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及彼由彼及此》章节试读

《由此及彼由彼及此》的笔记-第269页

费孝通论绅士与现代知识分子：
这个问题提得比较宽泛，涉及我最近提出来的“文化自觉”。我的意思是想问，中国文化的几个基础在什么地方？有关这些，我大胆地说说，不一定清楚。
第一个基础，我觉得是家族，中国是一个以家族为主的，这到现在还是没有变，家族的基础没有动，只是收紧了，差序格局的网络小了，其他东西嵌进去了，引起更多的变化，可是基本的变化还是在亲属制度范围内的。提“文化自觉”，实际是因为想到怎样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同人应该怎样相处这些问题。中国文化里边，有个特别发达的方面，就是人伦，这是人与人相处的规范。从孔子开始，人伦就成为我们一个规范，成为我们意识形态的思想中心，家族是一种表现。人伦与西方的上帝不同。最近我又看了一下《摇摆的夷》。在给这本书写序时，我就讲了这个问题了。中国同西方最基本的区别，就是孔子讲的，我不知道人，怎么能知道鬼呢？中国人不把鬼当成一个issue(话题），不当成重要的问题提出来，人对鬼敬而远之，这并不是要否定神、鬼的存在，我们也祭神，但重心不放在人死之后。我们更注重人活着的人的人伦。这个是我们东方文化的基础，也是中国文化的基础。人伦超越了生死问题，超越了个人问题，它强调人与人如何相处，如何和谐相处这个主题。协调、和谐、和为贵等，在政治方面也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成为权利的问题。“敬皇帝而远之”就是这个问题，我们不是反对皇帝，是更注重人伦。
其次，我讲得远一点。远古时代中国已有文字，而使用文字的人与不使用文字的人是有区别的。古代士同普通人之别是肯定的，但分别在什么地方？老百姓的社会交往是脱离历史、脱离文字的，而士则不同。文字是一种communication(交流）的途径，牵涉到意识形态的传递，本身就是“知之”、“由之”的问题，没有文字就不用考虑这些问题，有了文字就要考虑这些问题了。文字将两种人分开，与西方的信徒和非信徒的区分不同，我们的社会区分是很实际的，是识字与不识字的实际问题，是文化层的问题。
我过去谈中国绅士的问题，没有讲到这一点，没有讲得这么透。现在想来，文字牵涉到社会的基本分化。两种人各有文化，一种是口传的，如taboo(禁忌），盖房子不能如何如何，老百姓知道了就满足了。我的祖母，她就不讲事情为什么这么做而不那么做，她习惯地找口口相传的规矩去实践，她是文化的接收者，不做研究，只照着做。在我们的文化里，历史上出来一种专门考虑问题的人，他们通过文字来记录和研究，引起了很多变化，社会变化，造就了士大夫阶层。
我这一代属于士绅阶级，是有文字的阶段，是知识分子。士绅关注人同人之间的关系，关注人同人怎么相处，关注忠孝节义。对于权利是忠，对于父母亲人是孝，对兄弟要公平，要照顾，讲仁义。归结为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强调内看，内观，不让别人做，不强加于人。人伦决定了人与人和平共处的基本规律。
我提出“文化自觉”，是希望把中国基本的意识形态讲出来。但这一点我们这一代没有做到，希望你们这一代进步做一点。
最近我还讲到扩大社会学的范围。人有感情，有看不到的东西，有一个内在的“我”。我可以自己明白自己，程度不深，但可以明白一点，明白自己做人，明白做什么样的人。这不同于behaviorism和empiricism的观点，西方研究社会，要求什么都要看得到、摸得到、闻的到，其实这些是表面现象，现象里边还有人的精神生活，这种生活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自己也不能完全知道，无非比人家知道得更深一点，更有层次一点。陈寅恪审查冯友兰的论文的时候，说学历是要用同情的概念看人，陈寅恪审查冯友兰的论文的时候，说学历是要用同情的概念看人，设身处地的想，把自己倒回去。这样做不容易，但只有这样的，才能够读历史，才能深入地理解人的思想状况。人的思想，靠语言去解释是不够的，靠语言不一定能看到“心”。关于这个，我最近写过一篇文章，说语言不够了，我能做到的是反省自己，反省自己感受到的语言之外的东西，也就是我们说的“言外之意”。我认为宋朝的朱熹已发展了这个领域，就是了解人的领域，他讲“心”，讲自己想的，想自己的。我可以理解他当时的感觉，这个东西里面有许多的内容，决定着我们的行为，决定着大家认同。
我这代人对这有比较深的理解。士大夫和普通老百姓之别，古人叫君子和小人之别，指的就是所谓懂理和不懂理的差别，君子就是懂得道理的，能通道理的。
中国历史一贯有一个东西在里边。士绅这种阶层，不是一个经济范畴，他靠别人养他，靠拥有自己不耕作的土地，实际他们是管思想的人，管社会的人，他们的作用是加强社会的团结和意识形态的结合。他们负责的任务，可以说是integration,social integration,但西文的integration这个词又概括不了他们的任务的所有意思。应该说，他们的一种重要功能，就是把人和人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社会，成为the social 一词所意味的那个东西。中国出来一批士大夫，控制着这个事情，他们成为乡绅，在社会体系上，则成为绅权。绅权是政治体系的表现，以此为基础，出现中国士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