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玫瑰胡济邦——苏德战场上唯一的中国女记者》书评

“二战”后期中国取得世界四强地位，有“小”人物的大贡献

胡济邦的外交才能，在1943年10月的莫斯科四国外长宣言中崭露头角。这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了重大转折。在苏联，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大决战，都以苏联红军的胜利告终，列宁格勒也已解围；在欧洲，意大利政府于8月宣布投降；在中国，数百万日本关东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长期顽强的抵抗下，有生力量消耗巨大，已经由1943年的鼎盛时期开始走下坡路。1943年8月19日至24日，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加拿大的魁北克举行会议。英军策划由西西里岛渡海进攻驻在意大利的德军；苏联要求英美迅速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欧洲战局发生重大转折。在此情况下欧洲问题已成为英美这次会议的主题，在这个问题上英美不容中国插手，因此魁北克会议没有邀请中国参加。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向美国国务卿赫尔致送备忘录，声明中国数次被拒绝参与有关国际会议，甚至有关中国之事务或计划的商讨，亦被拒之门外。傅秉常大使在将使馆装饰一新后，频频举行外交活动。1943年8月，即从古比雪夫返回莫斯科后的三个月，使馆举办了四次聚餐会、两次舞会。在傅秉常的倡导下，社会交往、招待应酬成为使馆工作的重要部分，他的得力助手胡济邦，则身体力行，把这些活动搞得有声有色。10月10日，为纪念双十节，使馆举办了一个规模宏大的聚餐舞会，共发出400份邀请函，苏联政要、各国外交使团、驻莫斯科的各国记者均兴致勃勃地应邀前来。此时，恰逢美国务卿赫尔来苏联访问。傅秉常特地邀请他出席了国民政府驻苏使馆的国庆招待会。傅秉常和他的同事，特别是胡济邦秘书，意识到这是与美方搞好关系的重要时机。在充满友谊和坦诚对话的氛围中，赫尔对中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在回忆录中承认，“最富有成果的政治性谈判，有时是在聚餐会等非正式场合中发生的”。胡济邦敏感地觉察到，赫尔到莫斯科不是来观光的！果然，傅秉常与赫尔在会后频频交往，建立了真诚的个人友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身材娇小的胡济邦当然无从把握，但维护祖国利益的原则，她始终牢记心中。在莫斯科的记者圈里，这位中国女记者有的是朋友。在“双十节”招待会上，她就从斯诺等美英记者那里获悉，10月19日开始，莫斯科将有一个高度机密的高级别国际会议要举行。参加者为苏、英、美三国外长：莫洛托夫、艾登、赫尔。主要内容是讨论盟国战后诸多国际问题的处置。这些记者还为胡济邦争取到一张可以进入会谈现场的采访证，大大方便了胡济邦的工作。此刻，闪过胡济邦脑海的念头是：中国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拖住了日本军阀，使苏联无后顾之忧，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侵略的重要战场之一，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这样的国际会议，中国理应参加。胡济邦立即将这一绝密消息，向傅秉常大使汇报。傅秉常也是热血沸腾，认为中国抗战最久、牺牲最大，若不于战争结束前，在外交上预先占住地位，将来是无法与人抗衡的，所以中国必须加入盟国的核心，三国外长如要发表宣言，则中国定要加入签字。三国外长的会谈，进展很快，而中国始终没有资格参加谈判，待到接近尾声，准备发表宣言时，情况仍未改变。当年斯大林对蒋政权的腐败无能早有所闻，再加共产国际刚刚解散，正在提倡各国共产党的民族性，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只是国民政府的一个陕甘宁边区。中国抗日，虽然苏联也进行了大力援助，但苏日之间尚订有互不侵犯条约，为避免两面作战，苏联不想在完全打败德国以前激怒日本，所以斯大林对中国政府十分漠视。丘吉尔更是无关痛痒。能帮中国的唯有美国。因为“珍珠港事件”后，美日已处于战争状态。史迪威将军都当上了蒋介石的参谋长。于是傅秉常带上随从，频繁拜访时在莫斯科参与三国外长会议的美国国务卿赫尔。随从里，当然少不了精通英语的胡济邦。中国大使的来意，就是不说，赫尔心里也很清楚。有了“双十节”招待会美好印象的基础，主要是出于对美国自身利益的考虑，罗斯福和赫尔觉得在战争结束后，有一个亲美的蒋介石政府在亚洲可以监督日本，在北方可以抗衡苏联，在国际安全组织中可以制约英国，而一个巨大的中国市场则是销售美国工业品和资本输出的好地方。所以赫尔在莫斯科的三国外长会议中多次发言，竭力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三国外长的预备性会议中，赫尔认为，应该请中国外长参与签字。将美英苏三国宣言变为美英中苏的《四国宣言》，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认为会议考虑的是三大国，而不是四大国宣言，在赫尔的努力下，莫洛托夫让步了，但提出，如果证明《四国宣言》在会议结束之前可以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那么它就可以改成四大国宣言。莫洛托夫又建议，宣言必须在会议结束之前发表，他们对中国政府的官僚拖拉作风深恶痛绝，因而怀疑中国驻苏大使能否及时得到国民政府的授权，这一点连赫尔也没有把握。英美两国大使馆与本国首都的通讯快络便捷，电报当天可以收发。可是中国大使馆与重庆的通讯就慢得多，因为设备都是饱经风霜的淘汰货，当天发出的电报第二天晚上能收到就万幸了。而且电码常出错，一份电报传递要六天之久，有时就会影响外交大事，弄得非常尴尬。例如，蒋介石给斯大林的贺电，有几次都是事后几天才收到。傅秉常曾在日记中写道：“五国部长会议陷入僵局，蒋主席给斯大林来电，请他寻找重谈之路。蒋说他给杜鲁门也去了电报表达同样想法。这份电报是14日发出的，但由于电码的错误19日才收到。我和殷专员（Attache Ying）急忙去见罗左夫斯基（Lozovsky）副部长，他说斯大林正在莫斯科郊外家中休息，由他把电报转交。”寄信到中国时间更长，从莫斯科寄一封信到重庆需要两个月。而且信件邮递无私密可言，所有信件都要通过中苏双方人员的拆检。如果使馆有人回中国，一定要带回一摞邮件，只有这样信件才能躲过检查。但是，当外交信使带着邮包到伦敦或华盛顿转机，有时没赶上航班，或航班没空位、邮件被延误时，往往会造成外交使节莫名的恐慌。10月26日三国外长会议休会，赫尔立即把《四国宣言》文本送交中国傅秉常，再三叮咛其迅速与国内联系。十分了解中国国情的赫尔，怕误事，又把全部文件用电报发往美国国务院，指示他们将此件转给美国驻重庆大使，由该大使速报中国政府，再将中国人的反应告知赫尔。10月28日，美国国务院把美国驻重庆大使的一纸电文转告赫尔，电文说：“中国外交部已致电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授予他签署宣言的全权。”这时，赫尔才松了一口气。心中一块石头落地，当然不只是赫尔一个美国人，在莫斯科的中国人更高兴，傅秉常很兴奋，胡济邦激动得泪花在眼里闪耀。10月30日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上，苏、美、英三国外长和中国驻苏大使签署《四国宣言》。于是《苏美英中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便诞生了。《宣言》的主要内容为：中、苏、美、英四国决心继续对法西斯轴心国作战，直至无条件投降为止，并承担使各国人民从侵略威胁下获得解放的责任；四国保证在受降和解除敌人武装的问题上采取共同行动；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尽速建立一个国际性组织，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就是后来举世无双的联合国）；战事终止后，四国将不在其他国家领土内使用其军队，并协商对战后军备的“调节”获得一项实际可行的协议。傅秉常大使、使馆秘书胡济邦和他们的同事在这二十多天里，在外交方面的应对，其紧张激烈，有如将士在前线鏖战一般。傅秉常在莫斯科外交界声名大震，受到各国驻苏大使的推崇，尊为领袖大使。秘书胡济邦也因此受到各方关注。中国由于签署了《四国宣言》，才得以参加同年12月中、英、美三国最高领袖出席的“开罗会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取得了世界四强的地位。蒋介石的政治目的终于达成，内心十分喜悦，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出席，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平起平坐。蒋夫人更成为首脑会议的一道靓丽风景线，为世界瞩目。当然，这对于即将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军民，不啻为一个好消息。开罗会议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肯定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对世界与法西斯战争作出的重大贡献。明确指出中国对台湾、澎湖群岛等被日本“窃取”的领土，拥有神圣的主权。表明中国再次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对加强反法西斯盟国之间的合作，加速打败日本的进程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1945年3月5日，由中、美、英、苏四国发出通知于4月25日在旧金山召开的、通过联合国宪章的联合国筹备会议，历时两个月。八位中国代表中，有中共代表董必武先生。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直至今天，中国始终是世界上备受关注的国家之一，在联合国及国际事务中有自己的声音，举足轻重。这一切的起源，不得不说，1943年10月的四国外长宣言，是一个划时代的开端。也就是说，使馆秘书胡济邦也有一份小小的在大历史事件中往往让人略去不计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