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

出版社: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6-6
ISBN:9787806657959
作者:柳春新
页数:262页

作者简介

本书探讨了汉末王纲解纽到西晋重归统一这一历史时段的政治,具体地说,上限起自董卓之乱发生的公元189年,下限止于晋武帝去世的公元290年,前后恰好一个世纪,跨越三个朝代。全书分作上、下两篇,每篇包含若干专题。上篇主要讲汉末曹操集团的构成及其内部的矛盾斗争,曹操的治国方略和他的政治经营;下篇涵盖曹魏和西晋两个王朝,主要包括曹魏文、明二帝的治国之道,曹魏后期曹氏、司马氏两大集团的斗争,以及晋武帝的治国方略。勾画出汉末晋初之际政治运动的基本线索和面貌,揭示了这个时期政治演变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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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2条)

  •     “说三分”大概是中国最为古老的大众娱乐方式之一,据学者的研究差不多一千年以前,说书艺人就开始在街头绘声绘色地演绎刘关张、捉放曹的故事了。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化传播方式,对于普通民众历史意识的形成、日常伦理的塑造作用恐怕要远大于现代人眼中那些伟大的传统。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说三分”的传统不但久远,而且顽固,至少一直到我的小时候,通过广播、电视听单田芳老师说三国,是在那些没有空调的恬热午后,重要的消遣。三国,这是一段中国人特别偏爱的历史。尽管三国一直是民间的热门话题,大凡是个中国人都能掰上几句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之类的完全正确的废话,但是坦率地说关于三国史的研究状况一直并不理想,除了陈寅恪、田余庆等先生的几篇经典论文之外,研究的进展一直不大。建国以来,关于三国史研究最为热门的话题是由郭沫若提出的关于帮曹操翻案的问题,论文是一把一把的,可惜现在还能读的实在是不多,更何况,曹操是忠是奸,本来应该是中宣部管的事情,干历史学家何事?另一个大大热闹的问题则更为无厘头,那就是关于诸葛亮躬耕地的争论,南阳、襄阳两地为了争取诸葛亮出山之前在他们那里种地,吵得不可开交,各拉一批历史学家来加之论证,出版论文集若干本。当然这是让孔明搭台,经济唱戏的把戏,联系到最近某地还在纪念诸葛亮北伐××××周年,我倒真是同情诸葛亮同学,他老人家总是要不停的在搭台、搭台,这可是体力活啊。当然,顺便补充一下背景,也算是为历史学家们的操行略作回护吧,这场争论主要发生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那段时间,正好是历史学最为穷困潦倒的那段时期,大家生活都很困难,既然有人请客吃饭,所以就……由于自己做的论文和三国时代还颇有关系,按照现代的学术规范,必须要把所有的相关研究都读一遍。作为职业读书人,这就是我目前的工作,但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愉快的过程,因为在这样一个学术泡沫的时代,炮制论文的速度绝对惊人,大把的时间投进去,真正能够让你读后觉得有所收获的论著实在不多。柳春新《汉末晋初之际政治史研究》一书倒是给我提供了一种超出期待的惊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本著作毫无缺陷,我甚至一直很为难应该如何来评价这一研究,详细理由我会在下文中详细申说。首先可以申明一点,我在开始阅读的时候,对于这本书并没有很高的期待,这或许也是我对这本书很快产生好感的原因之一。其次,这本书是作者的博士论文,作者本人并不是一个知名的研究者,书也是在一个不太著名的出版社出版的,甚至如果不是特别留心的话,在上海并不容易买到这本书。巧合的是,我现在也在进行博士论文的写作,题目与作者的选题还多少有些关联。面对的相似的史料,进行相似的工作,使我对作者做出的努力是很能有一番同情之了解的,同样也会采取一种更加挑剔的眼光,来寻找作者的漏洞,为自己的博士研究增添“合法性”。三国史研究的困境在于史料的单薄,其基干的史料只有陈寿《三国志》与裴松之的注,这点可怜的史料在正常情况下,只需一个月就能习读一遍。除此之外,唯一重要的新材料是近年来在长沙走马楼出土的吴简,这批简牍无疑会彻底改写我们对于孙吴地方社会的组织结构的认识,但是对于整个三国志政治史的研究框架而言,影响并不是太大。这种史料上局限,迫使研究的展开只能建立在对史料精细解读的基础之上,我一直以为能在很少的史料中闪转腾挪,发前人所未发,是很考验史家水准的一种技巧。在这一点上《汉末晋初之际政治史研究》做出了很好的努力,例如其通过对于史料的细致勾辑,对于相关记载很少,但是对于曹魏政治走向颇为重要的“魏讽谋反案”和“青龙浮华案”两案相关史实的考订可谓颇见功力。又如作者能够敏锐地关注到过去不太注意的魏文帝曹丕和魏明帝曹叡这两个时代曹魏政治运作中的微妙变化,及其对于后世的影响,也是让人眼前一亮。而作者的其他一些新见,如认为曹爽集团与司马懿集团的分野在于分别代表了曹魏政权中河南士人与河北士人之间的矛盾,尽管我个人以为似乎有过度解释的嫌疑,但是依然可以从中看出作者本人在用心辨析史料方面做出的努力。总的来说,这是一本相当不错的著作,在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能够读到这样一本用心的朴实之作,也可以算是意外之喜了。不过,在赞赏之余,我也必须要指出作者的在史料解读方面的杰出工作并不足以掩盖其研究过程中存在的缺陷,从现代学术标准而言,这本著作最大的问题在于作者似乎对于海外的研究成果知之甚少。仅就《“正始党争”探赜》、《司马氏“作家门”的历史考察》两章而言,作者失于参考的重要论文就有:徐高阮《山涛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1本1分)、刘显叔《论魏末政争中的党派分际》(《史学汇刊》第9期)、卢建荣《魏晋之际的变法派及其敌对者》(《食货月刊》10卷7期)、郭熹微《论魏晋禅让》(《新史学》8卷4期)、张伟国《司马氏篡魏军政凭借考》(《新亚学报》第22期),上面所列举还仅仅只是港台方面的研究,更不用说日本学者曾在这一方面撰写过大量的论著。作者不但对于海外的研究未曾措意,甚至对大陆相关研究的收集也谈不上网罗无疑,比如上述的两章就没有参考方诗铭《何晏在曹魏高平陵政变前后》(《史林》1998年第3期)一文。这方面的不足,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小的缺憾。这使得作者在研究过程中缺少前人研究的参照,对于学术史脉络的清理也显得粗糙,往往陷入了自说自话的境地。在现代的学术标准下,我们的研究已经不能停留在这种自说自话的层面,即使你能够自说自话说得很动听,你依然必须面对其他研究者所提出的问题与挑战。正如李泽厚20年前给“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写的序中第一句话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关于中国的研究并不仅仅只是中国人的事情,这是一个世界汉学界的共同话题,盲目地推崇或者鄙视西方学者的研究同样都传达着一种不自信的心态。作为一个现代的研究者,我们必须要努力去应对这种世界范围的学术交往与挑战。在今天洋人也可以来“说三分”,比如有一个汉名叫做张磊夫(Crespigny Rafe de)的澳大利亚学者,曾经进行过一系列的将后汉三国史料翻译成英文并加以注释的工作,他最著名的研究是关于孙坚与东吴的建立,此后还陆续出过好几本相关的专著,可惜在大陆的研究者中,我从来没有看到有人引用过他的研究,其实他的著作在大陆并不难见到(刚刚检索了一下,上图就藏有一本他的专著),无论他的研究做得好与不好,视而不见并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如果今天我们还要来“说三分”,就必须要面对世界,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做出的努力还远远不够。 柳春新著:《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岳麓书社,2006年6月,20元。
  •     关于崔琰之死的新观点在第三章《崔琰之死与毛玠之死》中作者提出,以冀州为主的河北士人进入曹操政权之后,是比较 难驾驭的一个政治群体。曹操曾经针对冀州“阿党比周”的风俗,专门发布《整齐风俗令》。冀州人士表现出比较强烈的个性。邴原名重天下,即便在官府任职,依然我行我素,曹操因此感叹邴原:“不为孤用”。田畴从征柳城有功,却再三辞让封爵,搞得曹操十分难堪,几乎要加罪于他。把这些事情联系起来看.“崔琰案”无疑是这个政治群体忤逆曹操的一次严重事件。崔琰在服刑期间尚能“通宾客,门若市人”,可见是有政治势力为依托的,这种政治势力就是以冀州为主的河北士人。因此,从个人的角度看崔琰之死,其耿直个性是直接诱因,前引胡三省所谓曹操“重崔琰”、“害崔琰”的说法是颇有见地的。全面地看崔琰之死,则它是曹操对以冀州为主的河北士人的一次严重打击行动,由于超出了君臣间个人恩怨的范围,而为旧时史家所不能理解。在第四章《曹操用人政策考实》中,作者对曹操求贤三令的重新解读也独具匠心。作为曹操晚年之作的建安二十二年令,首先应看作是曹操毕生用人实践的一个总结。 令曰:"昔伊挚、傅说出於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汙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汙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建安二十二年令列举的五类人才,除“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外,其余四类都是曹操实际选拔叙用的对象,他们分别代表着不同的社会层次或职业出身。曹操对上述四类人才的叙用,是—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其“唯才是举“的思想理念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得以体现并不断深化。第五章《 曹操立嗣问题考辨》中作者引用周一良《魏晋南北朝读史札记》中的观点,曹丕有代汉的野心,曹植缺乏代汉的意向。作者引用曹操的《立太子令》并这样断句:令曰:"子弱不才,【惧其难正贪欲】,相屈以匡励之。虽云利贤,能不恧恧!"来证明曹丕的贪欲就是篡汉。然而中华书局无论是《三国志》还是《曹操集》都是如此断句:令曰:"子弱不才,惧其难正,贪欲相屈,以匡励之。虽云利贤,能不恧恧!"这是在扭曲史料进行解读。第六章《魏讽谋反案析论》:袁宏是以反曹“义士”看待魏讽等人的。魏讽谋反的时机选择也与金棒案有共通之处。然而,我们注意到,魏讽案主要发生在邺城,与金柿案发生在许都不同。许都是汉献帝朝廷所在地,那里存在着大批的亲汉势力是很自然的,而邺城则是曹操的政治中心,是亲普势力的集中地。同时,从谋反案的参加者来看,许都反曹的主谋或与汉室渊源极深,或是献帝的亲信侍臣,还有的是存在着浓厚正统观念的汉宫。邺城反曹的主谋魏讽则是曹操倚仗的“谯沛人”参与者除陈稀身份不详外,张泉是张绣之子,曹操之子曹均娶张绣之女,张绣去世后,张泉承袭封爵,曹操待张泉是不薄的;王粲、刘虞都是曹操亲信的重臣,宋忠是曹操父子都很尊重的荆州古文经学派的首领:他们的子弟却参与了谋反行动。对比两案,我们认为,到建安末年,围绕如何对待汉献帝、要不要”以魏代汉”,曹操政权内部的矛盾已日趋激化。建安二十四年发生的针对曹操的谋反案,许多与曹操政权关系密切的人物都卷了进去,这不能不引起曹操警觉。因此,如何处理上述政治焦点问题,是曹操面临的现实课题。魏讽谋反案更多牵连荆州人士的子弟,恐怕与他们自身的政治处境有关,荆州人士加入曹操集团的时间最晚,不能成为曹操政权的腹心也在情理之中。曹操在建安九年站领邺城后,为了避开许都的亲汉势力同时也为了更好经营河北,逃离许都这个矛盾重重的地方。即以邺城为霸府、根据地,虽然王粲担任侍中受到曹操的重用,然其后嗣的待遇并不优渥,处在被边缘化的境地。加上刘备在荆州带了八年之久,在荆州名士中享有较高的名声,且影响力非同一般。受到冷落的二代弟子想要投靠关羽也是说得过去的。

精彩短评 (总计12条)

  •     很不错~关于谯沛基团和汝颖集团以前虽然也有模糊地感觉,但终究了解的不够体系,本书分析的很详细;至于司马氏vs曹氏所各自代表的势力,真是受教了
  •     电子版漏页太多,许多关注的点都没来得及铺展开就进入下一主题了,遗憾
  •     很好看呐看得我好开心
  •     中规中矩
  •     除下篇最后几章写得有点营养外,其他篇章的营养度都不高。
  •     很不错,太阳底下果然没什么新鲜事。就是作者的史料单薄了点,只有《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
  •     写的一般,最大的缺点是运用的都是传统史料,吸收新成果不够,
  •     [PKU/E2-1]D691/162
  •     不蔓不枝有理有据
  •     与仇鹿鸣那本可以对读。这本研究路数老套一些,也实在一些。
  •     上篇空乏,略似百科。下篇于司马氏分析较明,可备用。
  •     中规中矩,还不够透彻,但经得起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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