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吉斯家的男孩们》书评

被低估的《伯吉斯家的男孩们》

《伯吉斯家的男孩们》是普利策得主伊丽莎白·施特劳特的新作，出版了一段时间，但风头完全被她的获奖小说改编的短剧《奥利芙·基特里奇》抢去了风头，谈论者寥寥，可实际上，这好像还是近几年来第一本涉及穆斯林难民题材的文学作品。（以我粗浅的阅读体验判断，欢迎补充。）巴黎暴恐之后，一度，跟恐怖主义和ISIS相关的话题在网络上高居热议榜，无数国际问题的专家和野生专家站出来多角度分析：欧美该不该接纳安置更多穆斯林难民。其盛况就好像在我中学时代流行的辩论赛，任意抓阄一个命题，划定正方和反方，便展开激烈论战。哪怕倚马千言头头是道，实际上总让人觉得索然无味。无论其立场如何，如果他们并不相信自己的说辞却硬要力争是虚伪，而如果他们竟然相信无疑就是不折不扣的愚蠢——哪里有成年人会真的相信世事可以简化成二元对立的是/不是、应该/不应该。伊丽莎白·施特劳特是律师出身，她在《伯吉斯家的男孩们》一开初就抛给大家一个很难仅仅用“应该/不应该”去定义的案件：在安置了大量索马里难民的美国小镇上，有一天，一个青年把一颗正在化冻的血淋淋的猪头扔进了清真寺。白人至上主义者们为青年扔猪头的举动弹冠相庆，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和就业正受到深肤色穆斯林的威胁。大多数的市民拿不准，因为他们一方面出于善意，的确对经受过饥饿、折磨、苦难的穆斯林抱有同情，期待索马里人能找到工作，得到培训，交该交的税，就像本土居民一样，另一方面，却也觉得那些裹得严严实实的女人身上有种绝对的陌生感让他们恐慌，“她们不会说英语，填不来申请住房、公共补助的表格，甚至说不出她们孩子的出生日期。镇上开设了成人英语班，但最早几乎没什么人来。”他们绝对无意要做心胸狭窄、党同伐异的人，但即使社工们努力学习索马里词汇，“要分清这些人谁是谁，他们需要什么，真的非常费力。”力主要让青年得到惩罚的是当地的总检察长及其派系，他们的小算盘是试图以严厉表示公正，捞取政治资本；而同情青年的反而是索马里人老者，他在青年的眼睛里看到了恐惧，同他惨死家乡的儿子眼里的恐惧一模一样。“伯吉斯家的男孩们”吉姆和鲍勃其时已届中年，是这个青年的舅舅，深知外甥就是个从小没有父亲且惯被欺负的倒霉孩子，仅仅期待做出点出格举动引起远在瑞典的父亲的注意。斯特劳特将自己的专业知识运用得出神入化，贯穿小说始终，通过这样一桩法律事件，写出了各个群体的诉求和立场，勾勒出城市化进程的时代浪潮，还抛出了一桩引人入胜的家族秘辛，用英国《卫报》的评语来说：“将羞愧、谎言和混乱的张力一一展露”。缅因州位于美国东北角，与加拿大相接，孤立，偏僻。在此之前，它给我的印象只是史蒂芬·金恐怖小说的发生背景，荒凉，诡秘，但是自伊丽莎白·施特劳特下笔描摹，缅因小镇渐渐有了艾丽丝·门罗笔下加拿大小镇的影子：年复一年，年轻人去了大城市再也不愿回来，劳动力流失的小镇渐渐变成中老年白人和新移民的家园。小说里早年学法律奋斗为中产阶级的伯吉斯两兄弟早已在纽约扎根，借他们的眼，我们能看到大城市的包容性：“当个大厨，或是要饭的，离上一亿遍婚，在城里没人在乎。”可是他们的妹妹带着儿子还住在小镇老宅子里，老宅子不仅跟他们血脉相连，还默默盛着他们对于幼年失父事件的共同回忆。如果说获得普利策奖的《奥利芙·基特里奇》体现了伊丽莎白·施特劳特媲美艾丽丝·门罗的短篇功力，这一本就是完美展现出她对长篇小说和难民问题、城市化进程这种大题材的思考和把控能力。家族故事和家庭成员之间达成理解的过程写得富有温度，而对社会政治的把握有深度、广度，又有力度，浑然天成。很难得。 不同于《奥丽芙·基特里奇》一书里以群像突出女主角的人物塑造方法，《伯吉斯家的男孩们》着眼点是塑造“男孩们”，只是笔头捎带写了他们身边的三个不同类型的中年女人：海伦，帕姆，苏珊。虽然着墨不多，但她们个个不逊于奥丽芙·基特里奇，深谙成年人世界情感的残酷法则——这个世界让我们感到挫败，但你若还不想离开，就要尽量把千疮百孔的自己收拾起来，不失体面和尊严地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