》，阐述其人生观念，其实这一段“样板戏经历”亦是如此，事情来了就随着“走”，毕竟个体遭逢大时代，渺小不足道，抗衡不起；而写《沙家浜》那些“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的唱词，虽是遵命之作，但贩些自己的“私货”进去，未尝没有创作的愉悦在。孙郁说，“逢场作戏的因素多少是有的”，这个不错。浩然的情形自是不同，他贫寒出身，最大的理想就是成为作家，进入江青所掌控的“核心”并无权力的野心，还是为了能够写东西，所以“机会”来了并不伸手（文化部长让擅逢迎的于会泳当了去），只是以自己的作品问世并出版为满足，当然代价亦是有的，总要写点《西沙儿女》这样的东西交差。动荡过后，一切重新开始，汪曾祺迅速回归自己本然的审美，写出了《受戒》、《异禀》、《大淖记事》等令时人大为讶异的作品；而浩然转折艰难，陷入往日的思维很难出来，直到九十年代，还说出不为当年写《金光大道》后悔的话，舆论哗然。不同作家在革命时代的遭遇是错杂的，其异中有同或同中有异的繁复况味，构成的多重话题颇值得思量。说起汪曾祺的承继者，较之谈汪是京派文学的最后一位传人似要费力一些，这是时代的原因，亦无可奈何。汪曾祺作品的重读率极高，读者亦极多，从他去世已十数年，各类作品集再版版本之繁多可见一斑（全集亦早有北师大版，继之即将推出更全的人文版《汪曾祺全集》）。模仿、学习汪氏风格的写作者亦多，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位湖南作家何立伟（作品有《白色鸟》、《花非花》等），小说写得素净，篇幅亦短，风格颇靠拢汪曾祺，不过后来慢慢消失了，没再见其作品。其他作者仍有不少，但多碌碌无足道。究其原因，汪曾祺风格表面看可学，因其文字极“白”，小说外观素朴单纯，似乎模仿起来不太费事。但事实是，学习者纷纷画虎不成，折戟半途，只是因为他们无法企及这朴素与“白”的下面所隐藏的太多东西：对传统文化的熟稔，对文言和民间语言的掌控力。汪曾祺曾提到川菜里的“开水白菜”，其“汤清可以注砚，但是并不真是开水煮的白菜，用的是鸡汤”，这才是“白”的根底。如今的写作者，又有谁具此种“白”的能力呢，此为难寻汪曾祺风格之承继者的根由所在。在孙郁看来，“几千年的中国，有一个士的传统，这个传统被各类革命基本荡涤后，优劣俱损，连闪光的一面也难见了”，而如鲁迅、沈从文、汪曾祺等人的文章能够被不断重读，“大概是还含着不灭的智慧，有人性的温度”。那我们在这里谈论汪曾祺，固然在追摹其有着暖意审美、平淡素净的文本，或许也在寻觅一种难以复返的文化传统，与弥足珍贵的人生态度吧。 -
“汪曾祺其实通世故，故写人的俗气入木三分。可是他点缀江湖的昏暗时又颠覆了昏暗。他的文字里隐隐闪着智性的灯，照着昏暗里的世界，使我们这些在俗气里久泡的人窥见了人性的美，于是眼前清爽了许多，为之击节不已。”一直很喜欢汪曾祺的小说，他描述事物淡淡的，但却包含着丰富的感情。看着他写的文字，心情会变得很好，他的文字很有安抚人心的味道。但读这本书前，我完全不知道先生还曾经写过样板戏，沙家浜里智斗一场戏就是他写的。后来多看先生写的散文，长了不少知识。民国时代的文人，也许是有特殊时代背景的原因吧，很有些承上启下的意味。传统诗书精通，又经过五四洗礼，能接受西洋文化。和现在全盘教育国外化相比，当时的文人想必个个都是“全才”。读先生的散文，能够体味到先生对故乡高邮的感情，对联大生活的眷恋，《泡茶馆》《跑警报》都是从一件件小事中反映出联大独有的治学氛围，颇有些魏晋遗风的感觉。 -
在对汪曾祺老的诸种评论中，有一个标签总是遇到，真是绕也绕不开——“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对汪的这个说法，滥觞于八十年代初。汪曾祺当时复出文坛，以《受戒》《大淖记事》《异秉》等作品震动文学界。他的老友林斤澜给他张罗了个作品研讨会。会上几个北京的青年学者给汪曾祺定了个位：“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此说后来陈陈相因，遂成定论。孙郁有一本谈汪的书，书名径直就是《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我初看到此说，倒没感觉到什么；这十年来读书渐多，越想越觉得似乎大有可讨论的余地。故不揣浅陋，谈一孔之见，就教于方家。“最后一个士大夫”——最不最后，实在太不好说，先说“士大夫”。“士大夫”是中国传统社会里的一个概念。士大夫是古代对于社会上具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和官吏之统称。他们既是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者，同时又是社会上层文化、艺术的创造者、传承者。于此可见，士大夫可以是知识分子，读书人，也可以是官吏——因为中国的科举制度传统，读书人和官吏二者之间，通常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读书人“学而优则仕”，官吏在未踏上仕途之前也是读书人——但他们都应该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声望和地位——也即影响力。汉代以后儒家思想定于一尊，科举考的都是儒家典籍，中国的官员和读书人绝大部分都是儒生，信仰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士大夫”这个概念还有个隐性的内涵——好像必须是心怀社稷，有家国天下情怀的人才担得起“士大夫”这个称号。比如，从感觉上说，屈原就是士大夫，但宋玉就不太像；司马相如是士大夫，东方朔就不像；杜甫是士大夫，李白就不是；韩愈柳宗是士大夫，李商隐就不像。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辛弃疾，岳飞，文天祥都是士大夫。袁崇焕是士大夫，钱谦益就真有点儿不太像。进入现代社会，“士大夫”这个阶层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但若用来比附近现代人物，则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鲁迅、胡适、钱穆都是士大夫，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钱钟书就不大像……汪曾祺呢？汪老读书很广，杂学旁收，但并不以读书人知识分子的面目名世。早有人指出，要单论学问，汪曾祺可能还比不上他的好友黄裳。汪曾祺有一段夫子自道：“我事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 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汪曾祺并不传像统意义上的读书人，知识分子。再说官员身份。四九年后，汪曾祺行政级别不低，在主持《说说唱唱》编辑工作时，在五七年有一次出差，他坐的是软席卧铺车，已经享受“高干”待遇了。但待遇归待遇，汪曾祺显然不是政治事务的直接参与者，他只是业务骨干。我们想到汪曾祺，也绝不会把他跟“官吏”这个词联系起来。以思想倾向论，汪曾祺说：“……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思想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我很喜欢《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我以为这是一种很美的生活态度。”汪曾祺的儒家思想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家国情怀经世济民的儒家思想，并不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思想——而是小桥流水人家式的儒家思想。对儒家的伦理政治理想他不大在乎，他在乎的是“很美的生活态度”，在乎的是其中的人道主义——汪曾祺真是一个非典型的儒者。如果把汪曾祺和上文提到的诸位士大夫置于一列，我感觉别扭，总觉得汪老和他们并不是一类人。本来给一个作家贴标签，总归是一种简单粗疏的做法。但如果非要给汪曾祺来个相对准确的定位，该是什么呢？汪曾祺出生在江苏高邮一个有着浓厚传统文化氛围的地主家庭。他的祖父是清末拔贡，写得一手好文章，同时还兼具一点儿诗人气质。祖父对汪曾祺极为宠爱，亲自教授他古文和书法。他的父亲是汪菊生，字淡人。在《多年父子成兄弟》中，汪曾祺这样描述父亲：“父亲手很巧，而且总是活得很有兴致。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是个画家，会刻图章，他会摆弄各种乐器……他养蟋蟀，养金铃子，他养过花……我的童年是很美的。”更难得的是，他父亲可没有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而是把儿子当朋友看待——喝酒时给儿子也倒上一杯，抽烟时给儿子也分上一支，而且先给儿子点上火——汪曾祺十几初恋时写情书，他竟然在一边出谋划策……这样的成长环境极深地影响了汪曾祺的性格和气质——喜爱自由散漫，懂得平等，善于发现和欣赏平常生活中美和乐趣。汪曾祺也多才多艺。他爱画画，少时“以画名”；也有很深的书法修养，临过《麻姑仙坛》、虞世南《夫子庙堂碑》、褚遂良《圣教序》、颜真卿《多宝塔碑》……汪曾祺晚年，甚至想出一本书画集。汪曾祺年轻时还爱唱戏。起初唱青衣，梅派；后来改唱余派老生。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参加过曲会，还唱了一阵昆曲。右派摘帽后，汪曾祺到北京京剧团工作，竟然成了专业编剧，写出了现代京剧《沙家浜》，里面的唱词“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人一走，茶就凉……”当时脍炙人口，传唱全国。生活中，汪曾祺好抽烟，嗜饮酒，更是个美食家。解放初他在北京文联工作，和同事把北京有名的饭馆也吃了个遍。汪曾祺不但会吃，还会做。据有幸品尝过其手艺的人如聂华苓、陈怡真讲，那简直是“好吃极了！”汪曾祺那一系列谈饮食的散文，更是一绝！汪曾祺也多情，在联大读书时失恋过，很苦，睡在房里两天两夜不起床，房东老伯生怕他想不开……对待学业，他倒是马马虎虎。他喜欢到处逛，泡茶馆，跑图书馆，可“不爱上课”。喜欢的就听，不喜欢的就不听。比如朱自清的课，他就不听。汪曾祺喜欢在街上逛，书店、裱画店……无目的地闲走，闲看。汪曾祺年轻时是个夜猫子，晚上在图书馆或茶馆读书，白天睡觉。他曾写过一个历史系的同学，跟他住上下铺，可一学期下来几乎没见过面。那是一个极其正常的人，白天上课，早睡早起；而汪曾祺黑白颠倒。等他天亮回来就寝，该同学已在校园树下苦读英文了……汪曾祺有时心情不好，晚上在学校大树下幽幽地吹笛，吹到很晚，来往过路的同学觉得他是怪人。叶兆言曾说，“汪曾祺骨子里是个狂生”，“我伯父也谈过对汪的印象，说他这人有些让人捉摸不透，某些应该敷衍应酬的场合，坚决不敷衍应酬，关键的时候会一声不吭。”——这可以叫不合时宜，也可以叫“傲骨”！综合以上种种，汪曾祺的作派无论怎么看，都不像一个道貌岸然的士大夫，倒是更像中国传统社会的另一种人物——名士——他更像是阮籍、嵇康、袁枚、李渔……可惜的是，汪曾祺身逢革命年代，他身上的名士气并没有得到充分酝酿发挥的土壤。因为个人际遇的关系，他的身上后来倒加了些平民气——这是汪曾祺的不幸，也是他的幸运……所以，我觉得汪曾祺是一个平民作家，一个生活的抒情诗人，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大名士”！
精彩短评 (总计5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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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汪曾祺相关的人与事，品评了很多作家作品，像我这样对文学史知之甚少的，可以借此一窥究竟 -
叫汪曾祺和他同时代的人们更合适吧。 -
我觉得这本书就随便翻翻好了 -
64 -
了解西南联大的历史 -
不止说汪，还有很多他身边的人。 -
此书责编应扣薪水，以慰唐弢先生魂灵！ -
读一半，被QZ抢走了。2015.9.1。
终于读完，读得痛快。2016.11.11
补一句，编辑不合格。 -
以孙郁老师的艺术鉴赏式随笔风来书写汪曾祺先生的生平真是太合拍了 -
以汪曾祺其人其文为轴展开的世界不大，但五脏俱全。孙郁先生这本书在时代环境与文化背景之间穿梭，兼顾论及各种文体之间的深层次联系，见解是深的。 -
看了好久才看完 -
减一星给粗糙的编校。 -
一个在理论上没什么天赋，内心布满古典记忆，自然无伪不生硬的人。三星半，半颗星扣在文笔不稳定。 -
文笔不错，鞭辟入里。 -
内容平平，无甚高见。与《张中行别传》相比，这本简单太水了。
此书编辑更水，多处有掉字（如唐弢的弢字，居然就空着）和格式问题（自然段起首居然空三格）。照排印刷质量也很差了，某页居然有一细头发的痕迹，貌似头发掉在胶片上未被发现）。这是三联的书吗？还以为是盗版的。 -
对于京派里面从周作人废名到沈从文汪曾祺的传承有了点眉目，了解到一种审美的气质，与京味的老舍之分也鲜明起来。读多了孙的散文式梳理，越发少了惊喜，多了失望。但提到的边边角角，都还算有意义。美丽总是愁人的，读多了这种，不如读点文学创作。 -
关于汪曾祺的传记，最好的还是老头汪曾祺，即其子女对他的回忆，非常生动。孙郁这本就不免显得夹杂，另外将士大夫这个观念来形容汪曾祺，其实有点不伦不类。只是牵扯所谓的旧式的文人情趣，就算士大夫的话，那么文人与士大夫区别在哪里？与汪曾祺的文笔相比，这本书写得真是缺少情趣。 -
在报纸上写专栏就行了，何必结成书 -
“儒家的不偏不倚、君子忧道不忧贫、敬鬼神而远之等理念，在他的骨髓深处存着，使其在最革命的年代，依然未能忘情其间。 -
文字读着真舒服，温软干燥。 -
刻意的汪氏笔调，多了就腻了 -
用一个人链上了很多人。不过我很不同意孙老师对黄裳的评价 -
老派的文章，六经注我的味道很浓。 -
读完了，没什么印象，因为都是片段式的勾勒。以汪曾祺为中心，带出了一批具有文人风范的知识分子们，诸如沈从文、废名、闻一多、朱德熙、邵燕祥等，在革命的年代里，他们都秉承文人的士大夫之气，颇有价值。也许因为之前看过《老头儿汪曾祺》，对这本无感。 -
士大夫会有些化石般的意味，但先生散淡，旧时代的情趣，只会显得调皮，可爱，像是失望与不愿拆穿后的深沉与内敛，让人生活的有趣。 -
编写方式有意思，其余不佳。无才无识，叨叨碌碌，也许他以为这是平和中庸的美德也说不定。间或提出了不错的题目，比如从五四精神回归士大夫的雅癖是否是一种倒退等等，可惜都被轻轻放了过去。在“气韵”“风度”“灵光”“幽情”这些不着四六的老词中糊成一团朦胧的混沌，这也是鲁迅大不满于古典的原因之一吧。编辑该拖出去打板子，唐弢的弢字一个也没印出来。 -
虽然文青们觉得这本书不过尔尔，但我很喜欢孙郁文字的流畅与旁征博引的智慧。看过一些传记，非常厌恶白落梅式的抒情，一本书里都是作者的感慨而缺乏对人物本身的塑造与挖掘。这本相对精炼，而点评也有令人拍案之处。我挺喜欢，希望改日到图书馆读完它。 -
有温度的文字写就更有温度的人物。 -
细处有真章。 -
何其好的題目，可惜作者對「革命時代」和「士大夫」的理解，都有點隔，對明清、民國和所謂「文人」，又多過於美好的想像。孫院長還是集中寫寫他交往過的人物吧。。。 -
喜欢汪曾祺，喜欢这样的人。这本书门外汉我读起来挺好。汪曾祺介绍书籍中的种子型选手。 -
挺好读的，但是实话说确实有些地方点水，比较沈和汪时觉得还不够透 -
以汪曾祺为中心来讲述与之相连的一圈人。从资料到资料的传记，缺乏一些第一手资料而显得有些泛泛而谈。 -
安之若命，寬闊包容，詩意和美。 -
看的是汪曾祺 -
爱汪曾祺的人都可以去读读 作者很有学问啊。。。可惜不能拜师。。。 -
【2017 No.23】选题有点意思，只是往一起整合的太差了，每段文章的篇幅都不长，却絮絮叨叨，反反复复，读起来反而没有味道。 -
闲录闲谈，不够精彩。 -
略平淡。 -
树入床头，花照镜里。柳绿衫同，花红面似。 -
编辑太有问题。 -
角度倒是挺好玩的。写汪曾祺，也写了汪曾祺和他同时代的一拨人。 -
评论家笔下的汪曾祺 -
靠引文串起汪曾祺的一生，只是串场的词有点累赘，标准的文学评论家不知所云的表达。 -
介于随笔和散评之间。是个好题目，谈汪曾祺，学院式的论文写作也未必合适，但孙郁离李健吾的那种印象式点评还差了很多；文笔也就那样吧，翻来覆去几个词在用。 -
评论和研究不同，这本更偏向评论和鉴赏，文字有力，且沾染汪曾祺式的气息，读来欢喜。 -
我爱的老头儿，只可惜写得还是有点模糊 -
有有趣的，也有无奈的。 -
文风空洞！炒冷饭！毫无新意！编辑校对都是吃什长大的？ -
孙郁这家伙喜欢写名人，有点像历史学界的汪荣祖。孙的才气也弱，但很用功很下米，这点倒像路遥[偷笑]他以前写过鲁迅周作人胡适张中行，写张中行的最好，估计是性情相近的原因。而写汪曾祺这本最水，翻遍全书，唯一算是“有那么点见识”的话也就是——“周作人一生喜谈鬼神、岁时、野趣，学问大而广，惜乎不谙小说笔法，人物与图景感弱，是学问家言。”“不过张爱玲对周作人也有不满的地方，比如谈吃食，总是一个路子，缺少变化，那是因为不懂小说家的笔法，想象力匮乏。周作人太讲学理，张爱玲汪曾祺欣赏学识与诗意，且以一种虚构的方式连缀他们，灵动的意味就浓了。”所以，一个伟大的作家没有小说是说不过去的，尤其是长篇。钱钟书那么自负，还不是要靠小说增强自信？在现代作家里，论写作的丰富性和艺术标高，鲁迅确实是第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