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火阑珊处》书评

學人豈能守書齋

By 亂“用現在物質的標準去衡量，歷史，對於普通人而言，可能是百無用處的東西。人們吃不著，喝不著，它也無法做成科學儀器、實驗設備、交通工具，做成一種能夠直接用於物質生活的東西……”一次，某電視節目在采訪許倬雲時，用對“歷史的現實意義”的追問，作為采訪的開頭。許倬雲聽後不慌不忙地回答：“歷史是給你機會反省自己，也給你機會看看四周圍。”他認為，歷史其實是一面“鏡子”，小至個人，大至民族、國家、政權，歷史現實的意義，都是提供反思與鏡鑒，也就是人們最經常聽到的那句官方話術“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當然，這是最理想化的狀態。如果個人、民族、政權為了達到某種目的，試圖遺忘、篡改、歪曲歷史，那麽這面“鏡子”就變成了“哈哈鏡”，以此為“鏡”的民眾，則容易被教唆、愚弄，面向的就是“被扭曲的未來”。歷史常被當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他學科又何嘗不是？人文社科領域的學者們，生產的學術產品“吃不著”“喝不著”“無法做成科學儀器、實驗設備、交通工具”，從物質層面與其他自然學科相比，已處弱勢。其最引以為傲的便是對自由、尊嚴的無私捍衛，對真理、知識的無限渴求。人文社科領域的學人，應當具有更強烈的責任感與使命感，成為時代的啟蒙者和拓荒者，哪裏的正義與公理被壓迫得最緊，哪裏就應當有學人最專業、最理性、最振聾發聵的聲音。堅守自己的學科固然重要，但這並不是學人對社會問題熟視無睹，對被壓迫者冷眼旁觀的借口。走出書齋，主動承擔社會責任，是當代學人的當務之急。《燈火闌珊處——當代學人自述》一書，雲集了余英時、許倬雲、楊天石、鄧曉芒、王明珂、述弢、魏光奇、許紀霖、李新宇等老中青三代學人，也有閻長貴、楊東平、吳迪、傅國湧等讀書人。其中唯一的女性學人沈睿，是以女權主義者的形象示人。東西南北、海內海外的學人、讀書人，所寫的自述文章匯成一集，不得不讓人有一番比較和解讀。1. 從來沒有見過地主兇惡討租或欺壓佃農的事文如其人。余公英時的文章，就代表了他最鮮明的立場，即對傳統“文化中國”的熱愛與追念，對“革命陣營”“激進主義”敬謝不敏，對自己學術歷程的自謙與自嘲。余公年幼時，八、九年的鄉居生活，讓相當徹底地生活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他感覺到，由生活體驗中得來的直覺對其以後研究中國歷史與思想有很大幫助。因為在故鄉官莊體驗到的是宗族禮法先行，“從來沒有見過地主兇惡討租或欺壓佃農的事”，所以待其成年，對極端的階級鬥爭思想抱持懷疑。最終，這也促成他對西方文化和歷史發生深刻興趣，希望從西方的角度，重新審視橫行中國的那些主義和思潮。余英時先生自謙“運氣很好”，在香港遇到了錢賓四先生，在哈佛大學又得到楊聯陞教授的指導。其實，余公其父余協中，是燕京大學、美國卡拉格大學、哈佛大學的高材生，曾任國立師範大學、天津南開大學、安徽大學教授，歷任民國官員、國立編譯館編輯、昆明任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等職，已頗有家學與人脈，加之先生自幼聰慧勤奮，成才成家也是遲早的事。當下，海內外學界對余先生學術貢獻的褒獎，已經無以復加，他對真理、正義的執著，對醜惡、陽謀的批判，在學界更是無出其右。無論是從學術上，還是人格上，他都是同輩、後輩學人的楷模。2. 怎麽回答人家批評我們沒有用？許倬雲先生天生殘疾，行走不便，卻對學術始終孜孜以求，考入臺大，師從李濟、李宗侗、董作賓，還受過傅斯年的教誨，個個都是大師級的人物。只是因為身體原因，許先生的確是“做了一輩子的‘旁觀者’”。身體的苦難讓他對歷史、哲學的思考，更多了些宗教意味。他竟然將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推己及人”，理解為佛家的“人己不分，物我同存”，甚至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也都有了佛家“關照”的色彩。許先生的學術背景很龐雜，其對歷史學、哲學、社會學、人類學都有很深造詣，因此在解讀樞軸時代、文明崩潰、信息與生物科技、人口老齡化、婚姻制度等課題時，都會有獨特的觀點與視角。甚至在學科建設、學人素質方面，他都會直言不諱地說：“今天是知識貧乏的時代，每個人只管升等，管非常小的專題……我們學人文社會科學的人，做出來是這樣子的方向，怎麽回答人家批評我們沒有用？”3.被誣陷與被迫害的《燈火闌珊處——當代學人自述》裏的大陸學人，年齡都在五十歲以上。於是，反右、文革成了他們自述文章的主題，每個人都試圖在吐露自己、自己家庭的心酸往事中，拼接出這大時代的不幸與瘋狂。“對付考試頗有辦法”的楊天石，在“反右”期間“誠心誠意地覺得社會主義好，共產黨好”，沒有任何不良言論，幸免戴“帽”。在文革期間，也算是兩耳不聞文革事，一心只做民國史，沒享受過“牛棚”待遇。楊天石的自述文章，充滿了考據與歷史細節，數十年前的人物、對話、情節信手拈來，讀起來很真實但也很枯燥。不過，文章中卻非常意外地出現了他對八十年代初的包遵信的評價，他說“包遵信個子矮，長得黑，為人精明能幹，我們都稱他為‘小老包’。後來他……發起成立《中國哲學》編輯部，以書代刊。出版後即聲名鵲起，廣受學界重視。”然後，文章裏就再也沒有出現這個名字了。閻長貴則在1967年，做了一年江青的機要秘書，不想之後便被江青誣陷為“坐探”，送往秦城監獄。其實，他的自述文章標題《挫折也是一種財富》，完全可以改名為《江青曾經誣陷我》。而且文章的風格並不像普通的自述，更像是變相的政府紅頭文件，或者是領導人講話，官腔重且怨氣重，讀起來很有距離感。4.民工考上研究生鄧曉芒的父親是打入國民黨部隊裏的中共地下黨員，在東北前線，曾成功策動了所在的國民黨部隊一萬多人起義。後來，他做過報紙編輯，辦過書店，做過《新湖南報》的第三任社長。可是說，鄧曉芒是出生在一個革命家庭。但是，在1958年“反右”期間，鄧的父母雙雙被打成右派。中考後，鄧因為“家庭有政治問題”，考試成績作廢，不得不選擇下鄉當知青。在文革期間，天性善良的他又一次次接受著“思想自虐”。1974年，已經在農村呆了整整10年的鄧曉芒因為“病退”終於回到長沙，卻是當上了民工、搬運工，利用業余時間看書。1978年恢復研究生考試，30的歲他終於考上社科院哲學所，卻仍然因為政審沒通過，沒被錄取。時隔一年，他報考武大哲學系，終於圓了求學夢。讀者在閱讀《燈火闌珊處——當代學人自述》一書時，能在電視談話類節目《實話實說》制作人楊東平的口中，得知梁從誡、王力雄曾與他創辦民間環保組織“自然之友”；能讀到許紀霖在1987年發表《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人格的歷史探索》一文“暴得大名”後，因為約稿太多而知識儲備有限，心中產生的“前所未有的危機感”；還能讀到中國女權主義者沈睿，吐槽身為著名詩人的前夫，對她的背叛，婚後的冷漠，甚至是家庭暴力；還能看到傅國湧充滿書名號與雙引號的“閱讀史”。書的封底上的文字，將此書定義為“青春的記憶、歷史的痕跡，刻畫出人生的軌跡”“十五位知名學者自曝‘書齋前傳’ 講述痛並快樂的人生起點”，還說這本書“不僅對同行和學界同仁，同時對社會公眾，尤其對年輕人，有許多啟迪和勵志作用”。但是，無論如何，該書中的多數學人、讀書人，對其經歷的各個時代的公共問題，都缺乏足夠的批判與反抗意識，“反右”如此，文革如此，之後的某些事件更是如此。一些對其個人歷史具有重大影響的事件，有的人使用春秋筆法，有的幹脆閉口不提。讀者看到的，只是這些讀書人在拼命訴說自己的不幸與堅韌，鮮有對學界之外的社會思想、道德倫理的批判與構建。他們的話，只能算是讀書界湖面上的一絲清風，全然吹不起象牙塔外的驚濤駭浪了。【約稿、轉載，請直接豆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