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评

文明高度发达的宋代何以被征服？——读吴钩《宋：现代的拂晓时刻》所想到的

在大学里，就读到过陈寅恪先生评价宋朝的著名的话：“华夏民族之文明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天水一朝”（赵氏郡望在天水，故以天水指代赵宋）。当时的确很不能理解，想不通我们从小印象里积贫积弱、丧权辱国，与靖康之耻、亡国之恨联系在一起的宋朝何以能当此赞誉。　　后来又多读了一些书，了解到海内外史学界有“唐宋变革论”之说，认为从唐代到宋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可以说是从自然经济和贵族政治的中世纪初步进入了商品经济加平民政治的近代。由此方初步明白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　　对中国古代历史细节了解得越多，就越来越觉得：过去受西方中心主义影响造成的一种成见——认为中国自秦以来2000多年历史处于停滞状态，总是在原地循环——是错误的。从秦汉时期的古典帝国，到南北朝和隋唐的中世纪帝国，再到宋以后已颇具近代色彩的晚期帝国，中华文明从社会经济结构到政治运行机制，从社会各集团构成到思想文化形态，都有很深刻重要的变化。当然也有一以贯之而不变的东西，一是中华文明传统一脉相承没有中断，二是基本上维持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帝国。我以为，这两点与其说是停滞，倒不如说是中华文明的伟大成就。要知道从世界范围来看，能维持文明传统不中断、能维持如此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的大一统，实在是绝无仅有。　　而问题就在于中国为何在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关键时期逐步落后，而没有先于西方或与西方同期进入启蒙时代，开启工业化、民主化的近现代历程？这一关键时期的落后，使得中国在鸦片战争后沦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差一点亡国灭种。直到历经空前的大动荡、大革命，才开启现代化之路，而到现在也还在奋力追赶西方。　这个疑问也可以说始终萦绕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心中，而不断试图从不同的角度予以解答。　　吴钩的《宋：现代的拂晓时刻》一书也对这个问题提供了自己的答案。　　这本小书作者写得通俗浅显，但并非戏说，而是广泛搜罗史料，把反映宋代近代化特征的众多历史细节分门别类汇集在一起：包括世俗化、市民化的社会生活，繁荣的城市社会及经济，发达的商业活动和市场体制，理性化、一定程度上分权化的政治、司法体制等方面。特别是作者对宋代政治运行中“虚君实相”、“共治公议“、“重视法治”等近代化特征的揭示，对宋代司法制度为防止冤假错案而制定的严密的互相制衡的体制（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法制的巅峰，就是对现代也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的解读，最让我印象深刻。读了以后令人对中国在宋代发生的社会历史进步印象深刻，不能不感叹宋所达到的历史高度。　　作者充分肯定了宋代的历史进步，认为宋代已经达到了“现代的拂晓时刻”。然而为何宋之后现代并没有来临，反而迟到了近七百年呢？作者认为，这是由于落后民族的侵略迟滞了历史的发展。　　作者的这个观点，我觉得有必要进一步追问：既然宋代的中华文明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可是为什么这种文明却不能把文明成果转化为足够的力量去保护自己，不被征服？　　 一个当时历史条件下高度发达的文明，却无法抵挡落后的渔猎、游牧民族的侵略，在靖康之难中短短几年就沦丧了大半江山，并最后被彻底征服，这难道不是说明这种文明还存在着致命的弱点，不是说明这种文明的脆弱吗？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我想起读过的历史小说《金瓯缺》（曾获茅盾文学奖，在宋史爱好者中口碑颇佳）。小说作者徐兴业详考史籍，以悲壮苍凉的笔墨，叙述了北宋末年表面上烈火烹油、繁花似锦的锦绣江山是如何沦亡的。　　这部小说反映了，靖康悲剧的主要责任在于北宋朝廷的上层！当时北宋朝廷从皇帝到执政大臣，众多上层人物只知争权敛财、穷奢极欲、敷衍塞责，而全然不顾国家民族的安危、不顾中下层人民的死活。与辽金的和战决策犹如儿戏，等到战端一开，却又胡乱指挥。当金兵长驱直入时，又只会逃跑或者干脆投敌。如此，怎能不败？怎能不亡？　　对民族存亡、百姓安危还有着责任心的忠臣良将，却受到权臣昏君所制，终不能力挽狂澜、有所作为。广大下层百姓积极抵抗，但由于缺乏组织、得不到朝廷的呼应，最终也陷于失败。终于造成了“神州陆沉”的历史悲剧！　　从这部小说中，我以为能够窥见宋代中华文明的致命弱点。 文明发达的一个副产品，往往是内部矛盾的复杂、尖锐，特别是上层与下层的对立与隔阂。这就成为文明的软肋，成为发达文明致命的弱点。而比较落后的文明，却往往内部分化水平不高，矛盾较少，上、下层之间比较团结，因此能够凝聚成强大的实力，战胜内耗的发达文明。这就是孙子兵法所谓“上下同欲者胜”。　　宋代虽然有着繁荣的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有着高度发达的文明成果，但却没有创造出抑制内部矛盾、实现“上下同欲”的机制，没有把发达的文明成果转化为强大的国家实力的机制。这就是宋代的悲剧、也是中华文明的悲剧。　　我以为造成宋代中华文明这一致命弱点的深层次原因还在于社会结构的变化。　　在汉唐的强盛时代，中华文明依靠领先于世界的严密的官僚体制以及帝国对农户的控制（编户制、均田制），依靠与帝国休戚与共的军事贵族，曾实现了高效的资源汲取，实现了将发达文明成果转化为强大的国家实力。　　而在宋代，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发展，已经使众多传统的共同体解体，而出现了原子化的社会。社会学家曹锦清先生就曾经提出这样的观点：正是由于中古时期的乡村自然经济和农村共同体在商品经济冲击下已经解体，出现的是地权快速流转、农户在商品经济中沉浮不定而急剧贫富分化、失地流亡农民快速增加的这样一个（相比起中古时代）高度分化、高度流动的乡村社会，而国家原先对农户的严密控制（同时也承担向乡村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也因此被冲破而消亡，宋代大儒才极力提倡乡村宗族建设，为的是要重建乡村共同体、建立能为乡村提供公共产品的组织。（曹锦清：《宋代以来的中国是如何建设乡村组织的？》http://www.aisixiang.com/data/84607.html　）　　在此背景下控制了宋代政权的是这样一个社会集团：士绅官僚集团。他们依靠科举发家，大多数出身乡村庶族地主。他们的土地、财富主要不是靠国家的授予和历史的传承（像汉唐时期的军功贵族、世家大族），而是靠自己努力经营、兼并小农以及把做官的权势用种种潜规则转化为物质利益。这样一个社会集团成了在帝国和广大民众之间的“中间人”。然而这样的“中间人”是与“上下”皆不同欲的。对上（君主），他们实质上更像雇员和老板、经理人和股权拥有者之间的关系，而没有汉唐时期贵族官僚与国家休戚与共的关系。他们有绝对的利益动机去对上阳奉阴违来为自己谋私利；对下，他们与乡村小农在利益上是直接对立的，他们要扩张财富（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这种扩张冲动又特别强烈），就必须要兼并小农。而这又势必激化社会矛盾，并且与国家要依靠小农来提供田赋、力役、兵役的利益是直接对立的。在这样的社会集团控制下的朝代，就不能不表现为政治的腐败和国家能力的弱小。　　在像宋代中国这样一个商品化、市民化、高度分化的社会，要抑制内部矛盾，要建立有效的资源汲取机制以把发达的文明成果转化为强大的国家实力，秦汉以来中华帝国的老套路已经越来越失效了。掌控发达的官僚机构的士绅官僚越来越成为社会上唯一有力的集团，成为腐败的黑洞，汲取着发达文明创造的财富却不转化为积极的成果，而是在种种潜规则中白白耗费掉。　　要走出这一文明的困局，我以为需要超越森严的官僚政治体制，而建立更多不同阶层民众政治参与的渠道，从而消除士绅官僚集团对政权的垄断；需要更多地发挥地方、民间的力量，引入分权、自治的机制，以缓解大一统中央集权所造成的地方、民间虚弱——总之，需要把消极臣服于权力的古代臣民转化为能有效参与政治从而与国家休戚与共的近代公民、塑造新的政治共同体，才能缓解“上下不同欲”，才能创造新的有效资源汲取机制使发达的文明转化为强大的力量。　　然而，这的确是宋及以后几百年的中国所没有实现的任务。我以为，这里的原因有传统中华文化缺乏相应的思想资源和制度想象力，有高度发达的官僚体制和士绅官僚集团强大的自我维护的能力，有落后民族征服带来的社会倒退，等等……　　作为现代人，回望近一千年前宋代中华文明的悲剧，不禁有“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之感，然而，若是“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岂不悲夫!

宋朝只是开明的专制

作者试图通过宋朝政治、经济、社会的诸多现代化来说明宋朝是近代中国的开端，但是由于作者号称第一宋粉，所以难免牵强和美化。尤其是政治方面，比如说太祖碑文有大宪章的作用，显然太过夸大，太祖碑文是规范皇权，而不是约束皇权，规范是为了保护皇权的持久性，根本原因在于太祖武将夺权，通过重文轻武来抑制武将势力，制度化的形式就是太祖碑文。其实，我们从宋朝文官和武官的命运，便可看见皇权之大，比如苏轼和岳飞，个人命运系于君主一人之上，而且奸臣专权，更能说明权力之集中。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就是绝对皇权，中国一直都是有限皇权，一方面受到文官集团的束缚，明朝及时如此专制，皇帝也经常面对文官集权无力，只能采取制衡手段，最突出就是军权与相权的矛盾。另一方面，皇权受到受到地方的束缚，春秋战国有分封的诸侯国，魏晋南北朝有地方士族门阀，唐代有军阀割据，中央与地方权力不断博弈。所以说，宋朝只能算是开明的专制。交流微信：xpweekly

宋朝是一个摩登时代

转一则作者的访谈：宋朝是一个摩登时代在吴钩眼里，宋朝不能用人们已有的那些“电视剧知识”来评价，如“积贫积弱”“太窝囊”等等，相反，宋朝是“现代的拂晓时辰”，更是一个非常“morden”的朝代。深圳晚报记者 李福莹因为经常写文章、发微博“吹捧”宋朝，历史学者吴钩有一个美称：“宋粉”。对于这个称呼，吴钩先是自嘲：“我是宋粉，宋慧乔的粉。的确，宋慧乔是最吸引我的韩国女明星。没有之一。”然后才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其实我想说的是，与其说我是‘宋粉’，不如说我是‘文明粉’。我不是粉宋朝这个王朝，而是粉宋王朝表现出来的文明成就。”在今年9月刚刚出版的新书《宋：现代的拂晓时辰》中，吴钩的这种“风趣”“接地气”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用文字勾勒出一幅“清明上河图”，“图中”有宋朝的夜生活、开封白领如何“叫外卖”、大城市的“证券交易所”，甚至宋朝人的沐浴、刷牙以及天气预报等都有触及……在吴钩眼里，宋朝不能用人们已有的那些“电视剧知识”来评价，如“积贫积弱”“太窝囊”等等，相反，宋朝是“现代的拂晓时辰”，更是一个非常“morden”的朝代。我是宋粉，不是“宋吹”深圳晚报：大多数人都叫你“宋粉”，但也有人批评你是“宋吹”，为什么你认为宋朝是最好的朝代？吴钩：我是宋粉，不是宋吹，因为我不吹，所说的宋朝成就，完全基于史实，并无夸大之处。如果汉朝、唐朝或者明朝、清朝也有宋朝同样的文明成就，我也可以成为一名汉粉、唐粉，或者明粉、清粉。深圳晚报：你眼中的“文明成就”是什么？吴钩：我觉得“文明成就”不是指疆土特别辽阔，不是沙场杀敌如麻，不是耀兵异域扬我国威，不是万邦来朝。我心目中的“文明成就”，是指政治开明一些，社会宽松一些，经济繁荣一些，生活富庶一些。套用徐老怪电影《智取威虎山》里座山雕的话来说：一个字，就是老百姓过得更富足、更自由、更有尊严、更有幸福感。如果用我前面提到的那些“文明”指标去衡量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你也许就会发现，一直被贬低的宋王朝，无疑是“文明成就”最高的一个时代。没有之一。深圳晚报：本书有很多特别“morden”的叫法，如“夜生活”“叫外卖”“城市白领”等，是为了更通俗易懂吗？是否有史料依据？吴钩：写这本书，我不敢说披阅了多么巨量的史料，但自认为参考了非常多的学界专家的研究成果。我想写的并不是顾影自怜的学术文章；也不希望将文章写成“×朝那些事儿”这样的文化快餐。我更愿意以做学问的态度，来写更有可读性的文字。书中或有“惊人之论”，但这些论点，都有史料支持，而非“故作惊人语”。一个站在近代门槛上的王朝深圳晚报：宋朝一直被当做窝囊的王朝，为何你却认为她是“现代的拂晓时辰”？吴钩：研究宋史的张邦炜教授曾经感慨，“从前人们一提到汉朝、唐朝，就褒就捧：盛世治世；一讲到宋代，就贬就抑：积贫积弱。”其实何止是“从前”，直至今日，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也是如此。中国人看待中国历史，往往摆脱不了对国运的关注，因而影响及情感的取舍。而海外学者能够以超然的心态去评估一个王朝的文明表现。许多海外汉学家在论及中国宋代的时候，特别喜欢使用“革命”之说。比如英国汉学家伊懋可认为，唐宋之际发生了一场“经济革命”；日本学者斯波义信也列举了宋朝的农业革命、交通革命、商业革命以及都市化方面的重大变迁……唐代是中世纪的黄昏，而宋朝则是“现代的拂晓时辰”。深圳晚报：既然早在11—13世纪的宋王朝，中国就已经产生了近代化，为什么到了19世纪下半叶，中国的近代转型还会显得那么艰辛、一波三折？吴钩：宋朝的覆灭不可跟其他王朝的更迭相提并论。用那个时代的话语来说，叫做“亡天下”；用今天的话语来说，不妨称为“文明的中断”。为什么是“文明的中断”呢？请允许我先引用周良霄《元代史》序文中的一段话：“宋亡之后，元王朝统一中国，并在政治社会领域带来了某些落后的影响，它们对宋代而言，实质上是一种逆转。这种逆转不单在元朝一代起作用，并且还作为一种历史的因袭，为后来的明朝所继承。……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袭元朝，而元朝的这一套制度则是蒙古与金制的拼凑。从严格的角度讲，以北宋为代表的中原汉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灭亡，即陷于中断。”宋朝平民生活质量高于唐朝深圳晚报：体现一个朝代的生活水平，“吃”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可否谈谈宋朝的“美食”？吴钩：在中国饮食史上，两宋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期，中国人的食物开始从匮乏向丰盛过渡。今天任何一名厨师必须熟悉的烹、烧、烤、炒、爆、溜、煮、炖、卤、蒸、腊、蜜、葱拔等烹饪技术，正是在宋朝成熟起来的；现在我们能够品尝到的火腿、东坡肉、涮火锅、刺身（宋人称为“脍”）、油条、汤圆、爆米花、各式糕点等美食与小吃，也是发明或流行于宋代。你去看《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梦粱录》，上面收录了名目繁多的宋朝美食。深圳晚报：作为宋朝的超级粉丝，你眼中宋朝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吴钩：宋朝肯定存在很多问题，不然就不会灭亡了。特别当我们以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准去衡量宋朝，更是可以发现她的问题其实也挺严重。比如宋朝虽然整体上比较富庶，但还是也有许多温饱不保的穷人。再比如宋朝的军事力量虽然不弱，但最后还是无法抵御强敌，令人扼腕。我之所以更愿意多说宋朝的成就，是因为这个时代被今天的许多人低估了，甚至被抹黑了，因此需要另一种声音来纠正视听感。（2015年09月20日《深圳晚报》）

内容新奇的一部“文献综述”

看完这本书我想说的第一个词就是“文献综述”，这就是这本书给我的第一感觉——作者从生活、社会、经济和政治四个方面展现了宋朝社会的现代性，每一方面又分别展开详细论述。如果只论内容的丰富性和内容的新奇性（至少对于我这个对于宋史一无所知的人来说），那么这本书是可以看一下的。读这本书也可以感受到作者所下的功夫，无论是参阅的古籍还是现代的文献，不可以说不多。但是问题就出在内容的丰富上，这本书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将这些丰富的内容重新组织起来，只是简单的平铺直叙，很多时候作者都是前面写一段古文，然后在跟一两句翻译，这样的文章是无法勾起读者的兴趣来的。作者这样写文章就和我们写的低水平的文献综述一样，只有材料的罗列而没有自己的分析。作者自称是“天下第一宋粉”，从书中可以看出来，作者的确对宋朝的各个方面都推崇备至，全书都洋溢着一种赞美之词。作者这样崇拜宋朝也比较好理解，因为宋朝无论是从经济、政治还是社会生活等等各个方面都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封建王朝的顶峰，展现出了一定的“现代性“。然而，作者欠缺的是对这个近乎完美的宋朝给予评析，想想也知道——这么好的朝代为什么疆域越来越小，为什么抵不过一个落后的蒙古部落？对于宋朝缺乏应有的反思可以说是这本书第二大硬伤。最后，这本书还是让我大开眼界的——原来宋朝这么精彩、这么发达！这是我原来所想不到的，借用陈寅格先生的一句话：”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我觉得这样的评价，宋朝当之无愧。

从传统中寻找现代

在《重新发现宋朝》小试牛刀之后，吴钩先生更上一层楼，在一年之后推出了这本大部头的《宋：现代的拂晓时辰》（以下简称《宋》）。并由以学术精神著称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无论从史料、史识还是装帧、设计，这本书有很大的超越。翻开这部厚重精美的著作，细细读来，其中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一直以来，吴钩先生在微博上颇为活跃，他因为对宋朝的极力推崇，因此被戏称为“宋粉”。对经常关注他微博的读者来说，书里的一些内容或许在他的微博上有所出现；但微博过于碎片化，通过本书，人们对吴钩的宋朝研究可以一窥全貌，作者的思路也更加完整和成系统一些。在《宋》这本书中，吴钩将“现代性”作为全书主题和线索，由此展开枝节叶脉，分门别类，用点点滴滴的细节，拼凑了生动的历史大局——“瓦舍勾栏”描述宋人过着像宋瓷一样的精致生活；“契约时代”展示宋人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全民皆商”细描了中国的重商主义年代；“共治天下”则充分体现了宋朝制度的分权与制衡之美。与许多学术性专著不同，本书语言平实，以普通历史读者为阅读对象，为此在书中插入了100余幅宋代风情画。中国传统绘画重写意，因此常常很难将绘画作为历史的记录工具，但宋朝绘画却有所不同，出现了大量写实性的美术作品，而且这些代表中国古代艺术巅峰的作品有许多都流传至今。《宋》的封面就是一幅完整的《清明上河图》。有时候，图片的信息量远远超过文字。这些图片与文字相得益彰，使《宋》就如同一幅文字版的《清明上河图》一样，古老的宋朝在读者面前徐徐展开——随着宋朝的夜生活、瓦舍勾栏、贵族的娱乐活动、美食、节假日，甚至宋朝人的沐浴、刷牙以及天气预报、城市化、福利体系、书院一一呈现，这个充盈着拂晓之光的朝代显现着不输于当今社会的人性化、法制化、商业化的迷人之处。作者以优美而富于时代感的文字，将宋朝城市化、福利体系、书院、民风等，描绘成一幅趣味横生的充满生活气息的历史长卷。可能是为了便于大众读者理解历史，作者在写作中采用了大量现代语汇，比如宋代开封的“城市白领”不在家中做饭，而是“叫外卖”;比如“猫粮专卖店”、“证券交易所”和“灯箱广告”等……在这方面，同样对宋代生活史兴趣盎然的李开周先生更是乐此不疲，在作品中大量使用现代口语。相比之下，吴钩在《宋》中仍然保留了书面语写作。历史写作离不开各种史料。从《宋》的下注看，全书所引史料极多，从正史到野史笔记，以及国外汉学著作，不一而足。作者通过对各类记述宋朝的文献和各种各样的宋画的解析，从生活、社会、经济、法政四个层面，展示了中国历史上可能最为文明、现代且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代。宋代文化发达，文人和民间写作者甚众，各种野史笔记多不胜数。因为印刷技术的普及，流传下来的宋代史料远远超过以手写为主的汉唐。早先曾有漆侠先生的经典作品《宋代经济史》，如今吴钩在《宋》中更加展现了其对史料的爬梳、整合、分析能力。在作者颇接地气的叙述之下，那些枯燥的商业信贷、冶金煤矿、制造工业以及对外贸易等历史显得娓娓动人，让人看到一段有血有肉、似曾相识的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