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如逆旅》书评

定格纸上的人和事

首先要谢谢中信出版社的慷慨赠书。《生如逆旅》是醉醒客丛书其中的一册。六个志趣相投的人聚拢在一起，建立了一个微信公众号，共同建设打理，公众号名曰：“六根”。六根不清净，六根有属于自己的态度和观点。比如《生如逆旅》，书名起的真妙。逆意味着反向，意味着会有阻滞感。面对现实，选择逆向而行，需要勇气，需要态度。正如老武在后记中说的：“新闻速朽，旧闻反而常看常新。”旧闻之于现世，也是一种逆。老武把旧闻里的人和事紧紧抓住，定格于纸上，形成一部结集。我觉得这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我们需要不断地回顾与反思。这是为人处世所必需的。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今人今事，也有灰飞烟灭的那一天，在人们还尚未完全忘却时把它们写下来，成就一篇篇故事，也是给后来者积累的一点功德吧。《生如逆旅》中的故事，有一些很多人也知晓一些皮毛。但是却不妨碍我们与故事里的人和事再度相遇。比如杨显惠与夹边沟，读过《夹边沟》的人可以把这篇文章作为后记读物。再比如李泽厚先生，今人还了解多少？今人又有多少还对美学感兴趣？还有黄永玉先生，曾经读过《比我老的老头》的人也可以把这篇作为后记来读。作者老武写得很巧妙，在书写的过程中不带入自己的个人感情。他只是一个客观的记录者。读者可以不被作者的情感所感染，却需要在作者的指引下了解人和事的样貌。故事是易读的，并没有什么艰难晦涩的成分。即使不栖身于书中人所在的专业领域，也能够读懂其中的故事。故事背后的意味深长，却值得再三思索。这种阅读的过程，即是一种品尝世间百态、人情冷暖的过程，相信每个人能从其中收获不同的感受。相同的故事，一定能触发不同人心中的不同敏感点。在诉说与感受的相互碰撞间，书写与阅读的意义也就此达成。生如逆旅，人生苦旅，我们都是行路人。只愿路途不会一直坎坷，路上时时能有好风景好天气相伴。

做你短暂的知己

这本书是我记者生涯的部分总结，主要跟我在《新京报》和《全球商业经典》的工作有关。2007年到2012年我在新京报社，大部分时间是做文化记者，得以频繁接触一些作家、学者、艺术家、摄影师。这些脑袋里装满鲜活思想的人给我很多启发，事实上很多人本身比他们的作品更有意思，甚至有些人和作品散发着迥异的气质。比如杨显惠老师，他的书里写满苦难，人也常年奔走在西部山野，据此想象该是个苦大仇深、眉头紧锁的老人。但是我们见面在酒馆里，他喝得满面红光，不说话的时候就呵呵傻乐。和杨老师的酒局促成了我们“六根”团伙的成立，绿茶在这套书的总序里有提及，不再赘述。后来我跟着杨老师跑了一趟甘南藏区，每天吃羊肉喝青稞酒，同行的姑娘们编了个花环戴在他头上，杨老师笑得就像花儿一样。但是坐下来谈论文学和历史时，有那么一瞬间，我看到了他心里的火。当你知道了一些人的故事，这些人就会住进你心里，成为你的一部分。这些心里的居民大部分时间是沉默的，只有某些契机能将他们唤醒，比如写作，比如采访，比如很多烟草和酒精。我喜欢记者这个职业，是因为有机会造访他人的内心世界。阎连科讲他年轻时候逃离农村的梦想；刘香成在北京奥运前夕谈论对中国传媒业开放的期待；陈冠中跟我聊香港是因为他已经定居北京，但是有本小说还是只能在香港出版；黄永玉和李泽厚这样的文化老人阅尽沧桑，到老了玩心大盛，对他们而言再没有什么事值得忧虑。理想状态下的采访，应当是平等、坦诚的交流。写了几年人物稿，我深觉人是复杂的动物。很多夫妻相守几十年未必真正相知，短短几个小时或是几天的对话，又怎么可能看透人心。可我仍然觉得，在和他们谈话的某些时刻，在左思右想终于动笔写他们的那几天，我能够短暂熟悉对方，甚至是他们短暂的知己，这就足够。离开报社后我参与过几本杂志的工作，其中2013年在《全球商业经典》的写作经验比较有趣。在文化之外，商业是理解纷繁世界的另一把钥匙。接受系统的经济学思维训练非常重要。我对数据不敏感，吸引我的还是一些人的故事。在广州，我跟一群来自非洲和中东地区的黑人客商厮混多日，这些友善的黑人朋友对中国社会变革以及全球化的理解，可能比像我这样的很多中国人还要深刻。在北京的回龙观，一群热爱足球的青年很认真地操办着社区联赛；在2003年SARS肆虐的时候，一家汽车电影院成了恐怖城市里的乐园……很多故事无非在告诉我们，商业可以很好玩，可以充满人情味儿，商业才是驱动时代进步的强大动力。这些故事里还有一个人尤其打动我，他叫黄永，曾经为美国的媒体工作，是最早把中国的SARS疫情向全世界披露的人。我在书里写了他对死亡的看法，当时我们对这篇关于他的文章应该怎么写还有过争论。黄永先生不太理解我为什么要写他这个人，在他看来，只有新闻有价值。我倒觉得新闻速朽，旧闻反而常看常新。他已经去了天国，愿他像在人世一样自由、快乐。除了给我讲故事的这些受访者，还要感谢很多朋友，没有他们就没有这本书。在《新京报》时经常编我稿子的是绿茶，我们配合默契，屡获嘉奖。潘采夫当时也是我的编辑，他主要负责短新闻和快评论，这两样东西我最怕写，所以他的任务是给我打击。我自己有时也做编辑，李辉、浩月、匡政诸兄都曾在危急关头赐我稿子，李辉还是我采访文化老人的引路导师。新京报的领导对我都挺好，尤其是副总编辑何龙盛，谢谢他的宽容，但他的酒量太差了。到了《全球商业经典》，汪若菡和刘晋锋两位女士指使我去做了很多精彩的选题。虽然这本杂志已经散伙了，但我们的友谊长存。最后表一下决心：我还会继续写下去，希望你们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