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苏式体制从何而来？转轨向何处》章节试读

《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的笔记-第123页 - 俄罗斯传统文化与苏联现代化进程的冲突

飞机上看《苏俄现代化研究》，关于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村社传统的结合，说得太精彩了。忍不住半夜发了朋友圈推荐。
马克思主义是来自“正统资本主义”的、嫌资本主义不够自由的思想，而俄罗斯传统是强调集体、强调村社共同体对个人的管束和“保护”的，所以自近代以来，俄国就有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两种思想流派，前者要求解放个性，后者要求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后半叶传到俄国后，首先是得到普列汉诺夫这种典型西方派的拥护和推广，但不接俄国地气。另一边的民粹派虽然也提倡“自由”，但本质上是斯拉夫的，一方面反沙皇的专制，另一方面又崇尚“村社”的专制。后来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是结合了马克思主义经济上的自由和民粹主义政治上的专制，迎合了贫下中农天生对“管束和保护”的喜好，铲除了脱离村社产生一定个人自由主义思想的“富农”以及不愿意接受集体农庄约束的其他所有农民。在城市工人中间也一样还原了不仅管理经济生活，还管理一切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的“村社”，只不过名字叫“单位”。
读这篇文章的过程，也同样是思考中国现代史的过程。看起来中国虽然也有“家族”保甲基层组织，但似乎不如俄罗斯的村社管控得那么严。中国的基层社群基本上还是基于宗族血缘的，没有血缘关系的不同宗族，即使不是协商的，也是尊重地方政府管理的。秦晖原来写过一系列文章批判解放后国家对宗族势力的消灭，他就认为中国实际上没有那么强势的宗族，根本没有必要花力气去消灭，消灭宗族势力的过程实际上是建立从上至下的集权统治的过程。看来，中共的政治思路和苏共的一脉相承。还好，中共这些领导人很多是真正从农村出来的，了解农村，对农民有感情，所以还不至于搞得像苏联那样孤注一致、冷漠至血腥。
不过，我觉得斯大林对苏联的整理，至少是破除了村社的小集体而至以国家为单位的大集体，大集体范围内的经济是自由的，虽然是计划经济下的自由，但相对小农自然经济，还是要高效得多。这一点上，并不像作者说的那么不堪。
整篇文章更像是秦晖的作品，:-)

《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的笔记-第168页 - 民粹主义：俄国与世界，昨天与今天

它是一种与个人本位倾向对抗的“整体主义”，要求以整体（人民、社会、国家、民族等等）的名义抑制个人（包括法人）的基本权利与个人自由。
它是一种与世界主义（国际主义）倾向对抗的国家（民族）主义，以外来因素解释国内危机，以对付外来威胁为理由抑制国民自由、把本民族或国家的传统价值与普世人文价值相对立并以弘扬前者的旗号来抵制后者。过去的反犹主义与沙文主义倾向，对“大国光荣”的回忆与民族、国家间关系上的历史旧帐的重提，都成为它凝聚“民众”的手段。
它是一种与市民社会的理性主义对抗的非理性倾向，反映在政治上，就是排斥程序化政治，推行卡里斯马型政治。
它是一种与市场经济和宪政制度对抗的反现代化力量，但与冷战时代的反资本主义阵营相比，它更少理论色彩而更多一些卡里斯马色彩，更多地“向后看”（即回归本族传统）而不是“向前看”（即标榜一种世界大同的人类理想）。同时它与冷战时代社会主义旧体制内的非理性反对派（如民族主义反对派等）也有继承关系。

《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的笔记-第30页 - 各个章节

我国与苏联革命前同是不发达国家，有某些类似的文化传统，又长期实行苏式体制，因此这个问题对我国目前的改革与反思运动也有重大意义。作为外国人研究俄罗斯传统有困难的一面，但也有“旁观者清”的优势，不受俄国民族情绪和西方反社会主义偏见的影响，科学地认识苏联历史的传统文化之根，应该是可能的。
1906年俄国的斯托雷平改革是符合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历史大潮，但其改革方式缺乏公正的社会规则，它是以权贵利益本位为出发点，贵族、地主、富农享受改革的利益，而贫弱阶层承担改革的代价。这种不公正竞争的力量与反竞争的“公正”要求不断积累，最终使沙俄与改革均被葬送，俄国历史遂转向了相反的方向。而在改革期间把“路标”转向“保守主义”的自由知识分子，则成为这一转向的牺牲品。
在斯托雷平年代，俄国的反对派运动逐渐由自由主义运动变成了民粹主义运动，由知识分子运动变成了工农运动。在工农心目中，知识分子的形象也由公道与正义的化身逐渐变成了与贪官污吏类似的人，他们的道德感召力极度下降，引导与影响公众的能力也大为削弱，以至于运动一起便无人能加以约束，出现不“哗众”便不能“取宠”的态势，“激进比赛”也就势不可免。
“革命”意识形态低落，精英思潮的保守化与社会上革命(动荡)因素的增加与躁动形成了强烈反差。斯托雷平改革不仅造成了社会不公，还削弱了社会忍受不公的精神耐力；斯托雷平的“强者”哲学与“官方个人主义”打碎了传统道德秩序，也冲毁了公社精神、教会集体主义所烘托起来的沙皇作为共同体化身的形象，消除了公众对“皇权”的敬畏和期待它作出公正仲裁的心理。人们不仅感到不公，而且失去道德规范的耐力资源。酗酒率上升，理想主义失落的同时，“乱世心态”却在滋长，形成了某种一哄而起，趁乱发泄的心理土壤。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并不是什么“激进主义”的宣传造成秩序的解体，而是秩序的解体造成了一种哗众取宠的“激进比赛”，而这种比赛的终点线便是“公社世界”复兴加上“人民专制”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