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书评

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这本书，基本就是跟《枪炮、钢铁和病菌》对着干的，可是枪炮这本书的作者很大度地给这本书写推荐了。而且，这也和我们从小政治书上教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着干的。书中列举的国家的例子包括，光荣革命的英国、美国和墨西哥、南北韩、中国、刚果、一些非洲国家，还有前苏联，通过大量的历史事例，从“政治决定经济，进而决定贫富”的角度加以解读。这本书以历史为线索，有种“世界简史”的感觉，讲了罗马帝国、威尼斯共和国、欧斯曼帝国等等的兴衰。书中讲到的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法治（rule of law）和依法统治（rule by law）之间的区别。书中提到的，旧的政治精英，出于害怕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会受到损害的担忧，对于新技术对于破坏性的创新的排斥，比如纺织工人对于工业革命时发明的蒸汽纺纱机，比如明清政府对于远洋贸易，比如下撒哈拉非洲国家对于铁路。这不由得让我联想到现在的各个世界政府对于比特币的打压，也许50或100年以后会不会有人评说现在的世界各国政府的打压一种反动，是在害怕比特币破坏性的创新？读到《第14章 打破窠臼》的最后一个小节，非常过瘾，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看，我就不剧透了。投入一段时间和精力，留下了一些模糊的大概的印象，知道作者的主要观点是什么，他絮絮叨叨地说了些什么，就像和作者进行了一段对话，又记住了一些印象深刻的字句——这大概就是读一本书之后的感受吧。

国家繁荣富强的保证：广纳型制度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美）戴伦·艾塞默鲁，詹姆斯·罗宾森著，吴国卿，邓伯宸译，卫城出版，2013年2月初版艾塞默鲁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2005年获克拉克奖，这个奖专为四十岁以下对经济学思想与知识有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而设，是仅次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荣耀。罗宾森是哈佛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既是政治学家也是经济学家。他是世界知名的非洲与拉美研究专家。两人合著的《为什么国家会失败？》英文版于2012年3月出版，立刻被知识界公认为一本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研究宏观社会发展的重要著作。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艾克罗夫将之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相提并论，还有多位诺奖得主也极力推荐该书。两人认为一个社会若能将经济社会与经济利益开放给更多人分享、致力于保护个人权益，并且在政治上广泛分配权力、建立制衡并鼓励多元思想，作者称为广纳型（inclusive）制度，国家就会迈向繁荣富强。反之，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若只由少数特权精英把持，作者称为榨取型（extractive）制度，即国家必然走向衰败。作者以这两个概念贯穿全书，讨论社会科学中最重要也最困难的问题之一：什么原因决定了国家的制度选择？这个选择的长期后果又是什么？书中列举出许多历史实例来反复诠释这组核心概念。两人论证“广纳型的经济制度”会与“民主且重视多元价值的广纳型政治制度”形成良性循环、相互支持。反之，“榨取型的政治制度”则会与“榨取型的经济制度”相互唱和，形成恶性循环，即使短期之内会有经济成长，但必然无法持续。使用这组概念，作者也对中国崛起论提出了他们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制度，本质上仍是一个榨取型制度。改革初期的高速经济成长，有一部分是由于将诱因结构引进到原本完全无效率的生产制度，因此将中国原来完全错置的资源归位所产生的。另一部分则是因短期内快速引进了最有效率的生产技术取代了原来低生产力技术而来的，因此一开始的高经济增长率，是在基准很低的情况下计算出来的。而近期的经济成长，也有部分是由于政府独占大量的经济资本，因此可以藉由在短时间之内大规模的政府投资来驱动经济，而在这个过程中，拥有审批权与选择性执法权力的政治精英，才是趁机攫取了大部分利益的最大受益者。在目前中国榨取型的政经制度下，权力轮替的后果不是人民福祉的改善，而只是换了不同的政治精英获取利益而已。另一个他们对中国发展不表乐观的理由，则是来自于熊彼特的“创造性的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概念。此概念认为经济发展的过程，经常是不连贯的，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有人冒险成功，导致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这个新生产技术会将旧技术彻底淘汰。但是创造性破坏只能在广纳型制度下才有办法被孕育。想象依靠旧技术获利的政经精英，怎么可能不运用各种力量去打压此一威胁他们既得利益的技术。因此中国只能山寨既有的技术，无法在自己的制度下透过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发展出取代旧做法的新技术，这样就会导致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益递减的状态，无法再继续支持经济成长。最后，他们还提了一个问题：“你可以想象一个二十岁的大学辍学生，向国有银行贷款，准备开一家可以挑战国有企业的公司吗？在中国？”。

这本书还行

作者观点非常鲜明，就是广纳与攫取。然后就是无比漫长的各种史料堆积。相对来说比较冗长，就深度而言，作者论述的深度并不足够，或者说他们对攫取式的政治经济体系如何运作并不了解。相比而言，金观涛、刘青峰两位教授的研究成果，早就超越了本书。基本上这本书可以一看，开拓下视野，但是要想有体系性的深刻了解与思考，本书不够。

【转】张倩烨：可见的国家未来

2000年1月，津巴布韦的哈拉雷市（Harare）正在举行国营乐透彩票的抽奖仪式。这一期彩票的中奖金额为十万元津巴布韦币，是当时该国年人均收入的五倍。主持人抽出彩票后呆住了——他看到的中奖人名字，是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　　这是我看完《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后，记忆最深刻的一个小故事。我对津巴布韦仅有的一点概念来自于三件互相有点关系的事情：一是我的家里收藏了一张津巴布韦币，钞票上面的“0”数得我眼花；二是今年年初看过的一则新闻，该国财政部沮丧地向世界宣告，在一月份支付完公务员薪水后，津巴布韦的公共账户上，只剩217美元；三是该国的总统人选，自从我出生后，就没听说过有穆加贝之外的人当选过津巴布韦总统。　　这样一个国家，在和平基金会与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去年评出的“失败国家”指数列表中，名列第五。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一书，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戴伦·艾塞默鲁（Daron　Acemoglu）与哈佛大学政治学家詹姆斯·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合著，书中探讨的主要问题，正如此书的副标题：权力、富裕与贫困的根源（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这是一本并不枯燥的书，两位作者汪洋恣意，从新石器时代到如今，从非洲到北美，引用无数生动的案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国家之间为何会有富裕与贫穷之别、为何当今世界的发展会如此不均衡，关键区别就在于“制度、制度、制度”。　　作者提出，那些繁荣、成功的国家之所以成功，因为采取了“广纳型”（inclusive）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广纳型政治制度，归结起来可表述为，在政治权力集中的前提下，以法治等手段确保社会秩序，同时提供民众参与政治的机会，使得权力可以互相制衡，民主制度基本符合广纳型政治制度的特征；而广纳型的经济制度则存在可以激励科技创新的动因，形成竞争市场，保证民众基本财产权。　　与之相对的是失败国家，作者认为，败因在于这些国家采用“榨取型”（extractive）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榨取型制度的突出特点是垄断，参与政治的机会垄断在少数精英手中，而这些精英又利用手中的权力，制造垄断的经济制度，被排除在外的社会成员缺少动因进行科技创新，如此一来就扼杀了社会的创造力，并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的固化，成为一个恶性循环。　　此书从北美说起，最后一章的落点关照了中国的现实。作者认为，尽管中国保持了高速的增长，但本质上仍然不属于广纳型的制度。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仅凭自己的能力，创造出一个可以与愈发凶猛的国企对抗的私营企业，你能想象出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吗？如今的中国，经济领域已大大开放，是否有转向广纳型经济制度的机会呢？作者用当年被称为中国经济沙皇的陈云的理论给出了回答：中国的经济是鸟，党的控制是笼子，笼子必须加大，好让鸟儿更健康、更有活力，但千万得锁住不能放，免得鸟飞了。　　不能贸然转型，也不能拒绝转型　　其实书中的许多观点，对中国读者来说并不新鲜。例如，作者认为由榨取式制度转向广纳式制度，需要有些前提条件，论述这些条件的过程，听起来很像上世纪末在中国流行起来的“告别革命”。　　书中以英国“光荣革命”为例，分析转型的关键：“光荣革命并不是由一个精英阶层推翻另一个精英阶层，而是士绅名流、商人及实业家，加上辉格党人及托利党人的团队，组成一个广大的联盟，对专制政权所发起的革命，多元政治制度的出现就是此一革命的结果。法治则是此一过程中出现的副产物。”　　从英美等国的历史经验中，作者归纳出广纳制度的两个基础：一是权力是受到制衡的，二是政治权力的分配是多元的。书中借用了“寡头铁律”的概念来强调，在缺乏广纳式政治制度存在基础的前提下进行革命的危险。作者此次选取的案例是推翻了所罗门王朝统治后的埃塞俄比亚。“革命之初，旧朝旧风我们全都弃如敝履，不开车，不穿西装，领带视同罪恶，任何让人看起来体面或小资产阶级的，任何跟奢华或精致沾上边的，全都被打成旧秩序。后来，到了一九七八年，一切都变了。物质享受逐渐被接受……革命的理想全都打翻了。”　　这是当时埃塞俄比亚一位部长在回忆录中写到的状况，而那位领导他们推翻旧政治的门格斯图，在他的笔下也成为了一位新的独裁者：“他搬进了孟尼里克皇宫的办公室，又宽大又豪华……开始使用皇帝的座驾……我们原来要的是一场平等的革命，如今他倒自己当起皇帝来了。”　　听上去，这很像是一种维稳思路：在没有做好准备之前，不能贸然转型到广纳型的政治体治，否则，埃塞俄比亚是现成的榜样。　　如果历史只选取这一个切片考察，这个结论或许可以借用。但作者从这一片切片的脉象中看到了过去与未来：埃塞俄比亚的革命之所以失败，导致制度的又一次自我复制，是因为在革命之前缺乏多元化的政治。　　何为多元化的政治？并不简单指竞争性的政党政治安排，而包括了更广义的民间社会参与，例如自由结成民间团体与利益共同体，并可以运用该共同体顺畅表达利益诉求。如此看来，当下中国知识分子提倡的多种形式的公民训练、民间参与、社团活动，其实是在为避免大规模的革命与革命后自我复制的悲剧做准备，与英国的光荣革命一样，也是“光荣”的使命。　　文化与制度的交互　　此书的新颖之处或许在于，它用真实的国家案例以对比的方式集中批驳了地理假说、文化假说与领袖个人意志对国家发展起关键作用，提出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　　但作者在书中讲到关于中国的文化与制度部分时，有些论述似可商榷。例如，书中写到：“中国的经济与政治体系尽管有很多缺点，却是过去三十年成长最迅速的国家。中国在毛泽东死前的贫穷与中国文化没有关系。”　　中国为何会在1949年到1978年经历贫困？作者在书中把贫困的原因归结为领导人对政治和经济的管理方式，但这就与他们否定的领袖因素相悖了。　　历史的错误果真与文化无关吗？自孔子的儒家文化开始，民众对圣贤的仰望，贯穿了中国从奴隶社会末期、经封建时代到民国，再到“文革”。严酷的政治制度当然会影响国家的发展，但也同时在渗透、辐射进每一个国民的思想与文化血液中。制度的约束改变着人们的行为方式，长此以往会形成新的文化。同时，在拥有集体宗教信仰的国家，以宗教为表达形式的文化也影响着国家经济与政治的发展，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可做辅证。　　一个无奈的事实　　我也不完全同意两位作者在书中把“失败国家”的败因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与公共服务缺失等方面。如果从发展经济学角度出发，这样的界定当然是可以接受的，但就像中国也在思考如何告别GDP主义至上一样，对一个国家成败与否的评价方式，应该多元化。如果从民权角度考虑，可以以民众生活的幸福感来衡量。　　作者考察某个国家的成败，心里有一个参照系——美国。在书中第一章，两位作者就从美国与墨西哥边境的小城诺加雷斯入手，探究为何同一座城市，只因一条国境线，就造成鲜明的贫富对比。其后，书中从五月花号时代开始，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断断续续地介绍了美国广纳型政治制度的建立过程，以及与之相伴的广纳型经济制度的发展。整本书读完，好像他们就是一副好为人师的样子。　　这样的讲述方式，让我看得心生醋意，感觉自尊心受到了小小的伤害与刺激。看得出作者对美国有着道路与制度层面的无比自信。我并不完全赞同把国家的“成功”或“失败”的原因简单归纳为制度差别的想法，但似乎找不出更好的论据来反驳这两位学者。我想起2010年看到过的奥巴马的一句话。当时，有人问他，什么是美国梦，你有美国梦吗？这位美国总统巧妙而自信地回答：我相信，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不想与美国换换位置。　　这就是奥巴马的美国梦吧。一个无奈的事实是，尽管以民主与宪政等内容为精髓的广纳型政治制度未必是最好的治理方式，但若果真如奥巴马所说，我们看到的最令人羡慕的国家，不是津巴布韦，而是美国，那为什么不从民间社会着手，做好转型的准备呢？　　“我已见过未来，它行得通。”这是近一百年前，美国记者斯蒂芬斯与列宁会面后，对当时的苏维埃政权的评价，他认为，列宁的那一套是可以补充美国的不足的制度。可惜的是，他为之倾心的苏维埃，并未看到21世纪的黎明。　　然而未来或许是可以预见的。回到津巴布韦。读完此书后，我对这个国家产生了一个悲观的预言。去年8月，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了津巴布韦工商部长韦尔什曼·恩库贝抱怨该国88岁高龄的总统穆加贝已经成为“国家的负担”的消息，这位部长认为：“我们需要强悍有力、精力充沛的新鲜面孔出任新总统，这样我们就不用时时刻刻关注我们的国家领袖是不是又睡着了。”　　令我担忧的是，这则“总统打盹”的新闻中提到，除了这位勇敢的部长外，其他高官对穆加贝打盹基本保持沉默。这种沉默应该是国内政治气氛作用的结果。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特别强调了言论自由在广纳型政治制度中的重要性。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批评的自由，总统独揽一切资源，即便有朝一日决意转型，恐怕也只不过是目前榨取式制度的自我复制，难免重蹈埃塞俄比亚覆辙。来源: 经济观察报 | 来源日期：2013年6月书评版

政治制度面面观－－zz铂程斋

「广纳型」的政治制度意指政治权力必须是集中性(centralized)的以確保基本的秩序和法律，但又必须是广泛分配的和具有制衡的机制，如民主选举和宪政保障；「广纳型」的经济制度包括財產权的確保、竞爭性的市场、契约的执行、易於创设新公司、公民进入不同职业和產业的自由。这种制度容许並鼓励大多数人参与经济活动、发展才能和技术，让个人做他们想要的选择。「掠夺型」（extractive）的制度基本上是掠夺大多数民眾的利益来让少数菁英获利、维护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权力。这种政治制度是一种封闭的政治制度，主导的政治菁英会创造和维持少数利益的经济制度，不让新参与者加入市场；而反过来，市场中的特殊利益集团又会去垄断政治权力，不让新的政治参与者有机会改变经济的游戏规则，因而是一种恶性循环。掠夺型的政治制度可以有经济成长，尤其是当菁英可以直接分配资源给他们控制的高生產力活动，而他们也可能允许某程度的广纳性经济制度。但这些制度是脆弱的，掠夺性的国家虽然可以在一开始產生经济成长，但很难有持续成长。因为一、正如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得所说，持续性的经济成长需要「创造性的毁灭」，亦即让新科技取代旧科技的；但掠夺性的菁英不会让「创造性的毁灭」出现来消除他们的记得利益。例如苏俄在1950、60年代高度成长，但因为不能创新，所以在八零年代陷入停滯，而终究崩解。二、在榨取制度下，因为权力和利益集中在少数人身上，所以容易產生內斗，而造成自我的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