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章节试读

《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的笔记-第127页

湜美容儀，早有才名。弟液、滌及從兄蒞，并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之際，自比王謝之家。謂人曰：“吾之門地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為第一。丈夫當先据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于人！”故進取不已，而不以令終。换言之，崔浞意识到担任高官能够博取最高荣誉，而道德高尚但终于诸县令长的君子将会遭人鄙视原文中的magistrate和翻译的“诸县令长”都把令理解为官职，“不以令終”不就是不得善终的意思么。。。

《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的笔记-第116页

可能数学太糟糕，我怎么都理解不了出土墓志所提到的一百六十名博陵崔氏成年男性，其中38%的人物列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假定墓志展现的是接近崔氏随机抽样调查的资料，那么这个比例大概准确。（也就是说该表记载了大约38%的崔氏成员，因此我们能够估计唐代博陵崔氏成年男性的人数约为一千一百五十名。）

《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的笔记-第88页

《晋书·崔洪传》：“丛生棘刺，来自博陵，在南为鹞，在北为鹰。”

《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的笔记-第111页

注释154：其中北齐昙刚所著的《类例》被宋代的《博陵崔氏录》所征引…… 按《博陵崔氏录》未详何书，检伊氏原文（P143）：“One of these(指上文所言四部著作),T’an kang’s Lei-li,is quoted in the Ts’ui section of a Sung genealogical text.”，意为：“其中昙刚的《类例》在一本宋代姓氏书的‘崔氏’条中被征引”，这个“宋代姓氏书”即下文括号内标注的《古今姓氏书辩证》，而非《博陵崔氏录》。
同注：另外成书于北齐的《古今姓氏书辨证》卷五‘崔’条记载，博陵崔氏内部亦有上下高低之别……按《古今姓氏书辩证》南宋邓名世撰，自当成书于南宋，检伊氏原文：“It （指昙刚《类例》）and another Nothern Ch’i book quoted seem to have ranked individual men within their clans or lineages……”，意为：“它以及另外一部被征引到的北齐著作似乎都曾品第博陵崔氏中个体成员的高下”，可知这部成书于北齐的著作不是指《古今姓氏书辩证》，而是指《辩证》一书中征引的李公恗《类例》。(见王力平点校本《古今姓氏书辩证》页79)。
当然原作者认为《新唐书•柳冲传》提到的四部姓氏书都成书于北朝也不确，除昙刚《类例》成于北齐外，《贞观氏族志》、路敬淳《姓略》、柳冲《姓族系录》皆出自唐人。

《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的笔记-第31页

北朝门阀大族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就像南方贵族一样得到政府的正式承认，并拥有大量机会出仕重要官职。然而，北方的贵族家庭更接近江南的吴姓士族，而非侨姓士族。他们拥有多种资源，地位却不煊赫。北朝贵族家庭往往拥有政府控制力之外的地方基础和荫附宗族。北朝贵族获得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机会后，还是乐于担任地方上责任重大的行政管理和军事职务。
相较而言，侨姓士族更倾向于居住京城，通过在朝廷的影响，集中精力取得所能获得的权力、特权以及荣耀。与北方地位相当的世家大族相比，侨姓士族对中央政府的政策和执行总是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他们的权威即使遭到统治者以及军人的挑战后也是如此。但是江南的朝廷并不稳定，这就使得从朝廷孕育出来的权力不如从地方统治或者行政权威那里生成的权力来得可靠。赋予侨姓士族自治权的正是他们的任官特权，尤其是其清流地位、谱牒声望和生活方式。侨姓士族以其优雅精致的文化素养和轻视低级士族的态度，从而建立起一个范围狭隘、自我封闭的社会体系，其中包括吴姓世族的一流家族，但也排挤出不少次等家族。被炒的情况并非如此。或许由于北朝贵族家庭的地位本不那么显赫，因而很少流露出对此等家族的轻视。北朝贵族家庭和地位较低的家族互相通婚，共享许多文化意趣和社会活动。

《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的笔记-第137页

旧族气质只有保持与众不同和受人尊敬，才能体现价值。当社会距离注定将身份集团和其他局外人分开时，身份集团方能最好地保持截然不同的亚文化；唐代的旧族就是通过建立排他性的婚姻圈来完成的。然而当旧族成员的大部分仕宦经历都栖身于出身卑微的官员之下，这种社会距离也就逐渐变得不合时宜。不仅如此，无论旧族如何维护期亚文化，他们都无力阻挡全面的文化变迁。唐代的文学复兴越来越强调个人的创造性；政府官僚方式的膨胀，赋予严格的政治成就越来越多的威望。因此，旧族必须尽力维系这种微妙的平衡。如果他们完全采用通行的观点乃至其他，那么将无法将他们和唐代的其他官员加以区分；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拒绝改变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任何方面，他们就会很快被认定是行为古怪和墨守成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