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寓里的塔》书评

青年与文学的可能性 ——《公寓里的塔》读后

青年与文学的可能性——《公寓里的塔》读后康宇辰姜涛的近著《公寓里的塔》，使用的研究方法很多样，从文学外部的思想史、社会学分析到最内部的文本细读都有呈现，但是在其中社会学还是最关键的方法。不过社会学不仅是具体的操作方法，而更是作者观照文学和青年问题的眼光。如果说文学研究的方法特色之一是诉诸人的审美判断，那么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其独特气质之一则在于清明的理性和科学的统计分析。社会学世界观所洞见的，是一切激情与高蹈背后的社会基座，是文学作为一个场域、作为社会系统一部分的运行机制，这使得原本带着神秘光芒的文学变成一个可以放在社会、人际等现实关联中得到理解的东西。比如全书讨论的一个重点即“志业”问题。“志业”在德语Beruf词源中，在五四青年的使用中，都有一种天赋使命的崇高感，而姜涛将这个概念的所指历史化和学理化。比如他言及了这个词语在不同时期不同文明中的历史含义之异同，并把文学青年们的“志业”展开放回到五四及其后整体社会结构之中。但是很有特色的是作者行文中的分寸感，即这样做在此书中，并没有简单地消解新文学及其参与者的一套理念和追求。并不像往往出现的那样，研究者出于学术正确的惯性而把新文学粗暴归结为服务于革命、政治运动的意识形态工具。姜涛在呈现文学的社会学肌理的同时，仍旧给与了文学作为一种精神追求以相当的同情之理解，尊重了一代文学青年的挣扎和信念，这种态度祛魅而有分寸，清醒而不轻浮，也达到了对历史的更复杂的还原。因此我们可以说，这固然是一本有社会学眼光的研究著作，但同时在价值追求上，它又并没有因为祛魅而否定文学与青年的信仰和努力。这大概是因为作者独特的思想态度，即是说拆解彼岸和神光的同时，并不看轻此岸的人们鲜活的文学创造，以及在历史中的及物性或超越性的种种追求。带着同情之理解，姜涛揭示了新文学的困境却没有简单否定五四开创的这种文学方式及其发展；指出了新文学作者人格的缺陷却用更大篇幅描述了他们克服缺陷的努力，对于历史中挣扎着生灭着的人物、文本、思潮、运动，作者似乎是真的从社会学修养中获取了一种客观和科学的态度，他细致呈现而少鲜明的价值判断。但是细读之后又觉得他的伦理关怀虽然含蓄而其实饱满，他是站在新文学写作者的生存内部感同身受地体验着和思考着。新文学家如何在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新文学演变中，在逐渐体制化、僵固化而沦为行当的文学领域内，避免陷入幽闭而获得与广泛生活世界的联动感，这是他十分关注的问题。带着这些问题，社会学被改造性地应用了，在最好的情况下，是通过外部社会学的考察，找到一条条线索，呈现出外部人事对文学最内在肌理的塑造。可以说1920年代新青年在这一个变动社会中如何自我安顿和自我实现，是《公寓里的塔》中贯通的问题意识。五四召唤和养成了新青年，但五四不是社会的常态而只是一个起点。非常态时期创生的青年文化与政治，总要走上体制化、常态化、实体化的道路，原本联动的社会领域，逐渐彼此区隔、硬化，而这一过程对于其参与者的初衷和愿望来说，或许是一种扭曲。我觉得姜涛此书的启发之一，就在于叙述出了这种综合广大而又动态演变的历史图景，个人的文学选择都是参与到这个大图景中的，发生着相当直接的对话关系。青年被放在生长他们的社会历史中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的强大力量，每个身在其中者都必须与它对话，在这种对话中为自己何去何从写出答卷。二十年代初文学场域的分化与实体化，文学志业内核的悄然改变，新文学广大抱负的流失与空洞化困境，众多文学人口的难以安置，使得文学青年们面临个人选择的变质危险，他们或者执着于改天换地的抱负，投入更有可能性的革命，或者如沈从文那样把文学内部的新文化批判变成一种文学意识，生长出间离化的独特文学，或者像更多的人那样，随顺历史而建立起现代的热动、感伤、深度自我模式……但是从幽闭僵化的文学行当中建起一座塔，努力与广阔生活世界联通，为文学也为自己寻找更多的可能性，是青年们自发或自觉的普遍渴求，也是姜涛全书的问题意识之一。毕竟，在一切知识生产正变得前所未有体制化和专业化的今天，人文学志业中的幽闭离我们并不遥远，而如何从幽闭中拯救出知识和文学的鲜活生命力，是敏锐学人共同的关注。此书让人很受启发的另一点，是作者对于新文学深刻而内在的反省，以及对于新文学晦暗中的其它可能性的呈现。全书主要探讨这些问题的是第一章对文学志业的讨论，第二章对《星期评论》诗歌趣味的论述和对周作人孤独的诗歌探索的梳理，第五章对于硬写困境及其解决的探讨，第七章对于文学与革命在二十年代中期的冲突的论述。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反思时给自己安排的位置：他始终是站在新文学内部进行反思，这种位置并不意味着感情上的偏袒，而是意味着对于文学的事情真正了解，因而避免了比如革命、政治对文学指责的隔膜与功利化，自知最深，反思也最深刻。姜涛在全书中一直就事论事，在新文学现有成果中做描述、归纳，但是读罢全书，还是能感觉到，他心中对于理想的、合理的、好的文学，有他自己的标准，而这个标准一方面与左翼高亢的文学理想不同，是政治中立的文学者从大量文学观察和实践出发而有的文学理想；另一方面这个文学标准期待着某种开放鲜活的、沟通社会各种领域的、超越现代文学装置局限的、可以作为历史的嘴唇而发声的文学心灵。第二章描述的周作人的诗歌可能性因此很有启发性，新文学主要是属于青年的，但周作人式的诗歌心灵是现代文学一片珍稀的拼图，有了这一小片，新诗对于历史的理解和介入方式，方才更完整，更丰富。姜涛致力于挖掘新文学的别种可能性，并不是数量上的锦上添花，而是呈现对历史的差异性思考，发掘被大历史淹没的价值。如果说周作人诗歌对于主流新诗热动主体的反思还只是被埋没了的过去了的历史遗迹，那么第五章对于“室内硬写”危机的解决方案，历史意义就相对重大的多了。作者并不为了解决危机而凭空想象文学的乌托邦，而是从受到硬写苦恼并努力摆脱的真实案例中选择典型。对于陈毅的放弃新文学，作者认为是回避了困境。而丁玲的听从左翼更高声音，一方面是是将革命内在化从而指向一种新的文学、新的自我的努力，但另一方面也有风险，可能导致独特文学自我的消失。沈从文的间离努力则更受到某种认可，而之所以认可，是因为这种与新文化系统拉开距离的态度中包含的批判性，以及批判的警惕之中蕴含的对于更清新有效地与历史相触着的、对于中国变动历史文化有理解力的新的文学的期待。这说明了作者对于新文学的可能性的希望。从而我们也就再次感应到了作为全书书名的那个比喻：公寓里的塔。文学主体在不可逆转的文学体制化进程中，仿佛处身于幽闭的公寓空间，而一个更开阔的、对幽闭有警觉，对既有历史选择有批判的清醒的心灵，也不断被暗中召唤。某种程度上这本著作给人的最大的启发，就是透过绵密叙述所隐约看到的这个理想文学者的身影。（本文最初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网2016-08-29，发表时有一定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