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典文献学发凡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1
ISBN:9787508078830
作者:刘小枫 编
书籍目录
编者前言（刘小枫）
维森博格 西方古典语文学简史
一、 古希腊语文学
二、 古罗马语文学
三、 西欧中世纪的古典语文学
四、 近代的古典语文学
厄森胡特 西方古代修辞术简史
引论：修辞术课程
一、 古希腊修辞术
二、 古罗马修辞术
三、 公元二世纪以来的修辞术
耶格尔 文本考据
一、 抄件
二、 抄件的阅读
三、 文本考订
四、 考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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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卫平老师译《西方古典文献学发凡》排印错误不完全列表【按】键人不懂德文，也没有德文原文，故只能用“理校法”，误伤之处难免，望谅。另推荐肖有志先生文：《古典学教育中的柏拉图问题——〈西方古典文献学发凡〉评述）http://j.news.163.com/docs/10/2014082206/A47RNV8B9001NV8C.html[1] 页9，行倒2：significant当作significatu。[2] 页20，行倒7：“教皇二世”当作“教皇庇护二世”。[3] 页21，行倒10：“洗劫罗马事件”作“罗马之劫”为宜。（“罗马之劫”已为术语，特指1527年5月6日高卢蛮族入侵罗马的事情。）[4] 页24，行5：“三种语言学院”宜作“三语学院”。[5] 页35，末行：Latacz前多了一个空格。[6] 页45，脚注行2：ἀρέτη的重音位置错误，当为ἀρετή。[7] 页52，行倒1：πολιτεὶας的重音错误，当为πολιτείας。[8] 页53，行倒5：“致力”宜作“致力于”。[9] 页69，脚注行1：Halikarnaβ当作Halikarnaß。[10] 页70，行7：两处Dikretikus似可中译作“双克里特音步”。[11] 页78，行倒3：ὑπέρ的重音错误，当为ὑπὲρ。[12] 页93，行倒7：histoiae当作historiae。[13] 页109，行13：“马里乌斯”当从俗作“马略”，后同。[14] 页113，行7：“学园的”似当作“学园派的”。[15] 页113，行倒4：数字2后多了一个空格。[16] 页113，行倒4：partes orationis疑当作partes oratoris。（中译作“演说者的角色”，故推断orationis当同前两个标题中的那样作oratoris。）[17] 页114，行11：Kilikien当音译作“奇里奇阿”（或“西里西亚”等等）。（德文Kilikien对应拉丁文Cilicia。）[18] 页115，行倒3：“学院式”似当作“学园式”。[19] 页118，脚注行4：“拉恩出版了双语的昆体良版本”似不通。（人名“昆体良”如何修饰“版本”？）[20] 页119，行倒5：“在塔西佗的《对话》可查阅到”似宜作“在塔西佗的《对话》中可查阅到”。[21] 页120，脚注行1：“寄去他已加工的演说”似不通。（“寄去演说”的动宾搭配合适？）[22] 页122，行8：“苏埃顿”宜作“苏埃托尼乌斯”。（当遵从现有的来自拉丁文的译名——而“苏埃顿”译自德文Sueton。）[23] 页126，行2：“对答如流”似不确。（短语“对答如流的小明”显然有语病。）[24] 页127，行5：“西塞罗将拉丁语变得巧妙”有歧义，且不确。（“巧妙”修饰的是西塞罗的动作“变”，还是西塞罗“变”后的拉丁语？若是后者，“巧妙的拉丁语”的搭配似不通。）[25] 页132，行8：“德雷潘尼乌斯”宜作“德雷帕尼乌斯”。（原文为Drepanius而非Drepannius。）[26] 页133，行1：“安提俄库斯”当作“安提俄开亚”（或其它音译名）。（“安提俄库斯”于原文Antiocheia不合，且安提俄库斯为人名，Antiocheia为地名，与后文合。）[27] 页138，行倒2：“原稿全文或单一文本迄今为止权威考订性版本的说明”似有歧义、不通。（是指“迄今为止最权威的考订性版本”，还是“迄今为止所有权威的考订性版本”？）[28] 页141，行8：标题为“羊皮纸抄件和木简”，可是后面的译文中并没有论及木简的内容。[29] 页142，行9：“自1971年以来，戴茨版本的出版可作为范本”与上文文意不接，似有错简或阙文。又，此句为病句，“出版”是“范本”？[30] 页143，行倒5：“铭文学是”中的“是”当为宋体。[31] 页143，行倒4：“古文书学”当作“古文字学”，与前文译法相合。[32] 页145，行倒1：“圣名主格”似当作“圣名”。（原文为Nomina Sacra，无“主格”，且Nomina Sacra也有属格形式，比如ΙΣ表示主格的Ἰησοῦς，ΙΥ表示属格的Ἰησοῦ。页148行4同。）[33] 页146，行倒3：Capitalis quadrata可不音译，quadrata意为“方形的”。又，若要音译，则“大匡德安达”当作“大夸德安达”。（原文为Capitalis quadrata，而非Capitalis quandrata。）[34] 页151，行11：errors当作errores。[35] 页151，行11：significativi后多了一个空格。[36] 页152，行倒3：“排印本”似当作“剔除过录本”。参见：苏杰编译，《西方校勘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页48。[37] 页154，行1，“原版”似作“原型”为宜。参见：《西方校勘学论著选》，页49~50。[38] 页154，行2，“亚原版”似作“次原型”为宜。参见：《西方校勘学论著选》，页49~50。[39] 页155，行倒3：“家族”似作“谱系”为宜。按：拉丁文familia为校勘学术语，意为“谱系”。[40] 页163，行3，Weiβenburg当为Weißenburg。[41] 页166，小标题“考订版”可作“校勘本”。[42] 页167，行11，“复制的亚原版”似作“拟构出的次原型”为宜。[43] 页168，行6，“在书页文本的空白处通常记录有数字”似作“在页边空白处通常标有数字”为宜。[44] 页168，行7，“段”当作“节”。[45] 页168，末行，“评注性符号”似作“校勘符号”为宜。[46] 页169，行3，全角书名号〈〉当作半角尖括号‹›。[47] 页169，行3，“推荐的补充”似当作“推测性增补”。按：即符号‹ ›的含义。[48] 页169，行4，“遗漏和推荐的补充”似当作“因文本载体缺损而作的增补”。按：即符号[ ]的含义。[49] 页169，行5，“按照出版者的意图应删去的”似当作“校勘者所作的删减”。按：即符号{ }的含义，符号[ ]原先表示校勘者所作的删减，后来用以表示因文本载体缺损而作的增补，故现用符号{ }代替符号[ ]原先的功能。[50] 页169，行6，空心鱼尾号〖〗当作双括号（double brackets）。[51] 页169，行6，“已经被作者删去的”当作“写工所作的删减”。按：即符号的含义。[52] 页169，行7，LJ当作。[53] 页169，行7，“只在副流传文本中存在的”当作“文本载体损坏，根据其他材料所作的非推断性增补”。按：即符号的含义。[54] 页169，行8，加号+ +当作剑号† †。[55] 页169，行8，“出版者不能做出选择”，当作“校勘者认为受到篡改，已无法修正的文字”。按：即符号† †的含义。[56] 页169，行9，省略号……当作字下重点号。按：用以表示无法辨认的词。[57] 页169，小标题“参考资料”当作“校勘记”。[58] 页172，“拉丁文献库”当作“《拉丁辞海》”。以下部分尽属主观猜测，故分开列之：[59] 页10，行13：“完全意识到”疑当作“完全没意识到”。（若无“没”字，全句似不通。）[60] 页15，行4：“西方文化圈的不同领域”疑当作“西方文化圈的不同地方”。（后文分别叙述了意大利、法国—荷兰、英国、德国的古典语文学。）[61] 页115，行5：“希罗尼穆斯”似作“耶柔米”为宜。（这里所说的应该是翻译武加大圣经的圣耶柔米（或译作“圣热罗尼莫”）——他确有不少书信传世——此专名似从俗为宜。）[62] 页146，行2：“多种多样”前的句号似作逗号为宜？[63] 页151，脚注行1：“标准错误”疑当作“指示错误”？（这个脚注紧跟“指示错误”。）[64] 页152，行倒9：“稻草”疑当作“倒错”？[65] 音译名有的来自德文，有的来自拉丁文，未统一，且书末似宜有专名音译索引？ -
民主与修辞读《西方古典文献学发凡》中国人一向敏而好古，对古籍的各种研究——版本、校勘、目录、注释、考证、辨伪、辑佚、编纂、检索等一直很多，但似未形成西方式的古典学。也许因为中国自己有深厚的古籍研究传统，也许因为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急切需要，现代中国的西学东渐中，古典西学的引进远不如现代西学，所以，看到坊间有《西方古典文献学发凡》时，就买下来一口气读完了。《西方古典文献学发凡》收了三个小文本，都是德国佬写的古典学系入门教材，前两篇介绍西方古典语文学和西方古代修辞术的历史，第三篇介绍文本考据的技巧。全书读过，对西方古典学的来龙去脉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不过，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是第二个文本——西方古代修辞术简史。表面上看，西方有修辞术（rhetoric），中国有修辞学，但实在是同名异义、同名异学，两者差别甚大，中国的修辞学就是文章包装学，把枯燥的义理用优雅的文词装点，以利于文章的接受和传播，是一种寓教于乐的东西，这种修辞学从不脱文章学和写作学的范围，而西方修辞术的主要功能和特长恰恰不在于修词饰句、装点美文，而在于论辩与说服。自古希腊智术师时代以来，修辞术就被定义为“说服的技艺”，权威的亚里士多德也说：“修辞术是论辩术的对应物，因为二者都论证那种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人都能认识的真理。” “修辞术的定义是：一个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技艺。” 也就是说，中西修辞虽然都讲究优美的创作技巧，但中式修辞的优美是为了愉悦读者，西式修辞的优美是为了说服读者。中西修辞的另一个不同是中式修辞是文学性修辞，主要是文艺家等各种写手用于文章创作，西式修辞为政治性修辞，多为政治家、法律家、辩士等各色人物用于政治、法庭、思想等场域。中西修辞的第三个不同是中式修辞主要是写的修辞、文章的修辞，西式修辞则主要是说的修辞、演讲的修辞。易言之，西式修辞术是演讲修辞学、辩护修辞学，其要害不在文章学而在谋略学和成功学，学好这种修辞不是为了文行天下，而是为了出人头地。这种建基于演讲之上的修辞术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因为在中国，好口才基本属人生斗争中的负能量，搞得不好甚至会使自己失去自由和性命。因为西式修辞术是一种谋略学，这又带出了中西之间的另一个差异——在谋略经纬上的差异。中国一向自诩为谋略大国，从《孙子兵法》到《厚黑学》，谋略著作似层出不穷，但与西方相比，一是并不在同一当量，二是侧重方向大有不同，我试着概括为三个不同：正对奇，理对技，口对心。所谓“正对奇”，意谓西式谋略力主正面分析，重在常规战和阵地战，而中式谋略则强调奇招妙着，重在非常规战和游击战。“理对技”乃一种形态描述，意谓西式谋略终成一种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理论和模型，实在而明晰，可以学习和操作，博弈论最为典型。中式谋略则始终是一种技术和艺术，没有理论和建模，只有案例积聚，且玄妙泛化，无法规范，只可领悟。“口对心”正与本文相关，西式谋略中公开的演说异常重要，打磨口才即是晋升之道，而中式谋略则讲究隐密的算计，所谓运筹帷幄，要老谋深算，要城府深深，因此历练心机才是王道，是以西人重口技，华人重心术，谓之“口对心”。因为演说、劝服的需要，西式修辞催生了词汇分析、语义分析、演讲学、辩论术和逻辑学，同时造就了一种为西方所有而为中国所无的人类品种——演说控，像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384 B.C-322 B.C）这样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你是绝对看不到的，这位口吃者、气喘者，口含卵石、面朝大海，边说边跑、登上山顶，蜗居灯屋、面镜而诉，只为一个目标——成为大演说家，因为口中自有黄金屋，口中自有颜如玉，口中自有权柄与荣耀。在西方，不会演讲几乎成不了政治家，所以飙得一口好词的政治家比比皆是，但在中国，谁是能说会道的政治家？西方口技（演说术、论辩术）发达，西式修辞亦与中式修辞大异其趣，其主要成因是双方大不相同的政体结构——民主政体与专制政体，民主国之政治竞争主要依靠言辞和说服，专制国则依赖强力和征服。 因着政治是民主型的、商议型的和公民型的，西方政治家经常混迹于广场和议事厅而不是宫廷和密室，经常面对的是大庭广众而不是廷臣和奴才，因而演说、论辩、说服及其与此密切相关的修辞术是他们获取成功的必杀技能。不同的舞台造就不同的人物，也养育不同的学问，西方修辞术实是民主政治之伴随物，没有民主就没有修辞。民主政治下发展起来的修辞术，让道理和选择在复杂论题的滔滔雄辩中自我显现，在丛林政治中嵌入辩论和理性的法则，最终驯化较力的政治为说理的政治。
精彩短评 (总计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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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有一个小问题，因为是从德文翻的，所以有些人名没有改成惯常的形式，比如查理曼呈现为“卡尔大帝”。 -
沒有習題 -
很boring -
认认真真读完，认认真真忘记，华丽丽的打酱油 -
看第三部分校勘学尤其亲切啊。第一篇人名堆砌太简略记账 -
修辞学一篇好有趣！不过按我目前的情况，对古希腊罗马经典的阅读是追究不到文献学的问题上去的，也就是瞎看看，算是完了上学期的一个了解愿望吧C.G1 -
两篇序言延续了这个丛书一贯的狂気风格，中心思想就是“种种迹象表明大智术师的时代就要来临了，只有和我infengbator签订契约变身成为魔法高贵学家才能挽狂澜于既倒”。另外我已经对打译者这种事提不兴趣了，我现在更想打责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