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王尔德传》书评

新人，我也写个读后感吧

我觉得不管是一本书也好还是一部电影也好，给观者的感受都应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让观者从书中、从电影中看到自己，因为艺术作品都是一面镜子，映出的是自己的喜怒哀乐。第二部分，就是应当让观者的艺术鉴赏能力得到提高，得到更好的鉴赏能力。让观者在欣赏这部作品前后绝对不是同一个人。历时三个月，这本将近六百页的书读完了。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犹豫，所以推到第二天才写读后感。昨晚当看到作者写出“王尔德死了”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悲伤，即便是哭了，也很难在心里说服自己究竟在哭什么。我在哭什么呢？可能是书中最后的那句话吧。王尔德先生被流放后，他对偶遇的友人说他很孤独。跳出社会“围城”的人，同样也跳出了社会的交际圈。很难说有多少道德还代表着道德，有多少道德的实质是社会从众心理的枷锁。于是，一个视艺术为最后审判的人，，就这样高傲、壮烈、哀伤的死在了社会牢笼里。道德的枷锁无往不在，却牢不可破，即便是打破了它，鼓起勇气走出去的人，又多少留恋枷锁里面的生活。枷锁，锁住的是虚伪的面具，所以，挣脱他的人必然是天真、善良的。可有时，虚伪的面具也会摆出一副天真的模样，让人近而畏惧，远而生寒。此时，我问：我承认相比较于王尔德所处的时代社会是包容的，但是这种包容难道不是偏心的吗？你所处的阶级和你所get到的money，有时决定了社会对你的容忍度。我不会去抱怨，抱怨显的悲天悯人；我也不会去试图冲破这个牢笼，因为我没有勇气当一位被流放的国王。此时的我还该为什么而哭呢？我想为你的爱情而哭泣，可是我流不出眼泪。那位脾气暴躁、喜怒无常的伴侣，即便在电影中以裘·德洛的形式呈现出来，也令我厌烦。我不明白究竟是什么样的爱情，可以以美貌为名进行的如此惊醒动魄。也许爱情真的是灵感的来源。爱情不朽，在你看来取决于爱人美貌的不朽；害怕死水一般的婚姻，所以才爱才持续的那么猛烈而持久，恨才那么果断而短暂。又或许，天性使然。特定的人过特定的生活，特定的生活塑造着特定的人。将这一切拿走，特定的人就是别人了。那时，不再有争论与躲避，也不再有崇拜与痴迷，最终成了法庭下面揣着各自心思、带着面具的过客。我不愿你受苦，然而我更不愿意你平庸。至于艺术方面，也有所启发。有时，我会疑惑究竟什么是艺术？通过这本书，我认为所谓艺术就是表达自己个性的、由自己或创造、或模仿、或借鉴产生的事物。这个事物内容是否符合社会的道德无关紧要，关键是看表达这种事物的手法是否新颖而且吸引人，是否能引起人们共鸣。是否可以去深刻的、温柔的揭露这个社会。艺术是一面镜子，不仅应当照的出个人，也应当照的出社会。作为这种形式的运用者---艺术家，该如何始终都能作社会现象的揭露人呢？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曾经想过一个问题：一个人的创造力如果枯竭了怎么办？不是我杞人忧天，因为我确实看过一部纪录片，讲的就是一位服装设计师，灵感枯竭后不断用外在的东西刺激自己，最终毁灭；也有一部2004年的动画短片《Ryan》阐述了类似的事件，动画师的灵感枯竭后，在灵感衰败和迸发中疯狂。虽然在书中，王尔德先生临死前已经不愿意在写作，但是在我看来，他的灵感并没有枯竭。原因是他的同情、借鉴和矛盾。首先说同情。高中时，我就很迷恋一句话，穷而后工。认为一个人如果不经历苦难，不经历过爱恨离别是写不出好东西的，直到后来我发现了曹操的诗词。在最顺风顺水的时候，写出了最令人叫绝的诗词。所以说“穷而后工”不一定对。那么，艺术家的这种创造的动力究竟来自哪里？我们如果要歌颂爱情，难道一定要多次分手又多次复合？如果是这样，艺术家又怎样能快乐呢？读完本书后，我猜想： 艺术家的快乐来源于他的社会观建立在爱的基础上。因为我们的社会太过客观、太过逻辑。我无法否认法律的作用，但以法为基础的社会本身就是建立在恨的基础上。而作为艺术家，请站在这个社会的对立面温柔的批判这个社会。而不是，被这个社会同化，以恨立本。关于借鉴，我到最近才接受这种做法。还记得，小学老师对待作文抄袭很是开放，曾经说过：天下文章一般抄等语句，令我印象深刻。当时还觉得这是应试教育所逼不得已而为之。直到我有一天闲读，发现毕加索的一句话：伟大的艺术家窃取灵感。人要想不借助任何前人的东西去创作出事物，要不就是名流千古的神人，就像莎士比亚那类；要不就是一个傻瓜。书中也说：“我们要求艺术家具有原创性，而我所谓的原创性，是处理手法而不是题材原创。那些没有想象力的人才会创作。众所周知，真正的艺术家会利用从别人那里拿来的东西，而他是什么都拿的。”这句话简直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创作最重要动力是矛盾。这个矛盾我在读《老子》的时候有感受到过，不过当时不是很明白，所以感觉也不是很强烈。直到我读完这本书。在读这本人物传记之前，我先读了《道林·格雷的画像》，就不知不觉的给这本书的作者打上了一个标签：王尔德就是亨利勋爵。可是读完这本书后，我发现王尔德先开始可能是亨利勋爵，可以到了后来，他就成为了道林·格雷。道格拉斯才是亨利勋爵。或者也可以说他们俩相互诱惑。创作艺术可能真的是要在两个对立的事物中相互转换角色。在扮演不同角色的时候，所感受到的内心的碰撞，将这种碰撞或者写在纸上或者拍成电影，这也许就是艺术创造的过程吧。另外，书中有写，艺术的真理就在于它的对立面也是真实的。这就要求我们不能“站队”，认为哪一方是好的，哪一方是坏的。正如毕加索所说：“所谓的好品味是多么可怕!品味真是创造力的一大敌人”生活或是盲目的前进，或是被命运推着前进。感谢有这样一本书，可以暂时让我缓一缓，仔细想想，我想的是什么。

转：方曌：为美与天才辩护（《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2015年8月28日）

为美与天才辩护方曌/文为奥斯卡·王尔德写传记几乎是不可能的：与其说王尔德是一个个人，不如说他是一种人格；几乎没有什么人完整看过他的作品，可是我们好像熟悉他说过的每句话；他是如此耀眼、如此辉煌、他是无可争议的天才人物，可是他的每一点所做所为似乎都能被凡人所理解和同情。他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利希滕贝格，他是那个巍巍若玉山之将崩的嵇康，他是写作“围城”时的钱钟书，他是英语语言艺术的凯撒，他是没有成为皇帝的李煜和赵佶。可是当他哭着、笑着、开心或是忧伤的时候，他就是每一个我们 或者是我们希望自己哭着、笑着时候的样子。理查德·埃尔曼，虽然他也许是二十世纪最好的、最重要的文学传记作家，虽然他的《乔伊斯传》几乎是无可挑剔的杰出，虽然他花了近三十年时间去了解、研究王尔德，虽然他为了这本《奥斯卡·王尔德传》耗尽了自己剩余的全部生命。在那个长长的关于王尔德的书单上，这本书也许可以排在头三名的位置，甚至可能占据榜首，但是我们无法期待通过读这本书来了解王尔德。其他任何一本关于王尔德的书从那本蹩脚的，王尔德被判入狱三个月后就匆忙出版的《奥斯卡·王尔德诸事》，到王尔德的直系曾孙莫林·霍兰德编撰的《王尔德相册》(The　Wilde　Album）还有那许许多多关于王尔德夫人的、王尔德美国之行的、王尔德手稿本研究的、王尔德戏剧评鉴的书籍，我们都无法认识他。事实上，在阅读了十几本王尔德自己的书和关于他的书之后，他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他是如此天才，如此钟情于生活，如此闪亮，他是一个真正的、而不是被塑造出的超级明星，从所有的角度我们都可以去欣赏他他对于世俗生活那丝毫不留情面的刻薄，他那令人印象深刻的、永远凝视我们的肖像，他的永远让我们感到快乐的作品，他那自我毁灭的人生历程但是理解王尔德，你就必须成为他。而我们尽管有那么多，那么强烈的成为王尔德的冲动，但是谁也无法成为王尔德。他毕竟是一个天才，他毕竟是王尔德。这本出版于近30年前的《王尔德传》终于有中译本问世，却也是一件幸事：虽然我们无法从这本传记中了解王尔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艰苦卓绝的努力。埃尔曼的这本书首先是一本好的关于王尔德的历史记录它事实准确、在局部和整体间取材得当，其中的每个章节都可以扩写成一本小书，或是成为一片文学史博士论文的题材。它的叙事也是一流的中译本在这一点上也做的很好，既没有阴阳怪气的翻译腔，也没有拿着中文的俗语硬套，而是以流畅而精彩的文辞，叙述一个一个妙趣横生的故事。我们可以想象，王尔德的天堂，也许就是他斜躺在松软的沙发里，环绕着喜欢听他玩笑话的朋友，开着一个一个关于这无聊的上帝的玩笑。埃尔曼对于王尔德对于生活戏剧性渴望的刻画非常详细，他引用了弗兰克·哈里斯的话说 (像埃尔曼提醒读者那样，哈里斯并不是一个好的第一手资料的来源，所以这话本身未必可靠，但是它仍提供了一种写照），王尔德上学的时候常常对同学说，他觉得自己一举成名的最好方式是，在“女王对王尔德”的诉讼中成为那个被告 (到今天为止，英国的刑事诉讼，公诉方一方都以“女王”或是“国王”作为代称）。埃尔曼同时提到，王尔德的同性恋行为被抓住不能被看成是偶然的虽然昆斯伯里侯爵是最险恶的一个对手，但是，王尔德在他所雇佣过的男妓中间已经留下了太多的证据，其中很多都反复向他勒索金钱，但是王尔德似乎从未真正着意去伪装自己即使是那暂时消除了王尔德是同性恋这一说法的结婚的决定，也是王尔德和康斯坦斯确实互相吸引，互相需要，也经历了一波三折。他们两人也留下了两个可爱的孩子，王尔德对他们的爱也是发自内心的。在诸多证据之下，我们只能认定，王尔德确实接受了同性之爱他享受其中不能自拔，也不想刻意伪装，遇到意外他也会去处理和应对，但在最终的判决落下之前，他似乎总觉得，结局不会那么糟糕。上帝作为一个剧作家，不会如此没有美感，不会如此残酷。然而，生活的剧作家不是上帝。而是人。在王尔德这出剧里，决定结尾的是陪审团和法官。对于这群既不太好也不算坏的人来说，美是只能仰视的，美太迫近了则会对不美的生活产生威胁。这种威胁虽然也许不会变成伤害是令人感到害怕的。而恐惧相比希望，是更能够促使人们行动起来的力量。澳大利亚的知名作家、汉学家李克曼曾经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他在一个咖啡馆喝咖啡写东西，广播里是嘈杂的广告和流行音乐，人们也一直吵吵嚷嚷，虽然不是怡然自得，但是大家也不觉得难受。突然，收音机被切换了一个台，传出来的，是莫扎特的曲调，悠长、动听，一下子，整个人群都安静了。有那么一两秒，每个人都不知道手脚该往哪里放了。还好来了一个救星，一个人大踏步走到收音机前面换了台，又是广告和流行乐了。人群仿佛是长长喘了一口气，恢复了刚刚嘈杂、混乱的“正常”状态。在讲述完这个故事之后，李克曼写道，是莫扎特太优雅,人们不懂的欣赏吗?　不是，人们都认得出那个美来，而且，恰恰是因为每个人都认得出这个不合时宜的美，所以人们才一定要换台，才一定要关掉它。对于美的毁灭，和对于美的创造一样，都是人的原始欲望。王尔德不会低估人性中恶的、破坏性的一面。他也意识到了，自己可能成为这一面的牺牲品。自我牺牲对于王尔德来说，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他从未写过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悲剧，也不会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悲剧英雄”。如埃尔曼所分析的，王尔德“也许会感到成为一个受难者是光荣的”，但是，“他更倾向于不成为一个牺牲品。”（he　liked　better　not　being　victim-ized.)这里，王尔德对待天主教的态度是可以互为参照的，在牛津期间，他一度想皈依天主教，即使那意味着他可能丢掉所有的遗产继承权，他被罗马那宏大魅力的仪式感所深深吸引，渴望亲身的体验；但是最终，他在受洗那一天选择了放弃，在他应该出现在教堂的那一天，他送上了一个木头盒子，里面装了一束百合花。这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更为微妙，更为复杂的姿态。在王尔德被送上法庭之时，他似乎一直在矛盾着，与有罪的判决相比，立刻的流亡似乎并不好到哪里去，隐姓埋名的生活和牢狱之灾一样会摧毁他。因此，与其说王尔德的应诉决定是他悲剧性的选择，不如说他的悲剧，像是一种阴暗的病魔，从一开始就潜伏着，发作只是时间问题。最后，这本《王尔德传》似乎也是一本不错的《为美与天才的辩护书》。埃尔曼无疑是喜欢王尔德的，因为他爱美、爱天才，在他的文字中无处不流露出这一点，对于到最后还亲近、守候在王尔德身边的人，埃尔曼不吝赞美之词，而对于背叛了王尔德的人，包括王尔德最亲密的爱人也是最大的敌人道格拉斯勋爵，埃尔曼成功刻画出了这个“贪婪、狂暴、残酷”的男孩形象，读者很容易意识到，道格拉斯和他所憎恨的父亲昆斯伯里侯爵其实有着一样的性格，所不同的仅仅是他有着“年轻的美貌”。美与天才是需要一个能够欣赏的社会去培育的；而汪洋恣肆的艺术表现，则是需要一种相对宽松的道德环境去容纳的。不过，在有些时候，我禁不住怀疑这种对王尔德的同情太过分了些。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埃尔曼把王尔德称作是“跟布莱克和尼采一起，他提出，善与恶并不是它们表面看上去的那个样子，道德标签无法应对复杂的行为。”然而，这并不是王尔德或是尼采、布莱克才有的特点，在世纪之交活跃的现代作家中，几乎没有什么人认为善和恶是非常简单的，道德标签可以代表一切。紧接着，埃尔曼写道“（王尔德）伟大的之处部分就在于，他要求对社会的受害者施予更多的同情。”一个作者，或是一个知识分子，哪怕是一个普通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愿，我们无法看出这如何能够体现出王尔德作品的“伟大”，更无法知道他何以可以与尼采、布莱克、弗洛伊德并列。埃尔曼在这一段话的最前面强调，王尔德”一直以最文明的方式解剖他所处的社会，对其伦理进行彻底的反思。”我想，这样的话也许要遭到王尔德本人的嘲弄吧。他并不是什么社会病根的医生 -　我们从王尔德的作品之中，也看不出他认为他所处的时代是病态的时代 -　恰恰相反，王尔德似乎非常喜欢生活在自己的时代，他真诚的享受着周围的社交生活，即使在他最穷困潦倒的时候，他也未曾怪责社会本身的不公。他最出色的表达方式是戏弄和讽刺，而不是剖析和反思 -　他的话语虽然充满智慧的气息，但是并不是典型的发人深思的类型。王尔德真正的力量在于，他并不认为生活是多么深刻、社会是多么腐败、人类是多么需要拯救，恰恰相反，他是一个“生活在表面”的人（以赛亚·柏林语）。他的最大的成功和至今仍然感人的根源，在于他把表面的生活与并不复杂的真相用他自负的语言展现了出来。王尔德敦促我们认识到这样一种观念：我们的生命本身，应当成为一场艰苦卓绝的向美的尝试。他非常明白，去追求美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做到美则更难，而且还有在人的本性中，毁灭美的冲动始终非常强大。在这样的背景下，美的吸引力其实是有限的。和美相比，庸常才是一种更加舒服的状态，暴政则往往寄居在这庸常之上。一个粗鲁的暴君，和那些庸常的众人一样。因此，和埃尔曼所论述的不同，王尔德其实属于世纪之交的那段一去不返的“宴欢岁月”，他不属于今天，他不是今天我们的一员。和十九世纪的维多利亚贵族不同，今天的统治者们根本不屑于和你做文字游戏。当然，这不是否认王尔德的成就，他的存在毕竟提醒了我们，曾经有那么一段时光，世界还处在新和旧的当口，现代还不曾对传统宣告全面的胜利，人们珍惜天才也损毁天才，而不是像今天一样忽略他们，曾经，一个人还可以真的以自己的艺术震撼、改变世界。我们喜欢王尔德，是因为我们都想像他那样生活，而不是他想生活在我们的世界里。他的悲剧是我们的悲剧，从来就不是他的。

转：《奥斯卡·王尔德传》：通过它，刷新对王尔德的认识

《奥斯卡·王尔德传》：通过它，刷新对王尔德的认识南都讯 记者高远 实习生余梦妮“他的才智，”艾尔曼写道，“是一种革新的媒介，在一百年前就跟在今天一样切题……王尔德是我们中间的一员。”近日，《乔伊斯传》作者理查德·艾尔曼最后的代表作—《奥斯卡·王尔德传》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这部传记被誉为唯美主义大师王尔德各版本传记中最为权威可信的一版，早在1987年就已出版。时隔二十余年后，中国读者终于可以领略到这位十九世纪最令人眼花缭乱也是最“离谱”文人的风采。本书责编魏东说：“希望这本书能够刷新国内对王尔德以及他所处时代的认识。”超越《乔伊斯传》之作“早在写作《王尔德传》前，艾尔曼就已蜚声文坛。”魏东介绍，在漫长和卓越的写作生涯中，作为学者、评论家和传记作家，理查德·艾尔曼赢取了国际范围内的赞誉。他最早关于詹姆斯·乔伊斯的权威传记就广受好评，被认为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文学传记作品。“连‘之一’都没有加。”魏东说。不过在魏东眼里，《王尔德传》要比《乔伊斯传》更好。一方面，这是艾尔曼的最后一部作品，1987年5月，《奥斯卡·王尔德传》杀青之际，艾尔曼在牛津去世；而另外一个理由则来自王尔德自身，关于王尔德的一切都是不同寻常的，他是个复杂人物，是万人迷，是伟大的戏剧家，艺术至上信条的大胆拥趸—在当代最伟大的传记作家笔下，王尔德成为最引人瞩目的主角。《王尔德传》英文版在1987年出版后，1989年为艾尔曼赢得了普利策传记奖。《亨利·詹姆斯传》的著者利昂·埃德尔认为《王尔德传》是“传记艺术之华”。他曾表示，“这幅维多利亚时代最不幸人物的肖像超越了艾尔曼广受好评的《乔伊斯传》”。而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则称它是“伟大的书籍……艾尔曼的第二部杰作……长期细致工作的成果，它也展示了艾尔曼的细腻批评意识、广泛和渊博的学识，以及深邃的人道精神。”据悉，王尔德后来的传记电影也是以此书为原始资料。将作品研究直接打入生活的叙述中“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中，只有王尔德还在被众人阅读。”艾尔曼在书中引言中写道，适用于那个时代的各种标签—唯美主义、颓废精神、比亚兹莱时期—遮蔽不了一个事实，就是当我们提到那个时代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王尔德。“艾尔曼在写《王尔德传》时，有意在模拟王尔德本人的笔调。”在魏东的阅读过程中，他感觉到，艾尔曼对王尔德的叙述语调在书中体现时，就像王尔德自己的语调一样华丽、睿智。从这个角度看，艾尔曼的“模仿”也是极为出色的。为撰写《王尔德传》，艾尔曼耗时二十年进行研究、调查和撰述。这部书籍让人们产生了情绪上的共鸣，书中充满真实的风格和对话，其评论性阐述含义微妙，让传主的肖像就此获得耀眼的生命力。“传记作家一般来说有好几种类型。”一种就是希望把故事讲好，而还有一种则是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进行叙述。在魏东看来，虽然王尔德有不少单篇值得单独叙述，但艾尔曼似乎是想把对王尔德作品的观察直接打碎，融入到对王尔德生活的叙述中去论。“与利昂·埃德尔写作《亨利·詹姆斯传》一样，艾尔曼的传记写作风格也较为老派，把作品和生平融入，规规矩矩来讲述，而不是剑走偏锋。”“艾尔曼立足于丰富的史实，其中很多资料还是初次问世，又依靠在《莎乐美》、《道林·格雷的画像》、《不可儿戏》和其他作品中发现的传主新面目，揭示了一个更甚于传统形象的王尔德，更伟大也更感人。”国内对王尔德的认识浮于表面“王尔德的作品，此前国内的出版社也出版过他的作品集，但是感觉影响并不大，并没有形成像博尔赫斯他们那样的效应。”魏东介绍，反而是王尔德的一些单篇作品，在国内还有不错的反响。在他看来，国内读者对于王尔德的认识还是浮于表面，停留在一个平面上。“说到王尔德，可能国内更多的读者只是看到了他的那些格言警句等表面的东西，没有进入内核去观察王尔德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魏东说。《王尔德传》英文版800多页，中文版翻译过来达到900多页。这么大的篇幅，把王尔德自小时候和他父母的生活景象、包括爱尔兰的独立运动等等社会现象都涵括进去。“而这种写作，在国内是无法想象的，国内压根也没有这些基础材料。”魏东说。据魏东介绍，《王尔德传》是2007年就开始计划出版了，选择该书主要是因为书本符合“文学纪念碑系列丛书”的意图。“出版这本书我们是希望能够刷新读者对这些经典作家的认识，如果能达到这一点，这本书推出来也就值得了。”魏东说，只有通过了解王尔德的那个时代，才能更深刻地认识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本文原载《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2015年2月8日）

转：王尔德:生活的秘密就是受苦（张旋，新京报·书评周刊，2015年3月14日）

王尔德:生活的秘密就是受苦　□书评人 张旋人生:唯美主义的圣徒　　奥斯卡·王尔德，一个唯美主义圣徒，却成了文学史上“最大丑闻”的受难者。且不管他在文学上的地位如何，至少他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人们最热衷于谈论的文学人物之一。他同时代的人对他有崇拜，有不屑，更多的是妒忌。他先是迫使人们接受了几条悖谬而有趣的艺术真理，人们又迫使他接受荒谬而残忍的惩罚。正因为他未选择逃亡而是决定接受惩罚，才最终铸就了他在文学史中不朽的地位。如本书作者所说：“他屈服于他曾经批判过的社会，因而赢得了比别人更进一步批判社会的权利。”　　王尔德的传记很多，这一本却有特殊的地位。从个人角度来说，这本书之吸引我的百分之七十原因，应归于作者理查德·艾尔曼（1918—1987）。他花费一生大量的时间完成了爱尔兰文学三杰的传记，即《叶芝传》、《乔伊斯传》和这本《王尔德传》，每本都值得读了又读。传记本质上是谈论人的艺术，但艾尔曼教授（曾在英美多所大学任教）不仅擅长谈论人而且最擅长谈论作为文学家的人。他对文学家的生活非常熟悉，对其创作方法、谋生手段和建立声望的过程全都了如指掌。因而他也能把作家的生活、命运及其作品结合得十分紧密。从而不仅带给读者一个非常鲜明而生动的作家印象，也对其作品有更深刻的理解。这肯定是所有传记作家努力追求的成功之一。传记:一本五幕的悲剧　　关于王尔德，相信买这本书的读者大都对他的那些关于生活和艺术箴言不陌生。诸如“艺术的价值在于一无所用”、“生活模仿艺术远甚艺术模仿生活”、“艺术的真理就在于其对立面也是真的”、“一种思想如果称不上危险，那它就不配称为思想”、“不要惧怕过去，如果人们告诉你过去的事情无可挽回，别相信他们。”说实话，这些格言如果出自别人之口，只能被看成是作者发挥超常的机智妙语，并一笑置之，但对于一个努力实践并传播它们，最后还受到惩处的作家来说，更让人关注的应该是其现实性。　　塞缪尔·约翰逊博士说：“没有人能自在地追求荣誉，除非不顾受辱的危险。”王尔德的人生对世人最有启迪之处就在于他人生的冒险，因为他自己也常常对此缺乏理解。作为诗人、批评家和讽刺剧作家，王尔德的思想当然是敏锐的，但这种敏锐却不包含别人内心的恶意。虽然他写了很多邪恶之人，可是这些人只能称风度翩翩的“邪恶君子”，而且他最乐于轻信那些带着邪气的漂亮面孔。对他施放恶意的人只是使他的名气受到伤害（特别是惠斯勒），而邪恶的伙伴却使他深陷于一张巨大而黑暗的网，使他的人生彻底跌落于阴沟之中。他在写《莎乐美》的时候，却认为自己找到了一条真理：“人们总是杀死自己所爱。”这句话反过来理解就是“人总是受害于那些爱上自己的人。”他就是陷入这条必然导致自我毁灭的处世逻辑之中难以自拔。从没有哪个作家所写的格言在他本人身上带有这么强大的宿命性和戏剧化。　　尽管王尔德常被看作一位过着戏剧化人生，并渴求荣誉光环的人，但艾尔曼却把它当成一位与那个时代的愚昧和虚伪作战的文学英雄。这本传记所用的体裁也像一本五幕的悲剧。全书分为：“初始、发展、昂扬、羞辱、流亡”，并且赋予每一幕以鲜明的特色。比如早期王尔德只是不遗余力传播唯美主义信条渴求明星光环的人。中年的王尔德，面对自己的追随着开始提供了一种真正的处世方法：“……借此可以摆脱一种尚没有能力对付宗教或生活的唯美主义，也可以摆脱一种提供了安全感却永远如履薄冰的宗教。他并非是通过摒弃唯美主义或道来实现这一目的，而是把神圣的事物颠倒过来，让他们成为世俗的事物，而把世俗事物颠倒过来，让它们成为神圣的事物。他让灵魂流露出色情，让渴欲显现出精神性。”　　艾尔曼总是用王尔德的作品来分别描绘其精神的三个分支。即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探究其灵魂的格调（他对完美人格和文明社会的憧憬）；《道林·格雷的画像》则用来揭示其欲望的指向；《意图集》和其他几篇重要的批评则用来揭示王尔德才智的特征。这种手法不仅从侧面验证了王尔德“生活模仿艺术”的格言，而且还深化了王尔德作品的内涵。性格:善良、慷慨和强烈的自毁情结　　虽然王尔德公认的代表作是他的小说和戏剧，但他在狱中所写的书信《来自深渊》却可称为人类所能写出的最优美最感人的书信，这封信才是他最不可磨灭的灵魂结晶。信中是他遭遇断崖式人生变故（他母亲亦在他服刑时去世）后对人生的深刻感悟，情感真挚动人，格言警句琳琅满目。他对自己的评价尽管仍然有种虚荣的色彩，但并未失去自知之明。这封书信实际上也是王尔德的自传，并构成艾尔曼这本传记的底色。　　特别是艾尔曼引用的一段：“……我是一个跟我所处时代的艺术和文化具有象征关系的人。我刚成年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后来还迫使我的时代意识到这一点……我拥有天赋、卓越的名字、高贵的社会地位、才气和智性胆略；我让艺术成为一种哲学，哲学成为一种艺术；我改变人们思想和事物的色彩……不管我接触什么，我都会让它在一种美的形式中呈现美；对于真相而言，我不但把真实赋予它，也赋予它虚假，这些都属于它应有的领域……我视艺术为最高的现实，而生活只是一种虚构；我唤醒了时代的想象力，让它们在我的身边创造了神话和传奇；我把所有的体系归结为一个格言，把所有的存在归纳为一个警句。”　　对王尔德更为具体的性格描述中，艾尔曼最关注的是王尔德的善良和慷慨，并用它们来破解其生活中的几个谜一样的时刻。艾尔曼参考了大量王尔德的朋友写的传记和纪念文章，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弗兰克·哈里斯的《王尔德传》（这本书也早有中译本问世），艾尔曼对这本传记的评价是，“哈里斯不是一个好的聆听者，这有损于他传记的价值，他的传记是靠想象而非记忆所写的。”哈里斯在他所著的《王尔德传》中将王尔德自愿接受审判当成是失去神智之举。艾尔曼则赋予王尔德这个自毁行为以英雄主义色彩，并在其处世哲学中找到其逻辑前提。　　王尔德的善良和慷慨与其强烈的自毁情结是密不可分的（在耶稣身上也可以看到这种结合），对生活真理的渴望也使他向往苦难。他曾说：“生活的秘密就是受苦。”他入狱之前也曾几篇文章提到过监狱对人灵魂影响的文章（都是肤浅的，艾尔曼说那些文字真是让他不堪回首），而且他从牛津毕业时就发誓尝遍园中所有的果子，他前半生尝的都是甜蜜的，所以他内心深处一直有尝一尝人生苦果的冲动，而他最终也确实做到了。这也是他虽然受到如此大的惩罚，精神却没有从此垮掉的原因。但是到了出狱之后，让他始料未及的却是几乎所有人都想躲开他，不管是憎恨他的人还是爱着他的人。其内在的生活哲理并非不言自明，阅读并悟出这一点才能理解这本严肃传记的厚重之处。　

作为丛书的“文学纪念碑”

《晶报》颁奖词：作为国内出版强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旗下一分子，上海贝贝特也许并不如同门——拥有著名文化机构“理想国”的北京贝贝特那么强势和有名，但该公司的“文学纪念碑”系列丛书却以其充满韧性或者说任性的坚守与深度，让我们要为其脱帽致敬。这套迄今已做了七年的文学批评丛书，其间矗立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一座座世界文学的不朽丰碑。（2015年1月18日，《晶报·深港书评》）作为丛书的“文学纪念碑”○魏东（“文学纪念碑”策划编辑）“文学纪念碑”最近几年取得了不错的反响，作为丛书，获得了稳定的声誉和期待。这次，得到《晶报深港书评》的致敬，作为策划编辑，很是感动。激励之余，遵嘱絮叨一下丛书成型之诸般情状，一来与读者分享，以答厚爱；二来厘清思路，以图扩展。确如很多读者所想，“文学纪念碑”与俄苏文学血肉相连。丛书即缘起于俄罗斯三位经典作家和两套丛书。由于对俄苏文学的偏爱，2007年左右，在成为编辑的第三个年头，我注意到了三本传记（回忆录），其一是约瑟夫·弗兰克花二十六年完成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其二是德米特里·贝科夫2006年获得俄罗斯“大书奖”的《帕斯捷尔纳克传》，其三是曼德施塔姆的遗孀娜杰日达的两卷本回忆录。在编辑别尔嘉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的过程中，好友耿海英向我推荐别尔嘉耶夫夫人的日记回忆录，这本书隶属于一套丛书，直译过来，大约就是“纪念碑似的文学”。此外，俄罗斯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的“杰出人物传记丛书”也是富矿，持续近百年，集中了好多精彩传记，像我比较感兴趣的列夫·格罗斯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上述《帕斯捷尔纳克传》即在其列。有了这些感兴趣的内容以及可资借鉴的书系，“文学纪念碑”这五个字就聚在了一起，按照惯例，配上了英文名“Literary Monuments”。按照设想，丛书针对“经典作家”，选择高品质的经典传记，能够完整呈现作家的生活世界与艺术图景。在体裁的选择上，一开始思路主要还是围绕传记和回忆录，后来才扩展到日记。可惜，因为版权和选择译者等缘故，丛书的开篇之作并不是上述三种，而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颇有微词的纳博科夫。两卷本《纳博科夫传》（译成中文有四册之巨）分别讲述纳博科夫的“俄罗斯时期”和“美国时期”，读者一般对其“美国时期”略有所知，对于“俄罗斯时期”可谓几无所知。2009年，《俄罗斯时期》推出之后，读者反应甚佳，当年即入围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前二十名。这有赖于作者布赖恩·博伊德的高超传记艺术，既有哲理意识，又有细读文本的功力和优美文笔，加之译者刘佳林的精妙译笔。这套传记呈现了传记艺术能达到的典范性，在那两三年内深深激动了我的工作与生活，同时也为后续作品带来了影响的焦虑。我坚信，文本，作者，译者，这三者的高度契合是丛书保持高品质的关键。只要作品本身完美，厚度并不可惧。在市场和品质之间，天平还是要稍微偏向品质的。后续的《茨维塔耶娃传》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传》都是如此。纳博科夫之后，对于“文学纪念碑”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俄罗斯女作家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利季娅在中国最初以回忆阿赫玛托娃知名（三卷本回忆录虽然中译本声誉不佳，但无碍其伟大），之后因蓝英年先生讲述“被作协开除记”而让人印象深刻。与蓝老师合作，《捍卫记忆：利季娅作品选》获得的影响是有所预期，但又突如其来，最终振奋人心的，本书也荣膺2011年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至此，我知道，“文学纪念碑”始终不要遗忘这样一种批判性的伦理维度。（“经典作家”的提法其实源自利季娅，她赋予了这个词特别的意义，用以称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这样的作家。）2013年推出的《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在这一维度上大放异彩，横扫年底各大书榜。从2007年约稿到2013年成书，六年的期待是值得的。曼夫人文笔老道，布罗茨基称谓的“俄罗斯文化的遗孀”的确出手不凡，风格、调性、力度拿捏得游刃有余。由于曼德施塔姆的声誉，由于布罗茨基和北岛的相关文章，此书最初在诗人和诗歌爱好者中热烈流传（按书评人凌越的说法，这是长期以来勾引他们的两本书之一；另一本《小于一》2014年也是盛况空前，确是有缘之书），继而向更广的阅读群体扩展，口耳相传，终成阅读奇观。曼夫人回忆录真正夯实了“文学纪念碑”，这是对曼德施塔姆最好的纪念，同时也是对“大清洗时代”俄罗斯社会的深刻剖析。文学的纪念碑理当如此。201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叛的种子，1821-1849》出版，于丛书而言的确是得偿所愿。这是五卷本的第一卷，作为开卷之作，展示了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置身的俄罗斯社会与文学环境，奠定了整部传记的主旨、原则、调性和深度。本书的出版再次彰显了丛书的气度与容量，虽说在市场接受上还是有顾虑的，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值得这样对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关的已出版的还有其夫人安娜的回忆录和日记，以及同时代人回忆他的合集。这些都有助于读者更加亲近陀思妥耶夫斯基。我相信这并非我一人所好。在后续的作品选择中这一思路还会坚持。此前纳博科夫夫人薇拉的传记也是如此，这是得过普利策传记奖的名作。关于茨维塔耶娃也出了其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以及即将出版的她女儿阿利娅的回忆录。2015年，即将推出的是理查德·艾尔曼的“普利策传记奖”名作《奥斯卡·王尔德传》（中译本两大册）。“文学纪念碑”缘起于俄苏文学，也将持续受惠于俄苏文学（沙拉莫夫的“科雷马故事”系列也值得期待），但执此一端，不及其余，未免有趣味单一、视野狭窄之讥。艾尔曼这本文采飞扬、睿智与同情兼顾的传记，将是个不错的新开端。至此，“文学纪念碑”大局初定，前景开阔。我甚至期望它能更开放，向“纽约书评丛书”、“现代图书馆”、“美国文库”看齐。抱负，亦或野心，留待时日吧。

青春

42岁之前的王尔德散发着柔和又耀眼的光芒，比王子更有气质。即使不能永远维持这样的光芒，至少在客观上还是可以维持普通人的体面生活。但是王尔德和所有普通的年轻人一样，必须经历那种猛地撞向尖刀的切切实实的灼痛，然后被淹没。42岁之后的王尔德，平常的短发，眼神黯淡，一副已经死心的平庸中年男人的模样。满溢的黑暗与绝望。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王尔德曾经的魅力。就像身边交往的某个知识丰富、才华横溢的朋友，TA不说任何陈词滥调，不会陷入那些庸常生活的鸡零狗碎；而总能激发你拥有更好的视角，促使你想要更多地了解这个世界。我更愿意读一读王尔德的作品，而不愿意看到他在短短四年中迅速坠落，46岁离世。浮士德愿意将自己的灵魂交给魔鬼以换取新生。道林格雷愿意交换灵魂以保持青春，这简直就是王尔德年轻时写给他自己的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