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城邦》书评

閒來翻書*八十七）：杜正勝《周代城邦》

此書出版已三十餘年，近在臺似又再次重印，可見其價值。我對先秦史事素乏了解，無力作學術評判，僅就個人感受來說，還是相當不錯的。此書主體部分四章，分述周代之武裝殖民、農莊社會結構與經濟形態、貴族體制與城邦之沒落。於自序與首章之中，杜氏分別批評了當時大陸與日本研究周代社會在理論方法上的弊病，即大陸乃以馬克思學說硬套中國，糾結於“奴隸制”、“封建制”問題；日本則注重將城邑與氏族宗法並觀，二忽略農莊及土地經濟的形態，忽略了周代社會的國人階層。於是，杜氏一方面擺脫“概念”的束縛，既不去細論到底有無“奴隸社會”，也不沿用類似於西方中世紀的“封建”制，而直接回到歷史之中，探討具體的歷史態勢；另一方面，他又努力將周代社會中的各個方面結合在一起進行討論，避免只從一個側面出發而不見“森林”。其結論是否正確，無深入研究而不敢斷言，但至少針對一些普遍流行的看法提出了不一樣的意見，值得繼續追究下去。比如說，杜氏認爲，服兵役者爲國人，稱爲士，則士非貴族之最後等級；同時，服兵役乃是一種權利，而非義務，這裡面所凸顯的是國人的政治地位及其之所以能在城邦時代產生舉足輕重的作用之緣由。對這種影響力，杜氏害認爲與氏族共同體“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的傳統遺留密切相關，這是周初武裝殖民之後，各地社會基礎基本未變的影響之一。又如，他認爲貴族對於領邑的土地佔有權與收益權，在當時是得到認可的，則因爭奪田邑而引起的國君被殺、被逐事件，便不能被解釋爲是貴族專權所導致。從還原當時的制度或是人們的觀念入手，則對於歷史事件的闡釋便能夠回到歷史場景中去審視，而不是根據後人的想法去揣度。還有像他接受趙翼的說法，指出東周王朝由鎬京初遷至王城，王子朝之亂後方遷至成周，即周實際上有三個都城，而不是兩個，與一般意見也不同，但脈絡似更分明，或許更接近歷史實相。其他值得注意的觀點還有，城邦時代的土地經濟形態是土、民、財三者合一的，“封建”即“封邦建國”的實質是爲了保證其實現；城邦時代貴族政治的基礎主要在世官而非宗法；采邑中形成“假氏族血緣聯繫”，如是才能解釋領主與邑民的緊密關係；齊桓公之霸政重在維護城邦，晉文之後已失此意義，乃重在拓殖；野人逐漸被征兵、征稅，看似獲得了人身的自由，在實際的生活上卻遭到更深的壓迫；孔子努力將私人隸屬的“士”扭轉爲“社稷之臣”等等。本書附錄《尚書中的周公》是一篇長文，篇幅超過全書的四分之一，對於武王滅商後二年去世、周公實際繼承王位、在位七年、召公爲周同族別支而於殷末周初勢力甚大等問題皆有詳細討論，可以說是比較細緻地描繪了一幅周初歷史的面貌。2014年8月27日夜

“台湾主体性”的思想资源

《周代城邦》是杜正胜先生出版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该书初稿于1974年写成，彼时杜先生三十岁，正获得台大历史学硕士学位，五年后，该书由联经出版社出版。
杜先生是台湾高雄永安人，而写作此书的这段时间也是两岸的转型时代。当大陆沉浸于文革的鼎盛期时，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1975年，蒋中正逝世，1979年高雄市爆发美丽岛事件。彼岸除感叹神州陆沉外，更逐渐清醒地认识到反攻的幻影与现实，以及自己作为岛民的生存现实。这种现实透射在意识中，便是逐渐认识出自己作为一个独立地域的共同体，需要为自己的生存状况而挣扎，需要辨识自身的主体性。

因此重新审视此书，尽管从序言与首章就充斥着对五阶段论削足适履的古史分期讽刺，乃至对大陆学界刻意地拼凑史料叙述历史的嘲讽。但实则相比于杜先生的核心论点，这些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或者说作者的用意根本就不在于对先秦研究或社会形态问题这一城一地的攻陷与纠正，而在于对一个更深刻的内涵的揭发——即论述城邦作为独立的共同体的存在形态。这一论题更是全书的核心宗旨，也是其用意所在。尽管杜先生这本著作已经隐藏了那种现实政治的诉求，但仍不乏可让读者揣测的语句。

如131页写道：“城邦的兴起先天就潜藏没落的种子。武装殖民者以武力做后盾，剥夺小国的独立性。城邦存在的基本条件是保有完整独立的主权，但殖民者从营国到城都、筑邑皆否定别国主权的独立与完整。拓殖精神先用来对付异族异姓，最后也用于同族同姓。......尤其晋文以后，南楚北晋交争，相持不下，二强都假借同盟的美名，侵蚀中原国家的独立权，终致使中原小国几同附庸。”
其实，这里的“武装殖民者”可有多种暗喻的指涉，无论理解为我共还是苏联更或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的国民政府由于特殊国策撰写的以中国大陆为主的教材，在作者看来都未尊重台湾作为独立的共同体的主权，而是以一种拓殖精神来对付异族或是侵凌同族。这种深深地恐惧感与不安定感迫使作者对先秦的城邦国家赋予同情。

其实，通过杜先生《新史学之路──兼论台湾五十年来的史学发展》的论述，更不难逆察这种用意，在他看来“到1990年代，此一历史幻像彻底破灭觉醒了，新的历史认识逐渐从中国中心转为台湾主体。”以台湾为主体性，自然就是一套“被拓殖者”开垦的历史叙事。因此《认识台湾》的教科书也就是从史前时代、国际竞争时期、郑氏治台时期、清领时代前期后期、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中华民国在台湾，依次叙述的“台湾共同体沦亡史”。（图：《认识台湾·历史》）
回到文中，全书核心可概括为：氏族遗制遗习与城邦共同体。

我们不难审视作者讨论“城邦”的用意。城邦，一个独立的共同体，“不论多小的聚落都有他们的社会结构与经济关系”，而伴随着这种社会和经济关系，更主要的是独立的共同体内部的政治形态，其中关键就在于“国人参与政治”。最终也落脚在说明周殷关系上，故对“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的解释则力图凸显“允许殷人内政自治。唯奉周人为主，听之羁縻而已。”而最早“里”便是这种族群共同体羁縻的单位。故国人又称为里人。值得注意的是，在上世纪中国哲学还只会呆板的一旦遇见关于论述“民”势力的材料便潜意识的泛泛论述些“民本”思想，完全忽视文献的语境，而杜先生则能指出殷周势力更替下，重视国人绝非统治者恩赐，而是由于区域势力的博弈以及氏族血缘纽带的制约。这种见识当然源于作者本身的处境与历史的耦合。

相对于国人，则是野人，城郭之外的各种以族为单位构成的邑，邑又处于封之内。土地、民人、财富三者合一是周代的主要剥削方式，控制土地也就意味着控制纳粮的野人，故所谓“定其疆界，正其赋税。”也因此，封疆选择依据山川形势，其初衷除却是防止别国侵占土地，也是为防止农民脱离共同体。“邑”是共同体沦亡后变为贵族制农庄，因其沦亡，故无先君木主制奉祀，但却有保留原有的族群形态。“总而言之，都邑的独立自主性基础建立在庄园共同体的凝结性及假氏族血缘联系上。实际上，这种论述的归结点，都在表明一个核心内涵，即“同氏族的成员一致对外的，如果破坏集团的一致，必得不到原谅。”这也就是杜先生写作的关照点，即一个族群共同体内部是自治的，是族内自决的。

全书不同章节依次说明当时的社会形态，概言之：
一方面，国人聚里而居，军队编制与社会组织、血缘关系相配合，故能团结成一股大力量。野人在农庄共同体的‘封疆’内营生，集体劳动，征赋与共，表现氏族的强烈联系，虽然是被统治者，也非像奴隶可以予杀予夺。贵族保存氏族性更不待言，即所谓宗法，但氏族贵族制延续非单纯靠伦理性的‘宗法’，主要因世官和世禄的缘故。世禄即采邑。贵族因循野人的氏族遗习，与领民凝结成‘假氏族血缘联系’。
另一方面，贵族内部也并不遵从五十而迁的制度。更具体的则是世官世禄制，因此才产生强宗大族。而这根源则在于氏族酋长与元老旧制。诸如金文中的“型乃祖”与再封等现象都非虚指，而是表明权利与具体封土的承袭。也因此统治者呈集团性，政事非一人一王所得专，由集团共理。实则，这一论述在今日看来稀松平常，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则是新论。此后90年代朱凤瀚才围绕这一内涵展开具体案例分析。更晚些臧知非则有“贵族宗君制”概念之提出，都远远晚于杜正胜先生。


抛开主线的论述，全书还有一些基本概念的讨论也颇具远见卓识。
比如当大陆的历史学者在同时期刚刚为民众厘清近代意识形态化的“封建社会”与周代“封邦建国”的区别（如冯天瑜）。杜先生已经在学理上思考周代封建与西欧中世纪领主制封建的细微差别。这种区别的意图就在于说明中国的封建并非是人为性质的经济互保性质的宗属关系，其内核在于亲亲的血缘性与氏族延续性，这仍旧是要提醒读者共同体内部的凝聚力，而其关键点则在于——自治。对比欧洲封建制的起源，杜先生提醒道：“成千数百个同盟国或非同盟国，不在封建之数，依然过着相当独立自主的生活。所谓‘封建亲戚，以藩屏周’，不外是武装殖民，镇压和羁縻传统古国而已。”

又譬如作者对国人筑城观念的厘清，力图跳出单调的奴隶制批判。认为“国人的社会地位颇高，左右政局的力量几可与国君或贵族抗衡。其实稍涉览左转，也决不至于将国人当做奴隶。”实际上，后来里耶秦简出土，其中隶臣妾等身份制社会的材料发现，确实也佐证了杜先生的卓见。

又如杜先生也熟悉历史语境学思想史的分析手法，对词源的概念进行讨论，如“不朽”在初期主要指器主的身份隶属于传承的谱系，重于宗室和官守，到叔孙豹才转换为立德立功立言。这也就分辨了任贤和任亲并非仅思想观念的转折，而是与氏族社会与区域自治的转型相关的，应切实分析不同地域所产生的内部权势争夺，最终再辐射到思想层面的转变。显然，这种分析手法远远早于大陆学者。

然而，然而这本硕士论文仍有缺点，比如充斥着太多的空泛观点的批判与表述，这种写作风格从首章开篇即开始。当然，据说从出版之前的硕论中竟有脚注内容为“谁说的，我已忘了，但现在也没有寻找的必要，反正我不打诳说谎。”就不难想见曾经的少年英气。又譬如杜对于奴隶制太过敏感的抵触及彻底的否定使得对金文锡土锡人的解释也颇显矫强。此外，通过脚注也不难发现该书的研究也受日本学者研究视角影响甚大，其中白川静、宫崎市定、增渊龙夫、西嶋定生应是主要的几位人物。

无论如何，这本书都是一本无法跨过的先秦社会形态研究著作。更具启示的是，作者将自己萌生的政见寓于一部先秦的讨论中，这种手法简直巧妙。当然，由于政治的原因，这部严谨的学术作品竟然不会在大陆出版。也因此，四十年后，另有一些名曰《经与史》的作品转袭其手法，完整照搬过来一套共同体自治的论述，并与神乎其神的与解体论捆绑销售，竟也能忽悠一大批读者，不可不谓是当局自作自受了。
作者：王晨光 武漢大學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國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