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建筑二论·斗拱的起源与发展》书评

40年左右的张力——回望汉宝德《明清建筑二论•斗栱的起源与发展》

1“40年左右”是一个颇有弹性的说法，在这里可以指35-45年之间。按照这个标准的话，这一段随笔包含三个“40年左右”。汉宝德先生现在已经是台湾建筑领域的泰斗了。而1969年（补注：当时据三联版称其初版于1969年，现在看不可信。经各大图书馆查找未见1969年版本，2014年第12期《建筑学报》有黄健敏先生整理的汉先生著作年表，认为《明清建筑二论》为台湾境与象出版社1972.6首版，1982年第二版，1988年第三版，似更加可信。附录于此供参考）他在写《明清建筑二论》时只有35岁。4年后他又写了《斗栱的起源与发展》，那时他也尚未到不惑之年。《明清建筑二论》针对的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营造学社一个几成定论的判断，即认为唐宋是中国传统木构建筑发展的高峰，到明清走向衰落的观点。这个观点最早见于林徽因先生为《清式营造则例》写的“绪论”，出版于1934年，距离汉宝德先生的《明清建筑二论》的时间跨度也是“40年左右”。1991年，大陆的陈志华先生在《建筑师》杂志上的“北窗杂记”专栏撰文介绍了前一本书，使其在大陆的建筑史学界第一次被关注。而直到2014年，也就是这两本小册子在台湾出版后的“40年左右”，被合并为一本书，首次在大陆出版发行。从个人年龄来说，人生40年左右，阅历已增而血气犹存，既有充分而经得起质疑的知识储备又未失另立新说的锐气，正是建筑学术领域立论的最佳年龄。从观念流传的时间跨度来讲，40年左右足够长，长得如果把相距40年左右的两个时代并置在一起，甚至有恍若隔世之感；40年左右也足够短，短得可以回忆起很多细节，记得足够多的语境，保留着很多原汁原味的延续。这三个“40年左右”背后各种沧海桑田的时空变迁，以及其他参照学科关注重心的偏移形成了各种有趣的张力，在从今天回望新出版的《明清建筑二论•斗栱的起源与发展》时，都以各种方式呈现了出来。2有明显针对性的《明清建筑二论》常被理解为对中国营造学社，对梁林二先生的批评。然而，每一代人自有其历史使命和任务，上一代人的研究不该，事实上也无法成为下一代人进一步研究的包袱。汉宝德先生不是在推翻近40年前对中国建筑史研究的成果，而是探讨在其外是否还存在新的空间和新的领域。与当时的中国大陆不同，20世纪60-70年代的台湾与海外建筑学领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学术联系。那个时候，梁林二先生开始中国建筑史研究的时代还没退出历史舞台的布扎建筑观念已经成为遥远的历史遗产，现代主义的建筑观念与对其的质疑正在西方世界展开激烈争论。所有这些，在海外求学多年的汉宝德先生都看在眼里。而在建筑学整个学科和专业的观念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的同时，台湾中国建筑史学科领域观念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延续着近40年前梁林二先生的思路。这种张力累积了40年之后，汉宝德先生这样的学者出现疑问和反思显得自然而然。功能的进步、对各种复杂要求的妥善满足、灵活多变的空间布局思路，这是现代建筑的基本价值观念和衡量尺度，为什么不能拿这个价值尺度去评价中国古建筑，而仍然将官式建筑作为中国建筑的代表而忽视民间建筑，用类似“结构机能主义”的旧尺度来固守“明清建筑衰落”的定论呢？于是，第一论“明清文人系之建筑思想”便以此为基点产生了。汉先生并不了解上世纪50-60年代，以中国建筑研究室为代表的大陆中国建筑史学界的研究，最突出的成就恰恰在于地方风土建筑（民居）和园林等方面，而这些可以追溯到营造学社南迁时代的研究，事实上已突破了早期中国营造学社“重官式而轻民间”的研究框架。只是限于意识形态的束缚，价值观问题仍然无法充分展开讨论而已。而这些研究成果，也只能等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才有条件得以陆续出版。而汉宝德先生在不掌握当时中国大陆新研究成果的情况下，靠对《园冶》和《长物志》两本书文本的解读归纳了明清江南建筑追求淡雅的观念中对材质物性的敏感、对人体尺度的关照、对复杂功能的应对、对物性引发的心理感应的重视和对建筑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整体把握等，而这些，都是20世纪60年代世界建筑学领域都比较关注的理论问题。而以适应社会的要求为衡量建筑发展的基本尺度，里面可以隐约读出汉宝德先生后来《大乘的建筑观》思路的萌芽。只是这时候，他关注的仍然是精英的观念，还不是《大乘的建筑观》所推崇的面向大众的文化。3如果说第一论将重心放在江南的话，第二论则回到了明清的官式建筑。这里，汉宝德先生使用“形式主义”作为回应梁林二先生的“结构机能主义”的武器。中国大陆多年的语境使“形式主义”成为至今被大家唯恐避之不及的贬义词，“形式”也常常被理解成兴之所至的感性产物，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形式作为视觉秩序的理性一面。而汉宝德先生这里所说的“形式主义”，概括起来就是对视觉秩序的追求。然而在笔者看来，梁林二先生被定义的“结构机能主义”实际与布扎建筑观念中“形式主义”密不可分。因为即使从“结构机能主义”视角探讨，明清建筑结构系统清晰明确并与装饰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分离，与唐宋建筑结构系统繁杂而以结构构件的美化作为主要的装饰思路，类似于文丘里的“鸭子”和“装饰棚屋”的对比，在“结构理性”方面至少也是各有千秋。辜鸿铭以来，中国学者对自身历史以往繁盛时代的眷恋，使唐宋逐渐成为比当下更加纯粹而值得怀念的中华文明极盛时期。而中国营造学社之前，对中国建筑史已经有较深入研究的日本建筑史家有意无意以日本法隆寺等古建筑作为基本标准，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营造学社的判断。梁林二先生对斗栱“雄大”“豪劲”的赞美也与民国时代主流美学观念鉴于国势之弱而推崇阳刚精神有关。而以此价值观为基础推崇唐宋建筑，其屋面平缓、出檐深远，呈现水平向构图，无论是否自觉，却在很大程度上与赖特早期“草原式住宅”的审美相通。而汉宝德先生的第二论强调的则是与西方古典建筑，尤其是希腊神庙相关的纪念性特征，他强调，明清官式建筑斗栱饰带化、举架变高、推山和取消生起等特征加强了其如欧洲古典建筑那样的纪念性，所以不能认为是一种退化或者衰落。这个观点与梁林二先生相比，参照系统不同，很难说谁对谁错、孰优孰劣，但却开辟了另外的有趣视角。而收入此书的第二本小册子《斗栱的起源与发展》，就更加复杂一些。坦率地说，这本书很多立论武断之处颇多，又常常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然而，此文起码呈现出，很多早期实例所呈现的斗栱形态并不符合以结构理性作为斗栱起源的传统观点。如高颐墓阙上的斗栱重点不在支撑出跳，而出挑最多之处实际采用的是有装饰的斜撑；云冈石窟等六朝关于斗栱的材料主流是不出跳的一斗三升，与斗栱以支撑出跳为其主要发展驱动的思路不符；华栱出跳与昂似为两套本来平行发展的系统的一种整合……这些问题是存在的，即使汉先生解释的说服力不足，也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这里不再赘述。4梁林二先生对中国建筑发展的解释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生的建筑学科基本价值观念一致，而近40年后汉宝德先生的两本小册子，则以当时建筑学科受到重视的价值观重新审视中国建筑史。这不是推翻前人的结论，而是在已成为历史资源的前人成果之外，寻找自己和自己所属时代的位置。而从这两个小册子出版到现在，又是40年左右的时间过去了，建筑学领域的观念也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今天的中国建筑史研究者，怎么在与这有40年左右时间跨度，已成为历史资源的两本小册子的张力中，定位自己和自己所属的时代呢？

超越结构：建筑史的视野

在英雄山文化市场的东方学林书店扫书，误入一本相对专业的建筑史书籍——汉宝德的《明清建筑二论 斗拱的起源与发展》。本书的两个组成部分——原来是两本小册子的选题都颇见趣味。明清建筑历来被批为中国建筑史发展的低潮乃至衰退，而斗拱这一独特的中国木构建筑元素的流变也值得讨论。汉宝德关于明清建筑的论断颇有些振聋发聩，为明清建筑在中国建筑史中正名的意味。他首先提醒大家注意区别官式建筑（北方）和士人建筑（南方）二者皆是建筑史的组成部分，由于文献的多寡的区别更多的研究目光投向了官式建筑，而忽略了“因势”的士人建筑。特别是明清士人建筑中对于人与建筑关系的巧妙思考甚至比“法式”更接近于现代的建筑学意义。此外，自林徽因以降，对于明清建筑的批评源自于一种唯结构主义论。如果从唯结构主义论，木构在唐宋已经达到高峰，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结构（砖石结构没有普及），明清建筑固然不能再有发展，能做的仅有形式上的精炼（Refinement）和装饰上的丰富。汉宝德特别重视文化史与艺术的紧密关系，准确说是政治意义、宗教意义通过官式建筑来体现。这就把建筑史的研究放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之中，明清中央集权的登峰造极，建筑的纪念性意义获得更多地关注，这本是木构建筑的软肋，宋至清的建筑发展在构思建筑的纪念性意义上确有创举，举架抬升了屋顶的坡度，推山使屋顶的垂直弯曲代替了水平弯曲（从视觉上看仍是更陡），生起的取消。种种改进都是迎合政治需求的形式上的改进，这些改进的意义是不应该忽视的。研究明清之际的佛教建筑，不可忽略的是佛教的世俗化和迷信化，因而在建筑功能本身也是为佛教活动服务的。言中国古木构建筑必称斗拱，斗拱是辅助出挑的木结构构件，但自探讨斗拱的起源就面临结构性和装饰性之争。林徽因的对于辽宋元明清的斗拱图解谓“有结构而装饰的”，未免是有些简单的论断。依据汉宝德的梳理，汉阙的斗拱就已经表现出强烈的装饰性特点，至六朝的一斗三升装饰意味更是明显。辽以后斗拱由柱头铺作转为补间铺作，连续条带式的装饰意味得以确立，斗拱的结构意义最终退场。一个值得注意的材料是营造学社在晋汾发现了两座斗拱与柱头完全脱离的元代建筑，不知是何原因敦使匠人突破规制，大胆地宣布了斗拱结构意义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