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杂忆》书评

一生求得一份真实

汪曾祺一直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作家，很喜欢他的写作风格，朴实之中见真情，朴素、平淡、韵味无穷， 字里行间有书香味，有江南的泥土芳香。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汪曾祺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如《葡萄月令》.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影响”.儒、道、佛三家,“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过,“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这是他艺术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说的灵魂.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我们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他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而美与健康的人性,不论在多么古老的民族传统中,永远是清新得如同荷风露珠一般.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受戒》和《大淖记事》.《受戒》中一对活泼可爱的小儿女之间萌发的天真无邪的朦胧爱情,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这种内在的欢乐情绪同古代乐府和民间情歌相同.《大淖记事》的爱情故事略为曲折.娟美可人的巧云和年轻风流的锡匠十一子纯真赤诚的爱情遭到野蛮的蹂躏,然而无比坚贞的爱竟可使生者死、死者生,使所有人为之敬佩,文中描写的锡匠形象尤为鲜明.这是令作家“向往”和“惊奇”的美,它深藏在民间,深藏在我们民族的传统中. 这本书延续了他一贯的写作风格，朴实平淡，读来却让人欲罢不能，是一本非常值得读的好书！

你最珍贵

人这一辈子这么长，能在脑海中留下记忆的肯定都是最珍贵的。在书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汪曾祺，他温暖、纯粹、热爱生活……

多年父子成兄弟

这是我父亲的一句名言。　　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是画家，会刻图章，画写意花卉。图章初宗浙派，中年后治汉印。他会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他认为乐器中最难的其实是胡琴，看起来简单，只有两根弦，但是变化很多，两手都要有功夫。他拉的是老派胡琴，弓子硬，松香滴得很厚――现在拉胡琴的松香都只滴了薄薄的一层。他的胡琴音色刚亮。胡琴码子都是他自己刻的，他认为买来的不中使。他养蟋蟀，养金铃子。他养过花，他养的一盆素心兰在我母亲病故那年死了，从此他就不再养花。我母亲死后，他亲手给她做了几箱子冥衣――我们那里有烧冥衣的风俗。按照母亲生前的喜好，选购了各种花素色纸做衣料，单夹皮棉，四时不缺。他做的皮衣能分得出小麦穗、羊羔，灰鼠、狐肷。　　父亲是个很随和的人，我很少见他发过脾气，对待子女，从无疾言厉色。他爱孩子，喜欢孩子，爱跟孩子玩，带着孩子玩。我的姑妈称他为“孩子头”。春天，不到清明，他领一群孩子到麦田里放风筝。放的是他自己糊的蜈蚣(我们那里叫“百脚”)，是用染了色的绢糊的。放风筝的线是胡琴的老弦。老弦结实而轻，这样风筝可笔直的飞上去，没有“肚儿”。用胡琴弦放风筝，我还未见过第二人。清明节前，小麦还没有“起身”，是不怕践踏的，而且越踏会越长得旺。孩子们在屋里闷了一冬天，在春天的田野里奔跑跳跃，身心都极其畅快。他用钻石刀把玻璃裁成不同形状的小块，再一块一块逗拢，接缝处用胶水粘牢，做成小桥、小亭子、八角玲珑水晶球。桥、亭、球是中空的，里面养了金铃子。从外面可以看到金铃子在里面自在爬行，振翅鸣叫。他会做各种灯。用浅绿透明的“鱼鳞纸”扎了一只纺织娘，栩栩如生。用西洋红染了色，上深下浅，通草做花瓣，做了一个重瓣荷花灯，真是美极了。用小西瓜(这是拉秧的小瓜，因其小，不中吃，叫做“打瓜”或“笃瓜”)上开小口挖净瓜瓤，在瓜皮上雕镂出极细的花纹，做成西瓜灯。我们在这些灯里点了蜡烛，穿街过巷，邻居的孩子都跟过来看，非常羡慕。　　父亲对我的学业是关心的，但不强求。我小时了了，国文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我的作文，时得佳评，他就拿出去到处给人看。我的数学不好，他也不责怪，只要能及格，就行了。他画画，我小时也喜欢画画， 但他从不指点我。他画画时，我在旁边看，其余时间由我自己乱翻画谱，瞎抹。我对写意花卉那时还不太会欣赏，只是画一些鲜艳的大桃子，或者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瀑布。我小时字写得不错，他倒是给我出过一点主意。在我写过一阵“圭峰碑”和“多宝塔”以后，他建议我写写“张猛龙”。这建议是很好的，到现在我写的字还有“张猛龙”的影响。我初中时爱唱戏，唱青衣，我的嗓子很好，高亮甜润。在家里，他拉胡琴，我唱。我的同学有几个能唱戏的，学校开同乐会，他应我的邀请，到学校去伴奏。几个同学都只是清唱。有一个姓费的同学借到一顶纱帽，一件蓝官衣，扮起来唱“朱砂井”，但是没有配角，没有衙役，没有犯人，只是一个赵廉，摇着马鞭在台上走了两圈，唱了一段“郡坞县在马上心神不定”便完事下场。父亲那么大的人陪着几个孩子玩了一下午，还挺高兴。我十七岁初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他在一旁瞎出主意。我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他喝酒，给我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我一根。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我们的这种关系，他人或以为怪。父亲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我和儿子的关系也是不错的。我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下放张家口农村劳动，他那时还未从幼儿园刚毕业，刚刚学会汉语拼音，用汉语拼音给我写了第一封信。我也只好赶紧学会汉语拼音，好给他写回信。“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打成“黑帮”，送进“牛棚”。偶尔回家，孩子们对我还是很亲热。我的老伴告诫他们“你们要和爸爸‘划清界限’”，儿子反问母亲：“那你怎么还给他打酒？”只有一件事，两代之间，曾有分歧。他下放山西忻县“插队落户”。按规定，春节可以回京探亲。我们等着他回来。不料他同时带回了一个同学。他这个同学的父亲是一位正受林彪迫害，搞得人囚家破的空军将领。这个同学在北京已经没有家，按照大队的规定是不能回北京的，但是这孩子很想回北京，在一伙同学的秘密帮助下，我的儿子就偷偷地把他带回来了。他连“临时户口”也不能上，是个“黑人”，我们留他在家住，等于“窝藏”了他。公安局随时可以来查户口，街道办事处的大妈也可能举报。当时人人自危，自顾不暇，儿子惹了这么一个麻烦，使我们非常为难。我和老伴把他叫到我们的卧室，对他的冒失行为表示很不满，我责备他：“怎么事前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下！”我的儿子哭了，哭得很委屈，很伤心。我们当时立刻明白了：他是对的，我们是错的。我们这种怕担干系的思想是庸俗的。我们对儿子和同学之间的义气缺乏理解，对他的感情不够尊重。他的同学在我们家一直住了四十多天，才离去。　　对儿子的几次恋爱，我采取的态度是“闻而不问”。了解，但不干涉。我们相信他自己的选择，他的决定。最后，他悄悄和一个小学时期女同学好上了，结了婚。有了一个女儿，已近七岁。我的孩子有时叫我“爸”，有时叫我“老头子”！连我的孙女也跟着叫。我的亲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小”。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　　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1990年9月1日

汪老谈温情

以平凡的人事，尽显岁月温情。看似不经意，却处处搅动心底池水。

生活不只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封面上江南风光的小桥流水人家，配上湖蓝色的腰封，这是我喜欢的风格和我喜欢的颜色。书的封面上有一句话“他是一个活庄子。天然恬淡，抱膝闲看，带着笑意，用孩子一样天真的眼睛。”我想这是很多人对汪曾祺的印象吧。这本书名虽然叫做《浮生杂忆》，但是整本书中文章安排还是有章可循。从《自报家门》说起，谈及家乡、家人、恩师还有他的颠沛流离，使每个人都能自然而然地回忆起自己的生活。这本《浮生杂忆》拿在手上，瞬间感觉到了生命的重量。它不轻，因为这本书承载了汪曾祺一生的回忆，坎坎坷坷，颠沛流离；但它也不重，因为在书中完全看不出汪曾祺对生活和命运的抱怨，他将自己的生活轻描淡写，记述了他随遇而安诗和远方的一生。所以生命到底是个什么重量，每个人都有自己判断和衡量。而在我看来，这本书举重若轻。我是一个对家的执念很重的人，对朋友执念很重的人，对生活执念很重的人，所以看他的文章总能撩拨起自己对家的思念，对朋友的想念，对生活的信念。他的家乡是个水乡，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他们看船，看打鱼，去西堤，水影响了他的性格，所以他的作品里总有水的感觉。他写他的家人。祖父创业，还有点浪漫主义气质、诗人气质；祖母勤劳，针线活好，还非常喜欢他；父亲聪明、随和，“多年父子成兄弟”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生母故去，对她的记忆只能从画像上寻找，从邻里的闲话家常中寻找。他写他在昆明的七载云烟，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六年，只天地一瞬；不远万里，报考西南联大，只为北大自由的学风，寻找潇洒；西南联大的校舍，斯是陋室，却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人才，使他成为这样一个人、一个作家；关于喝茶，他曾在《泡茶馆》中描述过，“昆明七载成何事？一半光阴付苦茶。”《随遇而安》是所有文章中最触动我的。汪曾祺当过右派，用他自己的话说“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能说出这样的话，足见他的心有多大。在下放的这些年，做过农活，起猪圈、刨冻粪；画过画，画了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的巨著；还搞过“样板戏”，似乎还得到了江青的赏识……一直到一九七九年，全国绝大多数右派分子平反，他才算和右派的影子告了别。有人问过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因为他们觉得他的精神状态不错，想了解他是凭仗什么力量过来的，他回答：“随遇而安”。有人把下放劳动视作“逆来顺受”，他觉得“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他在文中写到：“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能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全是哄自己。生活还是很好玩的。“随遇而安”经常出现在中学语文考试的诗歌鉴赏里，在真实的生活中却很少出现。现在，很多到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一边抱怨着时运不济，一边还不得不为生计奔波。既然来了，为什么不“随遇而安”？想想当初来到这里的决心和目标，坚持得住，那就继续“安”，不能“安”，那就换个地方继续“随遇而安”。生活不只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