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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书商已渐渐不再是道德败坏的代名词。最深的印象有两个，一个是我所熟悉的很多大小作家，前几年提起书商来还一脸鄙夷，现在倒开始主动找能折腾的书商合作，问为什么？答曰，懂市场，书又做得好。另一个印象，是来自去年一月份的北京图书订货会，这个以实用功能著称于圈内的订货会，已打开等待多时的怀抱，迎接全国各地几乎占据绝大部分畅销书市场份额的书商们。这个之前成就和身份极度不协调的群体，在名分上渐渐开始被承认了。是的，北京欢迎你。我觉得，自上世纪80年代起至今，中国的书商似乎可归类为三代人。第一代的欧阳欢、刘勇、贺雄飞们，80年代正得天时，印书如印钱，发迹黄泥街，虽然背负着道德质疑，却名利双收，犹如草莽发迹，但如今也俨然老去了，江湖鲜闻；第二代的沈浩波、张小波、路金波、贺鹏飞、黄隽青们，90年代初入江湖，诗人领军，下半身开路，文学青年诗而优则商，野心加匪性，搅得出版界一度地动山摇，风头正健；第三代的华楠、吴又、甄煜辉、闫超们，属21世纪的后生小辈，踩着两代带头大哥的肩膀上路，生猛之余，更多了一层商业计算和生意精明，大鳄之貌已隐然有形了。三代书商的发迹之路，其实就是一条出版商业从野蛮到理性的自觉回归之路，扯大旗作虎皮，终非长久之计，靠书挣钱，唯有深入世道人心，勤劳，节俭，精明，理性。这一点，马克思•韦伯早就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总结出来了。之前中国出版的不成熟，畅销书靠媚俗，靠恶俗，靠大呼小叫，都是一时之用，那其实不应该怪出版商，都根因于中国缺少商业历史和商业理性，各行之初皆然，遑论出版。尤其是在中国，在出版国有化背景下，书商们要想在铁壁铜墙里觅食，只有谋点野路子，实属正常，但是在大环境放开之后，只有用心做事，理性研究，才是永久成功之道。在商言商不是坏事，为利而来，为利而往，就要扎根于人心世道，把事情做扎实，研究透，在这一方面所有的中国商人——还不只是书商，都要向苹果的乔布斯学习。企鹅能成企鹅，兰登能成兰登，我相信其成功最精髓之道，必是拜商业精神所赐。而这一点，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大多数稳健致富阶层的共通之道。沈浩波早年的恶行豪言，早已远播闾巷；下半身之论，更是抖落一地浮花浪蕊。然而这两年，我看他做书已臻正路，重心别无旁骛，已然下沉至书的精神创造，大有领跑之势。原来，成名得利的书商们，也开始静心思归了，屏退一身匪气和野性，换一种思路重整山河，开始为早年的江湖往事原罪，回到商业本身，本本分分做书，老老实实做生意。我觉得，这才应该算是中国出版业真正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开始。在野者的进步，比在朝者的进步更标志着一种进步。以书商和书商的进步，来推动国有出版的市场化变革，促进中国出版商业理性的自觉和形成，也是我由来有之的期待。我相信，经年之后，书商与中国出版的进步与有荣焉。文化产业放开之后，出版作为最后一块蛋糕，刀和切法决定了蛋糕的成色和大小，一如既往地靠卖眼球，无异于饮鸩止渴，早晚自取灭亡，唯有磨刀霍霍，练好刀法才是正路。手起刀落之时，方是看蛋糕切得大小好坏之日，我们试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