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纳粹地狱的报告》书评

尼斯利的自我救赎

我想用这本书里的一句话开头：“每个囚犯都会带几本书进来，书的数量和种类取决于他的智力水平和受教育程度。”这句话说明了两点，第一，犹太人的的确确是个喜欢读书的民族。第二，我认同尼斯利的观点，读书的种类可以判断一个人的思想和教育程度。例如我，在此之前是绝不会选择一本历史读物的。我不喜欢读历史，但我喜欢日记体文章，这是我尝试读这本《来自纳粹地狱的报告》的初衷。曾经一度热衷惊悚恐怖电影，喜欢看血肉模糊的镜头，喜欢杀手拿着电锯开脑的变态举动，因为我知道那是电影，不是真的。可是如今，有这样一本书告诉我各种残忍的杀人手段真实存在过，并且每一次死亡人数都是以百万计量的。这一点都不刺激不精彩，而是恐惧和恶心。原来我一直以来对荧幕里的尸体表现出的洒脱和兴奋，其实是一种胆怯和逃避，我只是在自我欺骗：那根本不可能存在。理查德.J.伊文斯在这本书的序里要求读者必须自己判断，尼斯利是一个作恶而不自知的人，还是一个怯懦而不抵抗的人。我觉得他是一个求生欲望极强的人，只要有活下去的机会，他会在极短的时间作出决定。即使这样，他依然逃不出恐惧的包围，靠药物来让自己镇定。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并非天生胆小，我只是小心翼翼而已。”而关于门格勒，我期初觉得他就是一个冷血残暴，活在自己偏执幻想的伪科学里的变态，又受着希特勒的指挥作威作福。但是后来，我又觉得他还是残存着热血和人情的，否则他又怎么会答应帮尼斯利寻找他的妻子和儿女呢。最后，他也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彻底毁灭前，逃跑了。其实我是佩服尼斯利的，他很清楚要让纳粹人觉得他有所利用，才能活命。所以他竭尽全力的完成门格勒交给他的工作，一次又一次的通过测试。虽然从道德上说，他确实算罪犯医生，但我不得不佩服这种绝地逢生的坚毅和勇气。尼斯利死里逃生后，唯一能够摆脱沮丧和心理创伤的办法，便是将回忆记录下来。我相信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是一个撕开尚未结痂的伤疤的自残，也是自我救赎。他用痛苦记录历史，记录世人应当铭记的真相。今年刚好是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我希望大家不要只顾着高兴公司可以放假，也可以在休息之余了解了解这段历史。不求感同身受，但求感知，当今世界的进步有一部分得有历史疼痛的推进。

只能等待黎明的曙光

也许以前理解二战还没有那么深刻，也许曾经还是有点“崇拜”希特勒，那么《来自纳粹地狱的报告》让我有了新的理解。本书已经让我对二战从悲痛、同情认识到了人性的冷漠，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人们从开始期待“好”的生活，最终却是无尊严的死亡。本书是一本纪实文学，作者米克洛斯·尼斯利正是当时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特遣队的医生，他是匈牙利的犹太人。集中营的经历是他最黑暗的日子，与死神二次擦身而过，但是对我来说，他是历史中最幸运的人，他逃过了死亡，迎来了黎明的曙光。在书中尼斯利记录了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亲身经历，每天不断地解剖尸体，甚至也要在必要时煮尸；而且目睹了纳粹党人对犹太人、吉卜赛人、囚犯等无耻、无理由、无尊严的大规模屠杀。看书时，有一种感觉集中营里的妇女遥望窗外，期待黎明的曙光，可是她们等来的是不知何时的死亡。记得尼斯利的描述，当登上列车时有些人还在期待更好的生活，可是他们被纳粹党人所骗，走向了地狱，也许下车的那一刻就被送进了浴场、消毒室，最后裸身地成堆的进入毒气室，迈向死亡。焚烧炉没有停歇，尸体的腐臭味永远不散，集中营每天要杀死上千人甚至上万人，纳粹党人采用不同的方式，毒气致死、柴堆致死、氯仿注射致死、子弹射入后颈致死、磷弹致死还有火焰喷射烧死。他们杀人就当游戏一般，每天都在机械、麻木地屠杀。尼斯利每天都在目睹这一切，他没有改变的能力，还要每天都麻木地处理尸体，担心着他的亲人们，会不会有一天也在尸体中。历史还是给尼斯利留下了光明，战争后一家团聚，而那些死亡的人们，破碎了的家庭再也没有了曙光。纳粹党的残暴和尼斯利每天的尸体解剖不禁让人觉得好奇，好奇尸体解剖为什么，纳粹党为什么一定要屠杀犹太人，还有为什么没有人抗争，尼斯利也给出了一些答案。尼斯利作为门格勒博士的助手参与一些活体实验，他们研究的是人种，对双胞胎、吉卜赛人、侏儒症患者等进行解剖，集中营可以让一些有价值的人一同死去，然后进行实验研究，相比731部队的生化活人实验更加恐怖、无耻。海因里希·希姆莱因为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记载对日耳曼人的纯种文化一直想制造纯种的日耳曼人，正由于这个原因他一直没有停止对人种的研究。在屠杀犹太人的方面，曾经我读过希特勒的资料，他本身也是犹太混血儿，个人的经历使他对犹太人的仇恨很大，而且犹太人本身的性格懦弱都是被屠杀的原因，希特勒看准了犹太人不会反抗，才会把所有的愤怒发泄在了这个种族的身上。而书中也提到了集中营上万人却没有人凝聚在一起去反抗的一些原因，一是没有足够的粮食，每天的口粮根本吃不饱，使人的身体逐渐衰弱，二是集中营一些犹太人帮着纳粹党人办事，为了好处欺压犯人，三是个人猜想犹太人从性格上懦弱，从来没有想过要反抗，在选劳工队时就能体现出他们只想安逸的得到口粮，而不想付出劳动，至此才说明了尼斯利的妻儿为什么能活了下来，而其他人要成堆地死亡。历史是不能改变的，但是只要我们铭记他们，他们生命就会的意义，黎明的曙光会照亮他们的生命！

关于纳粹德国“死亡工厂”奥斯维辛的大揭密

不知为何，我有非常浓重的英雄情结。父亲在我小时候给我讲过许多故事，但我最喜欢的诸如：游龟山、辕门斩子、三国英豪、杨家将等等。长大后，阅读了更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后，我自感这种英雄情结加强了，几乎变成我心中一桩不可思议的精神幻想。我偶尔会幻想自己如果生在三国时代，应该也会被视作英雄载入史籍的吧！如果是历史中的某个人物，我评判时会习惯性地思考他有没有英雄式的品格与作为，以这样单一的评判标准去定义，常常不免扭曲人物本身的多面性，而我自以为乐，常常如此。大约公元前73年—前71年，为反抗罗马共和国的统治，斯巴达克领导奴隶发动古罗马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中国历史上的秦末时代，为推翻暴秦而爆发的陈胜吴广起义；19世纪意大利爱国志士加里波第为民族统一运动而奋斗。这些故事常常在我心中激荡不已。看过电影《勇敢的心》与《肖申克的救赎》后，不禁觉得自己也成了电影中的主人公，热血澎湃，振奋不已。我曾多次表达人类的终极目的是追求幸福，但若有人问我：“你觉得什么对人最重要？”，大概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自由”。自由具有很宽泛的范畴，人人对此的定义也会略有不同。不过，最基本的自由——人身自由，对人的重要性毋庸赘言。我很偏狭的认为，人身自由小则可为个人的行动自由，比如，触法之人被监禁，就会失去个人自由；大则可为民族独立之自由，比如，一个国家被别国入侵占领，就会失去民族自由。自由大抵是任何时代都值得思考的主题，任何时代大约也是被自由与不自由两者裹挟前进的吧。最近阅读《来自纳粹地狱的报告》，这本书的来历说来是值得小小纪念一下的。前些日子，在豆瓣上看到【汗青堂】做赠书宣传活动，这类活动以往我是从来不参与的，因为成功的几率太小。但那次抱着碰运气的自娱心态，按照要求参加了活动，不料后面竟然被通知成功获赠一本《来自纳粹地狱的报告》，喜出望外。参加活动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对二战的故事十分感兴趣，以前读大学时还曾买过一本讲述二战苏德战争的书，已不知流落何处了。《来自纳粹地狱的报告》的作者是匈牙利犹太法医米克洛斯·尼斯利，世界二战时，纳粹德国以民族优劣的观念将犹太民族列为劣等人种，进行疯狂的驱逐残害。以德国、意大利、日本为核心国的法西斯主义政权联合，意欲图霸世界。以阿道夫·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德国于1939年开始逐步入侵欧洲各国，相继占领了波兰、法国及其他国家。在1944年，德国占领了匈牙利，尼斯利与妻女连同其他匈牙利犹太民众被捕，被送往德国境内最大的犹太人关押基地——奥斯维辛。后来，尼斯利被迫作为奥斯维辛最高管理者——医生门格勒博士的助手，协助他完成各种活体实验、解剖分析、治疗党卫军事情。尼斯利作为“死亡天使”门格勒博士的医学助手，很受对方的器重，因此躲过了党卫军多次对犹太人的计划性屠杀。他以超人的意志在奥斯维辛煎熬了一年，最终侥幸活了下来。于1946年，他完成了这部“回忆录”，最先以连载的形式刊登在匈牙利的《世界报》上，其后，以《我是奥斯维辛焚尸场门格勒博士的医学助手》为题出版成书。作者尼斯利在这本书中记述了他在臭名昭著的“死亡工厂”——奥斯维辛的亲身见闻，笔调虽然平和、质朴，但描述的纳粹党卫军对不可胜计的犹太人惨绝人寰的屠戮，看后令我心寒，身背直发凉。作为恶魔门格勒博士的第一助手，尼斯利被迫间接参与、目睹了对自己同胞的残杀。据他所讲，党卫军杀害犹太人的手段有好多种，比如规模最大、使用最频繁的毒气室，他们对那些刚被闷罐车押送而至的犹太人宣称是浴室，然后将以万计数的犹太人骗进毒气室毒死，又令那些同为犹太人的强壮的特遣队将堆叠成山的尸体送往四座连日高速运转的焚尸场，将尸体焚化。此外，还有“心内氯仿注射”、颈部射入子弹、火葬柴堆焚烧等多种残杀方式，令人惊骇。阅读这本书的过程，我仿佛在脑中观看一场充满死亡与黑暗的影片，为纳粹德国在二战中犯下的滔天大罪感到恐惧、愤怒。我又联想起以前看过的有关二战题材的电影《美丽人生》与《辛德勒的名单》。在《美丽人生》中，德国人将主人公一家送往集中营，父亲为了保护儿子不受伤害，始终用善意的谎言回答儿子的各种疑问。而《辛德勒的名单》中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场景在我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人类岂能无情至此，当凄绝的音乐响起，犹太人一个个在枪林弹雨中倒下，主人公奥斯卡·辛德勒骑马站在高岗上，眼眶盈满了泪花。书中讲到，保守估计，约有1200万人在纳粹集中营遇难。当我们这些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面对这一冰冷的数据时，大概很难也不愿意去反思这庞大数字后面到底是什么？纳粹德国基本人性的全面沦丧？犹太人如待宰羔羊般的懦弱？还是霸权主义的黑暗政治？正如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对犹太人提出的质疑：为什么他们自愿被限制、被捕、被驱逐甚至被杀害也不做出任何的反抗？在前后14支特遣队中，只有第12支特遣队做出了反抗、脱逃的举动，这究竟是为什么？犹太人数以百万计的人数远远超过守卫集中营的德国士兵数目，是迫于德军的森严看守与先进的武器吗？书中提出一种“习以为常”与“死亡本能”的解释，引发了我的极大思考，更多的是质疑。不论如何，这些问题也许永远也不会得出答案。世界二战结束已七十多年了，奥斯维辛的毁灭也被岁月湮灭了。但正如书中所言：“历史可以被原谅，但不可以遗忘。”作者尼斯利一方面曾经作为纳粹分子的帮凶，做出了违背人伦道德的事情，所以不管怎样，他也算是历史的罪人；另一方面，他用卑微的存活，为世界留下了纳粹德国恶贯满盈的罪状证据，这是人类应该正视而永久保存的历史遗产。尼斯利的后记曾有不少记录二战时有关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的著述，但《来自纳粹地狱的报告》因其作者的特殊背景与经历，成为记录、揭示纳粹德国罪行最有力也最真实可靠的见证，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成败功过，往事如烟，一切都已嵌在浩浩的历史长卷中，我们应该一面以史为鉴，一面好好生活。惟愿和平之世更加繁盛、长久。

从“地狱”到“地狱”的联想

不知道尼斯利在撰写这本回忆录《来自纳粹地狱的报告——奥斯维辛犹太法医纪述》的过程中怀揣着怎样的一种心境，不知道其中有没有一点侥幸，或者有一些懊悔。面对极权之下的暴力的妥协，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心态，而重新翻开那段历史，对于经历过的人来说，是一道疤痕还是解脱？或许是救赎吧。对于奥斯维辛的故事我们已然听过不少。对于纳粹的故事，我们从《安妮日记》就开始接触。但是对于那些恐怖的细节，即便今日再来阅读，即便无法理解，依然感觉到毛骨悚然。最恐怖的文学不是来自恐怖小说，而是来自现实让人作呕的真相。那些党卫军在希特勒的指令下的不人道的所作所为，令人发指之余，也让人作呕。他们发明了如此多的杀人的方法，而且准备了如此多的焚烧炉，每一个进去集中营的人，除非像回忆者一样，有着专业的技能，而且有着上帝给予的幸运，没有多少人逃出来。即便是拥有限定的自由，也只有一只特遣队发生了暴动，而作者，并没有参与其中，一个有些忏悔的旁观者。在该特遣队之前或者之后，再也没有如此的反抗。他们似乎进去之后就忘却了自己作为人。饥饿，疾病，死亡无时不刻地萦绕在他们的脑海，他们看到了党卫军煮尸体的桶，冲过去，吃了一些死人外皮。即便之后自由了，也有许多人活在如此的阴影中不能自拔。对于这本书，仅仅是作为一本事实记录，对于集中营的诸多事迹并没有解释，并不如《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一般剖析其中的缘由。然而，这并不是这本书让我觉得遗憾的。最让我遗憾的是，对于大陆的二战的叙述，以及对于我们这片土地所经历过的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末期的种种地狱一般的历练的回忆录少之又少。我们谈论自己的国家的时候，总是会说这个国家承受太多的苦难。然而，那些苦难的见证者却又没有说出他们所见所闻。有少数的人说出了他们的故事，揭开了历史的伤疤，却不久，又慢慢淡忘在欢愉的笑声之中。这对这个国家来说，实在太过忧愁。南京大屠杀的冤魂还在野漂，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等中的无辜人民的尸体腐烂在没有人知晓的历史角落。似乎今日，我们谈论起奥斯维辛的时候总是有一种致敬默哀的悲伤感，而谈论起长春，谈论起徐州的时候，并没有人感受到其中的忧伤。这不是因为这里的苦难不够深，不是因为党卫军太过恶毒，似乎恰恰相反，因为太深的困难，已经被尘封在历史的泥土之下，任由孤魂野鬼在地狱底下歇斯底里，人间就是歌舞升平。遗忘是一种罪过，无论是对活着的人或者是死去的人。遗忘不可原谅，因为历史的苦难，总是在人们遗忘地时候重演。

令人震撼的日记

字里行间都在述说犹太人被屠杀被肆意虐待的命运，我们不敢直视却不得不忐忑地面对着战争带来的不幸。何止是犹太人，曾经我们的祖先被贴上的“东亚病夫”亦是如此，只是鲜少有专家这样真实地、血淋淋地记录而已。值得一看。

囚犯医生A8450的记述

在70年前，德国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在苏联红军的手中得到了解放。集中营被解放时，那里只剩下7000多名苟延残喘的囚徒，其中包括约130名儿童。在被解放之前，这座臭名昭著的杀人工厂已经夺去了约110万人的性命，其中90%为犹太人。纳粹把欧洲各地的犹太人像运牲口一般地输送到这里，然后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把这些鲜活的人变成了尸体。可即便成为了尸体，这些亡灵依然不得安宁：他们的饰品、金牙、金表被摘取，毛发被剃掉，而至于焚烧后的骨灰，则直接倾倒维斯瓦河，遇难者的骨灰就随着奔流的水流走了。集中营里有几座巨大的焚尸炉，它们常年冒着浓烟，但更为恐怖的却还不止于此。有些身体强壮或者有某种专业技能的犹太人会暂时活命，但他们却比那些很快就死掉的人更痛苦。因为他们只能活三四个月，而且，他们在集中营里所处的位置相当于是纳粹的“帮凶”，很明显，他们不仅要面临着随时会到来却逃不掉的死亡，而且还要承担着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双重压力。这些所谓的“特遣队员”的日常工作就是搬运尸体并进行焚烧——而那些尸体中就有他们的家属亲眷。这本揭露纳粹罪行的回忆录《来自纳粹地狱的报告》，正是由一位幸存下来的“特遣队员”米克洛斯·尼斯利对这座人间地狱的供述。在集中营，尼斯利的姓名被编号A8450代替，作为一名囚犯医生，他被迫见证并参与了一桩桩屠杀工作，他还草拟了一些人体解剖、医学研究方面的卷宗，而这些尸体，自然都是那些命丧毒气室的人。在这本回忆录里，尼斯利的文字带着严谨和克制，但在许多地方依然流露出内心的强烈情感：对纳粹屠夫的憎恶、对无辜遇难者的哀悼。作者在序言里说，在写作过程中，他的身份是医生而不是作家。在读过这本书之后，我们也会发现，这本书里并没有过度渲染、过度煽情的内容，但即便如此，作者对一些事件的讲述依然会激起我们愤怒和追问：为什么，竟有数量如此之多的人们能够平静地认命、等死，在厄运来临之前他们本来会有逃生机会的。他们为何会选择默默地走向自我灭亡，我倒觉得，这是比讨论纳粹如何残暴更有意义的问题。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这几个月的时间里， 囚犯医生A8450解剖了上千具尸体，填写了种种相关医学报告。在重获自由之后，他回到了自己那空荡冰冷的家。然而，尽管他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可灵魂却背负着重压，在集中营里他们是名副其实的“活死人”，只有三四个月的活命时间。但最可怕的是，他们在这短暂的几个月时间里他们活在不安和恐怖中，之后就是麻木，如同没了心和灵魂的活物一般。这本书不需要人们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去评价，因为任何人都有怯懦的时候，任何时期都有立场模糊的人，而求生本就是人的本能。既然是本能，又何必站在道德的角度去指责呢？《来自纳粹地狱的报告》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录，它简短却也详尽地记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种种，再现了那个人间地狱的恐怖场景，而这一切，不应该成为我们消磨时间的谈资，而应该成为世代铭记的历史遗产。

铭记历史

文/文小妖第二次世界大战，奥斯维辛集中营有上百万人在这里被德国法西斯杀害，这座被称为“死亡工厂”的阴森场所成为了当时的人间地狱。记得第一次了解纳粹的恶行是看了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具体的影像把我带入了那个恐怖的时代，我为那些无辜的犹太人感到担忧的同时，心里也泛起了一丝寒冷。然而电影里所呈现出来的只是局部，更多的部分则是展现了辛德勒与纳粹分子斗智斗勇救出了1200余名犹太人。而对于纳粹令人发指的暴行，我是在看了米克洛斯·尼斯利的《来自纳粹地狱的报告》时才得以了解大概。纳粹主义的极端思想，只承认种族优秀论，认为“优等种族”有权奴役甚至消灭“劣等种族”。扭曲的思想导致犹太人、波兰人等种族迎来惨绝人寰的灭顶之灾。1942年后，纳粹更加疯狂地灭绝犹太人，数字在不断上升，几万，几十万，上百万……一件件带着温度的衣服、铮亮的皮鞋、精致的礼帽……在脱离主人之身时，也就意味着死亡。一车车的犹太人下车后，经过筛选，大部分直接进入纳粹为他们挖好的坟墓——毒气室，死了一批，拖到焚尸炉烧掉，又进去一批，如此反复，空气里透着绝望。1944年，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人医生尼斯利因自己出众的医学技能才得以苟且偷生，生的开始，也是折磨的开始，他见证了纳粹的恶性，并为了保命不得不成为他们的帮凶，精神上的折磨，内心的煎熬，这份伤害将伴随着他一生。毒气杀人、脖颈一枪、心脏注射……这些惨无人道的杀人方式每天都在集中营里上演，这景象是任何心智健全的人所无法想像的。1944年，这里每天要焚烧约6000具尸体。残暴的法西斯分子在焚尸前敲掉受害者的金牙，消毒后融为一笔财富，他们甚至用死者的脂肪制作成肥皂，发给前线的士兵使用，也兜售给当地的居民。他们无耻且理所应当掠夺犹太人的财物，衣服、鞋子、毛毯、罐头，只要是有利用价值的，他们从不轻易放弃。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党卫军，是一群没有道德伦常，没有人性，只知晓杀人杀红了眼的禽兽。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的首席医疗军官，打着医学研究幌子的约瑟夫·门格勒，美其名曰是研究学术，其实是用极为变态，违背道德的杀人方式做一些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医学研究。双胞胎研究、眼球变色研究导致不少天真可爱的孩子死在他的手上。尼斯利被迫变相的成为了他的帮凶，煎熬，谴责，无奈，其心理承受的痛苦，在他的文字记录里可全全窥见。尼斯利的这回忆录记录了至少12批特遣队员的集体记忆，也记录了纳粹残害大量犹太人的方式。每一次的屠杀，都让他惊恐加倍，他不断战胜恐惧，求生的信念支撑着一切。同时，在他心里的某个角落也有小小的期许，如果活着出去，一定要发声，要把纳粹掩盖下的恶行揭发出来，告知世界。在回忆录中，尼斯利平铺直叙的叙述震撼人心，若不是这些文字的真实存现，谁也无法想象到当时的情况。因而我能理解当时尼斯利的选择，他的懦弱、成为“帮凶”，其实无非是人性求生的本能，无可厚非。感谢最后他能勇敢站出来发声，再一次回忆不愿回忆的过去，用文字告诉世界，真相是任何谎言都无法掩盖的，纳粹的恶行是该受到所有人谴责的。翻完这本回忆录，心情沉重，心里默默为那些逝去的灵魂默哀……“历史可以被原谅，但不能遗忘”。铭记历史，就是为了不让悲剧再次上演！

当生存没有了健康、自由，人格和道德还有没有意义？

之前就有读过弗兰克的《活出意义来》，同样是写集中营，应该来说较之更加的深刻，更注重关于人精神的体验，其中比较深刻的印象就是作者阐述了关于意念疗法，依据他的观点“人"有能力"保留他的精神自由及心智的独立，即便是身心皆处于恐怖如斯的压力下，亦无不同。”而尼斯利则以他作为犹太法医的身份，真实、朴素的记录这一场浩劫。阅读的时候，带着一份沉重心情，还有那种无法想象的情节。同样的是人，为什么区别那么大。其中集中营主要集中这样几部分人：党卫军、特遣队（犹太人，四个月一个周期换一批）、到达奥斯维辛集中营被分配到左边队伍、被分配到右边队伍的、向作者一样有特殊技能的被雇佣的、、、、、、个人的疯狂不可怕，群体的疯狂是无法让人想象的。一步一步把里面拖下死亡，其中比较深刻的是特遣队，每个四个月就要被杀，被杀前一直在帮着焚尸，为了缓解他们这批人精神的压力，给他们好吃、好穿的，一个比较舒服的生存环境，但这挡不住死的结果。当他们在分拣尸体的时候，发现一个小女孩还没有被毒气致死，他们内心中那份本能的爱就流露出来了，都拿出药、食物给她，但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他们保护不了她，最后还是一个死，况且他们自己也会在满四个月被处死。后来苏联军打来，情况也发生变化，难民开始相信希望、党卫军却恐惧起来，因为他们深知自己的双手下的罪孽，回头看如果侥幸没有揪出来，也过不了自己内心的阴影。特遣队他们知道他们这个时候还是处于危险中，因为除了党卫军，就剩下他们最清楚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正常逻辑下，他们会杀人灭口，把这一切发生过的罪孽掩盖起来。作者尼斯利也深知这一切，所有他后来他们提前隐没在难民中，逃离出来了。不可否认，在集中营内外，都存在一些灰色的、立场模糊的人，准备出卖人格和道德。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囚犯们的错误和缺点不足让我们把他们等同于加害者。在骤然坠入地狱般的环境后，我们也没有道理要求他们达到圣徒或哲人的行为标准。除了刚开始时他们的健康条件可能都很好，试图在他们的命运中寻找一些共同点的做法并没有什么意义。------------普里莫·莱维

当杀戮成为了一件艺术

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军占领波兰,在波兰设立了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表面上是把犹太人集中统一管理,实际上是为大规模灭绝犹太人做准备,在集中营里每天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杀戮,加上食品供应不足,居住条件太差,导致了大量的死亡.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本书的作者早期在德国学医学,后来成为一名法医,在集中营的筛选中被死亡天使门德勒看重,作为他的助手参与了大量的惨绝人寰的试验,(当然是被迫的,如果他不同意,那他首先就会被干掉)在当时的德国,达尔文的进化论被歪曲成人种优秀,基因延续的理论,当科学被少数人操纵作为屠杀的借口一切都变得是那么的自然.像作者这样的人,被称为”特遣队员”他们可能有较好的生活条件,充足的供应,但是到头来还是不能比较被杀害焚尸的厄运,一般来说特遣队员的周期是4个月,4个月后新的一批特遣队到来,以前的那批人全部被消灭,由于医生的特殊身份,作者得以苟延残喘好几批特遣队,最后得以逃脱,我想如果没有最后的逃脱这样一本真实记录纳粹罪行的书就不会公布于世了这是一个悲剧.当杀戮本身变成了一门死亡艺术，是多么大的讽刺。死亡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需要去独自面对，而且还知道发生的时间，当毒气室的大门打开的时候，男女老少都去争夺那么一点点的新鲜空气，尸体成堆的变成叠罗汉的时候，他们的恐惧谁会知道？当每天晚上焚尸炉的火焰都会照亮半边天的时候，那些还没被处决的人，心里是否在祈祷上帝，抑或在感叹自己的悲惨人生？那些无辜的受害这唯一被处决的理由就是因为他是犹太人。这是多么大的对文明社会的讽刺。历史可以被原谅，但是不能被遗忘。奥斯维辛的惨痛教训不仅是欧洲犹太人应该铭记的历史遗产，也是全人类应共同守护的价值底线。我宁愿相信，经历了奥斯维辛而幸存的人，他们比死去的人承载了更多的痛苦，也许他们是帮凶，甚至是凶手，但作为人类浩劫的见证者和记录者，他们用卑微的存在和煎熬的内心换来了一份应该 世代铭记的历史遗产。罪行无法掩盖，然后更重要的是去反思，去找到这些残暴的本质，人类真的是嗜血的种族吗？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战争就有了杀戮，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有了大规模的杀戮，很多时候杀戮还觉得不够，还发明了各种各样的酷刑加以折磨，难道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文明？比印第安土著又好到哪里去那？希望我们能够吸取教训，多一份宽容，少一份戾气。也许一本书《乌合之众》能更好的解释群体的这种心理，这种民族自豪感，这种发生问题推卸责任的想法。愿世界和平

纳粹来临时，尼斯利的抉择

这本优秀回忆录的作者是米克洛斯·尼斯利，他于1901年6月17日出生在特兰西瓦尼亚一个名叫萨姆列欧的小镇。当时，特兰西瓦尼亚还属于哈布斯堡帝国治下的匈牙利。在一战即将结束的那段和平时期，萨姆列欧划归罗马尼亚，改名为西姆洛·西尔瓦尼埃。1940年，它又重归匈牙利——当时纳粹德国的盟国。但在二战末期，这座小镇再次回到罗马尼亚。小镇上大部分居民都是罗马尼亚人或匈牙利人，但还有一小群犹太人在此定居，尼斯利一家就属于这个群体。1920年，米克洛斯高中毕业后，就到科洛日瓦（今日罗马尼亚的克卢日－纳波卡）的匈牙利大学城学习医学，随后在德国北部的基尔继续求学。他曾一度因为经济原因放弃学业，但1927年又进入西里西亚的布雷斯劳大学，并于1930年毕业。他长时间在德国学习，所以能够熟练运用德语，后来他也从中受益。1930年，尼斯利回到家乡瑙吉沃劳德镇（现名奥拉迪亚），开始全科医师的职业生涯。在这之前，他的博士论文就一直专攻法医病理学，主要是从自杀死者的身上寻找死因的相关证据。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他运用这项技能为警方和法院做了大量尸检，成为远近闻名的法医病理学家。他经常受邀前往罗马尼亚的很多地方进行尸检，识别那些不同寻常或颇有争议的死因，积累了宝贵的经验。1937年尼斯利结婚生下一个女儿后，举家搬到罗马尼亚北部的上维谢乌镇（匈牙利语：费尔索维索）。1939年，他曾去美国访问。当时，卡罗尔国王独裁统治下的罗马尼亚排犹氛围日盛一日，他剥夺了超过三分之一的犹太人的公民身份，并使他们丧失了养家糊口的职业。1尼斯利曾慎重考虑过是否移民他国以躲避灾难，但最终他抱着乐观的态度回到国内，继续从事他的职业。从长远来看，这个决定不明智。1940年9月，纳粹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签署协议，决定将北特兰西瓦尼亚从罗马尼亚划给匈牙利（这两个国家都属于轴心国集团）。迫于德国的压力，匈牙利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排犹法律。尼斯利先是搬到都拉，后又来到塞宾塔（匈牙利语：扎普隆卡），他再次回到北特兰西瓦尼亚。在做全科医师的同时，他继续以法医病理学家的身份为法院和警察提供帮助。那时，匈牙利半数以上的医生都是犹太人，政府也不得不承认犹太人的服务不可或缺。2然而，随着战事的发展，就像欧洲大陆其他很多地方一样，中东欧所有犹太人的境遇日渐危急。1933年，希特勒的纳粹党掌握了德国政权，随即采取各种措施强迫德国犹太人移居国外。纳粹政权将德国一战战败的责任推给犹太人，把他们视为重建帝国之路上的严重威胁。当时，德国人正在缔造强大的国家，想要再次发动征服欧洲的战争。1939年9月，战争最终爆发。德国先是快速攻占了波兰的大部分地区， 1940年又侵入法国和西欧的其它地区。1941年6月，希特勒入侵苏联，占领了波兰的剩余地区、波罗的海诸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很大一片领土。这些地区犹太人人口众多。当时，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开始倾全国之力援助英国和苏联对抗纳粹德国。因此，希特勒愈加深信自己那偏执的幻想：世界犹太人正在敌人背后操纵各种阴谋诡计。纳粹德国针对虚构的阴谋论展开强大的宣传攻势。同时，下令入侵苏联，屠杀共产党人和犹太人。这项命令是由海因里希·希姆莱提议的，他时任警察部门和纳粹党卫军的首脑。希姆莱煽动群众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犹太人，无论在哪里发现都格杀勿论。从1941年秋天开始，为加快屠杀进程，他们开始使用毒气车大肆杀戮。在1941年至1942年的冬季，纳粹建造了固定的毒气设施。很快，全欧洲的犹太人都被聚集起来，送往集中营。其中，只有极少数身强力壮或具备一定专业技能的犹太人才被当作奴隶劳工，得以苟活一时。3这些设施中最大的一处是位于奥斯维辛（或称作奥许维茨）的综合集中营。当时的奥斯维辛在上西里西亚东部，靠近德国和波兰的边境线，1939年纳粹德国入侵波兰后被并入第三帝国。1940年，纳粹把旧的劳工营改造成集中营，用来关押波兰的反纳粹分子。随后这里迅速扩展，面积增至40平方公里。1941年秋天，纳粹在这片土地上又建造了一处更大的营地。该营地位于距比克瑙（又名比尔克瑙）的奥斯维辛老营地2公里处。新集中营的主要目的是大规模灭绝犹太人。从1942年3月开始，纳粹通过火车将欧洲各地的犹太人押送到这里，押送的车厢是用来运牲口的，没有暖气，也不供给吃喝。犹太人被卸下后，纳粹就将他们分为有用的和没用的两部分。那些“没用的人”就被送进特别建造的毒气室中杀害。在战争结束时，至少有110万人死于集中营，也可能是150万人，其中大约90%是犹太人。绝大多数人都在从1942年春天至1943年夏天这一年多的时间内遇害。4在这之后，屠杀的速度大大放缓。但最后还发生了一波大规模的杀戮：屠杀匈牙利犹太人。他们在那之前躲过了希特勒的灭绝性驱逐，仍然存活于世。虽然是德国的盟国，但在前奥匈帝国保守的海军上将米克洛斯·霍尔蒂强力独裁统治下，匈牙利一直抵制希特勒试图将大批犹太人交由德国党卫军“重新处置”的要求。所谓重新处置，就是将犹太人转移到奥斯维辛的毒气室杀掉。霍尔蒂和他的政治盟友认为德国的要求侵犯了匈牙利主权。也许，更重要的是，在1943年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重创纳粹德国后，他们日益确信同盟国将最终战胜轴心国，而拒绝交出犹太人有可能赢得同盟国的信任。在苏联红军进入邻国罗马尼亚后，匈牙利背叛德国的迹象日益显露。1944年3月，德国军队占领匈牙利。在推翻霍尔蒂政权后，他们扶植了傀儡政府，并迅速采取各种措施摧毁犹太人在整个国家中的的公民权利和社会地位，为大规模驱逐犹太人做准备。在阿道夫·艾希曼的率领下，一支纳粹党卫军开进匈牙利，着手驱逐行动。艾希曼本人正是“欧洲犹太人最终处置计划”的最高负责人。匈牙利警察把各城镇和村庄的犹太人聚集在一起，关押在营地或犹太人聚居区。从那里，他们再被赶上开往奥斯维辛的火车。匈牙利的犹太人总数近80万人，超过43.7万人被押往奥斯维辛。在到达奥斯维辛的人群中，只有10%的人被认定可以从事体力劳动，其余90%的人都被送往毒气室，遭到杀害。5米克洛斯·尼斯利就是这幸运的百分之十中的一员。1944年5月16日，尼斯利和妻女一同被捕，被送到乌克兰的一个犹太人区。5月22日，他们被装在一列长长的运牲口的火车里，目的地是奥斯维辛。5月27日，他们抵达集中营。6当时尼斯利刚刚40岁出头，身体健康、强壮。于是，他和其他几百名囚犯被送往莫洛维茨附近的一个建筑工地干活，IG法本公司正在那里建造一家生产合成橡胶的工厂。这是一段小插曲，也许为了简化故事内容，他在回忆录中省略了这一部分。5月29日，尼斯利在集中营得到了一个囚犯编号：A－8450。经过两星期的检疫隔离后，他开始在“197号水泥班组”工作。然而，党卫军当局很快就发现他是一名病理学家。6月27日，他和另外两名囚犯被转移到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执行医疗任务。最初，他在集中营第12营区的一个用来验尸的小房间工作。在展现了医疗技能后，7月初他被转移到营地外的新住处，邻近铁路和“卸货坡道”。新来的人正是在这里被决定生与死。大楼内有新建的、设施齐全的医疗中心和解剖室。1943年7月以来，这座大楼就被称为“1号火葬场”。这是一处综合设施，里面有一间毒气室、一座用来处理尸体的焚尸炉以及其他各类设施，包括特遣队员的生活区和“特殊小组”犹太人囚犯的生活区。他们的工作就是从毒气室把受害者的尸体搬出来，从尸身上收集党卫军想要的东西（如头发和金牙），然后火化尸体、处理骨灰、打扫毒气室，准备再一次使用。有时，他们也不得不和受害人一同进入毒气室，为安慰他们而一直留到最后一分钟。7特遣队员的人数在不同时期各有不同，大约在400人至1000人之间。1944年夏天，随着匈牙利犹太人的到来，特遣队的规模迅速扩大。特遣队员是从新来的人和主营地长期关押的囚犯中挑选出来的，都是身强力壮的男人。由于他们目击了大规模屠杀，最终都难逃被送进毒气室的命运。第1批特遣队员是在1942年12月2日被处理的，1944年至少实施了四批这样的集体屠杀行动，最后一批的时间是11月26日。就在苏联红军进攻前夕，特遣队员还曾帮助党卫军销毁了有关集中营使用毒气杀人的证据。尼斯利记录了至少12批特遣队员的集体记忆，每一批特遣队员都被后继者杀害，当然其中也包括一些个体死亡。当时，特遣队员生病的概率很高：例如在1943年，平均每周就有10个特遣队员被党卫军从1号火葬场的医务室带走杀掉。对任何一种反抗的处罚都非常残忍：拒绝参与就意味着死亡，在很多情况下还要首先经历野蛮的虐待和折磨。8在相对舒适的生活条件下，特遣队员们比其他囚犯更容易密谋逃跑或策划反抗计划，特别是其中有一些人还曾在法国或波兰参加过抵抗运动。1943年的大规模越狱计划由于大量党卫军增援部队的到来而夭折。1944年，在集中营快要走到尽头之时，人们又做了一次尝试，但20名特遣队员最终在储藏室中被党卫军用氰化物毒死。10月7日，另外300名将要被投入毒气室的囚犯再次进行抵抗，他们向党卫军投掷石块和铁条，随后将4号火葬场移为平地。有一些人成功突围，逃到拉杰斯科的农庄。但党卫军发现了隐匿在谷仓里的部分逃亡者，把他们活活烧死。剩下的人则被活捉，最终也难逃一死。集中营的警卫们将机枪对准了火葬场四周的逃亡者。他们杀掉了其中一部分人，而将剩下的人赶到室内。党卫军死了3人，伤了至少12人。在接下来的三天，425名特遣队员死于非命。其中包括一些女性，她们曾将炸药从自己工作的地方偷偷带到营地送给特遣队员。不过，他们中最终有人成功地把一些揭露屠杀过程的照片偷带出去，在临死前交给波兰的地下抵抗组织。尼斯利关于这些事件的记录成功地捕捉到一些要点，但由于他对起义缺乏全局的视角，他的记述就不可避免得存在片面性和令人困惑的地方。然而，鉴于事后有关特遣队的争论，这场起义的意义就非同小可。9在奥斯维辛期间，尼斯利和特遣队员住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书事实上是有关特遣队员存在和工作的唯一记录。他的职责是为特遣队员提供医疗服务，当然也为火葬场的党卫军士兵提供医疗服务。但他的主要职责是病理学家，对集中营的医生约瑟夫·门格勒负责。门格勒对尼斯利的工作能力很赏识，是他在集中营的靠山和保护者。门格勒生于1911年3月16日，在集中营的幸存者口中，他是个声名狼藉的人物。门格勒负责指挥“筛选”囚犯。他站在铁路卸货坡道那里，制服一尘不染，鞋子闪闪发亮，决定着每个人的生死。但尼斯利是以完全不同的身份与之相遇的，他是门格勒的科学助手。因为约瑟夫·门格勒不仅是党卫军的医生，也是一位医学研究者。他在早前完成的人类学博士论文中研究了四个不同种族的下颌构造。这和他本人利益攸关，因为他的两颗牙齿中间有一条自然形成的裂缝，而且他总共少两颗牙齿。他觉得这可能是由遗传原因导致的。10门格勒的这项研究引起了一位德国顶尖科学家的注意，他就是奥特马·冯·傅舒尔男爵。11傅舒尔的职业生涯生动地诠释了在纳粹当政前后医学、种族和政治之间的纠葛。傅舒尔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曾是一名中尉军官。在大战临近结束的时候，他加入了一个反犹太人的学生兄弟会组织，并曾参与1920年那次臭名昭著的针对假想的共产党叛乱分子的大屠杀。从医学系毕业后，傅舒尔专门研究遗传学，主要对双胞胎进行比较研究。他出版了大量科学著作，顺理成章地获得了法兰克福大学的教授职位。在那里，他牵头成立了一个新研究所，主要研究种族卫生学。从1935年开始，纳粹政权设立了很多同类研究所。1942年，傅舒尔成为威廉二世皇家人类学、遗传学和优生学研究所的负责人。这个坐落于柏林的研究所久负盛名，是威廉二世皇家学会（1945年之后更名为马克斯·普朗克学会）支持的众多科学研究中心之一，拥有充沛的资金。12按照今天的标准来说，这是一家主流科研机构：研究所曾一度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很多国际会议邀请傅舒尔参加，他的研究成果被国际科学出版物广泛转引。然而，傅舒尔在骨子里反对犹太人。他曾在1944年提出：“政治上的当务之急是寻求从整体上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新方案。”13在傅舒尔履职柏林前很久，他就把门格勒招入麾下。傅舒尔同意指导门格勒的医学博士论文，后者最终于1938年获得博士学位。门格勒的论文是关于牙齿和上鄂的畸形问题，这令他惴惴不安，经常联想到其他遗传畸型疾病，例如侏儒症。然而，战争爆发后门格勒不得不中断研究。从1937年以来，他就是纳粹党员。1940年，他应征入伍，主动提出为武装党卫军提供医疗服务。到奥斯维辛后，他担任了党卫军一级突击中队队长一职，大概相当于“上尉”（根据职位规定，他只能佩戴银色肩章，而不是尼斯利在回忆录第2页误记的金色肩章）。14在此之前，他曾于1941年至1942年间在苏德战场上服役，因为将两名德国士兵从熊熊燃烧的坦克中拖出来而获得十字勋章，荣立一等功。他随后在战役中负伤，病退回到柏林。在那里，他再一次遇到傅舒尔，并继续完成他的教授资格论文，那是他获得的第二个博士学位，也是谋取德国大学教职的先决条件。作为傅舒尔的学生和助手，门格勒是声名显赫的科学研究团队中不可缺少的一员。但作为一名党卫军官，他也需要奉命行事。1943年5月，他来到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成为吉普赛人营区的一名医疗军官。1944年8月1日，他成为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的首席医疗军官。15门格勒依然执着他的论文研究。当看到那些双胞胎时，他很快意识到集中营的工作为他的研究项目提供了非常理想的条件。一般说来，他的导师傅舒尔专攻的双胞胎研究面临很大的困难，那就是双胞胎事实上不会同时离世。但在集中营里，门格勒可以确保双胞胎同时死亡。而且，他通常会把那些从卸货坡道筛选出来的双胞胎安排在营地内的一块特殊区域生活，拿他们做实验。实验很痛苦，有时甚至会致命，而实验的副作用则包括致聋等严重后果。后来，这项研究被证实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事实上无法辨认出一对双胞胎是否完全相同。有的时候，两个年龄和外貎看起来差不多，但实际上是兄弟姐妹的人会被他误认为双胞胎。16门格勒也参与了其他实验，如向傅舒尔提供“眼球异色”（指两只眼睛呈现不同的颜色）囚犯的眼球；只要发现这样的情况，他就马上将其处死。有时，他的囚犯助理会把两只来自不同囚犯的颜色不同的眼球包得紧紧的交给他，但却没有告诉他实情。门格勒还尝试针对坏疽性口炎的多种治疗方法，这种疾病是由严重的营养失调引起的，会造成面部剧痛。他研究的目的只是为了完成报告，而不是治疗患者，即使治疗取得了成功。一旦证明了他的观点，治疗就会被终止。另一项实验是向囚犯的眼球内注射染料，试图改变眼球的颜色。这一过程不但非常疼痛，会造成伤害，而且从科学角度来说也没有意义。17门格勒的实验严重违反了医学和临床研究中普遍接受的道德标准。无论是门格勒，还是他的导师傅舒尔，亦或是人数众多的医学研究者们，他们都未经集中营囚犯的同意而把他们当作实验品。这些人是在纳粹的胁迫、甚至鼓励下才这样做的。相反，他们无视囚犯的人格尊严，根本不把他们看作人类。因此，在利益面前，他们不会因给囚犯带来极度痛苦、甚至死亡而感到良心的谴责。门格勒和其他大多数研究人员有两点区别：首先，他只想进行纯科学研究，而不去实际应用。他不像其他集中营管理者那样对囚犯采取高温高压和冷水浸泡等手段，以模拟战争实效。其次，其他实验常常导致受试者死亡，而门格勒则是故意杀死囚犯，以便在他们的尸体上进行所谓的科学研究。他还会挖出囚犯的眼球，用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18因为他的研究需要与囚犯医生合作开展，而这些人非常害怕因做错事而招来杀身之祸，这就导致他们通过伪造和欺骗来掩盖自己的错误。在通常情况下，自由的研究者会如实记录下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就像尼斯利认识的其他纳粹德国的医学科学家一样，门格勒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签订了灵魂契约，这最终会摧毁研究的科学有效性，也违背了他们发誓要遵守的每一条道德守则。19作为一名病理学家，米克洛斯·尼斯利的工作是解剖尸体，而这些死尸都是在集中营死去或是被门格勒下令杀死的。他自己并没有参与屠杀，也没有被命令参加那些违背伦理道德的医学实验。但作为一名技艺娴熟的法医病理学家，他知道有一些尸体是刚刚被门格勒下令杀死的，如同他在回忆录中牵动人心的一章中所描述的那样。作为奥斯维辛的一名犹太人囚犯，他知道如果胆敢批评或置疑，就会丧失生命。在回忆录中，尼斯利有关与门格勒关系的描述显示了他如何小心翼翼行事，如何避免逾越囚犯身份，如何努力维护医生伦理。换句话说，“以一名医生身份”写作，就是作为一个不带情感的医学观察者。这或许会使他超脱那些他所描述的令人麻木的恐怖事件。这本回忆录的临床医学特性和事实性本质恰恰是它的价值所在。道德说教和事后谴责都于事无补。在回忆录中，他曾不止一次描述了克服恐惧的艰难。在很多时刻，这些实验工作都违背尼斯利本人的意志，令他厌恶门格勒。这些时刻更加震撼人心，因为它们太稀少了。在战争的最后阶段，随着苏联红军从东方而来，门格勒在奥斯维辛的工作才告一段落。到其他集中营工作后，他又加入了一个军事医疗小组。在战争结束时，这个小组的人员被美国军人俘虏。门格勒编造了假名字，转入地下，在巴伐利亚州当起了农场工人。1949年，像很多人一样，他在提洛尔走私者的帮助下逃过阿尔卑斯山，在亲纳粹的南提洛尔地区（今天位于意大利北部）获得了一本假护照。20凭借这本假护照，门格勒从热那亚的红十字会获得旅游签证，随红十字会来到阿根廷。在那里，他又开始行医为生。由于做了太多非法堕胎手术，很快吸引了警方的注意。1962年，阿道夫·艾希曼在阿根廷被绑架偷运出国，在以色列接受审判，并被处以绞刑。在这之后，门格勒逃往巴拉圭，当时那里正处于亲纳粹的独裁者阿尔弗雷多·史托斯纳尔统治下。再之后，他又来到巴西的一个偏远地区，在那里遇到了自己的儿子罗尔夫。罗尔夫对他的父亲一无所知。门格勒曾告诉他：“我一生未曾亲自伤害过任何人”。两年后，也就是1979年2月7日，他在海里游泳时溺亡，也许是因为中风。1985年，他的墓地被找到，尸骨被重新掘出。1992年，他的身份得到DNA测试的确认。21在尼斯利回忆录中，他还提到一些党卫军军官或合作者。其中一人是泽农·森特凯勒博士，他是波兰籍的囚犯医生，负责集中营的医疗服务。森特凯勒因为经常殴打囚犯而臭名远扬，其他囚犯医生都认为他已经精神错乱。他是战后唯一一名受审的囚犯医生，在那之后他的命运就晦暗不清了。22弗里茨·克莱恩是集中营的一名医生，既负责医学实验，也负责从卸货坡道上筛选囚犯。1944年末，他被任命为德国北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首席医疗军官，因此应对集中营的生活环境负主要责任。当英国军队到达时，发现那里的生存条件令人发指。他和其他军官因此都被起诉。法庭宣判克莱恩死刑，他并没有上诉。按照律师的说法，克莱恩称屠杀犹太人的经历“使他无法再活下去”。前集中营的军官表露懊悔之情非常罕见，他就是其中的一人。1945年12月12日，克莱恩被执行绞刑。23二级小队队长莫勒是在第13章中首次提到的那个极度凶残的党卫队军官，原型实际上是党卫军一级突击中队队长奥托·莫尔。他在集中营的各个岗位都显露出才干，从1944年5月起成为奥斯维辛火葬场的负责人。莫尔曾带领集中营的囚犯从格莱维茨附近的奥斯维辛行军到巴伐利亚州的达豪集中营，后来被美国军队俘获。1945年12月13日，莫尔在达豪的战争罪法庭接受审判，被判处死刑，于1946年5月28日执行。24二级小队队长莫斯菲尔德（实际上是埃里希·莫斯菲尔德）是特遣队的负责人，他也被美军逮捕。1947年1月23日，他经审判后被处以终身监禁。之后，他被引渡到波兰。因为按照规定，战犯必须在他犯下罪行的国家接受审判。在对门格勒博士的罪行作证后，莫斯福尔德在1947年12月22日被波兰克拉科夫的一个法庭判处死刑，于1948年1月28日执行。25囚犯的命运截然不同。当苏联红军攻近的时候，党卫军竭尽所能地摧毁了集中营。1945年1月19日，他们带领大约5.8万名囚犯离开集中营，向西强行军，只留下了7000多名老弱病残的囚犯。有一些特遣队劳工趁乱成功逃脱。在强行军中，有很多人死于半路，还有人被党卫军射杀。尽管如此，仍有4.3万名囚犯最终到达西部的另一处集中营。这些人国籍不同，绝大多数都是奴隶劳工。26尼斯利就在其中，他跟随队伍，时而步行，时而乘坐火车，于1945年1月25日到达奥地利的一座集中营——毛特豪森集中营。1月29日，他又被转移到多瑙河畔的梅尔克修道院附近的一个附属集中营。最后，于4月7日到达上奥地利州的艾本塞劳动营。5月6日，美国军队解放了这座劳动营。两天之后，战争结束了。在整个过程中，党卫军不断用各种野蛮手段对付囚犯，直到最后时刻，其中就包括残忍的点名制度。与此同时，尼斯利的妻女被带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她们在那里获得解放，随后回到家乡奥拉迪亚。一家团聚后，尼斯利重操旧业，又做起了医生，但没有再当病理学家。奥斯维辛的经历已经让他受够了。27战争结束后，当协约国开始追究那些仍然活着的纳粹战犯时，尼斯利表示愿意做目击证人。这些战犯包括IG法本公司的官员和集中营的医生。1947年9月，他前往纽伦堡。在那里，他宣读了证言。10月8日，他又签署了宣誓书。尼斯利的证词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证据，这些证据涉及用毒气屠杀囚犯，虐待体弱多病的囚犯，以及门格勒的人体实验等。这些证词被报纸连续刊登，并被冠以“我是纽伦堡的证人”这样的标题。28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描述在奥斯维辛的经历。在战争结束后，他一回到家就开始记录自己的故事，并于1946年3月完成。同年，他的回忆录在罗马尼亚出版。次年，出版了匈牙利语译本，书名是“我是门格勒博士在奥斯维辛的病理学家”。这本书随后被译成多种语言。1960年，这本书在英国上市，是再版的版本。如今，尼斯利已不在人世，他于1956年5月5日死于心脏病发作。29尼斯利回忆录的英文版出版于1960年，由布鲁诺·贝特尔海姆作序，序言在这一版也予以重印（作为序三）。贝特尔海姆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研究纳粹时代的专家，但他亲身经历过纳粹主义的恐怖。1903年8月28日，他出生于奥地利的犹太人家庭，曾在维也纳学习哲学和艺术史。大约在1936年至1937年间，他开始跟随理查德·斯特巴学习有关精神分析理论的课程。后者是西格蒙德·弗洛依德的门徒，对艺术和艺术家的精神分析兴趣浓厚。30 1938年3月，纳粹入侵奥地利，国民中的绝大部分人都赞同将这个阿尔卑斯山下的小国并入第三帝国。入侵之后，由奥地利纳粹分子及其支持者领导的反犹太人暴力行动随之兴起，很多人遭到逮捕。作为纳粹的对手，贝特尔海姆也在其中，1938年5月28日，他被盖世太保抓获，送进达豪集中营。6月3日，他到达集中营，被分类为政治犯和犹太人。一路上，他都遭到党卫军的殴打，在残忍的折磨下苟活下来。9月23日，他又被送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根据后来撰写的回忆录，贝特尔海姆在那里遭受到了更粗暴地虐待，他只有把自己与那个环绕身边的恐怖世界分离开来，假装一切只是一场恶梦。事实上，在记录集中营的经历时，他甚至使用第三人称提到自己。31在纽约朋友的担保下，贝特尔海姆于1939年5月11日来到纽约。在余生中，他一直试图用被纳粹监禁的经历来描述对极权主义、专制主义及人类变态行为的理解。他最有名的一本书是1960年出版的《被启示的心灵》，书中详细分析了他在达豪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那段岁月。与此同时，他在其他的作品中也运用弗洛依德的思想去讨论儿童发育，特别是儿童的自闭症现象。他把这种状况与集中营囚犯的状况联系在了一起。贝特尔海姆经营了一所为有心理问题的儿童开办的学校，他的自闭症理论曾广泛影响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他将问题归结于孩子的生活环境，比如母亲的冷漠和父亲的失责，但现在已很少有人再坚持这个理论。在妻子去世后，贝特尔海姆也因中风而身体残疾，智力也受到损害。1990年，他把塑料袋套在头上自杀了。贝特尔海姆的思想遗产存在很大争议。他以前的学生曾起诉学校，指控学校的教师广泛存在恃强凌弱和体罚学生的行为，而国际精神分析学界对其方法的有效性也一直存有争议。32贝特尔海姆为米克洛斯·尼斯利回忆录撰写的序言体现了两点：一是认为作者有关集中营经历的回忆存在很多问题；二则与当时的时代氛围有关。他的很多观点都很牵强，其中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关于犹太人的判断。他认为，欧洲犹太人之所以没有与命运抗争，是因为他们被一种集体的“死亡本能”支配。相信弗洛依德学说的人可能会认为这种“死亡本能”使贝特尔海姆抑郁症反复发作，最终导致他在1990年选择自杀。但这个概念没有任何医学或心理学基础，纯粹是弗洛依德式推测的产物。那些死去的犹太人有可能采用贝特尔海姆的办法，佯装这一切都是虚构的；但他们也肯定知道抵抗就意味着死亡，尼斯利在书中对这一点解释得很清楚。在回顾历史时，贝特尔海姆认为，欧洲的犹太人本可以反抗党卫军。他们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原因很多：犹太人缺乏宗教、政治及社会团结；他们对身处环境的严重性认识不足；他们缺乏武器弹药；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折磨、侮辱、暴力及失去家庭和财产后，他们自甘堕落；他们营养不良、身体虚弱，在去集中营的路上缺医少药。一些人的宗教信仰就是忍受痛苦，而另一些人则害怕反抗行为会招致残酷的报复，这些通常都很合理。贝特尔海姆的苛评显示出他对实际状况一无所知。然而，这不仅仅是道德傲慢的产物，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人们在纽伦堡审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沉默状态。在那之后，公众才又一次对纳粹屠杀犹太人的那段历史进行讨论。贝特尔海姆把对这个问题的想法写进了尼斯利的回忆录和其他出版的文章中，这个观点是在他1960年阅读了《安妮日记》之后首次提出的。那本书记录了一个德国犹太人家庭的生活，他们躲藏在纳粹占领下的阿姆斯特丹。贝特尔海姆觉得他们应该买一把枪，在警察搜查时就开枪射击。这种英雄式的自我牺牲是不切实际的，它本身就代表着某种死亡的意愿。然而更普遍的观点是，1960年在耶路撒冷对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触发了这一历史性回忆，那时他刚从阿根廷被绑架到以色列。随着大量幸存者在证人席说出了他们在奥斯维辛和其他地方的经历，大屠杀才第一次作为特殊的犹太人事件暴露在世人面前。与看起来无穷无尽的犹太人幸存者提供目击证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法国和其他被占的欧洲国家则开展了广泛的庆祝活动，这些地方的全国性反纳粹行动成了毋庸置疑的神话。德国犹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她著名的作品《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描述了审判过程，她在作品中因推测称犹太人是“温顺地来到坟墓”而招致犹太人组织的严厉批评。但实际上，她辩解道，犹太人没有反抗无可厚非；在任何残忍的极权统治下，不反抗都是不可避免的。艾希曼一案的检察官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询问那些目击者他们没有反抗的事实。但阿伦特却说，这只不过表示他从未理解犹太人在野蛮、恐怖的统治下根本无法反抗。她认为，这样的置疑也许只是一种宣传，是想把以色列人所谓的自信的英雄主义和离散犹太人的 “温柔顺从”进行比较。331961年，奥地利裔的美国学者拉乌尔·希尔伯格发表了大部头的实证主义著作《欧洲犹太人的毁灭》，其中也描述了犹太人放弃反抗的事实，并通过阐述犹太人特有的死亡意愿来呼应贝特尔海姆。这样的观点令阿伦特所不齿，她以普遍存在的极权主义下的群体性被动作为回应。“贝特尔海姆先生”，她曾写道，“你所谓的犹太人问题找错了地方。”34然而，这三位作家又被一个更有争议的论点联系在一起，即所谓的犹太人领袖的合作问题，尤其是纳粹在华沙的犹太人区等地方建立的“犹太人委员会”。阿伦特独特的论断引发了学术研究的风潮，随后的研究更细化，方向更多元。但关于犹太人、至少是一部分犹太人在毁灭的过程中与凶手进行合作的观点在60年代初虽然饱受争议，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观点主导了贝特尔海姆对米克洛斯·尼斯利在奥斯维辛特遣队中行为的评价。35在《被启示的心灵》一书中，贝特尔海姆认为米克洛斯·尼斯利和安妮·弗兰克的父亲奥托不同。奥托只听从自己的内心，以及他对家庭的爱，而拒绝听从理性的劝说（换句话说，如果他进行反抗，而不只是逃避现实，他们全家都得死），而尼斯利则把理智摆在前面，将自己包裹在病理学专家的外壳内，排除那些心知肚明的事情，也就是当时他正在做错事的想法。“他考虑怎样才能活下来？借助他引以为傲的专业技能，而不考虑这种技能会带来什么后果”。贝特尔海姆指责他成为了“参与者和党卫军罪行的同谋”。36然而事实上，贝特尔海姆对这两本书中的看法都是错误的。奥托·弗兰克实际上带着全家来到中立国荷兰，目的就是逃离德国的迫害，但事态发展难以预料，德国随后就侵入了荷兰。如果让时间回转，让他放弃隐藏全家而存活下去的希望，去做自杀式的牺牲行为，是愚蠢可笑的。同样，尼斯利事实上从未像贝特尔海姆所说的那样自愿帮助门格勒：他没有选择。他也没有参与门格勒的那些残忍的实验，他只是处理实验的结果。此外，在将人种学、生物学和人类学研究所描述成“第三帝国最具资质的医学中心”的时候，尼斯利也并未像贝特尔海姆说的那样是“愚弄自己”。相反，他只是表达一种广泛接受的、实际上是国际通行的关于科学合法性的观点。贝特尔海姆的观点在美国出版界引起很大争议，这不足为奇。亚历山大·多纳特曾被关押在马伊达内克的集中营和灭绝营，作为一名评论家，他这样写到；“贝特尔海姆是在芝加哥的温柔乡中臆想希特勒的殉难者是英雄还是胆小鬼”。他也许在大屠杀中失去了很多家人，但他在把自己的思想建立在达豪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经历时，多纳德又写到：“他忘记了，与后期的集中营相比，1938年的集中营就像个避暑盛地。”多纳特曾参加过策划华沙犹太人区起义的犹太人军事组织。整个组织只有六把左轮手枪，而这还是通过波兰的地下组织用六个月时间收集起来的。贝特尔海姆怎能轻易苛责奥托·弗兰克没有搞一把手枪呢？贝特尔海姆已经逃离集中营，在美国开始了新生活。他怎么敢对那些没有享受如此奢侈生活的人进行道德审判呢？贝特尔海姆不相信任何偶发事件；那些没逃出来的人是因为他们遭遇了一系列不幸，他们的失败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想逃跑。“不惜一切代价寻求事件的意义，有些事件简直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能力”，贝特尔海姆的传记作者这样写道，“你可能发现，自己主张的真理是无法自己证明的。”37后来，贝特尔海姆把他关于尼斯利、安妮·弗兰克和集中营犹太人的结论当作对现在和未来几代犹太人的警示，意在让他们在面对歧视时就积极抵抗，这个劝诫本身就有问题。与此同时，他也许得在不断回顾中直面自己的内疚，因为他也未曾逃脱被抓和坐牢的命运。38最后，与一位匈牙利病理学家对奥斯维辛经历的全面评价相比，贝特尔海姆的反应更多是为了驱除自己的心魔。读者必须自己判断：尼斯利是一个作恶而不自知的人？还是一个怯懦而不抵抗的人？或者，他在追随犹太人历史学家西蒙·杜布诺夫的教导。当1941年杜布诺夫在里加被执行死刑的时候，他向犹太同胞们说道：“人们，不要忘记，要大声说出来，把一切都记录下来。”39本文作者：理查德·J·伊文斯（世界著名德国史学者，曾任剑桥大学历史学钦定讲座教授）注释1　以斯拉·门德尔松：《世界大战期间东中欧的犹太人》（布卢明顿，1983年），第85—128页。2　赫伯：《人生旅程》，第187-190页。3　最全面的记录是索尔·弗里德伦德尔的《纳粹德国和犹太人·第1卷：迫害年代（1933—1939年）》（伦敦，1997年）和《第2卷：灭绝年代（1939—1945年）》（伦敦，2007年）。简要的小结见理查德·J·伊文斯：《战争中的第三帝国》（伦敦，2008年），第217-320页。4　黛博拉·卓克和罗伯特·杨·冯·佩尔特：《奥斯维辛：从1270年到现在》（纽约，1996年）；瓦茨劳夫·德拉格博斯基和弗朗齐歇克·派博尔编：《奥斯维辛（1940—1945年）：集中营历史上的焦点》（奥斯维辛，2000年）。5　权威的论述，参见彼得·隆格里希：《大屠杀：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和谋杀》（牛津，2010年），第405—410页。格茨·阿利和克里斯汀·格拉赫：《最后一章：现实政治、意识形态和匈牙利犹太人的屠杀》（斯图加特，2002年），过度强调驱逐与谋杀背后的理性算计，低估了纳粹提前好几个月就想把匈牙利犹太人赶尽杀绝。经典的作品是伦道夫·L·布拉昂的《匈牙利犹太人的毁灭：纪实文学》（纽约，1968年），以及他的另一本著作《种族灭绝政策：匈牙利大屠杀》（纽约，1981年）。6　赫伯：《人生旅程》，第191页。7　赫伯：《人生旅程》，第191—192页，第159页注释8；鲁道夫·荷斯：《奥斯维辛的指挥官》（伦敦，1959年），第162—171页。8　吉迪恩·格瑞夫：《“我们欲哭无泪”——犹太人“特遣队员”在奥斯维辛的目击记录》（科隆，1995），第15—42页；作者同上，《“特遣队员”的道德问题——囚犯》，载乌尔里希·赫伯特等编：《纳粹集中营·第2卷》（法兰克福，2002年），第1023—1045页。9　赫伯编：《在另一面》，第164—165页，注释29—30，第180—181页，注释112—113；西比尔·施泰因巴赫尔：《奥斯维辛：一段历史》（伦敦，2005年），第119—121页。10　迈克尔·卡特尔：《希特勒手下的医生》（教堂山，1989年），第234页。11　希拉·福伊特·维斯：《与纳粹共生：第三帝国的人类遗传学和政治》（芝加哥，2010年），这本书是基于傅舒尔部分私人文件的最好的研究。12　苏珊娜·海姆等编：《纳粹党时期的威廉二世皇家学会》（纽约，2009年）；更具体的描述在汉斯·沃特·舒慕尔：《威廉二世皇家人类学、遗传学和优生学研究所 （1933—1945年）：跨越边界》（海德堡，2008年）。又见贝恩德·高斯梅尔：《自然系统和政治联盟：威廉二世皇家生物与生化研究所（1933—1945年）》（哥廷根，2005），以及汉斯·彼得·克勒讷：《从优生学到遗传学：战争结束后的威廉二世皇家人类学、遗传学研究所》（斯图加特，1997）。13　卡特尔：《希特勒手下的医生》（教堂山，1989年），第233页。14　赫伯：《在另一面》，第157页注释2。15　罗伯特·杰伊·利夫顿：《纳粹医生：对邪恶的心理学的研究》（伦敦，1986年），第337—383页；卡特尔：《医生》，第234页；赫伯编：《在另一面》，第170页注释54。16　利夫顿：《纳粹医生》，第347—360页；保罗·J·韦恩德林：《1870年至1945年间国家统一和纳粹主义中的卫生、种族和德国政策》（剑桥，1989），第55—63页；维斯：《与纳粹共生》，第6章，关于德国人类遗传学在国际科学界地位的报告。17　利夫顿：《纳粹医生》，第360—383页；卡特尔：《医生》，第234—235页。18　弗朗西斯·R·尼科西亚和乔纳森·胡尔编：《纳粹德国的医学和医学伦理学：起源、实践、遗产》（纽约，2002年）。19　迈克尔·阿什：《作为相互资源的科学与政治》，载吕迪格尔·范·布鲁赫和布里吉特·凯德拉斯编：《科学与科学政策：从整体到结构，20世纪德国的中断与连续》（斯图加特，2002年），第32—49页。20　吉拉尔德·斯坦纳切尔：《逃跑中的纳粹党人：希特勒的亲信是如何去往正义的》（牛津，2011年），第24—26、41—42、49—52、97页。21　乌尔里希·伏尔克莱恩：《约瑟夫·门格勒：奥斯维辛的医生》（哥廷根，1999年），介绍了门格勒晚年的一些情况。22　赫尔曼·郎本：《奥斯维辛的人们》，第217—219页；利夫顿：《纳粹医生》，第249—250页。23　乔安妮·雷利：《贝尔森：集中营的解放》（伦敦，1998年），第19—49页，介绍了医疗状况的细节；本·谢帕德：《黎明之后：贝尔森的解放，1945年》（伦敦，2005年），第168—175页，介绍了对克莱恩的审判。24　赫伯《在另一面》，第200—201页。25　同上，第201页。26　赫伯：《人生旅程》，第195页；关于I.G.法本公司的审判，见迪尔米德·杰弗里斯：《地狱的联盟：I.G.法本公司与希特勒战争机器的制造》（纽约，2008年），第359—402页。27　安杰伊·斯切莱茨基：《奥斯维辛集中营囚犯的死亡行军》，载赫伯特等编：《纳粹集中营·第2卷》，第1093—1112页。28　丹尼尔·布拉特曼：《死亡行军：纳粹屠杀的最后阶段》（剑桥，马萨诸塞州，2011年），这是目前最好的全局性调查；关于尼斯利，见赫伯：《在另一面》，第192—193页。29　赫伯：《在另一面》，第195—196页。30　尼娜·萨顿：《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疯狂的另一面》（伦敦，1995年），第17—119页。31　同上，第120—164页。32　同上；萨顿的传记仍然是最充分、也最具有同情心的作品。33　彼得·诺维克：《大屠杀和集体记忆：美国人的经历》（伦敦，1999年），第132—138页；汉娜·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纽约，1963年）；萨顿：《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第305—306页。34　在诺维克的《大屠杀》中引用过，第139页。35　诺维克：《大屠杀》，第139页；萨顿：《布鲁诺》，第306—307页。36　萨顿：《布鲁诺》，第306—307页。37　同上，第312—313页。38　同上，第313—327页。39　在弗里德伦德尔的《纳粹德国和犹太人·第2卷》中引用过，第262页。

历史不会忘记

在奥斯维辛，“特遣队”是非常特别的存在。身为纳粹的刽子手戕害同胞，仅换得一时苟且偷生，却如活死人般惶惶终日。身为其中一员，幸存者米克洛斯·尼斯利将这段经历写成回忆录《来自纳粹地狱的报告》，真实地还原了这段历史。尼斯利的回忆录是较早的一批关于奥斯维辛的证词，书中不仅描述了纳粹地狱令人发指的惨状，还揭露了“第三帝国”的种种粉饰。作者因其医学背景成为奥斯维辛的“特权阶级”，一面抛开道德底线，谨小慎微地应对以求明哲保身，一面也深知自己的特权只是暂时的。起初，他还保留着狱外生活的彬彬有礼，却被讽多余，因为他们只是纳粹实行计划的工具。他察言观色，揣摩纳粹意图，替他们矫饰验尸报告；他拼凑出纳粹的真实计划，不露声色；他在险遭清算时急中生智，死里逃生；奥斯维辛的末日来临，他深知处境的危险，提前出逃。客观而言，尼斯利具有足够智慧，但是智慧只能拯救他的身体，却无法触及心灵。处于“灰色地带”的特遣队员，他们的心理分析一直受到广泛讨论，尼斯利也屡次提及内心的痛苦。有的特遣队员加倍努力救助死囚以期换取内心安宁，有的不问立场转而将激情投入自己的专业，有的抑郁成疾试图遗忘，有的变得麻木成为真正的行尸走肉。尼斯利的生存欲望非常强烈，逃生希望渺茫，但自由值得拼尽全力。他不仅冒险拯救妻女，还授意她们去说服更多人、拯救更多人。鉴于尼斯利的敏感身份，时常有人诟病其道德品质。专事研究集中营生活对人影响的著名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就曾质疑尼斯利的道德底线。然而贝特尔海姆还是给《来自纳粹地狱的报告》作了序，代表对作品本身重要历史价值的承认。性格的弱点令尼斯利身不由己，但他并未泯灭良知，只是视生存本能高于一切罢了。特殊历史背景下的选择不能用一般的道德标准去评价，毒气室里那些踩踏着弱者身体攀上高处的人、那些藏在同胞身后躲过扫射的人、那些籍籍无名的纳粹苦役，难道就不值得同情吗？我们无权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冷眼旁观。事实上，尼斯利也付出了代价，劫后余生，终身未能再拿起手术刀。同样来自奥斯维辛“特遣队”的普里莫·莱维在他的回忆录《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中这样说道：“那些最糟的人幸存下来：自私者、麻木者、‘灰色地带’的合作者、密探们，也就是说，那些最适应环境的人，而那些最优秀的人都死了。 我必须重申：我们，幸存者们，不是真正的证人。”尼斯利不是真正的证人，不过有赖于这些幸存者们的记忆，历史不会沉默。像尼斯利那样怯懦地难以走出负疚，或是像莱维那样说出真相后自尽，都是历史硬派给他们的角色。他们破坏了纳粹想要篡改历史的企图，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抗争？——乙未年读米克洛斯·尼斯利《来自纳粹地狱的报告》

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纳粹制造的人间地狱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解放70周年。1945年1月27日，苏联红军解放了这座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及其他无辜平民的“死亡工厂”。为了铭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惨痛教训，记录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等很多国家都将这一天定为大屠杀遇难者纪念日。2005年11月1日，第60届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由104个国家共同提交的一项决议草案，决定将每年的1月27日定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历史可以被原谅，但不能遗忘。”奥斯维辛的惨痛教训不仅是欧洲犹太人应铭记的历史遗产，也是全人类应共同守护的价值底线。本书作者米克洛斯·尼斯利亲身经历了集中营的黑暗岁月，用“质朴”的文字记述了那段历史。透过他的眼睛，我们仿佛亲眼看见那些特殊的时刻；通过他的记录，我们重温了一个帝国的缓慢瓦解——而这个疯狂的、宏伟的帝国曾被人们认为会统治万代。1946年，尼斯利完成了这部“回忆录”，以连载的形式刊登在匈牙利的《世界报》。稍后，以《我是奥斯维辛焚尸场门格勒博士的医学助手》为题出版成书。1951，让-保罗·萨特主办的月刊《摩登时代》刊登了这部纪述的多个片段。随后，英国先锋派杂志《梅林》将其译为英语刊载。这部纪述的英语完整版于1960年出版，书名改为《奥斯维辛：一位医生的亲眼见证》。自此以后，该书的德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及波兰语等译本相继问世。2012年，企鹅出版公司出版了最新的英语译本，并将其列名于“现代经典丛书”。在过去的近70年中，这部“现代经典”已成为人们了解奥斯维辛苦难的必读书，但也引发了争论无数。为本书作序的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犹太人会自愿被限制、被捕、被驱逐，就算是被杀掉也没有任何反抗？而普利莫·莱维在反思大屠杀幸存者的名著《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中也把“特遣队”放置在人类的道德天平上，进行痛苦的称量。处于“灰色地带”的这群人，到底是受害者，还是共同的加害者？这是一个道德难题，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得到公认的答案。但正如美国作家迈耶·莱文所言：“那些纳粹暴行的受害者留下了他们亲身经历的记录，虽然不完整，但却真实，他们用指甲在墙上刻下的只言片语，希望人们后来看到的不只是一串冰冷的统计数据，而是血淋淋的事实。我们有责任倾听他们的一切。”我们宁愿相信，经历了奥斯维辛而幸存的人，他们比死去的人承载了更多的痛苦。也许，他们是凶手的帮凶，甚至是凶手。但作为人类浩劫的见证者和记录者，他们用卑微的存活和内心的煎熬换来了一份应世代铭记的历史遗产。

幸好，我们是自由的，自由万岁

一直对犹太名族的解读都是聪明，擅长教育但是一直搞不明白，为何当年会出现屠杀这个名族的集中营。想要学习这个民族，学习他们的智慧看到这本书的第一时间，就决定认真拜读，作者我没听过，但是作者是亲历者。这个多灾的民族，在那个年代，被无情地推上断头台，真是命运如此吗？真是上帝安排的吗？看过太多的电影，讲二战，讲集中营，但都是因为太过血腥，而没有在电影中大幅地出现悲惨的画面。心里有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既然集中营是想把这些人杀死，但为何还要跟他们看病，为何要跟他们编号？为何还要想让他们干活，一步步地累死，或者一步步地走进坟场？难道侩子手也有下不去手的时候？在这本书中，看到了，很多看不到的东西。作者是一名医生，负责解剖，看到解刨双胞胎的时候，整个三观真是被毁了，集中营为了让双胞胎同时死掉，会运用直接在心脏上打针的方法。好多人想站队，结果不会提前想到自己站的那一队被说成是去洗澡，却被拉进了毒室；那些人争相忘外爬，人体尸体堆起来；当了特别小组的人，直接答案就是死去，因为知道太多秘密；死去的人的衣服，拿去给了第三世界，死者只知道，脱衣服是为了洗澡， 至于穿者，就不知是否知道真相了；死人也要站队，被点名，因为排不上被焚化；“活着的人要扶着站立的尸体，尸体全身赤裸，直到整个点名项目结束。一个又一个荒唐的闹剧，这就是历史，常说读史使人明智，铭记历史，了解真相。人性？哼！都是禽兽，仿佛所有的人都被催眠，进行着无意义的屠杀，甚至刽子手还会想要掩藏自己的杀戮行为而去辩解？血腥吗？荒唐吗？我觉得除了荒唐，更没有别的词语能拿出来说，刽子手已经麻木，手已经沾满了鲜血。受害者呢？已经被催眠，没有反抗，挣扎，默默地挣扎。在这本书中，我真正看到了逆来顺受，看到了人间最大的酷刑。人体，已经完全被当成了实验的对象，竟然是为了医学的进步。作者是法医，负责解刨，实验室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所。还会有首领认真地听汇报。在集中营中，被关押者就是小白鼠。一直以来找不到合适的词语形容，现在终于找到了，对，被关押者就是小白鼠，在他们的眼中，犹太人就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可以拿他们做实验，可以拿他们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事，只不过他们是智商有点高的犹太人而已。悲伤、疼痛、恐怖，还有什么词能形容？我不知道，幸好我知道作者从集中营里逃出来了，所以才敢继续往下看，如果是电影，内心一直会揪着。这不是读一遍就能读完的书，还是要看好多遍，铭记历史，知道真相。向作者致敬。不管你对反法西斯感不感兴趣，都应该看看这本书，看看曾经的历史，珍惜当下安稳幸福的美好生活。幸好，我们是自由的。自由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