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後：本土文化誌》书评

本地改良主义者

一周前，我采访了序言书店老板，很受触动。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后，他好像一直挣扎在这个社会的边缘，行走在一个小圈子里，将人生最宝贵“捞金”的七年用来开不赚钱的二手书店，并连同一系列讲座、电影放映等活动给这个社会提供用于反思的公共空间。他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却反对中国共产党，但同时也对香港社会和政府抱有极大的怀疑。在和他的交谈中，我慢慢了解，香港还有着这样一批怀有执念的本地改良主义者，而这皆源于其深厚的公民运动传统。大跃进后期，香港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移民潮，大批难民涌入香港。殖民地政府把他们徙置到西贡暂住。大批香港大学生组成服务队，到西贡改善这些难民的生活环境，由此开始了香港大学生社会服务的传统。1968年，香港第一个本地的环境组织“香港保护自然景物协会”成立。其会刊《协调》上写道：“我们怀疑在香港以下这些行为是否对人类有益：‘更阔的路，更多的车辆，更大的发电厂，更花俏和名贵的包装’。”只是一个环保协会的会刊，却已直言不讳。协会的主要创办人陈立乔也是基督工业委员会主席。这个有着宗教背景的机构为香港的完善做出巨大贡献。例如倡导工人法定七天带薪休假，每周一天休息、劳工安全法、解雇补偿等等。这些现在看来再正常不过的规定，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香港却需要遭到商界的强烈反对，要工人苦苦争取。劳工署长甚至说：“女工怀孕为什么要雇主负责？”除了教会组织，许多改良式进步主义组织，如社区组织协会、教育行动组等也纷纷成立。到了七十年代末，香港已经大不同。说起来，贪污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香港是常态，直到廉政公署的成立。关于这段历史，廉署的官网上写道：“贪污已经成为香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政府对此似乎束手无策。普罗大众对贪风猖獗已达忍无可忍的地步，愈来愈多市民就政府漠视此问题的态度公开表达他们的激愤。七十年代初期，社会上汇聚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压力。公众人士不断向政府施压，要求采取果断行动，打击贪污。学生们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集会，抗议，和批评政府未能恰当处理贪污问题。政府终于明白到必须有所行动。”九七年中国收回的是一个改良过的新香港。“终于明白”四个字注定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重要的是，个人和组织的抗争，失败，继续抗争，以此往复，小力量终带来大变化。我们怕是很难仰仗组织了。但随着越来越多新公民的出现，相信我们也有理由期待一个改良过的新中国。参考：《本地改良主义者》，陈冠中著

事後不是我的回憶。

我不是成長於作者那個年代，也不是成長於作者那個圈子，年少時也少看號外，讀來沒有那份親切感，這是我讀事後最大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