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主要思潮》书评

阿隆对涂尔干的理解似乎有点...

我并没有要黑雷蒙阿隆和这本书的意思。本书理论经典的声誉名副其实，六百多页的篇幅里把马克思、韦伯们那一排排一架架砖头解得很到位，评论也中肯贴切，这没有长时间琢磨过是写不出来的。把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引入社会理论的语境中也是大功一件。译文13年出版的这个版本，在社会学核心术语已趋于统一的今天，依然顽固地保留着上世纪八十年代译者们凭借个人语言智慧创造的老词，这份坚持令读者为之动容。然而一方面是当年良心翻译质量摆在那里（第三译者的名字摆在那里...），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原著语言本就清晰，所以只要对话题有些了解就能流畅地读下来。然而在阿隆对于涂尔干的解读和评价中，我觉有值得商榷的部分，想就此讨论一番。雷蒙阿隆对涂尔干的把握在大方向上没有问题，但他解释得太过头，以至于把涂尔干对社会学解释的重视妖魔化为了一种可称为“拜社会教”的信仰体系。涂尔干理论的关键特征是以下几点：1）社会唯实论，认为作为客体，外于并高于个人的“社会”真实存在，并会对个体产生强制力。因此他赞成 2）实证主义，认为社会事实能够作为科学的考察对象，可以通过经验观察的方法来获得有效的结论，但同时他又赞同 3）介入的科学哲学，即认为能够通过社会学研究获得道德标准，指导实践，重建秩序。也因为这种理论兴趣，涂尔干的著作大都表现为一种 4）整合理论，即比起各集团间的矛盾冲突，他更着重讨论人们是如何团结成为一体的，也即社会秩序是如何可能的。 5）这些因素加总形成了涂尔干理论最大的理论特征，即解释学上的“社会学主义”（阿隆称之为“唯社会论”）。职业分工的细化源自于人口密度增加后降低个体间竞争压力的需要，对宗教圣物的崇拜源于集团那高于个人的力量。在解释一种社会现象时，涂尔干基本不涉及其历史沿革，也较轻视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领域因素，而强调社会现象与其社会背景（也即另一种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他还把这种解释铺开到传统上认为不属于社会学的话题上。他从心理学家那儿抢来自杀，认为自杀率变化是受社会的连带强度和规制强度控制的，从论理学家那儿抢来道德，说没有社会共议，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就都无从谈起，一种意见在成为正确的之前，首先必须是为大家所接受的。他甚至从康德那里抢来了一些知性范畴（“因果”、“分类”），甚至“概念、范畴”本身，说大家别再争概念范畴究竟是“经验的”或者“超验的”了，两者都不是，而是“社会的”...他像知识世界中的拿破仑一样不知疲倦地为社会学开疆辟土。雷蒙阿隆到位地展示了涂尔干理论的这些基本特质，但他并非真正理解组成涂尔干理论最基本的概念“社会事实”及其基本原则“把社会事实当成物”。阿隆觉得涂尔干的这个原则是指，在研究社会现象时，应该把人们赋予现象的含义予以摒除，把它作为一个纯粹的客观存在；但根据涂尔干在《准则》二版前言中的解释，这句话应理解为“把社会事实当成‘物’而非‘观念’”，也即1）意识到社会事实的“外部性”，即外于人并会对人产生强制影响的特征，2）把其作为一种可以从外部进行观察的对象，3）摒弃个人主观上对问题的固有成见，经验地去考察研究其规律性。涂尔干说这个话是有针对性的，实际上是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学者们靠对“国家”、“经济”这些概念的主观理解，开开脑洞写文章的做法吐的槽，这在《准则》中也有明说。阿隆不满意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阐述的核心观点，即宗教信仰其实源自于社会。阿隆说如果人们所崇拜的真的是社会，那便是对宗教的亵渎；如果人们崇拜的宗教是社会所形成的幻觉，那就跟自然崇拜、泛灵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与涂尔干自己那“宗教事实并非无端幻想和虚构，而一定有其来源。”的研究基础相左。我所理解的涂尔干的这项研究令人震撼之处在于，涂尔干通过对原始社会形态的考察展示了他的最终母题，即“终究只存在社会的人”，社会通过内化在人之中的“力量（mana）”，使这种动物最终成为可称为“人”的存在。“社会作用也不仅限于要求我们牺牲、付出和勉力而行。因为集体力量并不完全在我们之外，它对我们的作用并非统统来自外部。既然社会只有在个体意识中并通过个体意识才能存在，那么这种力必定是与我们融会贯通，并在我们内部组织自身的。于是，它就成为我们存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并且因此受到了推崇与显扬。”《宗》，上海人民版，P202宗教事实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事实，这种“限制人也激励人”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也同时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总有人抱怨这个“操蛋的社会”，说它漆黑一片，使人处处碰壁；但同时，“一个恪尽职守的人，面对他的同伴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赞赏、敬重和倾慕，会感到一种平常没有体会过的舒畅，这感觉激励着他。社会对他的感情使他对自己也产生了同样的感情。因为他与他的同伴在道德上是一致的，他在行动中会更加自信、坚毅和果敢，他就好像一位受到神的恩宠仁慈地降临到自己头上的信徒。”P203人生无法避免地从属于某一社会结构和社会地位，扮演一种社会角色并遵从某种社会规则，这既筑成他终身无法逃离的牢笼，又内化为他精神力量的源泉，为其一生的闯荡提供了无穷动力。说到这里，不禁又让我联想起前一阵某网友对知乎上“什么是爱？爱一个人是什么感觉？”的问题给出的那个令人动容的神答案：“好像突然有了软肋，也突然有了铠甲。”给它点赞的人数之多体现出这并非个别人的特殊感觉，且也不是个别文化内的现象（可以参考蝙蝠侠电影台词和米津玄師『アイネクライネ』的歌词）。亲密关系的萌发正是一个微型社会的诞生过程，身处其中的人所感受到的苦闷与甜蜜是它的免费赠品。回到宗教的问题。在涂尔干看来，无论是通过归属感，正义感，爱或责任心，社会内化到了人之中，人对于这一获得力量的过程生出依赖和崇敬之心，由此而形成了宗教中对圣物的崇拜。“宗教不再是无法解释的妄想，它在现实中有了立足之处。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如果一个信徒相信一种他们所依赖的道德力量的存在，相信他从中能够获得美好的一切，他并没有受骗；因为这个力量确实存在，它就是社会。”P214涂尔干晚年的这部著作之所极端重要，便在于他向当时一味关注“人在社会”，讨论社会关系和结构的社会学界打开了“社会在人”这个崭新的维度。此后，毛斯讨论身体方法，阿尔都塞说意识形态的内化、福柯论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权力作用，帕森斯用社会化过程解释社会秩序，以及建构主义者们对知识社会学的重建，都是沿着涂尔干开拓的这条路走下去的。话说回来，我其实也并不能完全接受涂尔干所下的结论，觉得令原始人觉得神圣的力量不一定仅仅来源于社会，比如变幻莫测的自然界也可能是一个来源。但阿隆认为涂尔干把社会当作圣物来崇拜是荒谬的，因而否认这项研究的意义，我觉得是不公正的。涂的结论非常明确，原始人所崇拜的是让他们感到获得了力量之物，而非直接指向社会。而只要社会的力量确实能够以内化的方式对人产生影响，这种力量作用就并非幻觉，而是千真万确的。最后来讨论一下涂尔干关于道德的论述，这块内容是他开的一个大嘲讽，但雷蒙·阿隆的对待方式是有问题的。涂尔干说道德事实同时是一种“伴随惩罚性后果”的坏东西和一种给人间带来“善”的好东西，而在其背后产生作用的源泉就是社会（这里的体现出的社会学主义和辩证法外观与其对宗教研究的结论如出一辙）。直到这里都没有问题，虽然对道德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独立运转的体系这一点上存在着分歧，但很少会有人否认道德或多或少具有社会性，但涂尔干却由此开始论证说，道德表现为无私，而只有当社会整体相对个体而言存在着更大的价值时，无私才是有效的，因此只应当有一种道德，其本质是对社会的忠诚和奉献。这一刻，潜在的社会活动家涂尔干突然代替了原来那位社会理论家出现，将一个实证性问题结果掉包成了实践性结论，即，他试图通过对“道德是什么”的研究，指导我们在后宗教时代应当如何通过社会共识重建道德观。休谟有过一个著名的论断：事实判断的推理无法导出价值判断的结果。涂尔干要做到这一点，其前提中必然有一个价值判断存在，在这里其实就是：“社会整体秩序是值得被维护的”。只有这样，利于整体的无私行为才是值得的。但这并非一个普世的道德原则。我们有“张华案引发的全国范围的道德大讨论”这个极好的好例子。有人单纯追求舍己为人的价值本身，有人功利地怀疑用大学生去换一个老农的命是否值得。如果涂尔干本人参与到这场讨论之中，他也许会说张华的死是高尚的和值得的，因为这是对道德原则的身体力行，它会形成示范效果，从而在更高层面上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但并非所有人都这样想（比如“喔是吗？我还以为人才是最重要的，秩序井然的社会比不上个人能获得充分发展的社会呢！！”）况且到底该应当把他推崇的价值理解成是“无前提的无私”，还是“表面无私的高阶自私”，又是见仁见智了，于是这个问题就没完没了了。阿隆其实意识到了这里有问题，但他不仅理解错了槽点，还选错了吐槽方式。他以为涂尔干是在怀疑利他行为是否一定是道德行为，涂尔干分分钟答复他毫无压力；这就算了，阿隆还了用与前述相反的方式举了个类似张华案的例子，强调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们并不由被拯救的生命本身的价值来确定行为是否道德的”。这就更离谱了，他直接跳上场跟社会活动家涂尔干争论起“如何行为才算道德”这个价值问题来了。社会学家只有作为知识社会学的道德问题，形而上学意义上的道德问题不属于社会学家的问题范畴，而应当交给神学家、意识形态家，自然法学家和自然主义的伦理学家（如果还存在的话）去解决。而且如同Legal High这部日剧的走红所显示的那样，相对主义已逐渐占据我们时代的心灵，毋宁说我们已经对后一个问题的最终解决不报太大希望了。涂尔干理论最容易引起混乱的地方便在于他认为用实证方法研究得到的理论可以是介入的、实践性的。他拿医学作比，说医学理论可以用于在实践中治个人的病痛，于是社会学理论也可用于治疗社会的疾病。但其实医学指导实践有个隐藏的价值前提，即“人的生命是值得拯救的”，只有这样，可以帮助拯救人命的医学科学才有了应用价值。遇到“病人是反人类的大恶魔”，或者“病人活得生不如死，央求实施安乐死”的情况，医学的价值前提便不再牢固，对实践就失去了掌控能力。而社会学之可能有用，其价值前提问题就比这复杂多了，个人和集体，效率和公平，眼前和长远，统统都是没有一致意见的。除此之外，方法上存在的循环论证问题也暴露无遗，细想一下不难发现，涂尔干在对各种研究对象所下的定义和描述中，往往已经包含了其得出的结论的内容（即“社会性”）：他说分工不该是一种经济现象，而是社会连带的表现形式，于是最后他发现，分工是为填补机械团结的衰退所造成的社会秩序危机而产生的现象；宗教的定义之一是教会的存在，于是他发现了宗教的社会性；道德事实是通过整体对其施加的惩罚机制加以确定的，于是道德总是社会的...这造成的结果是，涂尔干的理论有时体现出与废话类似的特点：对是对的，但其实什么都没说。涂尔干理论的直系传人，法国结构主义者最为人们所诟病的循环论证问题，或者说方法论集体主义者所面临的最大理论困难，在涂尔干这里就已经暴露无遗了。总而言之，涂尔干的确是一位极点、尿点和槽点齐馨的论者，但他的功绩不应被不公正地对待。阿隆在前言直言不讳地表示对这位学科奠基者“有种厌恶的感觉”，对他的理论和方法无法保有同情。这是可以理解的，阿隆推崇的是孟德斯鸠这一派的政治社会学，即强调政治现象的独立性，与涂尔干及其继承者们存在着本质的分歧。对于一个布尔什维克而言，最想与之撇清关系的并非瑞典的社会政策家，而是本国的孟什维克和修正主义者。这种因为邻接而造成的敌意也同样适用于此，导致经阿隆之口转述的涂尔干甚至还不如他笔下的德国人马克思和韦伯来的清晰。为了弥补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而有了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