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咏（上下）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13-3
ISBN:9787108037138
作者:周光蓁
页数:1042页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我们的乐队是国际性的交响乐队，根本不存在什么民族性以外的问题……如果说我团的主要任务是为发展民族交响乐艺术、更好地为表现人民斗争生活而努力，我是不同意的。我认为我团主要是演出外国的东西，演奏中国的作品是次要的。 民族风格在交响乐队是讲不通的。 我们掌握了西洋的一些东西，但还只是刚会走路、扶着墙走路的孩子，离开了墙就不能走一步了，我们现还是应该大力学西洋，以搞西洋为主。 我们这一行应当“厚古（外国的古）薄今”。 我们的技术太差了，应该先向西洋学习技术，提高了技术才能解决民族风格问题。 老指挥（戈斯林）排练《瑶族舞曲》比中国指挥好，外国乐队演奏中国作品比我们好，这就说明是技术问题。 我们应该像足球队一样送到苏联学他个五年、十年，回来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我们乐队又要做开路工作（发展民族音乐艺术）又要国际水平，我们怎么办？ 从“大跃进”以来，我们既看不到有什么普及，也看不到有什么提高。我们的水平不如以前了。我认为我们演出应该主要是在剧场，要说为工农兵服务，可是你送到工厂去别人不要，到农村就更难了。 我们乐队像现在这样搞下去，在技术上来说是没有把握、没有前途的，十年以后，我们就被人家普及了，像这样搞下去，永远也赶不上世界水平。 文章刊出后，舆论哗然。批评言辞最激烈的莫过于一个月后《人民音乐》的署名文章，指中央乐团“暴露出来一部分人的思想是非常丑恶、非常严重的。这种思想与我国音乐事业的总方针——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音乐有着根本抵触。因此，一定要给予严厉而彻底的批判”。这篇题为《交响音乐必须为政治服务》的文章，给予中央乐团的乐师们从未领教过的公开点名羞辱，被指“彻头彻尾的扯谎”，“他们还不仅仅轻视民族而是彻底否定民族音乐”。对于乐师们对技术的重视，文章视之为“十十足足的洋奴思想，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是“典型的文化买办思想”。但以上的指控都不及以下的威胁性大： 交响乐队一定要民族化，一定要以中国的演奏节目为主，来为工农兵服务，否则它就不符合人民的要求，也就会感到有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这等于发给中央乐团一道最后通牒，以两个“一定”为过关条件。再次暗示乐团如不改弦易辙，就要扫地出门：“所以我们也要扫除那种洋奴思想和买办思想，为我国民族音乐的发展扫清道路”。
内容概要
周光蓁，祖籍浙江衢县，澳门出生、香港长大。对音乐史的兴趣始于檀香山夏威夷大学研究院，分别跟随郭颖颐教授和巴巴拉•史密夫 (Barbara Smith) 教授学习中国文化史和民族音乐史。曾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讲授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并担任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副所长。现为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亚洲周刊》音乐评论栏目主持、《南华早报》资深作家、美国权威古典音乐网站Musical America大中华地区评论员、香港艺术节《阅艺》杂志特约作家、香港电台节目顾问及第四台乐评主持、香港艺术发展局审批员等。2010年获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颁发嘉许状，表扬积极促进文化艺术，贡献良多。
书籍目录
《凤凰咏（上册）》目录： 序一从中央乐团到中国交响乐团 序二权威的中央乐团传记 自序我与中央乐团的因缘 再版序 绪论从无到有：管弦乐团在近现代中国的发展轨迹 第一部从孕育、创建到成长1951～1966 第一章中央乐团创立背景1951～1956 第二章从引入专家到“反右”1956～1957 第三章以小养大：困难时期的亮点1958～1960 第四章暴风前的静谧与惶惑1961～1966 第二部“文革”样板团年代1966～1976 第五章乐团造反派时期1966～1967 第六章军宣队进驻前后1968～1970 第七章钢琴协奏曲《黄河》与外交转向 1970～1973 第八章觉醒中的样板团1974～1976 第三部改革开放时期1977～1987 第九章从拨乱反正到恭迎卡拉扬1977～1979 第十章乐团改革初试1980～1985 第十一章港澳、美国巡演1986～1987 第四部凤凰吟1988～1996 第十二章乐团改革难产前后 1988～1991 第十三章再改革、再难产1992～1993 第十四章中央乐团终极改革1994～1996 《凤凰咏（下册）》目录： 图版 附录一中央乐团四十年大事记1956～1996 附录二中央乐团演出一览表1956～1996 附录三中央乐团演职人员1956～1996 附录四 中央乐团主要录音一览表1956～1996 附录五 外国交响乐队访华一览表 1956～1996 附录六主要参考资料 凤凰咏——中央乐团（1956～1996）CD唱片——解说 后记
编辑推荐
《凤凰咏:中国乐团1956-1996(套装共2册)》既是一部集体传记，也是共和国历史的一个侧面。随书附赠中央乐团经典录音CD以张，铭刻了中央乐团的辉煌，殊为珍贵。
作者简介
本书以中央乐团的成立、发展、变化直至结束历史使命的时间为脉络，记录中央乐团四十年的风雨历程。
这部七十余万字的巨作，读后有震撼，也让人思索。文中大量涉及到中央乐团乃至中国文艺界几十年的风雨，特别是在思想观念上的争议。无论是最初建团时的“土洋之争”，还是中央交响乐团与“国交”之争，实际上都是对中国交响乐如何发展、如何持续发展的思想分歧，这种分歧不仅是对交响乐团，更贯穿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之路。这是一部集体传记，也是共和国历史的一个侧面。
为了深入了解中央乐团这一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国家级交响乐团四十年的发展历程、兴衰变迁，作者在十年间走访了二十位指挥、四十多位当年的老乐师、行政人员、作曲家以及与中央乐团有过合作的音乐家等一百多位见证历史的相关人物，其中包括年逾耄耋的前文化部部长周巍峙。在大规模的采访之外，他还遍阅有关图书、报刊，常年在京港两地图书馆搜集资料，在此过程中愈发感觉到为中央乐团写史的意义所在，“这是个被遗忘的艺术宝库，它记载着20世纪下半叶交响乐艺术在神州大地整整四十年不寻常的发展经历。从广义上来说，中央乐团的四十年记载了中国知识分子自晚清构建新文化的延伸”。作者十年著一书，可谓呕心沥血。本书被评为“亚洲周刊2009年十大好书”。
附中央乐团经典录音CD一张，铭刻了中央乐团的辉煌，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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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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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7月28日，香港学者周光蓁在深圳遇见了原中央乐团艺术指导李德伦。李对他说了一句话：“中央乐团的40年是斗争的40年”。这一年10月，周光蓁去了北京，在医院病房里再次见到了李德伦，一项庞大的中国当代音乐史工程就此展开。 如果当时不做，这段历史就流走了 新京报：你在本书的后记中提到，和两年半前港版的这套书相比，有了修订，主要有哪些不同？ 周光蓁：图片方面有很多新图，港版有280张图片，简体版超过400张。新增加的图片很多是港版出版后，各方面热心读者提供的，很多都很珍贵。有一张是1973年阿巴多带维也纳爱乐来中国时的图片，那时他风华正茂是个帅哥。还有一张是整个乐团在厦门演出，在解放军炮舰上游玩，也挺有意思。图片之外增加了一个全新的附录，有六七位老乐师一起帮我完成了这个附录，里面收入了建团40年来参加过乐团的所有全职人员的名单，非常全面，里面的很多人名我在采访的时候听到过，但是不知道名字怎么写，看了这个附录我自己也收获很大。另外港版最后一章是乐团1996年改为国交后的发展，简体版取消了，以1996年2月马勒一演出时，大家含泪握手道别作为结束。因为国交现在也还在发展，如果需要，以后再写吧。 新京报：文字部分的内容还有补充吗？ 周光蓁：港版的书出来以后，很多人提了很多意见。我有一次出差到北京，卞祖善大师邀请我去他家，我没想到他把这本书一字不落看完，书上贴着满满的纸条。香港版有52万字，他70多岁了，还有这样的耐心给我指正，我真是非常感谢他。还有其他人也有各种补充，之前我搞不清楚“文革”的时候到底有没有乐师跳进苏联大使馆，后来等书出来，有一位乐师告诉我确实有这件事，因为跳进去的人就是他。这一类的补充还有很多，但我必须要强调，中央乐团史是一本写不完的历史。过了40年，里面的人和事很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为了写作这本书采访超过了100位成员，都是一对一的采访，工程很大。 新京报：你有念头写这本书其实源于李德伦的一句话，他说“中央乐团的40年是斗争的40年”。 周光蓁：1999年7月28日，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那天我在深圳第一次见到李大爷，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句话。他还说，“如果你要了解，就来北京找我吧”。这一年的10月是新中国成立50年大庆，我去了北京，见到李大爷的家人，说他在医院。我拿了医院的地址就去了，他住在协和医院的高干病房，不能随便进的，我也不知道，就直接进去和他聊了一个小时，最后是被护士踢走的。李大爷说了很多事情，其中也有很多对乐团几十年历史的观点。他鼓励我说：“写乐团历史不好写，但是你应该写，你不要怕，要做就尽快去做。”当时我还想，怕什么？现在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了。 新京报：为什么呢？ 周光蓁：他当时给我准备了一张字条，写了三个名字和电话，他跟我说，要想了解乐团，先去找这三个人。这三个人是李学全、章棣和和刘奇，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里面李学全和刘奇都是反对李德伦的。我去他们家里拍门说是李大爷让我来找他们的，他们都不相信，说“不可能！”李大爷说的“不要怕”，指的是40年里团里的各种斗争，“文革”的时候大家要站队要分门别派，在我采访的时候，也会发现某一拨人对另一拨人的不同看法。我当时不能理解，为什么大家白天斗晚上还能坐在一起拉琴。有个乐师告诉我，“这个太简单了，我们演出是命令，不演就是反革命。”我听乐师们回忆，学习到很多东西，看他们怎么在大时代里作为个人在集体里追求，很有意思。 新京报：李学全和刘奇主要反对李德伦的是什么？ 周光蓁：他们都反对1996年乐团改革，刘奇当时是巴松管首席，他反对实行艺术总监制，他说“总监，总监，就是总强奸！”李大爷是在辅仁大学念历史的，他有历史观，知道历史不应该是一面倒，他有这样的胸怀。在他2001年过世前，我很多次到他家，他给我提供了很多资料，其他很多乐师也是这样，大家众志成城帮我完成了这本书。我采访了100多位乐师，有两位拒绝了我。还有一位本来不接受，我就灵机一动告诉他，已经接受采访的人中有一些说的内容对他不太有利，如果他自己不愿意谈，我只能根据别人说的来写。他想了想说“那好吧，你过来吧。”我去强迫他回忆过去，他70多岁的人了，流泪啊。这让我更觉得有必要带他们回他们年轻的时候，如果当时不做，这段历史就流走了。 我选择现在这样去写，因为这些都是事实 新京报：你最早做这个工作是为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后来怎么变成了一本书？ 周光蓁：我的论文是用英文写的，以学术性为主。写完论文我觉得我欠这些乐师们一本书，他们给我很大帮助，有些人是流着泪很痛苦地回忆过去，我在采访的过程里也没有客气，问了一些尖锐的问题，比如当时为什么会打人等等，我都问得很直接。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辞掉了香港大学的工作，全职写了两年，从2007年10月到2009年8月。我下定决心做这件事是因为有一天我接到一个采访过的乐师的女儿的电话，她告诉我她爸爸那天早上走了，走之前跟她说，香港有个周先生，说要写中央乐团的团史。“我大概是看不到了，将来书出的时候，请管他要一本。”我听到这些话真的很难受，那一天下午我就写了辞职信。这本书不是我一个人写的，是大家一起完成的。 新京报：在这本书出版后，李德伦的家人却对书中内容表示了不赞成，说你抹黑了李德伦，还说你站在了错误的立场上，为那些对改革有意见的人叫屈。 周光蓁：其实李德伦是我写这本书的最大写作动力，关于他家人的批评我不想说太多，但是我要强调，这本书不是某某人的历史，而是乐团的历史，李德伦是这个乐团的一分子。我觉得乐团的性质就是指挥和乐队总会有矛盾。所以是要从乐师的角度看还是从指挥的角度看？李大爷把乐师名字给我的时候，给我很大的震撼，他大气，觉得要对历史负责。有句话我希望你一定写下来，我在这本书里所有引用的内容都是乐团直接成员的采访内容，家属不算直接成员。我也有和家属聊，作为参考，但是家属有既定立场，我不会把他们的话写进去，这个关我把得非常严格。如果有一些家属看了这本书不舒服，我很抱歉，但我必须为历史而写。 新京报：这种反对你会不会觉得意外？ 周光蓁：我很感谢李珏（李德伦女儿）当时帮我提供了那么多资料，如果没有他们家人的帮忙，我这本书得少10万字。但是我并不是只采访了反对改革的人，我也采访了支持者，我是根据李大爷的指示去做的，他家人的反对我很意外。书出来的时候李大爷已经不在了，我觉得挺遗憾，我觉得李大爷会支持我这么写。我也采访了一位“文革”时乐团的指挥，他看了我的书，我问他，这样写李大爷会不公平吗？他说“没有啊，我觉得你对他已经很客气了。”我说这是一本写不完的书也就是这样的意思，很多不同的角度可以写，每个乐师都有自己的看法。在这本书的新书发布会上，关于是不是要香港人来写也成为了一个话题，卞祖善就说，还是由香港人来写最好，没有立场比较客观。我选择现在这样去写，因为这些都是事实。 周光蓁 曾在檀香山夏威夷大学研究院跟随郭颖颐教授和巴巴拉·史密夫教授学习中国文化史和民族音乐史，曾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讲授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现为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亚洲周刊》音乐评论专栏主持。著有《中央乐团史1956-1996》（香港三联书店2009年出版），被《亚洲周刊》评为十大好书，其简体版日前由三联书店出版，更名为《凤凰咏》。2013年07月06日 星期六 新京报 -
我本人是音乐发烧友，也是文化工作者。今年7月底去参加了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建团六十周年庆典音乐会，从而对该团的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借到《凤凰吟：中央乐团1956-1996》，阅读后心情十分沉重。我读过一些历史书，对历史学不在行，却很少见到用这样的方式来写历史。这段历史所描述的，前半是政治斗争，后半是经济生存。感觉政治斗争的比重太大，看了压抑。搞音乐的人其实都很单纯，难以想象会有如此复杂的斗争。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乐团没有死亡，而且还得到发展，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总体上看，这不是正统的历史，而是作者依赖访谈和公开文献所整理出来的著作，有点口述史的成分，难免有照顾不到的地方。而且研究历史，也有自身的难处，就是想要的资料不一定有，有的资料不一定有用，有用的资料不能一定写出东西来。其实我很希望还能补充信息，例如乐团的业务是如何开展的，演出曲目是否都有保存，乐队编制、每一次演出的乐手名录。李德伦对作者说：“中央乐团的40年是斗争的40年”。这是事实，也犹如咒语，始终萦绕着全书，无法摆脱。这个段历史太复杂，主要是因为这个乐团是国家的独子，是文化的风向标，所以一些艺术问题被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影响了乐团的发展，也影响了艺术家们的成长。我也不敢对如此大的问题妄加评论，只是写一些自己的读后感。希望重生后的国家交响乐团能在良性的轨道上快速发展，早日跻身世界著名乐团之林。新浪博客原文 -
1956-1996 中央乐团的四十年，这是个被遗忘的艺术宝库。它记载了20世纪下半叶交响乐艺术在神州大地整整四十年不寻常的发展经历；记载了中国知识分子自晚清构建新文化的延伸；也是共和国史的一个侧面，通过交响乐演奏窥探出当代政治、意识形态、外交和文化等方面如何与音乐艺术扯上微妙错综复杂的关系。 ——周光蓁，中国近代音乐史学者。 啊！朋友，我们不要这种声音。 唱吧，让我们更愉快地歌唱， 更欢乐地歌唱！ ——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欢乐颂》，歌词为席勒诗句。中央乐团最具标志性的演出作品之一。 对于绝大多数并非爱乐人的读者，中央乐团四个字多多少少是有些陌生的，而对于诸多专业人士而言，已经于1996年改制成为中国交响乐团的中央乐团，则可能已经变成了一个历史名词，一段并不那么乐意面对的过往。 不过，要唤起人们对中央乐团的历史记忆，其实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从殷承宗的钢琴协奏曲《黄河》到陈钢、何占豪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从管弦乐版本的《二泉映月》到“八个样板戏”之一的《交响音乐沙家浜》，从郭兰英的《一条大河波浪宽》到李谷一的《小花》，对了，还有中央乐团合唱团演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央乐团的声音其实早已融入国人的集体记忆。 只是这记忆与中央乐团成立时的主要宗旨之一，“演奏西方古典音乐作品”居然基本没有关联，多多少少让人觉得有些尴尬。当然，就中央乐团本身而言，诸如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其实是构成其品牌的保留曲目，特别是第四乐章末尾的《欢乐颂》，中央乐团的演绎堪称辉煌。但是最终，在长达40年的斗争之后，这样的声音还是只能成为少数爱乐人唱片架上的记忆而已。 是的，斗争。三年前，香港学者周光蓁的巨著《中央乐团史》出版，作者自序当中劈头一句引用乐团元老、指挥大师李德伦掷地有声的发言，“中央乐团的四十年是斗争的四十年”，为全书定下基调。作者以十年之功，访问百名中央乐团老乐师及相关人物，构建出中央乐团在几十年政治风雨中的斗争史，不啻为另一个角度的当代中国侧写，也为近三十年来对知识分子问题的重新思考提供了新的素材与角度。 《中央乐团史》出版当年获选亚洲周刊评出的十大好书，恐怕与这段历史涉及知识分子处境这一公共话题有关。但事实上，对中央乐团的历史探究，其意义远不止于此，贯穿于中央乐团40年历史始终的“土洋之争”，折射出的是中华民族接受现代西方文明过程当中的根本困境。而如果以交响乐作为标本，则民族文化与西方音乐传统的融合其实还远远没有完成，甚至这一道路本身的可能性也还存有疑问。相比之下，与这条路线之争互为表里的政治斗争和派系斗争，虽然更加残酷，最终指向的却只是制度层面的历史反思而已。 新京报记者 涂志刚2013年07月06日 星期六 新京报
精彩短评 (总计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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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版引发了李德伦先生后人不满，作者作了一些辩解，总体上感觉写这么一本书是不容易的，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但关于乐团改革的那些，因为是过去不久甚至是正在发生的事，不容易写客观。 -
关于整体以及个体的命运。看看，比不看好。 -
隨書附贈了中央樂團歷史錄音。那個布拉姆斯第二交響曲（一九七八年小澤征爾指揮）聽得我渾身汗毛直立。確實氣勢逼人。如今養尊處優的樂團們大概再也發不出這樣的聲音。 -
从昨晚看到现在，终于看完了，惊心动魄啊！ -
非常好的音乐史作品，对音乐与政治间纠葛的解读十分老到。可惜文字略有小恙。 -
这是一部值得读的书，对新中国交响乐团史比较完整的呈现，是音乐爱好者尤其是新中国音乐史爱好者之必读吧。难得的是附赠一盘cd，感触颇多。红色娘子军合唱部分与乐团的合作的激情和谐，现在估计不会再有这样的版本了，经典。而我，并不是那个年代的人，音乐的确跨越时空，，，，作者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