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六个经典问题》书评

一种久违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和立场

在二十世纪的最初50年里，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论题曾经是最充满希望的政治目标。然而出乎所有马克思主义者意料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并没有如期而至。此后60年里人类最重要的政治经验恰恰在于，现代资本主义通过自身内部的调整，度过了所有危机，变得较以往更“人性化”，并且最终将其统治范围扩展到全世界。“告别革命”、“告别无产阶级”、“历史终结”的口号日渐成为西方学界的主流意识。尽管现代社会的现实远非令人满意，但“革命”已不再激动人心，民众的视野日益收缩到对自身舒适和安全的关注上，在这样一个时代谈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多少有点“不合时宜”。张盾的新著《马克思的六个经典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可能就是这样一部“不合时宜”的作品。该书试图在当代社会、政治理论场域中重启马克思的经典命题，恢复马克思哲学批判、干预现实的能力，以此表明一种明确、理性而又有着深厚根据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和立场的可能性。有感于作者的用心，写出如下引介文字，希望能和读书界分享。首先，一种明确、坚定的信念只能源于深沉、凝重的问题意识。该书试图表明马克思的全部学说共同构成了一门独立完整的哲学，它们一致分享了马克思哲学变革规划中的总问题，即对现代资本主义支配权的反抗。正是基于这一完全不同于西方学院哲学的问题意识，马克思毅然摒弃了哲学家们历来声称的哲学与真理的内在联系，而强烈指认哲学与政治的本质关系，从而把哲学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所要求的学院化写作形式中解放出来，恢复了哲学干预现实的能力。在此基础上，该书宣称马克思在《资本论》的中实践了一种全新的哲学观，即变“哲学”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使之参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并且通过作用于全部社会实践之上，加速资产阶级霸权的终结。与近年来学界兴起的“学术凸显，政治淡出”的治学取向不同，该书迫使我们意识到注重“学术性”必须自觉的避免把“马哲”做成学院化的概念哲学，否则必然背离马克思的原初问题，放弃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使“马哲”研究退化为知识分子的高级智力游戏。 其次，一种严肃、理性的立场必然要求具有广博、深邃的思想根据。在这方面，该书通过与当代学术场域中众多思想家（包括韦伯、西美尔、舍勒、松巴特、沃勒斯坦在内）的批评性对话，指出当代社会理论在反思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事实上都分享了马克思的历史感和问题意识，因此可以看作是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回响。不同的只是前者专注于现代人的文化-生活体验类型和特殊精神气质，后者则更加强调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安排。相比之下，马克思的观点无疑具有更大的深刻性和有效性，因为正是资本主义的制度安排最大限度的发展了人性中脆弱、腐败的方面，从而造成了现代人生存方式的异化和精神领域的危机。但是真正使该书对马克思的解读卓有新意且令人信服的，当属作者在德国古典哲学方面的所下的苦功。按照该书的提示，康德哲学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他的认识论革命有力的支持了主体性这一现代原则。但是康德的工作并不彻底，原因在于自我与物自身的二元划分使生活世界与精神本身的分裂绝对化，物自体原理迫使哲学和伦理学不得不放弃与外部现实的真实联系，转入纯粹形式化的内省领域。康德哲学失败的地方也是黑格尔发起“革命”的地方。黑格尔提出必须把“实体”理解为社团、民族、国家一类的历史“主体”，才能使精神摆脱空洞性，收获内容的真理。如此一来，知识的先验演绎就被改造成了描述人在否定性的历史活动中进行自我揭示的“精神现象学”，从而也把哲学家沉思的心绪引向了劳动和斗争的真实经验。从作者的论述中不难看出，正是黑格尔对哲学的“历史学”和“人类学”改造强有力的支持了理性了解和塑造现实的权利，从而为哲学在马克思那里转变为一种摆脱了“形式主义”的无谓思辨、专注于经济-政治制度安排的实质伦理学和引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政治意识形态做出了预告。再次，该书采取了一种明确的淡出“先验问题”，关注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的治思倾向。这一点非常值得关注，因为作者曾经长期从事分析哲学和现象学的研究，对“先验哲学”有独到的理解，所以在这里淡出“先验问题”就绝不是置“先验问题”于不顾，而是更深刻的去思考那些在先验框架下被设定了的政治想象。正是这一新的治学取向，使该书得以有力的回击西方学院思想家对马克思提出的挑战。我愿将该书在这方面的工作归结为张盾为历史唯物主义辩护的“三大批判”：批判之一，反对鲍德里亚对于马克思“生产”、“需要”等基础概念的破坏性解读和由此引出的历史唯物主义受制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学院化推论。强烈指认马克思对于经济学术语的使用立足于一种全新的实践要求——对资本主义现实的反叛。以此表明后现代对马克思的指责实际上是基于一种形而上学的狭隘观念，即无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生动关系。批判之二，反驳当代实证社会学研究否定“无产阶级”存在的新论点。提出马克思主张的“阶级意识”对于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形成来说是一个建构性的中介范畴。受制于实证教条的社会科学目光过于短浅，以致无法理解马克思对于新阶级和新制度的政治想象力，其最终结果只能是断送科学和政治的前途。在实证风气主导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大背景下，作者重启马克思关于阶级、民主等论题的政治想象的决心引人深思。批判之三，反击福山把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宣传为“历史终结”的意识形态霸权。福山把历史理论追溯到了黑格尔的“承认激情”理论乃至更早的基督教，以此规避霍布斯和洛克对现代性的粗俗奠基，赋予了自由民主制一个高尚而有说服力的解释。但是该书却提出黑格尔的“历史终结”只是一个纯粹哲学问题，福山将其引申为政治意识形态观点，以此喻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终结，这是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严重误读。在作者看来，通过科学地分析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限度，同时又以一种革命的历史目的论的方式，坚持对作为历史最高目标的人类解放的希望和信仰，马克思早已以一种最深刻的方式回击了一切关于“历史终结”的独断论，并且表明历史一直还只是人类的史前史，只有超越现代资本主义，人类才真正开始创造“自己的历史”。张盾教授的学术工作有着深沉的现实关怀，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他的理论目光却被牢牢的锁定在“隐藏”于现实深处的思想史线索之中。这可能使那些希望在该书中找到作者对现实的直接态度和观点的读者感到失望，但是对于那些希望更深入的考察现代社会方案发展的脉络，进而追寻一种具有健全理性精神的政治规划的思想努力来说，该书却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指向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