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与近代中国的儒商

章节摘录

第六章 黄炎培：为公不为私的伦理观(上)第一节 修学经过和文化本位黄炎培于1878年10月1日出生在江苏松江府的川沙厅，即现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镇。黄炎培的父亲以教书和游幕为生，一生清贫。在他少年时，母亲和父亲先后去世。叔父开一家小店，资本薄弱，经营困难。外祖父则是一个乡居不仕的读书人。黄炎培读书，教书，办事，谋生。青少年时期，就在这样一个传统环境中生活。那时代的读书人，既有升官发财的前景，也有终身落魄的悲剧。谋生的方法不能不走向拓宽的道路。黄炎培的同乡老友张志鹤回忆他开始做八股文章时，祖父骂他说：“是何言，曾见几个读书人有饭吃？吾家种田吃饭，汝只须识几个字，便垦泥块过活可也，切勿上当。”士、农、工、商之间，本没有绝对的界限。黄炎培对他的青年时期，有过一些回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时代的信息。黄炎培在解放前出版的《民主化的机关管理》一书中写道：“我生长于江苏之川沙，十九岁以前在家塾读书，二十岁当家塾教师，仍努力自学，二十三岁入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南洋公学特班肄业，只一年余，因闹学潮解散，我的正式修学时期遂告终。那是早已入上海县学，去应江南乡试勉获中式，不再去考科举了。就在本乡川沙创办一公立小学，凶演说受革命嫌疑，下狱。既而亡命走日本，归为小学、中学、师范教师。尝受友人之托，负责创办一中学，同时为县视学，劝学所长，为省谘议局议员，调查各县地方教育。民国成立，为省教育行政官，计划建设全省教育。为报馆记者，游历国内各省及朝鲜、南洋群岛，尝漫游美利坚全国。在这个期间，偕同志创设中华职业教育社、职业学校，从事职业教育，职业补习教育，职业指导及农村改进等种种试验。又创设一历史图书馆，大规模整理史料。中间为了在社会上决心服务，曾一度拒却北京政府省教育行政官的使命，两度拒却中央教育行政首长的特任使命。曾谢绝世务，闭户读书两年半。‘九一八’事变起，离开原有生活环境，一心从事抗敌救国工作。七七事变以后，在这八年抗战中间，先后以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资格，参与若干种实际的工作，迄于日敌败降。这是以往我生经过的大概。这五十年问，可以说学校修学时期特别短，而社会服务时期特别长，恰给予我亲亲切切地究心办事的机会。”他在解放后出版的《八十年来》一书中回忆说：“我的父亲是知识分子，自己没有土地，并且没有房屋，终他的一生租住人家房屋的。个性是得钱即使，挥金如土。他和他的胞兄先后考取了秀才。兄死了，他教一弟又一弟，教一个学生又一个学生，都考取了秀才，他就放弃家塾教师生活，漫游河南、广东、湖南，当督抚的秘书。”“我曾得到过一个机会，深入十九世纪末期落后社会的一个角落——商业社会，在那儿接触到一些情况。我有叔在川沙市独资设一所百货零售商店，为了照顾父母俱亡的我，平时尽管读书孟家家塾，暑假年假招我人城去临时帮忙，给我一些临时工资。我就学会了零售柜上一些必要的技术。”现在黄炎培的故居纪念馆，原是他借住的姑丈家，黄炎培在《日记》中说：“川沙近百年来文化中心，必推我姑丈肖韵沈先生家……炎培二十五岁前寝馈于先生书斋，受教最早，印象亦最深。”青少年时则在外祖父家，即“东野孟宅”读书，“余读书是宅盖足十年”。黄炎培在抗战前出版的《川沙县志》中大致回顾了接受新思想的经过：“那时候，我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到了十月，公学发生罢学大风潮，退学的学生大部分联合起来，创办爱国学社于上海。我呢，和川沙一般朋友如张伯初先生(名志鹤)等，老辈如陆逸如先生(名家骥)等，都是受着了‘教育救国’新学说的影响，看看国事，已经糟到不可收拾；看看老百姓，大家还是睡在鼓里。记得当时我还亲见一本书，叫做《并吞中国策》，是日本尾崎行雄做的，简直不把我们中国放在眼里。大家发一个愿，认为要救中国，只有到处办学堂。”黄炎培在南洋公学读书时的老师蔡元培去世后，在他写的挽联《奉悼我师孑民先生》中，表达了蔡元培对他的影响：最初启示爱国者，吾师。其后提挈革命者，吾师。惟师则讲学独倡美育，谓不执现象世界，才能接实体世界，了悟人生。但其愤对暴敌猖狂，必争独立，百战宁辞。在国步艰危时，痛失老成。还我中原，祭告无忘他日。有所不为，吾师之律已，无所不容，吾师之教人。欲人知求真一本自由，记从长绍兴中学，以至长北京大学，弗逾初旨。晚而主持科学研究，广纳众流，一贯斯道。从德量浑涵中，确标趋向。嗟余小子，心传窃奉终身。黄炎培经由蔡元培的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参加了革命。但他同时，也追随张謇，参加江苏教育会的活动。在辛亥人物中，他的年龄居中，1911年时，一十三岁。孙中山、黄兴、章太炎、蔡元培比较年长，当然，北洋系和立宪派领袖更为年长。而蒋介石、戴季陶等比较年轻。1912年黄炎培出任江苏省教育司长，已是社会中坚人物。黄炎培是今上海浦东川沙人，虽然离上海市中心不远，但在他成长的年代，那里仍然是一个海滨乡僻之地，新思想的辐射要比大都会慢半拍。1900年以前，虽然读过一本《天演论》，但他基本上还是个旧式的读书人。1901年到南洋公学读书时，他才接受了一年多的新式教育。尽管如此，从情理上估计，他应该比当时中国多数读书人，更早地接受新式教育。从他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辛亥时期的人物，他们接受的基础教育，仍然是儒家教育。尽管在接受新式教育前，他还没有到而立之年，保有青年人的可塑性，但基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也已开始成形。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基本理念，对他一生都有影响。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接受的新思想也很有限，懂得了国家危亡的形势，爱国的道理和救国的步骤，以及自由求真的精神。

前言

什么是儒商？目前学术界还没有明确的定义。本人的研究，也只是初步涉及这一领域。因此，本书大体上属于经验型的著作。即首先尊重事实，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作出初步的分析。在研究黄炎培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他同近代的企业界人士联系非常密切。他本人系前清举人出身，有很好的儒学修养，对传统文化持肯定而不是否定的态度。他本人坚持来源于传统的道德操守，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但他所从事的乃是现代教育事业，并由此与当时的企业家建立起广泛的联系，他在他们中间同样宣传自己坚持的“为公不为私”的伦理思想。这些都引起了我对现代企业家的伦理思想的兴趣。但是，黄炎培联系的各行各业的企业家非常广泛，不是以个人的精力和能力所能研究透彻的。根据社会上的流传，黄炎培曾传达毛泽东的话，肯定了四位近代的企业家，即张之洞、张謇、范旭东、卢作孚。事实上，根据黄炎培1953年8月12日的日记记载：“偕力子访李烛尘，因谈苏联彼得大帝电影片，有公正的批判。李烛尘述：毛主席说，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批判，中国张之洞、张謇、范旭东、卢作孚于经济建设有贡献的。”此记录与外界传说不同，毛泽东肯定四位企业家的话，是李烛尘告诉他的。除张之洞是晚清官吏，经营的是官办企业以外，其他三人都是民营企业家。而这三个人与黄炎培的联系，都非常密切。此外，与黄炎培关系密切的华侨商人陈嘉庚，是近代中国一位很突出的优秀人物，他也是得到毛泽东充分肯定的企业家。他们都是近代中国民营企业家中的优秀人士，是民营企业界的领袖人物。他们的伦理思想和行为方式，与儒学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之问也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因此，本书根据自己的能力与研究方向，选择了张謇、范旭东、卢作孚、陈嘉庚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而以黄炎培的伦理观作为轴心，进行分析。他们是一个互相联系的、心灵呼应的群体，在民间对中国的现代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本书的研究范围，是对近代企业界人士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研究，而不是研究中国社会中传统的旧式商人与儒学的关系。这中间显然有重大的区别。当然，对社会先进人物的研究，与对一个社会阶层或一个群体的整体研究，虽然是相关的，但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因而它不可能替代整体性的研究，而只能是为整体性研究，作一些铺路的工作。除了张謇有“言商仍向儒”的自诩，其他人并没有以儒商自居。“儒商”的头衔，是我按照目前社会上流行的概念加上去的。由于对儒商问题的理论研究还不足，要对儒商进行定义，还比较困难，我在这里也只是作为一个形象性的模糊的概念来使用。之所以敢于大胆使用这个概念，因为这几位先进人物，至少可以归入最狭义的儒商范围之内。第一，除陈嘉庚属于华侨的特殊身份外，黄炎培、张謇、范旭东、卢作孚都不是从传统商人演变转入现代企业活动的，而是传统文化人(即士)转向现代企业活动。第二，他们都接受过相当系统的儒学教育，尊重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第三，他们接受儒学君子的社会责任观念，首先对国家社会负责，为了这一目的而进行现代企业活动的。第四，他们接受儒家把清贫看成美德的传统观念。即使个人掌握财富，也把财富用在公益事业上。儒商的概念，只是说明他们在发展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中受到传统儒家伦理观的影响，以及表明在此影响下，他们与西方资本主义伦理观的区别。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影响，也可以看到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特点。上述几位历史人物，学术界作为个案，多有研究。本书是在学术界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把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进行研究，发现了他们的“儒商”特色和共性。本书通过研究，希望纠正过去历史学界把他们简单地归纳到“大资本家”、“民族资产阶级”行列的错误分析。对于这些不追求个人财富积累，甚至没有多少私人资本，为社会服务，过着简朴生活的特殊的企业经理人，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分析和历史定位。

后记

本书的写作是在整理《黄炎堵日记》的基础上进行的。从2002年开始，先研究黄炎培的伦理观，这一研究告一段落后，又扩展研究黄炎培的几位儒商朋友。我对黄炎培的研究，一直得到黄孟复同志的支持，这一课题的研究，也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科研基金的资助。同时，本书在研究、资料搜集和写作过程中，一直得到黄炎培故居管理所副所长徐汇言同志的全面协助。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老年课题条件的限制，课题结项的时间比较紧，同时，年纪大了，精力不足，不能胜任在艰苦的条件下去从事资料的收集工作。因此，本书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说，缺陷比较多。之所以决心付诸出版，是因为觉得本课题研究中发现的儒商精神比较重要，以往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希望收到抛砖引玉的效果。目前企业界也很重视企业品位、企业文化问题，这个近代中国的儒商伦理问题，也值得企业界重视，而且确实有企业家在企业文化中重视发扬儒家文化精神，本书可以供他们参考。我想本书的出版对目前盛行的企业文化的研究，也有参考的价值。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雅意，惠予出版这本不太成熟的著作，特此致谢。2007年5月30日于北京

内容概要

朱宗震，1941年生，上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重点研究1912—1913年以及1947—1950年间的中国质史。主要著作有《民国初年政坛风云》、《孙中山在民国初年的决策研究》、《孤独集——朱宗震自选史学论文集》等，曾参与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的写作。学术风格：努力在大视野下从事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从微观研究中提炼宏观见解。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导论：黄炎培与他的几位商界朋友第二章 张謇：对社会负责的经理人第一节 转入经商的道路第二节 经商理念——谋公众之利第三节 一生成就和时空条件第三章 卢作孚：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企业家第一节 转入经商道路第二节 经商理念——现代化集团生活的试验第三节 一生成就和时空条件第四章 范旭东：科学报国的实业家第一节 事业特色和成就第二节 经商理念——为社会服务第五章 陈嘉庚：把财富贡献给教育事业的侨商第一节 为公众服务的财富理念第二节 服膺社会主义的华侨旗帜第六章 黄炎培：为公不为私的伦理观(上)第一节 修学经过和文化本位第二节 个人修养第七章 黄炎培：为公不为私的伦理观(下)第一节 国家利益和公私之辨第二节 在社会上倡导人生修养第三节 对民营企业的期望第八章 近代中国儒商的文化渊源第一节 孔子与孟子的学说第二节 范仲淹的榜样第三节 顾炎武与黄宗羲的思想第四节 颜李学派的实学第九章 儒商和社会主义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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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儒商？目前学术界还没有明确的定义。《黄炎培与近代中国的儒商》大体上属于经验型的著作。即首先尊重事实，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作出初步的分析。《黄炎培与近代中国的儒商》是在学术界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把黄炎培、张謇、陈嘉庚、范旭东、卢作孚作为一个群体进行研究，发现了他们的“儒商”特色和共性。《黄炎培与近代中国的儒商》通过研究，希望纠正过去历史学界把他们简单地归纳到“大资本家”、“民族资产阶级”行列的错误分析。对于这些不追求个人财富积累，甚至没有多少私人资本，为社会服务，过着简朴生活的特殊的企业经理人，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分析和历史定位。

作者简介

本书以黄炎培、张謇、陈嘉庚、范旭东、卢作孚为典范，来审视近代以来中国工业化起步时期的历史，并分析以实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投身于现代工商业的这一批士大夫所体现出的为社会服务、为公不为私的传统儒学伦理。他们虽然是企业的领袖，但不是资本家；他们是企业的经理人，却不谋求企业的控股权；他们在事业上获得了巨大成就，却不以积累个人财产为经营目的；他们把自己的事业所得全部贡献给了社会。

什么是儒商?目前学术界还没有明确的定义。本书大体上属于经验型的著作。即首先尊重事实，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作出初步的分析。 本书是在学术界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把黄炎培、张謇、陈嘉庚、范旭东、卢作孚作为一个群体进行研究，发现了他们的“儒商”特色和共性。本书通过研究，希望纠正过去历史学界把他们简单地归纳到“大资本家”、“民族资产阶级”行列的错误分析。对于这些不追求个人财富积累，甚至没有多少私人资本，为社会服务，过着简朴生活的特殊的企业经理人，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分析和历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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