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革命》书评

从来没有偶然的革命

黑格尔曾说，通常众所周知的事情正因为是众所周知而不为人所知。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革命也是如此：许多社会现象如今已如此平常，以至于人们极少意识到那从历史变迁的角度来说乃是一场剧烈的革命。这在大学教育领域尤为明显：上大学早已不稀奇，而这在一代人之前都是确定无疑的精英标志，更早时甚至曾是特权的体现。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期，高等教育都曾被极少数精英所垄断，因而常常弥漫着相对贵族化的气息。在英国，上寄宿学校和牛津剑桥一度“不仅被视为一种教育，而且被视为教育本身：不沿着那个路线走就等于根本没有‘受过教育’”（Raymond Williams语），因而除了1-2%的精英之外的其他英国人都被看作是文盲或“自学成才者”。法国直到19世纪，“中学学习始终是局限于上层阶级的一种特权产物”（《私人生活史》第IV卷），原因之一是学费极其昂贵，仅大学医科的报名和入学考试费用，就相当于巴黎一名女仆年收入的六倍。近代中国教育也是如此，书中举证甚详，只是还遗漏了一点：近代高等教育令普通人家望而却步，除学费昂贵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学生必须在数年内放弃赚钱谋生养家，这才是一个平民家庭所真正难以承受的；而1949年后大学教育之所以能扩大，关键之处也不仅在于学费的大大降低，还在于教育观念的渗透及教育作为社会晋身阶梯的功能日益明显。1949年之后的巨变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书中以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的学籍卡为源数据，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社会的精英来源已极大地多元化，使性别、地域、家庭背景、收入、民族等各种差异即便未得到弭平，至少也受到强烈冲击。毫无疑问，这背后最强大的推动力是国家意志，因为很明显，1949年后中国高等教育生源的改变或扩大，都与国家政策紧密相关：无论是起初时要求多考虑工农兵子弟、还是文革后恢复高考、以及近十多年来的大举扩招。甚至对大学精英教育起重要推动作用的重点中学制度，也是国家制度的产物：重点大学的生源，往往是重点中学集中输送的。重点大学与重点中学，本身就是一个紧密的连带结构。虽然眼下对重点中学制度诟病颇多，但本书分析下来却得出结论认为：这种教育资源的集中即便不完全是好事，但也不完全是坏事，因为更重要的是实现重点中学生源的多元化和公平性——这个结论实际上与作者们对大学精英教育的看法完全一致。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许多全国知名的重点中学（衡水中学、黄冈中学、临川一中）都出自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的省份中欠发达的地区。这背后的原因或许在于：在这些地方，学子想要改变自身命运而实现向上流动的途径更少，拼命读书甚至可能是唯一的途径，但当地教育资源和相应意识又不至于太差。确实，为何一定要好好读书考入大学？为何一定要在社会广泛阶层中汲取精英接受高等教育才是好事？作者们似乎预先假定了这是不言自明的，因而并未予以讨论。但在我看来，这涉及到另一层面的“无声的革命”，那就是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结构。固然，中国文化中历来极重视教育，《礼记•学记》即已指出：“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认为政治最终必归结于教育。但其着眼点是在“化民成俗”，而非受教育权利的公平性。在一个前现代社会，高等教育的普及通常既无必要也不可能：不必要是因为这不是人们得到美好生活的必要前提；说不可能是因为即便学费低廉敞开招生，整个社会也无法提供那么多相应的就业机会给这些精英。因此，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公平化，与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互为因果：一个更注重平民权利、注意开发所有人民潜力、人才职位和选拔去精英化的社会，才需要这样一个全新的高等教育机制，而这一机制培养出来的大批人才，又会进一步推动上述社会趋势。尽管人的智商也有高低，但至少与遗产继承等机制相比，受教育总是社会流动最公平的机制之一，因为它看起来更取决于个人自身的努力，而我们如此注重个人努力，这本身又是一种公平意识的强烈体现。与此同时，前现代社会虽然向上流动的机会极少，但却更多元化（普通子弟可以进入教会、参军、经商等跻身精英），而现代社会反倒更形收窄——在日本，据说连黑社会都要选拔成员去上大学了，不接受高等教育而想混出头，在如今要比几十年前难得多，之所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很大原因也在此。这也就是书中引社会学家观点所说的，“在中国无论成为哪种精英，教育程度的作用都是显著的”。虽然这种现象随着近些年社会的逐渐多元化而有所改变（人们发现歌星、体育明星也可获致成功，即便他们未上大学），但大部分家庭的认知仍是根深蒂固的。《无声的革命》所得出的结论高度肯定了新中国在高等教育上所取得的成绩和开放性，认为相较于传统社会是巨大的成功。然而如果我们从另一层面上看，这一成功却又奠基于传统之上：中国的编户齐民社会使中国人具有强烈的平等意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漫长的科举制度更形塑了人们对人才选拔的看法。一如王学泰所言，中国人传统上有三种认可：血统、打天下、考出来的，“直到今天，老百姓还是佩服‘考出来’的人”；如今前两者已消散，唯有“考出来的”是中国人都服气的。这种潜在的文化意识不可低估，因为它或许正可解释书中不曾讨论的一个关键点：中国为何如此坚决地推行相应政策，且几乎未遭到任何社会阻碍和抵制，唯一合理的解释或许是，中国社会早已具备了相应的土壤。这某种程度上或许也可回应社会学上一个著名的“最大限度支持不平等”假说，即教育往往是固化而非打破原来的社会阶层。这一观点的持有者似乎常肯定其普适性而较少注意到不同社会在结构上的差异，确实，所有社会几乎都存在结构性不平等，但至少在程度上也有差别。在我看来，教育是固化还是打破阶层利益，与社会结构本身有关。以泰国为例：相比起欧美，它与中国在发展阶段上更相似，但相比起中国来却一直是个阶层森严的社会，因此在1960年代泰国逐渐实现现代化后，“阶级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各层次教育的大规模扩张”（《比较的幽灵》），新生的资产阶级让子弟接受高等教育，将权力、财富和地位联成一体，再传给下一代，教育替代婚姻成了延续其地位和财富的工具。如果说“中国几乎是唯一的能够通过考试实现较高社会流动的大国。考试和统一录取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关键，这与国外的很多经验并不一样”，那是因为中国原本就是一个在结构和文化心理上不一样的大国。本书最大的缺陷似也在此：它做了详密的定量分析，但对社会现象背后的逻辑追索和结构性原因则思考得较少。在定量之外，并未访谈任何一位大学生了解其所思所想。而分析时也往往倾向于从经济、地域等硬性的维度来界定差异，却甚少考虑人们的思想意识和文化传统（在解释福建高考强于广东时，它认为只是前者普及了重点中学），而其中的某些维度随着社会变迁却可能已意义不大（如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家庭，可能比有些城市下层居民更能向教育投入）。由于进行的是一项历史性分析，它也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1949年来三阶段（以恢复高考和大学扩招为分水岭）的差异性，更多关注大学教育普及的“成绩”而忽视其带来的“问题”——例如学历崇拜、学历浪费和“蚁族”现象，对于“蚁族”而言，心中的精英主义基本已不复存在。和作者们相反，我在1949年之后的教育革命中更多看到历史的延续而非断裂，相反地，眼下这种逐渐去精英主义的意识，或许才真的倒是某种质变的信号。校勘：p.10：1940的哈佛大学，60%的学生来自全美家庭收入前2.7%（年收入超过50000美元）的家庭；仅有16%的学生来自年收入低于25000美元但却占全美家庭总数近90%的家庭；p.11：1947年时全美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仅为2620美元，而哈佛学生父母的平均年收入高达7400美元：按，如前一数据为真，则平均年收入不可能仅为7400美元，这其中似有矛盾

疑问

拜读了目录和前言，觉得这项研究的结论之所以有许多与直感相悖的地方，原因可能在于：1、将“1949年以来”以“1980年代”为界切成两段，取值过大，忽略了后段内部日趋明显的差异性。2、以“工农家庭”为鉴别项，弊病同前。还要问：1949年以前，中国有怎样的高等教育。之后如果真有所谓“革命”的话，是在什么基础上进行、究竟是什么性质。所以如果只有两校49年以后的数据的话，能够做的比较只能是在数据范围内，而不是向数据范围外凌空求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