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绝望”开始》章节试读

《从“绝望”开始》的笔记-第153页

他的文章是灰暗的……他本身也承认自己思想的灰暗，并害怕这种灰暗毒害了年轻人，但是没有什么比他的灰暗的文章更能给读者勇气和希望。

《从“绝望”开始》的笔记-第245页

P245《鲁迅的祭日》
“迄今为止给予鲁迅的评价，粗略地看有两种。其一，东洋的虚无主义者，其二，战斗的人道主义者。举例来说，小田岳夫的《鲁迅传》代表了前者，增田涉的《鲁迅传》代表了后者。我的《鲁迅》是既反对两者，又尝试着想要将两者统一起来。”
“在殖民地的环境中，一个诚实的人从未和权力妥协，全身心地投入解放的战斗，而他却被旁观者看作是虚无主义。在压倒性的力量面前，将自己的无力与之对置的时候，他感到了绝望。没有绝望就不能战斗。或则藐视对手，或则醉于幻想。在拒绝一切幻想这一点上，鲁迅是冷酷的现实主义者。现实主义者不隐瞒自己的无力，而且要用这无力来打倒敌人。‘憎恶一切可憎恶的东西’是他生存的喜悦所在。如果被剥夺了自由，就要以被剥夺的东西本身为武器。如果被杀的话，就用被杀的事实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他想要这样地活着，所以，鲁迅的敌人是杀不掉他的。”
（竹内好所谓的鲁迅虚无主义的真正姿态）
鲁迅的痛苦与绝望确实是普通人有可能通过体验“将其作为自己生存方式的标本来加以把握的”，鲁迅的不幸有可能是我们的不幸，通过触摸她的不幸，我们或许能够获得些许的安慰，而这安慰便是文学的拯救之所在。
P267
“他一方面处于非常接近实际运动的立场，而另一方面又不断感到所有政治运动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英雄主义以及试图摆脱群众心理地内在要求。”
P284《鲁迅的读者》
“鲁迅的文学有一种老虎钳似的力量，可以以其可怕的单刀直入性直击读者内心，从深处唤醒读者迷离的自我意识，并能深踞接触者日常地现实之中。
P292《鲁迅的问题性》
“鲁迅代表了中国近代问题地所有特征，包括其缺陷（我们所能看到的）。至少在精神方面可以这样说。事实上，不了解鲁迅，我们就无法了解中国。
近代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西欧地近代化是否是唯一的、普遍的模式。……中国人怀着深深的疑惑，从根本上追问近代的意义。”
P298《鲁迅的思想与文学——理解近代的线索》
“不应把近代化进行量的比较，而应究明其异质性。
……
“奴隶和奴隶主是一样的。”这句话至少表明了鲁迅的一个中心思想，即奴隶因为被人占有而失去自由，但是奴隶的所有者也因为占有的东西而失去自由。因此，人类的解放不是通过奴隶凌驾于奴隶主之上来实现的，而只能通过废除人统治人的制度来实现。
……日本的近代化沿袭了西欧的类型，因而沿着承认殖民地统治的方向、沿着奴隶能够推翻奴隶主的方向发展了。”
（竹内好研究鲁迅的基本出发点在于通过鲁迅研究中国近代化的特殊模式，通过对近代化的多元考察反思日本近代化所带来的积弊）
p309《为鲁迅先生代言》
“人类的历史犹如接力棒一样代代相传，这种构想以及自己也是其中一员的一种自觉，都是对历史的最深刻的体验。我以为，即使把这当作鲁迅文学的解读方法之一也是正确的。从历史的角度来讲，这样可以使历史苏醒，从读者的角度来讲，这使得个体在历史中得以确立，也就是说个体的人在天地之间是无可替代的。有了这种体验，个体的人格又将会刻上一大圈年轮，这是最值得祝福的。”
P338《鲁迅与日本》
“日本的近代化模式以完全忠实地模仿西欧模式肇始，其结果却是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中国虽然为时已晚正要效仿日本的改革而失败，但就其结果来看，通过对日本侵略的抵抗，却创造出了被称为中国革命地独立地现代化模式。也就是，人得要生存，为此必须要改造世界”

《从“绝望”开始》的笔记-第153页

鲁迅入门
致读者
鲁迅是新中国的精神支柱。不过，鲁迅之所以成为精神支柱，是因为中国在病痛之中。并且鲁迅一直不断地思索着一条使中国民众正视自己的不幸、与周围的人一起走向幸福的道路。我们今天之所以来研读鲁迅，是为了拂去那些幸福的幻想，思考我们自身的不幸，从而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
1953年6月 竹内好
一、 传记
1、 自传与自传性作品
一般来说，所有的作品都是自传，所有的自传都是作品。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文学家的传记，不可能成为他精神之外的东西。他行动着，这个行动作为精神的产物，或者说这个行动产生了精神。所以必须从精神的层面加以关注，亦即如果不是可置换为精神的行动（也可以称为置换为行动的精神），就不会成为传记的秩序。所谓传记，是被选择的历史，而选择需要假设的立场，无论是思想的立场还是行动的立场，立场终归是立场。之所以说传记书写需要表明一种态度，也正因为如此。
竹内好注：在这本书里，我把鲁迅精神的原初状态作为问题，以这种精神是怎样形成的作为传记的题目。
想要忘记过去而不能忘却的痛苦心理，并不是他的矫情。他并不是披着厌世的外衣，他对人类的进步有一种坚定的信念，这种信念被强化、充实，并持续一生。因为这种信念是存在本身，无需加以表现，所能表现的只是一种精神抗争之后的失败感（他一次也没有成为胜利者）。他看到了孙文革命的失败，也由孙文看到了自身。由于信念的不断加强，失败感也便越来越强烈，没有哪一个文学家像他一样对现实感到绝望，可也没有人像他那样一直坚定着自己的信念（直系亲属的印象记中，无一例外对此表示承认）。他绝不是面对将来描写希望，他总是着眼过去（或者包括过去的现在），看到其中的黑暗，这大概源于他的现实主义精神或是时代潮流吧，要么与他开始文学创造的年龄（38岁）有关。他开始文学生涯以来，总是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偏离自己最初设定的方向和范围，可看出他的行为方式几乎是遵从着先前的定式。从一开始就背负着过去的沉重包袱出发，所以他发出了想要忘记过去的叹息。
无论怎么说，他有所谓的“寂寞”，为了摆脱“寂寞”他才“呐喊”，这便是他文学的出发点。
2、 家族及生平
周作人解释说：他之所以用那么多的笔名是不求名利（在初期的许多著作中，即使鲁迅是主要作者的时候，也冠以共著者周作人的名字），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十分充分，我总觉得这与他的自我表现欲没有得到满足有关（晚年被剥夺言论自由之时则另当别论）。
在鲁迅家人的关系当中，最不可理解的就是祖父，鲁迅的文章从未提及关于祖父的事情。《朝花夕拾》中关于父亲写了很多，但是祖父却一次也没有登场。在《自传》中曾写过“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而避开了祖父这个词。（这个词曾在晚年的信中首次出现，但是没有任何感情色彩）。
在鲁迅笔下，他教育孩子严格得近于冷酷，在家庭内是专制暴君式的典型的父亲。鲁迅虽然这样描写父亲，但是对他在旧的封建家庭中所表现出来的父爱还是很怀念的（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周作人却不太提及父亲）。
《阿Q正传》中，有一段是描写饥饿的阿Q去尼姑庵偷萝卜时途中的情况，道两旁排列着好多食品店，阿Q连看不看，因为他知道那些不是他所求的东西。这种心理，不是流浪农民的心理。我认为，难道不是幼年时的人生启示在鲁迅身上逐渐生长起来后进而附在了阿Q身上吗？
这种体验对鲁迅的影响根深蒂固，相反，周作人却不受其左右，是由于两个人的气质的不同，还是在家中兄弟所处的地位的不同？应该考虑年龄条件之差所造成对同一打击的反应不同。
3、 从实用科学到文学
可以看出，他从那时开始就有一种不断摆脱环境的欲望，直到后来1926年的逃离北京都几乎是同一形式的反复，第二年逃离广东也与此相似。如果把没有表现在行为上的也计算在内，这样的逃离也有多次。而且每一次逃离都使他所追求的影子似的东西渐渐变得纯粹起来，他不能“与世混浊”（就像李长治所认为的一样，这种非妥协性、非社交性也成为他不能写小说的原因之一），就连建立文坛上的党派也进展得很不顺利，他不愿成为领头人。
在这样有限的范围内，可以说“藤野先生”这一象征，在他内心深处被提到那样的高度是需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岁月的，是为了现在的需要而重新结构过去的某种真实，也即映照精神内部的作品的真实，事实就应该如此。并不是因为他的的记忆正确，而是因为正确，所以被他所记忆。不过，如果没有经过传记程式的置换操作，作品的真实就不能原封不动地成为传记的真实，它只能成为立志修传的一个场面而已。从作品来领会传说，不是文学的态度，从传说来看历史也不是传记研究者的真实的态度。
为了拯救同胞的精神贫困而弃医从文是鲁迅自己的解释，因为他自己除了这么解释之外不能说明自己。
认为鲁迅为了搞文学而放弃医学的看法并不正确，文学和医学对他来说并不是二者择一的问题。文学对他来说是最终的归宿……他之所以坚持生存是因为他不畏惧死亡，同样他之所以能作为文学家而行动（我把他定义为文学家），是因为他使文学存在而并没有把自己束缚在其中。所谓文学与医学并不是二者择一，也就是生与死并不是二者择一，他们是不同性质的。鲁迅本人以所以把文学与医学对立起来解释，是从解决问题的立场来说明在某种场合下他自身的精神状态，所以应该从比喻的意义来理解。我认为问题并不在于他为什么放弃医学，而在于他为什么离开仙台，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藤野先生”。忘却对他来说就是记忆（参考《为了忘却的纪念》），从同班同学中所受的污辱，正好击中了他希望从难以逃离的现实中逃离出去的要害，他懊悔想要逃离的他自己，这是来自现实的复仇。使他彻底感到绝望的是幻灯，他通过幻灯的画面看到了自己，怎么还能在仙台呆下去呢？现实是不可逃避的，弱者不能依赖强者而生存。“涸辙之鲋，相濡以沫。”追求孤独而不得孤独，如今他为了追求孤独而必须下山，家道中落的打击使他变得现实。如果第一次称为第二个打击的话，又使他开始接触到它的第二个人生启示，文学是在她无路可走时不可求的的一条道路。
4、 结婚
周作人能做到的事，鲁迅不可能做不到。看来他是并没有反抗可以反抗的婚姻。
所以他的婚姻也可以看作是牺牲自己的表现，可这也不能解决问题，即使说杀死自己来拯救别人，也不能否定这场婚姻的虚伪。虚伪是他最憎恨的东西，无论有怎样的理由，都不能否认他的这次婚姻是一个过错。我认为他犯下这一过错的心理背景是因为在仙台所受打击的影响。这两次失败的因果关系可以暂且不提，但几乎可以确信：这在他的内心深处逐渐生成一种罪的意识。
5、 政治与文学
6、 走向“绝望”并从“绝望”开始
进入文学生活之后，鲁迅就像住在假想世界中的人一样，靠咀嚼以往的生活中的积累过活。后半生的生活，以回放的形式与前半生的现实生活相重叠，他是属于那种背负过去而出发的人吧。他在现在中看到了过去——想要忘却却不能忘却的过去——如果过去是恶的，那么现在就是恶的，对他来说就是“应该毁灭的东西”。对他没有新的东西。正如他的恋爱是对自己青春时代过失的补偿一样，他的文学是对过去的复仇的文学。
鲁迅文学的出发点是：一种阴暗意识和要摆脱这种阴暗意识的却又无法逃脱的矛盾的呐喊。
“绝望”是意识的状态，但却是不安定的状态。安定的绝望不是真的绝望。绝望正如没有延长线的点，是只有通过有，才能将自己表现出来的无。也就是说，绝望没有自我，这个个体本身就是可疑的，“不可疑的东西不是绝望”。
他担任的教育部佥事具体是一个什么职位，他是怎样从事这项工作的，关于这点鲁迅丝毫没有谈及，也没有传记性的研究。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他的亲属就此也没有什么叙述，让我觉得很可惜。他刚开始进入教育部的时候，不是作为生活手段谋求一点小职员的俸禄，我想他是有一定的野心的，带着一定希望去的。
作为小说家的鲁迅之所以没有成功，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是因素之一就是他带着应该解决的问题与作品相对抗而使他对环境的憎恶无限加深（《孤独者》等少数作品除外）。他作品的成功与不成功也都体现着这一事实。
7、 新事物与旧事物
不管是否存在某种区别，从现有资料看，事实上鲁迅早期和晚期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的确有两种状态，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从个人到社会，除此之外各种口头谈论的动向，都不能视而不见。但那也并不是加入了异质的东西。如果把视点定在历史之外（无论视点在何处）观察对象，变化的状态有所减弱也是很自然的。如果进入对象内部，从行进者的步伐来看，他则一次也未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他没有停止脚步。倒是像周作人那样止步不前的人（坚持固步不前、顽固抵抗的人）发生了变化。鲁迅的意识深处，始终处于矛盾之中：贴近现实，不断从现实中剔除自己生存者的欲望，和想要逃离却又难以逃离的意识，这一点一直都没有改变。在现实中，他一直处于同黑暗进行绝望抵抗的反反复复的矛盾之中。
从鲁迅的文学角度来看，则分别是他的作家活动时期和评论家的活动时期。
他为什么没有加入，这是个疑问。（按：指文学研究会）
他的醒悟大概是在抵抗中渐渐产生的。一般来说，没有“创作”这种行为媒介，就怒会加深自觉。
他以善的资格批评恶，却“失败了”。他失败于以新事物的资格（那在他来说是善）来对抗旧事物（那在他来说是恶）。其结果，他试图作为旧事物，即恶的的事物去破坏旧的（亦即恶的）事物。这就是试图以绝望来克服绝望。
8、 事件
文学不能替代政治，除了行动以外没有能对抗行动的东西。
毫无疑问，事件是外部发生的，不过从他内心对事件的接受、摆脱方法这一点来看，可以说事件是从他内部发生的。是一种不断从环境中反复帅选自己的模式。因为事件的不断发生与人的发展有着本质上相同的联系。所谓历史的集团的意志与个人的意志以对立的形式而统一。个体不但包含在整体之中，个体在从整体中剥离出自己的过程中又归属于整体。创造历史的人也被历史创造。这一点上孙文和鲁迅相似。
他留下了借魏晋时代讽刺时局的讲演，做好了一生亡命的准备，离开了那个剥夺他自由的城市——广东。他总是那样离去。并且通过这种流亡生活，他不断地从战斗中吸取经验，把外部事件转化为内部活动力的源泉。
1927年的事件从结果上来看，成为把鲁迅引导向革命的契机。
没有任何人的文学生命像鲁迅那样长。何以故呢？
这时，他的转变与毛泽东相似。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并没有改变他的生活方式。它是光，但光不是消除黑暗而是加深黑暗的。并不是他逃脱成功了，而是他成功地觉悟到逃脱的自己。主题和客体的分离与黑暗绝望格斗的抵抗感中，在被秩序化了的方向中他“发现”了马克思主义。是黑暗自觉到黑暗的是光。已经不是主客体没有分离的抵抗，而是带有逃离方向的抵抗。奴隶觉悟到自己是奴隶的身份才是逃脱的第一步。使他不安的“新事物”已经不是新事物了。由于自己觉悟到自己的陈旧，他自身变新了。
他没有从马克思主义中获救，也没有试图从中获救。
他与马克思主义的邂逅是在反封建、反官僚、反帝国主义的基础上的邂逅。
二、 历史环境
1、 文学革命的源流
2、 文学革命
但无论是胡适的白话文运动还是吴虞的反礼教论，都是在清末启蒙风潮的延长线上，是在传统上反传统，所以是连续的、相对的。
3、 文学革命以后
巧合的是，文学革命取得成功的那年，正好是苏联革命成功的一年，这个意义上，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新文学的方向。
我以为把鲁迅定位为文学史上的第三个流派的想法比较好。
而且因此“鲁迅的转向”就成了问题。
三、 作品的展开
1、 作品与作品之外
也就说，它在历史研究方面（毋宁说这方面更纯粹地）采用的也是作家的方式。
2、《呐喊》与《彷徨》
因为作家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他始终处于一种行为——即与世界关系的问题上自己的处理方法——之中。
《狂人日记》的文体，既非白话文亦非古文，是一种奇妙的文体。这种破坏性的文体，与其说对描写狂人的心理有必要（结果是对狂人心理的描写有益，使其成功了），不如说是从破坏现有文体的意识出发。而且这好像与作品的内容——旨在破坏既有的制度与道德——相辅相成。

《狂人日记》
《孔乙己》
《药》
《明天》
《一件小事》
虽然是小作品，却能写出积极的一面，这是难能可贵的。
《头发的故事》
《风波》
一部上乘之作
《故乡》
在艺术上几近完美
《阿Q正传》
《端午节》
作品主题比较暧昧，无动人之处。
《白光》
但在观念的形象化处理上没有成功。
《兔和猫》
《鸭的喜剧》
《社戏》
描绘了一个抒情诗的世界
《祝福》
这是一篇力作，而且相当成功。
在这里，他到了一个顶点。
这篇作品里没有坏人，任何人都按照人们的想象行动。一切都按照旧社会的习惯在活动。他们的行动在道德上是无可挑剔的。据是这种无可挑剔害死了祥林嫂。
《在酒楼上》
《幸福的家庭》
这是篇富于幽默感的作品，但是不成功。
《肥皂》
是一篇失败之作
《长明灯》
艺术的形象化并不成功
《示众》
《高老夫子》
比《肥皂》还不好
《孤独者》
是他所有作品中，包含问题最多、分量仅次于《阿Q正传》的。
魏连殳被看作是《在酒楼上》的“吕纬甫”的延伸。在这篇小说中，叙述者只是独白，而且还是行动者。“我”从单纯的听众变成了行动现场的设定者。也就说，“魏连殳”和“我”是一个人的两个方面，是看者也是被看者，是形与影。
我觉得如果理解了这部作品也就能理解鲁迅了。
《伤逝》
是鲁迅相当有名的力作。李长之认为是优秀作品，而我却怎么都认为它是一部失败的作品。
这怎么是代表作呢
《弟兄》
这是个很像短篇小说的短篇小说
《离婚》
是一篇佳作
《弟兄》和《离婚》表明他作为小说家迈入了新的境地。不过却没有什么发展。
《阿Q正传》
它都可以称得上是鲁迅的代表作
它是经典作品。而且不限于国内。
实际上，《阿Q正传》既非大作也非杰作。我认为包括这件事情在内，即使它要在世界文学中争一席之地，也仍然存在问题。
使阿Q在这个环境中自由活跃，并给他诸如生命的是鲁迅，诞生出来的阿Q和原型无关，他是鲁迅的创造。
4、《野草》
令小说失败的因素使《野草》获得了成功
《野草》是重要的作品，可以称得上是鲁迅文学的原型。
总之，《野草》对鲁迅来说是重要的作品。虽然有些零散，但在整体上是统一的，包含所有的问题，可以称之为鲁迅文学的缩影。可以把它作为萌芽，以与全部作品的关联性为基础来了瞭望它丰富的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看，它是鲁迅文学的原型、索引、代表作，同时也是入门书。
5、《朝花夕拾》
1926年，对鲁迅个人来说是变动很大的一年。
6、《故事新篇》
《故事新篇》在整体上是不统一的，是他的失败之作。
7、《两地书》及其他
如果从狭义上讲作家的意思，鲁迅绝不是优秀的作家。他比任何人都承认这一点。但是它的生存方式，远比其他诸多优秀作家的作品更能打动我的心。
这部书信集就是记录人生的优秀教科书。在与社会环境的交叉之中，详细地描写了某个灵魂的成长过程，是一部很大的长篇叙事诗。
四、 关于鲁迅精神
鲁迅精神是什么呢？人们从各自的立场汲取教训和鼓励，不断受到它的影响，从而更新自己，这就是鲁迅精神。这是引导人们前进的原动力。人们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来限定它，更可以不断更新语言。
鲁迅说过，奴隶与奴隶的主任是一样的，他不想当奴隶的主人，而是想做人。而且不是相当一般的人，而是想做“中国人”。

《从“绝望”开始》的笔记-第30页 - 走向“绝望”并从“绝望”开始

“为生而死，死就是必要的”，“对于实践家来说，失败并不就是失败”，“为了更有效地变革现实世界，暂且抛弃现实是必要的”……关于革命与妥协的辩证取舍，昨夜读到这里不能不再次感慨，鲁迅留给现代中国的启蒙思想遗产，无疑是为后人所抛弃和遗忘了。这些基于“用之无用”、否定之否定的启蒙价值观，即所谓“反现代的现代”、“反启蒙的启蒙”思想，是今天那些妄评历史、号称启蒙、标榜民主的“公共知识分子”所完全不能理解更遑论践行的。

《从“绝望”开始》的笔记-第48页

他“时常因为生命的迅速消逝”而工作，也就是说他为了消灭自己而生存。不过，他却不能相信作为消灭“旧事物”的武器的“新事物”。对于“旧事物”来说是“新事物”的东西，怎么能消灭那个“旧事物”呢？那只不过是作为权威的“新事物”而已。新事物本身就是旧的。“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镇压学生运动的官吏就曾经是学生运动的主谋。以权威的语言讲话的人自己就必须听从权威的语言。消灭旧事物的不是旧事物以外的新事物，而只能是“旧事物”中的某种陈旧性。消灭自己的人除了自己不会是别人。“国民自己改掉自己劣根性的改革”才是改革。作为消灭恶的自己的武器，除了依赖于恶的自己而别无他法。旧的事物得不到许可。可是对抗旧事物的新事物——为一切权威所讲的新事物也得不到许可。与旧事物的斗争，本身就是与新事物的战斗。以自己的陈旧破坏旧事物的同时，也就是以陈旧擦拭新事物的陈旧。那就是他回应时代挑战的回答。

《从“绝望”开始》的笔记-第1页

前一讲《革命时代的文学》，是政变之前咋黄埔军官学校（也就是革命阵营）讲的，讲演中，鲁迅阐明了文学替代不了“一炮”，即文学替代不了革命。可以概括说，鲁迅主张文学与革命是异次元的东西。但是另一个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却是政变之后空气转为反动的时期由广州市教育局所主办的，鲁迅在这篇演讲中借故事巧妙地说明了因政治情况的变化，人可能成为“背德者”，但正是这“背德者”其实才是“道德者”。换言之，竹内认为，在政治情况发生变化的当前，鲁迅改变了态度，认为文学必须与政治对决。“四一二”政变是政治状况的一大转换，随着这种转换“文学的色彩”也不得不发生改变。但是，作为决定对政治状况的态度的原初细胞，“文学者”在此确实发挥作用，通过鲁迅的行动，竹内抓住了这点.
——丸川哲史

《从“绝望”开始》的笔记-第170页 - 关于鲁迅之死

以1931年9月的“满洲事变”、1932年1月的“上海事变”为发端的侵略波浪，在1935年冀东、绥远的瓜分方面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嚣张。与之相应，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成为民众一致的热望。这种热望的激情，是曾经反对抗日的人现在又怕成为汉奸而争先呼喊统一战线的那种激情；这种激情是连曾经在国民革命途中，1927年违背孙文“革命尚未成功”的遗嘱，在革命成功之际，将革命卖给敌人军阀的革命官僚，也必须承认的“中国的革命政党”所提倡的激情。但是，鲁迅知道，1931年9月让持有武器，“曾经训练过的‘民众’”出来对付为对日出兵请愿而徒步南京的学生团体的革命官僚，和1919年5月4日杀害抗日学生的军阀官僚一样，都不是真实的迎接抗日的力量。鲁迅还知道，“‘联合战线’之说一出，先前投敌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联合’的先觉者自居，渐渐出现了。纳款，通敌的鬼蜮行为，一到现在，就好像都是‘前进’的光明事业。”鲁迅知道，害怕镇压而背叛了革命作家的大众组织“左翼作家联盟”的“民族主义文学者”，不是民族主义正确内容的民族革命战争的真正承担者；鲁迅知道，在对内敌斗争方面背叛同伴的卑劣者，在对外敌的斗争方面也有背叛同伴的危险；鲁迅比任何时候都深刻地知道，无论战线统一如何必要，毋宁说战线的统一越是必要，仅仅依靠妥协形式建立的统一就越是妨碍形成真正的统一。
鲁迅知道这一切的一切。鲁迅的“知道”，并非作为思想的“知道”。那是作为肉体、作为投身其中的“挣扎”，作为倾注了文学家诚实行为，通过他一生的体验所获得的“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