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与中国文化》章节试读

《士与中国文化》的笔记-道与势 - 道与势

春秋战国时期，以“道”自任的知识分子出现以后，首先便面临着如何对待政治权威的问题。这个问题牵涉到两个方面：从各国君主一方面说，他们在“礼坏乐崩”的局面下需要有一套渊源于礼乐传统的意识形态来加强权力的合法基础。从知识分子一面说，道统与政统已分，而他们正是道的承担者，因此握有比政治领袖更高的权威——道的权威。不过由于中国文化传统不同，突破并没有带来天上王国与人间王国的清楚分野，耶稣与凯撒之间也始终无法划明权责。故中国道统与政统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是别具一格的。西方国家与教会对峙的局面则从来不曾在中国史上出现过。不但如此，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是从封建秩序中的士阶层蜕化出来的，他们也不能像西方专司神职的教士那样不理俗务。知识分子代表道统的观念至少自公元前四世纪以来已渐渐取得了政统方面的承认，在互相争霸的形势下，各国君主都尽量争取具有声望的知识界领袖，以增强自身的政治号召力。从比较宗教学的观点来看，战国君主尊师重道主要说明一个问题，即政统需要道统的支持，以证明它不是单纯地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更重要地，在公元前四世纪至前三世纪这个历史阶段中，几个主要国家如齐秦魏赵燕都有统一天下的雄图，他们当然更需要在武力之外发展一套精神的力量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若干基本特征都已在此时露其端倪。
第一，在理论上，知识分子的主要构成条件已不在其属于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如封建秩序下的士，而在其所代表的具有普遍性的道。
第二，中国的道源于古代的礼乐传统；这基本上是一个安排人间秩序的文化传统。其中虽然也有宗教的意义，但它与其他古代民族的宗教性道统截然不同，因此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开始就管的是凯撒的事。
第三，知识分子不但代表道，而且相信道比势更尊。
第四，由于道缺乏具体的形式，知识分子只有通过个人的自爱自重才能尊显他们代表的道。此外别无可靠的保证。统一天下之后……法家不师古，历史文化传统对他们而言没有真实意义。故他们即以今王之法教为道之所在，换句话说，道从势中派生出来。

《士与中国文化》的笔记-东汉政权与士族大姓 - 东汉政权与士族大姓

东汉政权的建立实以士族大姓为其社会基础。光武集团之所以能在群雄并起的形势下得到最后的胜利，除了刘秀个人的身世，及其所处的客观环境比较有利外，他和士族大姓之间取得了更大的协调，显然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关于东汉政权与一般大姓之间的关系，他们在一般社会经济基础上的共同点掩盖不了他们在文化程度上的差异。而这差异则正是决定着光武集团崛起于群雄之间的重要关键。不可否认，士族在当时社会上确实起着主导作用，在这一段的历史进程中，不是士族跟着大姓走，而是大姓跟着士族走。光武能尊重天下隐者如周党、严光之流，而公孙述不能容巴蜀一地的不仕之士，仅此一端就可知光武的成功，自有其深厚的社会背景，绝不是偶然的。
然而这并不是说，东汉王朝完全是代表士族大姓利益的政权，东汉中叶以后（和帝以下）的历史，便逐渐显示出此政权在本质上与士大夫阶层确有矛盾之处。由此种种矛盾而产生的士族势力与王室势力的全面冲突，充满了以后的东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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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在争霸的迫切要求下，各国君主不但需要种种知识与技能，而且更需要”道“的支持。及至秦汉统一，政治形势为之大变，四方游走的知识分子显然成为一股离心的社会力量，而不利于统一。大一统的政权也同样不能容忍众”道“纷然杂陈的局面。所以秦国在霸局既定之后即下”逐客”之令，要把来自各地的游士都驱逐出境，而统一天下之后则更进一步要以“势”来统一“道”。

《士与中国文化》的笔记-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 - 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

魏晋士风的演变，用传统的史学名词说，是环绕着名教与自然的问题而进行的。在思想史上，这是儒家和道家互相激荡的一段过程。老庄重自然对当时的个体解放有推波助澜之力，周礼重名教，其功效在维持群体的秩序。概括的说，魏晋思想史可以分为三个小段落：曹魏正始时代（240-248），名教与自然问题在思想史上正式出现，何晏王弼最先提出这个问题。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贤代表名教与自然正面冲突的时代，而以嵇康被杀为其终点。西晋统一以后，名教与自然则转入调和的阶段，其理论上的表现有郭象的庄子注，和裴頠的崇有论。
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老庄自然之皆明白易解，而周孔名教则较难界说。陈先生对名教的理解，主要是偏重于政治观点的。但是从汉末到东晋，名教问题并不限于少数人是否“入世求仕”一点上。
事实上，魏晋所谓名教泛指整个人伦秩序而言，其中君臣与父子两伦更被看作全部秩序的基础。不但如此，由于门第势力的不断扩大，父子之伦（家族秩序）在理论上尤超乎君臣之伦（政治秩序），成为基础的基础了。当时的名教危机在君臣一伦上的确表现的最为突出。汉代去古代封建之世不远，地方官和他所辟用的僚属之间本来就有一种君臣的名分。东汉以后更由于察举制的长期推行，门生与举主之间也同样有君臣之义。这些所谓门生故吏便形成了门第的社会基础。这些士人在未直接受命于朝廷之前，只是地方长官或举主的臣下，而不是天子之臣。即使以后进身于朝廷，依当时的道德观念，他们仍然要忠于故主。因此，一般士人之于皇帝最多只有一种间接的君臣观念，但并不必然有实质的君臣关系。
嵇康对君职怀疑观点再向前发展一步便成为阮籍和鲍敬言的无君论了。汉末以来名教的崩溃不但是全面性的，而且这一危机表现在家族伦理方面较之为政治秩序方面更为深刻而持久。西晋统一以后，通过君主无为和门第自为的理论，大体上使政治方面自然与名教的冲突获得了满意的解决。但在家族伦理方面通过礼与情的特殊形态所表现出来的名教与自然的冲突却发展到了表面化的阶段。何晏王弼调和儒道，虽然正式提出了名教和自然的问题，但却并没有把两者放在对立的地位。嵇康阮籍公然以名教与自然互不相容，但是细察他们的言论，则他们所深恶痛绝的只是当时虚伪的名教，而不是理想的即合乎自然的名教。下至西晋时代，由王戎深赏阮瞻关于名义与自然“将毋同”的答语，以及郭象注庄与裴頠崇有等事例观之，名教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显然又已由矛盾而复归于统一。其中嵇康阮籍反名教，据陈寅恪先生的分析，则主要是由于他们的政治立场与司马氏不同，不肯出仕。西晋以后，司马氏的政权既与高门世族的利益打成一片，东晋之初且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士大夫阶层已无所谓仕或不仕的问题。不但如此，除了名教与自然这一中心题旨外，魏晋清谈中才性论也经过同一发展历程。陈寅恪先生论此条，谓才性同，才性合是东汉以来的旧观点，大体以才能和德行不可分。才性异，才性离则取曹魏求才三令的新见解。
傅钟两人适为儒学大族司马氏之死党，故一主同，一主合，而李、王则适为曹魏之忠臣，故一主异，一主离。足证才性论在当时有实际的政治社会背景，不是纸上空文。唐长孺先生也认为才性论与实际的选举制度有关，并且通过汉魏之际批判名教的思潮来分析这个问题，才性论的政治意义就更清楚地显示出来了。唐先生又举证说明，自晋以后，才性论和现实政治已经没有什么密切关系，仅是知识的炫耀。所以关于政治秩序一方面的名教与自然之争，以及名教范围内的才性之辩，到西晋之世的确已大体上都解决了。
2015年补一段《求才令与汉魏嬗代》1. 建安以来曹操奉天子讨不臣的历史内容主要是讨袁绍。建安十三年平荆州，袁绍阵营最后覆灭，曹操霸业阶段的战略目标胜利实现，在董卓朝廷以后，已变盟军朝廷为曹氏朝廷。赤壁之战后, 历史朝多极化方向迅速发展，曹操实施战略转变，对南国停止战略性进攻，放弃奉天子讨不臣的武力征伐，在北方转入文治，进入王业阶段。而三道求才令颁布于建安十五年以后，颁布年代分布在“治平尚德行”文治阶段的各个时点上，与此战略阶段对人才的要求不相吻合。三令也不是为了统一全国、网罗人才所推出。
2. 曹操集团的人物分四批进入， 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以前已全部到位， 三道求才令颁布
后， 实际没有吸收新人才。建安十三年以后毛玠、崔琰典丞相府铨选， 举用皆“清正廉节，秉德纯懿”之士， 丞相曹操对此给予支持，同时却颁发与此相抵触的求才令，不合政理。
3. 求才三令与曹操选拔人才的实际活动没有多少关联。三令与此阶段曹操的建国活动联系起来去认识，可以理出两条线索，一条是为曹操的利益所设置，一条是为曹操部属的利益所设置。建安十五年的唯才是举令，目的是摧毁二十等爵制， 突破“非刘氏不王”的国体原则，开建五等，以便曹操封公独立建国，以便以让贤的方式完成汉魏皇权转移的历史任务。建安二十二年的求“至德”令, 则是曹操对建安十五年《明志令》不取代汉献帝本志的婉转重申。
4. 建安十八年曹魏建国后，北方政府出现魏官、汉官两个系统, 发生了官员魏官化的问
题。建安十九年举偏短之士的令文中， 所举陈平、苏秦都为“反覆”之人, 目的是解除部属舍汉归魏的名节顾虑。曹操部属多具东汉古文经学派“通变”的特点，对此易于接受。此令在这一脉络上承前启后， 因而求才三令都具有董昭所说“定人”的意义。这正是陈寅恪先生所断，求才三令是曹魏划分曹党与非曹党的大政方针。从这里又构成认识求才三令的第二条线索。
一言以蔽之， 求才三令，是曹操建国绍汉的政治方略。汉魏皇权嬗代，是在求才三令的政治引导下通过和平过渡的让贤方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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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士”代表“道”与西方教师代表上帝在精神上确有其相同之处。“道”与上帝都不可见，但西方上帝的尊严可以通过教会制度而树立起来，中国的“道”则自始即是悬在空中的。以道自任的知识分子只有尽量守住自己的人格尊严才能抗礼王侯，子思必欲与鲁缪公正师弟之谊，其故即在于此。

《士与中国文化》的笔记-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 - 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

徐中舒断定士、王同字，皆像人端拱而坐，不过一为帝王，一为官长而已，其说颇受注目。刘节则谓“士”为西方之周所特有，即”卿士“与”太史“之官，日本学人亦有类似的见解。至于解”士“为周代官名之中，又可分为祭祀官或理官两派。从历史的观点讨论士的起源问题，多数近代学者都认为士最初是武士，经过春秋战国时期激烈的社会变动然后方转化为文士。（顾颉刚）综合《孟子》及《王制》所记来看，我们可以确知士是古代贵族阶级中最低的一个集团，而此集团中之最低一层（下士）则与庶人相衔接，其职掌则为各部门的基层事务。士阶层在春秋战国时代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起于当时社会阶级的流动，即上层贵族的下降和下层庶民的上升。由于士阶层适处于贵族与庶人之间，是上下流动的汇合之所，士的人数遂不免随之大增。这就导致士阶层在社会性格上发生了基本的改变。贵族衰败自古已然，朝代兴替之际常有贵族沦为皂隶，并不限于某一特定时代。但是古代封建阶级制度的根本崩坏则显然发生在春秋晚期。各国内部的剧烈政争正是促使阶级制度崩坏的原因之一。庶人的上升对传统的士阶层所造成的激荡更为严重，到了春秋末叶，士庶的界限已经很难截然划分了。庶人上升不尽由于战功，至少下逮春秋战国之交，庶人以学术仕进者已多其例。春秋战国之际农人可以上升为士，尚可证于《管子》和《国语》。《管子·小匡》载：“朴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故以耕则多粟，以仕则多贤，是以圣王敬畏戚农。”这里显然说农民之秀出者可以上升为士。而且此所谓士，已不是无视，而是“仕则多贤”的文士了。士成为四民之首（士农工商），是战国游士既兴以后之事。以古代之士皆武士，最有力的根据是说古代的学校为军事训练的所在。顾氏所引金文及其他先秦资料都是从这一观点出发的，这个观点近来更因杨宽关于古代大学的研究而加强。杨氏认为“西周大学的教学内容以礼乐和射为主要”，他说：当时贵族生活中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有所谓“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但是国之大事，惟祀与戎，他们是以礼乐和射御为主的。接着他更举证说明，西周大学教师成为“师氏”，即因最初的大学教师是由称为“师氏”的高级军官担任之故，不但如此，古时教师尊称为“夫子”也源于“千夫长”、“百夫长”之类的军官名词。所以西周大学是以军事训练为主，其目的在于培养贵族军队的骨干。（杨宽）周代虽不能不重视物理，但是其特色正在能文之以礼乐，以古代之士皆武士者都特别着重射礼，其时射在周代绝不全是军事训练，其中含有培养君子精神的意味。所以孔子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又说：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射作为礼乐教育的一部分，不是军中的武射，这是很明白的。而孔子明说这是古之道，可见并不是春秋的事儿，西周想已如此。——"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总之，周代贵族子弟的教育是文武兼备的，以具体科目言，则六艺之说大体可信。
《王制》云：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
古代贵族所受教育是文武合一的，纵使三军元帅也必须精于诗书礼乐，这更是郁郁乎文哉的具体表现。春秋时代一方面是所谓礼坏乐崩，一方面却又是礼乐愈益繁缛。这正是一事之两面。春秋早起的礼乐远不如后期的复杂，所以贵族中尚不乏文武兼资之人。后期则贵族中已多不知礼之人了。
中国的“哲学突破”是针对古代诗书礼乐所谓王官之学而来的。最先兴起儒墨两家便是最好的说明。帕森斯谓中国古代的哲学的突破最为温和，主要是针对儒家而言。儒家守先以待后，寓开来于继往，所以斧凿之痕最浅。孔子一方面从周，一方面又说“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这种温和的“突破”在性格上恰与三代不断损益的文化传统若合符节。当这一传统面临礼坏乐崩的危机时，儒家的“维新”路线为它提供了一个最容易适应的变革方式。相反墨家否定礼乐的激烈态度与此传统最为格格不入，所以在先秦诸子中，儒墨两家岁一度并为显学，但在长期的竞争之下儒家终于取得正统，而墨家却被摈弃于异端之列了。古代士阶层的出现自有其礼乐诗书的传统，并非从武士转化而来。从稷下衰微得到秦代统一这段时期，国君养贤的风气已成过去。以秦、赵两个大国而论，养贤的事业已转到卿相的手中了。吕不韦和平原君皆养士数千。其中吕不韦明显怀有政治野心，他和秦王政的冲突基本上便在这里。所以公元前二三七年吕不韦甫免相位，秦王即大索逐客。而战国晚期各国政府虽已不复养士，而以往养士的遗迹则仍然保存了下来，这便是博士制度。博士制与稷下制最大不同有二：第一，稷下先生名曰列大夫，是爵比大夫，不在正式官制中，故时人谓之不仕或不宦。他们根本不是官吏，仍保持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但秦汉的博士，则是太常的属官，秩比六百石。第二，先秦之士持道与势相抗，所以他们争取和王侯之间保持一种师友的，而不是君臣的关系。秦汉博士既为官僚系统中一员，他和皇帝只能是君臣关系。社会学家韦伯曾说古代新教义的承担者往往和官方宗教保持一种不即不离的态度，只有稷下先生不治而议论才合乎这种定义，博士则被吸收到官方宗教之内，不能离了。事实上，秦的统一确已结束了古代的游士时代，不过由于社会史不能像政治史那样有清楚的断代，所以汉初几十年之内的游士又一度回光返照而已。历史进入秦汉之后，中国知识阶层发生了一个最基本的变化，即从战国的无根的游士转变为具有深厚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士大夫，这个巨大的社会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士和宗族有了紧密的结合，我们可以称之为士族化，二是士和田产开始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可以称之为地主化。从游字的引申义而言，大一统的政府之不能容忍游士游侠的过度活动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社会秩序中游离出去的自由分子无论如何总是一股离心的力量，这和代表法律秩序的政治权威多少是处在相对立的位置。社会学家研究古代帝国的政治系统，曾提出自由流动资源的概念，所谓资源，人力和物力都包括在内。帝国的统治者对自由流动资源的问题最为敏感，如果让自由流动资源过于贫乏，传统的势力大张，则帝国的行政系统又会失灵。因此帝国的统治者必须经常的调节自由流动资源，使之与传统的势力配合，并把这两股力量纳入共同的政治结构与组织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