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ISBN:9787801998927
作者:薄一波
页数:912页

章节摘录

一 接管平、津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沿着毛主席提出的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的道路,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到1949年终于获得了胜利。与此相适应,党的工作重心也由乡村移到城市。这是中国革命的又一次伟大的转变。在党的历史上,我们曾经经历过一次由城市到乡村的转变。那一次转变,开辟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但是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这一次转变,从一开始,就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有秩序地进行的。接管平、津,是胜利实现这次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并为新中国的建立举行了奠基礼。我对建国以后党的若干重大决策与重要事件的回顾,就从这里开始。(一)革命高潮的到来和先期赴北平的任务进入1948年,革命形势发展很快,蒋介石的反革命统治已经注定走向灭亡。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和毛主席在指挥作战的同时,开始了筹划迎接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央决定成立华北局,是准备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年2月16日,在西柏坡主持中央工委工作的刘少奇同志(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时候,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志继续留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和董必武同志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向中央提议,将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合并,两区中央局合并组成华北中央局。他在征求彭真、聂荣臻同志和我的意见并报中央的电报里说:“这两大解放区完全合并与统一后,即成为关内的基本解放区,发动五千万人民统一的力量,去支援西北、中原与华东,是不可限量的。”毛主席接电后,于2月20日复电少奇同志,要他召集彭真、聂荣臻、陈毅、邓子恢、康生、饶漱石和我,就两区合并组建华北局机构,以及创立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诸问题,做些具体讨论。当时的形势是:人民解放军已经转入全国规模的反攻,人民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华北原来分割的各个解放区已经或将要连成一片。不失时机地将华北统一起来,对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是极为有利的。这是大的战略考虑。少奇同志主持讨论这件事的时候,原拟把山东和陕北都包括进来,因为饶漱石不同意,只把两大区合并在一起。在考虑华北局机构时,最初曾酝酿要我做书记。我当时在晋冀鲁豫中央局协助邓小平同志工作,小平同志到了大别山,中央局的事委托我主持。我考虑两区合并后的华北中央局由我主持,领导力量比较单薄,故建议少奇同志兼任书记。少奇同志说,兼任可以,工作还是你来做。1948年3月23日,毛主席一行东渡黄河,经晋绥解放区,于4月中旬到达晋察冀中央局所在地的河北阜平,同刘少奇、朱德同志会合。同年4月30日到5月7日,中央书记处在城南庄举行会议,陈毅、粟裕、李先念、聂荣臻、张际春同志和我也参加了。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建立并加强华北、中原解放区的党政军机构。会后,中央于5月9日正式发出文件,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战略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华北中央局由刘少奇同志兼任第一书记,我任第二书记,聂荣臻同志任第三书记;华北军区由聂荣臻同志任司令员,徐向前同志任第一副司令员,我任政治委员;在华北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前,先成立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由董必武同志任主席。中央还委托华北局创办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及华北大学,并任命了主要负责人。5月20日,华北局举行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少奇同志到会讲了话。他说,“毛主席提出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建立华北局同这个部署有关系。今后华北的方针是建设,它的工作带有全国意义。除非世界形势大变,美国进来,石家庄被占(这是不可能的),华北要长期建设,要搞计划,逐步走向正规化”。6月8日,华北局开会讨论办大党报问题,决定将《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的《人民日报》合并,定名《人民日报》。在它作为华北局机关报期间,我常看大样。到北平后,毛主席曾向党内高级干部提起过这件事,要求党的负责同志亲自抓报纸。华北局成立后,加强了建政工作。经过几个月的筹备,1948年8月召开了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将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改为华北人民政府,董必武同志当选为主席,我和蓝公武、杨秀峰同志当选为副主席。中央还任命我为政府党组书记。后来的中央人民政府工作机构,就是在华北人民政府工作机构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也改为党中央的机关报。这张报纸,几经变动。1946年我去延安时,它还是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机关报,我请毛主席题写了《人民日报》的报头。以后,它成为华北局的机关报,我又请毛主席重新写过。它成为党中央的机关报后,又重写过一次。一直沿用到现在的《人民日报》的报头,是毛主席第三次写的。1948年,党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纷纷响应。同年9月,中央计划在战争的第四年即1949年下半年成立中央政府。不久,东北战场辽西大捷,毛主席开始部署第四野战军的部队南下夺取平、津。这一年的11月8日,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把接管平、津的任务交给华北局。同时还决定:在北平解放后,由我先行赴平,为党中央机关进驻北平打前站。毛主席指示进北平要依靠工人阶级。他说:“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后,我马上着手进行赴平的各项安排。  (二)毛主席的谈话和中央关于接管城市的指导方针 平、津接管工作,中央决定由彭真、叶剑英和黄克诚、黄敬同志分别主持。彭真同志任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同志任军管会主任兼市长;黄克诚同志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黄敬同志任市长。由于两市接管工作归口华北局负责,我又负有先遣任务,行前我专门到中央请示。毛主席同我进行了一次很重要的谈话,他首先特别嘱咐:城市接收工作主要是接收官僚资本;对民族工商业要好好保护,接收工作要“原封原样,原封不动”,让他们开工,恢复生产,以后再慢慢来。做好城市工作要依靠工人阶级,还要团结好民族资产阶级,跟他们保持长期的统一战线;现在是人民民主专政,不是搞无产阶级专政。接着,毛主席又谈到了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他说,我们不能像李白成进北京,一进城就变了。这个时期,毛主席和中央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多次谈到这个问题。有一次,毛主席当着中央和大区的一些同志的面说,新中国快要成立了,我们这些人将来都是要上历史的,不能像李白成进北京那样,要约法几章。这次毛主席又重提这一点,足见面对全国胜利的形势,怎样预防党执政后重蹈李自成式的因胜利而骄傲而腐化的覆辙,已成为他反复思考的大事。他还向我谈了党内,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一定要做到“几不”,即不做寿、不祝酒、不以人名作地名、活人不上舞台等。毛主席的这些话,不久得到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认可,形成为全党必须遵守的规定。在少奇同志那里,谈得较多的是关于对待民族工商业的政策问题。毛主席1948年提出要十分重视政策问题后,少奇同志很注意研究城市接管工作中的政策。后来中央陆续发出的几个有关城市接管工作的文件,例如中共中央关于接管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给华东局的指示等,都是他动手起草的。少奇同志同我谈的重点,是怎样利用私营工商业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以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聆听毛主席和少奇同志的谈话,更加深了我对由乡村到城市这一历史转变的认识。我感到虽然在这之前对华北地区城市工作的经验教训作过总结,但毕竟还是些中小城市,现在要进入大城市,显然是不够了。我们党诞生在城市,但后来长时期生活、战斗在乡村,许多同志不熟悉城市工作,还有些同志难免用一种小生产者的观点去看待城市。华北最初接管城市,走过一些弯路,这是重要的原因。如收复井陉、阳泉等工业区,曾经发生乱抓物资、乱抢机器的现象,使工业受到了很大破坏。收复张家口的时候,不少干部随便往城里跑,乱抓乱买东西,有的甚至贪污腐化,领导机关也放松了乡村工作,引起部队战士和农村基层干部的不满。1947年11月攻克石家庄,接管工作虽有所改进,但仍有不少士兵拿取东西,他们还鼓励城市贫民去拿。开始是搬取公物,后来就抢私人财物,以至于不得不实行戒严,甚至枪决了几个人来制止乱抢现象。进城后,外地机关纷纷派人前去抢购物资,四乡农民也准备乘势拥进来。邯郸、焦作、运城等几个城市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在城市的管理上,自觉不自觉地搬用农村的经验,混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损害了工商业的发展。1948年4月19日,我曾把这些情况写成专题报告送给毛主席。毛主席在这份报告上作了一条重要批注,指出:在城市或乡镇破坏工商业,“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其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坚决反对”。华北以至全党都曾经按照这一精神,在广大干部中进行教育,区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和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界限,端正思想,执行政策。从提出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到要求“原封原样、原封不动”地接管好城市,其问贯串着一个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我国经济落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但比起农村,城市的发展程度要高得多,少量的近代工业也主要集中在那里。在我们即将掌握全国政权的情况下,采取更为谨慎的政策,保护好城市这一部分较为先进的社会生产力,作为今后经济建设的基础,其意义就是很大的了。1948年下半年,我们陆续接管了若干较大的城市。其中,济南和沈阳的接管工作创造了许多新经验,对我们做好平、津的接管工作大有裨益。接管济南,是曾山同志主持的。1948年11月21日,中央在批转他写的《关于接管济南的经验的报告》时指出:“关于接管济南经验的报告已收阅,甚好,当转发各局供他们参考。其中有些问题,如接管城市的事前准备,人城干部不忙工作而忙接收房屋、家具、汽车和乱抓物资、发救济粮,排挤蒋币,粮煤供应,处理敌伪反动分子、反动党派团体的党员会员和失业军人,组织各界座谈会与各界代表大会,建立革命秩序,收缴武装,处理敌产,开市开工开课及学校教育等,中央正在根据你和各地的报告,利用准备进入平、津的布置,起草与此有关的党内指示和军管期间的各项政策,以求解决这些问题。”工业城市沈阳是陈云同志主持接管的。他当时担任东北中央局副书记,分管财经工作。东北局从军管会人员中抽调了4000名新老干部,由陈云同志率队,接管几个大城市。沈阳接管后,他还兼任了军管会主任。同年12月14日,中央批发了他写的《关于接收沈阳经验简报》。沈阳的经验,解决了接管工作中的两大难点,即怎样做到接收完整和怎样迅速恢复秩序。具体办法是:“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做到接收得快而完整;同时,抓紧解决有助于在政治上、经济上稳定人心的关键问题,例如迅速恢复电力供应、解决金融物价问题、收缴警察枪支徒手服务、利用报纸传播政策、妥善处理工资问题等,城市秩序就能较快地恢复。陈云同志在简报中还建议组织专门接收班子。他说:“接收一个大城市,除方法对头外,需要有充分准备和各方面能称职的干部。依目前形势看,中央和各战略区野战军,均需准备有专门接收大城市的班子,待工作告一段落,即可移交给固定的市委等机关。这样的接收班子,可以积累经验,其中骨干可以暂成专职,依次接收各大城市。”(《陈云文选》第1卷,第379页)当年苏军就有这样专职的接收班子。中央赞同陈云同志的意见,提议东北局将接管沈阳、长春两个城市的人员组成两个班子,为南下接管大城市之用;同时,从沈阳接管人员中抽调二三十个得力骨干给黄克诚同志,前往天津参加接管工作。毛主席关于“原封原样接收”的思想,吸收了陈云同志的做法,可以说是对已接管城市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的高度概括。这一指示,成为全党做好城市接管工作的指导方针。  (三)平、津的做法和经验  1949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战斗的方式解放天津。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我是在北平和平解放后的第三天进城的,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也搬到北平办公。3月初,党中央在西柏坡举行七届二中全会。中央决定我不参加,负责处理进北平的事务。七届二中全会后,毛主席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同志率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于3月25日移驻北平。在这之前,3月21日,为迎接党中央和毛主席迁平,我们在从前的六国饭店开过一次会,当时任四野司令员的林彪,以及罗荣桓、刘亚楼、彭真、叶剑英、聂荣臻、程子华、李维汉同志和我都参加了。当时曾提出,庆祝活动不宜扩大宣传,并向中央作了报告。可是,毛主席到了保定,连当地要开庆祝会也不同意。为这件事,周恩来同志当即电告华北局:“闻此地将举行庆贺大会,主席认为不妥,连北平也不要开庆祝大会,因以我党中央迁移名义,号召人民庆贺并不适当,望速停止北平及各地庆贺行动。”接报后,我马上转告了林彪、罗荣桓、彭真、叶剑英。事后,我感想很多。因为2月14日中央曾发来一个电报,指示在林伯渠同志将已到东北的一批党外民主人士迎来北平,同已在这里的民主人士汇集后,要我们专门召开一次欢迎大会,林彪、董必武、彭真、聂荣臻和我在开过欢迎会后,再到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后又电告我留下);现在又制止专为欢迎党中央迁平的集会活动。一个是要开欢迎会,一个是不要开欢迎会,两相比较,适成对照。看起来是两件具体事,却有深意。它不仅体现了我党严于律己和谦虚谨慎的态度,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我党对各民主党派和一切爱国进步人士真诚团结合作的政策。我在这里还要特别讲一句,党中央不让我们组织群众开欢迎会,而当时北平各界人民以发自内心的热忱,自发地举行庆贺活动,那情景是十分感人的。

书籍目录

前言
一 接管平、津
(一)革命高潮的到来和先期赴北平的任务
(二)毛主席的谈话和中央关于接管城市的指导方针
(三)平、津的做法和经验
(四)进城以后乡村仍然是党必须关注的关键环节
二 新中国的建立
(一)七届二中全会绘制的新中国建设蓝图
(二)关于《共同纲领》
(三)“一边倒”的外交格局
三 刘少奇同志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
(一)进城前的思索
(二)天津讲话及引起的风波
(三)春耦斋讲话
(四)几点评说
四 平抑物价,统一财经
(一)组建新中国经济工作的领导机构中财委
(二)金融物价的初步治理
(三)统一财政经济
(四)初战胜利的经验
.五 调整工商业
(一)紧缩银根后私营工商业遇到的困难
(二)中央关于调整工商业的决策
(三)调整工商业的措施和成效
六 新区土改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
(一)党对富农政策的历史演变
(二)民主决策的一个范例
(三)实施情况和效果
七 贯彻防腐蚀方针,开展“三反”斗争
(一)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察觉反腐蚀斗争的重要性
(二)发动群众,雷厉风行地进行“三反”斗争
(三)处决刘青山、张子善
(四)不能忘记的历史启示
八 发动“五反”,打退不法资本家的猖狂进攻
(一)“五反”的发动
(二)关系全局的上海“五反”斗争
(三)要让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
(四)在新的基础上调整工商业
九 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争论
(一)争论经过
(二)1950年争论的继续
(三)今天的反思
十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和制定
(一)1952年秋后的酝酿
(二)总路线的提出和最后确定
(三)回顾中的思索
十一 1953年夏季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
(一)财经会议的起因:修正税制
(二)财经会议的召开和会上对我的批评
(三)周总理的结论和毛主席的讲话
(四)“误会”的解除
十二 统购统销的实行
(一)严峻的粮食购销形势
(二)两种“炸药”中的选择
(三)统购统销政策的基本内容
(四)统购统销制度的发展
(五)改革中的评说
十三 “一五”计划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一)“一五”计划的任务和编制过程
(二)确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方针
(三)展开以“156项工程”为中心的工业布局
(四)从实践中摸索的可贵经验
十四 关于高、饶问题
(一)高、饶政治野心的膨胀
(二)高岗向党发难
(三)饶漱石紧密配合
(四)高、饶问题的揭露和处理
(五)应该记取的教训
十五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加速进行的转折点
(一)关于浙江整顿和巩固合作社问题
(二)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之争
(三)失误在哪里
(四)对“五月变化”的一种分析
十六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出版
(一)为什么编这部书
(二)建国后的“第一次调查”
(三)是非评析
(四)社会效果
(五)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估价
十七 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
(一)出乎预料的速度
(二)大势之所趋
(三)全行业公私合营形式的选择
(四)成就和问题
(五)1956年底毛主席同工商界人士的一次谈话
十八 加快手工业改造的得失
(一)我国手工业的特征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二)建国头六年手工业改造的进程
(三)加快改造带来的曲折
(四)用发展的观点看得失
(五)对三大改造高潮的几点看法
十九 《论十大关系》形成前后的调查和探索
(一)调查和探索的目的
(二)汇报中提出的主要问题
(三)从听汇报到论十大关系
(四)探索带来的新风
二十 向科学进军的两项重大部署
(一)大规模经济建设展开后面临的新问题
(二)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
(三)制定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
(四)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
二十一 反冒进和八大的正确决策
(一)冒进倾向的产生
(二)为组织好1956年生产建设反冒进
(三)为拿出一个实事求是的“二五”建议反冒进
(四)在探索中形成八大的正确决策
(五)为编好1957年计划继续反冒进
上卷结语
二十二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
(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形成过程
(三)从讲话到论文的发表
(四)《正处》的理论贡献与实践过程中的曲折
二十三 整风、反右派和修改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
(一)发动全党进行整风的意图和方针
(二)从整风到反右派的转变
(三)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及其教训
(四)修改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
二十四 批评反冒进
(一)批评反冒进的经过
(二)毛主席对反冒进问题的分析
(三)今天的认识
二十五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
(一)成都会议的酝酿和讨论
(二)八大二次会议正式制定总路线
(三)一点评析
二十六 “大跃进”的发动
(一)农业“大跃进”的发动
(二)全民大办钢铁的由来
(三)“大跃进”第一个回合的得失
(四)从发动阶段看到的问题
二十七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一)在“大跃进”中萌发人民公社的构想
(二)北戴河会议的讨论和决议
(三)超阶段空想的进一步发展
(四)从“共产风”看人民公社的弊病
(五)对几个问题的初步探索
二十八 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尝试
(一)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提出
(二)1956年改进经济管理体制方案的形成及主要内容
(三)1957年拟定的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
(四)1958年的“放权”与“收权”
(五)今天的一些认识
二十九 郑州会议开始纠“左”
(一)毛主席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提出要“压缩空气”
(二)人民公社问题的症结所在
(三)降低钢铁指标
(四)读书、总结经验与逐步认识客观规律
三十 庐山会议的“反右倾”
(一)庐山会议的初衷
(二)彭德怀同志的信
(三)会议转向:从纠“左”到“反右倾”
(四)“反右倾”的严重后果
(五)党内斗争的深刻教训
三十一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提出及初步实施
(一)违背客观规律行事而造成的惩罚
(二)“八字方针”的酝酿过程
(三)“八字方针”的初步执行情况
三十二 《农村六十条》的制定
(一)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第一个硕果
(二)“三月草案”的形成和内容梗概
(三)“六月修正草案”的新突破和重要补充
(四)1962年的修改
三十三 《工业七十条》的诞生
(一)在调查研究中诞生
(二)条例的主要内容
(三)条例的试行
(四)对两个问题的说明,
三十四 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
(一)科研、高教、文艺等条例的制定
(二)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三)成就和局限
三十五 “七千人大会”的召开
(一)大会始末
(二)对“大跃进”以来所犯错误的分析
(三)犯错误的根源何在
(四)几点看法
三十六 西楼会议和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
(一)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
(二)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
(三)西楼会议在调整经济中的作用
三十七 八届十中全会和强调阶级斗争
(一)会议的进程
(二)对形势的不同看法和对“黑暗风”的批判
(三)包产到户问题引起的争论
(四)为何发生对“翻案风”的批判
(五)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及其失误
三十八 开展城乡“四清”运动
(一)“四清”运动的由来和《前十条》的制定
(二)运动的初步开展和《后十条》的制定
(三)《后十条》的修正和“左”倾错误的发展
(四)《二十三条》制定前后的思想分歧
三十九 关于防止“和平演变”和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一)防止“和平演变”问题的提出
(二)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措施
四十 试办托拉斯
(一)问题的提出
(二)试办方案
(三)试办的初步成效和遇到的矛盾
(四)初步总结
四十一 “三五”计划的制定与三线建设的展开
(一)“吃穿用计划”的提出
(二)三线建设
(三)成立小计委与备战计划的形成
(四)对一些问题的认识
四十二 文化领域的大批判
(一)毛主席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和各个领域批判的开展
(二)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
(三)从《二月提纲》到《五·一六通知》
(四)历史的教训和启迪
四十三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的经验与教训
(一)关于阶级斗争
(二)关于经济建设
(三)关于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
(四)关于党的建设
后记

编辑推荐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是将个人的回忆和档案材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产物,被誉为"在我国党内是一个重大的创举"。

作者简介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薄一波的回忆并带有研究性质的有关中国当代史的专著。分上、下两卷。分别论述了1949年到1956年间党和国家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决策的形成过程,以及一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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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2条)

  •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是比较重视历史的人。1988到1993年,他写了带有国史性质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从1949到1966年,近80万字。此书“不是写个人的事情,当然不同于一般的个人回忆录;但又包含着个人的回忆在里面,书中有不少情节是历史档案中所没有的。”所以这是一部“将个人回忆和档案材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产物”。也是迄今为止对“WG”前17年最权威、最详尽的研究之一。全书分上、下两卷,分别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993年出版;199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修订本。  1 意识形态与政府职能  尽管农民是GM的主力军,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工人运动都是GM者从不怀疑的主要形式。工人运动的主要内容是以工会为组织形式罢工罢市以争取自己的权利,具有社会GM的性质。1949年,GM者进城了,承担起组织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的责任,如果工人继续罢工,社会将无法运转。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  刚进城的时候,我们强调工人已经争得的政治经济权益不能轻易取消,不允许私营工商业随便停工停业。1950年上半年,工商业出现了困难,有些企业经营不下去,不批准停工停业不行了。有些企业要渡过难关,不仅需要政府的帮助,也需要工人的支持,包括忍受裁员减薪这样暂时的牺牲。……当时有个口号,叫做“降低工资,劳资团结,渡过难关”。(薄一波,1997:110)  1948年4月8日,MZD在《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中极具先见之明地规定:“入城之初,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将来是否酌量减少工时增加工资,要依据经济增长情况即企业是否向上发展来决定。”(MZD,1964:1219)GM者掌握政权后,工人如果还像过去那样要求政治经济上的权益,就不但是罢资本家的工,也是罢新政权的工,这就必然要受到约束。所以刘少奇1949年5月就在《天津日报》的一篇报道上批示:“不要宣传劳资感情的融洽,虽然也不要去煽动劳资间的恶感。”“虽然”云云是一惯组织工人罢工斗争的党的新辞汇。同年5月5日,刘少奇在开滦煤矿,正值工人罢工,刘对他们说:“你们组织起来以后,要努力排除生产上的障碍,推动资本家维持生产。无论如何,要把开滦的事情办好才行。”(金冲及,1998A:637—640)这与他20多年前在安源煤矿说的话判然有别.  一个不对国计民生承担责任的GM党可以无条件地鼓动工人向资本家、向企业作斗争,但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却要考虑到企业的生存。关照“劳资团结”,共产党刚进城时强调的工人权益不能取消是对GM意识形态的延续,但一心想着斗争和GM的工人是不能认真生产的,所以工商业一时出现困难。如何解决意识形态与政府责任的矛盾是对新政权的一个考验。周恩来在七届三中全会上要求对工人进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教育,工人不但被减薪,有的还失业,这是经济恢复期对资本家所作的必要妥协。一些资本家当然也趁机向工人开刀,“我们有的同志又缺乏这方面的警觉,不管青红皂白发动所谓减薪运动,让资本家钻了空子,引起工人的不满。”(薄一波,1997:110─111)GM胜利反使工人不再获得强有力的支持,“领导阶级”不但要接受“先锋队”的领导,也不能再随便向资本提条件,罢工更是不能允许。  大概正是因为这一变化,才唤起当年安源罢工的领导人李立三对工人与国家、工会与政府关系的新思考,其核心是在新形势下维护工人的权益,但李立三当即就受到批判。  2 少奇“走火”  毛刘同乡,且1922年在安源有过密切的工作合作,但一在苏区,一在白区,毛刘之间并无浓厚的历史渊源。1935年会理会议上,鉴于刘少奇写信向中央反映三军团对中央意见很多,毛对刘作了严厉指责。并把刘调出三军团。毛对刘的刮目相看,始于1937年。那时刘少奇连续两次写信给张闻天,尖锐批评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的极左路线,第一次突破了共产国际和遵义会议关于“中共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结论。这与毛向张闻天等国际派提出挑战、掌握全党大权的内在需要是一致的。从此开始,刘受到毛的信用,或领导北方局、华中局,或出任中央总学委副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MZD成为全党唯一领袖的主要助手。不过,据杨尚昆说:“虽然少奇同志那时同毛主席的观点比较接近,但也有过不一致的地方。比如,少奇与恩来在太原商定,周去武汉出版《新华日报》,以后时机成熟了,北方局出版《新华日报》华北版,这件事使毛主席感到不快:延安也有报纸,你为什么不出华北版,而要出《新华日报》华北版?”(杨尚昆,2001:176)然而,尽管延安时代毛、刘之间就并不完全一致,毛仍然让刘成为党内二号人物,因为没有人比刘更合适。  49年以后,刘有两次“走火”,一次是49年上半年在天津有关“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第二次是1950年1月23日,毛的红人高岗鉴于东北出现“富农党员”的现象,主张土改完成后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刘少奇认为“富农党员”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像高岗那样以为党员就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  少奇两次走火,思路都是承认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剥削非但不可避免,而且还有正面价值。以他和毛的关系,他不可能不知道毛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但他仍然公开自己的主张,可见在50年代初刘少奇还可以发表一点不同意见。作为这一判断的旁证是,在毛对刘的讲话表示过明显不满之后,周恩来1954年2月16日在七届四中全会上还说:“少奇同志的谈话,可能有个别话走了火,但本质上还是对的。”(薄一波,1997:207)只是刘既敢于与毛不同,毛就有理由感到不快,高岗也就可以向刘挑战。高岗的失败,使刘看到了自己的力量,这就有1956年支持“反冒进”的行为。“反冒进”的矛头主要是周恩来和陈云,但“由于在一篇定性为反MZD的错误的社论原稿上,有刘少奇修改的笔迹,刘也就同这一‘错误’脱不了干系了。党内唯一还可以同MZD以平等的态度讨论问题的刘少奇,从此似乎也今非昔比了。南宁会议之后,逐渐使MZD奠定了他在中央的特殊地位,这是党内生活的极大变化。”(李锐,1999B:76)  刘少奇、林彪都是毛自己选取定的接班人,他们都有自己的GM历史和功勋业绩,并不仅仅靠毛而取得权力。可能觉悟及此,毛要“WG”中主要依靠的是江青、张春桥等离开了毛就无法在高层政治生活中生存的秘书文人,他们不可能、更不敢与毛有丝毫分歧。  3 总理危机  从1949到1976年,周恩来一直是中国人的“大管家”,但他的总理职务并不是坐得很稳当的。至少有两次,他实际上被剥夺了总理政府事务的权利。  1952年8月,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主要领导相继进京任职,当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这当先的一马就是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高岗,计委主席位高权重,像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林彪、饶漱石、彭真、薄一波等人这样重量级的人物不过是计委的委员,计委因此有“经济内阁”之称,不属政务院。1953年春,薄一波组织财政部出台新税制后,因“事先没有报告中央”等原因而受到严厉批评。不久又毛又认为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强调要加强中央对政府工作机关的领导。随即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内容包括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政府各部门的党组工作必须加强,并直接接受中央领导;为更好地使政府各主要领导人“直接向中央负责,并加重其责任”,重新规定了政府领导同志的分工:计划工作和八个工业部的工作由高岗负责,其他的如政法工作由董必武等负责;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由陈云等负责;铁路、交通、邮电工作由邓小平负责;农林水工作由邓子恢负责;劳动工资历工作由饶漱石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等。这样,“周恩来事实上只管一个外事口了。根据中央的决定,周恩来于3月24日签发了撤销以他为书记的政府党组干事会的通知。”(王永钦,2002:126)可叹高岗好运不长,54年初就受到整肃,总理的权力才又有恢复。  1956年周的“反冒进”再度使毛不快,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特别表扬了能够体现他意图的柯庆施的文章《乘风破浪》,“16日,毛主席在大会上再次拿出柯文,当众对周总理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产出来?’周总理回答:我写不出来。”(薄一波,1997:662)这当然不是写文章的问题。南宁会议后的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周原来兼任的外交部长由陈毅接任。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讲了要防止闹分裂的话,“这引起了周总理的警惕,便提出要中央考虑他当总理适宜不适宜的问题。在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时,大家都挽留他。MZD没有说挽留,也没有说不挽留。邓小平同志作的记录,写下改换总理‘没有必要’。”(邓力群,2000:103)但会议在1954年的基础上,决定中央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五个小组,各有专人负责,毛强调:“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金冲及,1998B:1396)如果说1953年的做法是把政府各部门分解为若干个直接对中央负责的“口”,那么1956年则进一步直接中央各小组领导国务院各“口”,总理的权力被大大消减了。大跃进期间,周实际上失去了对经济工作的发言权,这才有时间带一个庞大的队伍去查勘三峡。大跃进出现了大灾难之后,周参与领导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4 两次松绑  对知识分子抱有好感的GM者大有人在,包括朱德、彭德怀、陈毅、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罗荣恒、叶剑英这些元帅,对知识分子都是比较尊重的,但由于毛对知识分子另有看法,所以有关知识分子的政策大都过于严厉。  49年后,知识分子政策有两个短暂的开明时期,两次都是由周恩来出面表达的。  1956年1月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代表党中央发表讲话。他强调了知识分子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批评了低估知识分子的进步和作用“宗派主义”;1962年3月,周在“广州会议”上作关于知识分子的讲话,不久又在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作报告,都认为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金冲及,1998B:1629)  但尽管周是代表中央的,但以MZD很快就不承认。56年那一次预告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早春”,但当年的9月的“八大”上,就仍然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提法,次年3月,毛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再次说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金冲及,1998B:1212)反右后径直把知识分子送进隆冬;62年那一次,连周的报告也有人质疑,当周要毛就此表态时,毛没有说话;而当同年10月北戴河会议就此说话时,却是轻蔑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薄一波,1997:1040)  毛的观点得到当时的中宣部长陆定一的支持。49年以后文艺界运动频仍伤人太多,周扬固要负责,陆定一亦难辞其咎。比如反胡风时,周巍峙发现周扬并不坚定:“有次在中宣部传达MZD同志把‘胡风集团’定为‘反GM集团’的指示,我看他心情似乎有些乱,不像平常那么稳定。”(周巍峙,1998)而于光远却感到:“在把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打成反GM集团这件事上,部长是十分积极的。”(于光远,1998)57年周扬整丁玲时得到陆的全力支持,直到79年丁玲平反后,陆还再次强调当年他是和周一致的。在有些问题上,陆比周还左。1961年周扬主持起草意在反左的《文艺十条》,陆在讨论时发表了不少反对意见,修改后的《文艺八条》增加了不少历来强调的政治性很强内容,即使如此,当周扬乘陆不在北京时送上去并由中央批发后,陆还在中宣部内部多次责问:“八条”是怎么送上去的?并在《宣教动态》增刊上向毛反映《文艺八条》的问题。(黎之,1998)  周当然明白毛的态度,也许是由于当时的形势增强了周说话的勇气。1962年10月11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对知识分子,说我们提倡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没阶级分析,我是代表党作报告的,是党批准的,不是我一个人起草的,少奇在宪法报告上讲过有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不认为我在广州会议上讲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有什么错误。”(薄一波,1997:1040─1041)  5 过关  “大跃进”以“反冒进”作热身。从1957到1958的一年半年时间内,毛先后八次批评“反冒进”。仅薄书披露的就有:  1957年9、10月间的八届三中全会;  同年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  同年12月的杭州会议,点了周恩来的名;  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  同年2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同年3月的成都会议;  同年4月的武汉汇报会;  同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  同年5月致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信。  周恩来只得检讨不迭,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都作了公开检讨。毛不但对前两次不满意,而且要秘书帮助写检讨也不允许,他直接发话:“要自己写,不要秘书写”。以至于周在写检讨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金冲及,1998B:1394)周知道其错误的实质,第三次检讨中有一段“向毛主席学习”:“中国几十年GM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多次错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做对了的时候和做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领导思想分不开的。”(李锐,1999B:370)也许周记起了15年前的经验。那是在1943年8月他从重庆回到延安时向毛送的见面礼:“没有比这三年来的事变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MZD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底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MZD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金冲及,1998B:553)果然,正像1943年的检讨使他重回中国领导核心一样,八大二次会议的检讨总算过关了。  但有的检讨就很容易过关。大跃进天怨人怒,周不得不代表国务院承担责任。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周说到计划上的估产高、指标高、变动多、缺口大,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权力下放过多、过散,不切实际的、过多过早过急的大办、大搞等等,国务院都有责任。他还检讨了自己的两个错误,一是1959年8月在人大提出的超过实际可能的关于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标准;二是1958年6月主持起草的关于轻重工业下放比例的文件。  这些问题,我还要在3月的人大、政协会议上作适当解释,这是我的帐,要交代。毛主席插话说:交代一回也就好了。(薄一波,1997:1061)  重彼轻此当然不是要维护总理威信。因为反冒进“尖锐地针对我”;(薄一波,1997:661);而大跃进毛却是“始作俑者”。  6 剥夺权力的方法  毛是政治艺术的大师,除通过一定组织程序合法剥夺外,他有很多办法来剥夺一个人、一个部门的权力。第一种办法是不再提及。1943年整风高潮中,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而原副主席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王稼祥则不再提及;“WG”中,林彪成为接班人之后,周恩来等人的副主席也不再提及。只要毛作了决定,高级领导人的职务就会无声无息地丧失。  第二种是保留位置,却不分配其具体工作。朱德长期被尊为“总司令”,但军队的具体指挥极小;“WG”中很多老干部并没有被彻底打倒,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的位置都留着,会议上可以坐主席台,但没有任何实际权力,有的还不断挨批,甚至行动也不自由。  第三种是不通知开会。庐山会议后,彭德怀依然是政治局委员,但政治局开会并不通知他,这个委员也就有名无实了。1976年,毛想限制叶剑英,就不通知他参加政治局会议。  第四个方法是不发文件。1955年,毛批评邓子恢在农村合作化问题上犯了“小脚女人”的错误。“8月26日,毛主席批示邓小平、杨尚昆同志:‘请电话通知中央农村工作部:在目前几个月内,各省市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并千批发此类电报的同志,不要批上’请农村工作部办’字样。”中央即毛,“从8月13日到10月2日七届六中全会开幕前夕,MZD同志亲自起草中央批语”,重新部署合作化发展步伐、加快发展进度的报告。(薄一波,1997:357)这样一来,中央农村工作部机构不变、领导不变,但主要权力却被毛一个批示剥夺。  第五种办法是另组机构。1963年批判邓子恢时撤销中央农村工作部是一种比较明显的形式,还有一种不太明显的方式是另组替代性的机构。大跃进前后毛对国家计委屡屡不满,李富有春经常挨批,因为谁都跟不上毛的思想跃进。1964年8月,在陈伯达给李富春的信上,毛批示:“计划工作方法,必须在今明两年内实行改变。如果不变,就只好取消现有计委,另立机构。”(薄一波,1997:1242)1965年初,毛决定成立以余秋里等人组成的小计委。“毛主席还特别交代:小计委由周总理直接领导,国务院各副总理不要干预他们的工作。”(薄一波,1997:1244)如果不是李富春聪明,让小计委的人都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以便过渡一个时期后接管现在的计委,那么国务院就会出现两个计委的现象。  在最严重的时刻,还可以冻结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政治局”以保证实现自己的意图。1942年,毛意欲彻底战胜王明等“教条宗派”和周恩来等“经验宗派”,但由于这些人占据着政治局的多数,毛遂于6月2日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接管并未明文取消的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权力,直到1945年“七大”才恢复重新建立的政治局和书记处权力。1967年“二月逆流”后,毛再度以“中央文化GM小组”取代政治局,直到1969年“九大”之后重新组成政治局。  7 调查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多次强调领导干部搞调查研究,自己也以身作则。1961年他在广州说:解放后11年,我做过两次调查,一次是为农业合作化问题,看过一百几十篇材料,每省有几篇,编了一本书,叫做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又一次是十大关系,那是经过两个半月,和34个部门讨论,每天一个部或两天一个部,听他们的报告,跟他们讨论,然后得出十大关系的结论。(薄一波,1997:395)  第一次,“我是用十一天功夫关了门,看了一百二十篇报告。先请廖鲁言同志同农村工作部的同志,他们看了一千几百篇,选了一百二十篇。然后我对这一百二十篇搞了十一天,包括改文章、写按语在内。”(薄一波,1997:394)调查就是“关了门”看报告写文章。报告当然能部分反映真实,但这些材料或是中央报刊的记者采写的或是各省上报的,不但写作者在揣摩上面的意图,而且很多文章直接就是上面指令的,真实性不不可能怀疑的。比如,“11月2日中央办公厅致电黑龙江省委:‘《怎样办农业合作社》一书,需要有一篇文章介绍由初级社转到高级社的经验。这篇文章要说明在这种地区取消土地报酬比较容易,并且介绍牲畜公有化的条件和办法。希望你们能从已有的材料是挑选出一篇,修改好文字,说明作者、写作时间、原载报刊等,于11月10日前送来。’”(薄一波,1997:396)中央向省提出文章的主题,各省按照这一要求组织文章上送,毛再根据这些报告判断中国农村已经出现了社会主义的高潮。  第二次调查是听部长汇报。1958年在广州,地质部长“刘景范汇报时,带了一大堆材料,还有个发言稿,他就念了起来,只念了几分钟,MZD就疾言厉色,要他讲问题,不要念稿子。刘可能没有参加这种场合的经验,还是照旧念下去。于是,MZD发火了:你不要念了,你讲不清楚,找何长工来。刘当然非常尴尬,满脸涨红,停了下来。”(李锐,1999B:307)薄一波也说到:“有一次,听一位部长同志汇报,他紧皱着眉头,忽而抬起头来说,听这样的汇报,‘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有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薄一波,1997:486)搞调查、听汇报,却不原受他人提供的客观材料的指挥,这种调查到底能改变多少原有的成见?1955年中央农村工作邓子恢认为农民的合作化热情不高,并因此导致粮食紧张,这当然是毛不愿意听的,于是“中央上海局书记柯庆施向毛主席讲了一个情况,说他经过调查,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30%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意搞社会主义。柯把毛主席的思路和喜爱琢磨透了,他这几句话给毛留下的印象很深。……不仅使他改变了对春季以来农村形势的看法,而且开始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来自各方对农村形势的估量。”(薄一波,1997:385)为什么相信柯庆施而不相信邓子恢?原因在于柯是顺着他的思路来说。  另外,“在听汇报的那些日子里,毛主席十分疲劳。有次听完报告,他带着疲乏和神情,说他现在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听汇报,穿插着处理日常工作,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薄一波,1997:486)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是不大可能从容听取各方意见的。所以,《论十大关系》中的许多结论,与其说是他从汇报中总结出来的,不如说是他此前已有的“前见”。比如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就是他在听薄汇报前的开场白,即使他不听薄的一汇报,他也会提出这些主张的。这些汇报的意义,是为毛已有的观点提供资料──“五大关系的基本资料主要是34部委汇报提供的。”(薄一波,1997:499)  当然调查也不仅仅是看文章、听汇报,毛也经常出游大江南北(他最喜欢去的地方是武汉、上海、杭州、长沙、广州)。他对1954年农业合作化的步子太快而导致1955年的粮食风潮很重视,专门下去走了一趟后,结论是:“说农民生产消极,那只是少部分的。我沿途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生产消极吗?”“所谓缺粮,大部分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以及富裕中农的叫嚣。”(薄一波,1997:383)“麦子长得半人深”就说明农民生产有积极性、就说明农村不缺粮,这样的调查显然是过于皮相了。他为了强调“群众路线”就说群众有纪律,例子是“我在天津参观时,几万人围着,我把手一摆,人们都散开了。”(李锐,1999C:103)  8 吹牛拍马  调查不具体不但不能了解事实真相,客观上反使说假成风、吹牛盛行。1958年上海会议期间东北组就人说:“不少干部是看气候,看领导人的颜色行事,有两个口供装着不同的材料,你要什么,他给什么,甚至以少报多,以无报有,以假报真。”华南组有人说:“有的人喜欢摸主席的脉膊,主席喜欢什么,就反映什么。”(李锐,1999C:483)大跃进期间,李锐因为发言、谈话、写信得到毛的欣赏,马上就有人向他取经,“当时也还有经济方面的领导同志,找我谈同主席接触的经验。”(李锐,1999C:474)庐山会议中间的7月11日,毛召见李锐等人,“许多人向我打听(包括总理的秘书)”。(李锐,1999A:76)这就难怪:  “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成为普遍现象。……记得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有人说:这几年来,一个人自己想的是真的,两个人讲的,半真半假,三个人一起讲的,全是假的。(薄一波,1997:1328─1329)  薄为参加庐山会议准备了一份发言稿,“上庐山后,有几位同志告诉我,会议的风向变了,因而我准备的发言稿未拿出来。在这篇发言稿中,除了肯定‘大跃进’的成绩外。比较多地讲了它的缺点和错误。”(初版页868)修订版补充解释说:原来的发言稿“不仅无补于事,更丝毫动摇不了毛主席打倒彭德怀同志的决心。”(薄一波,1997:898)  说假成风并不始自庐山会议。延安时期,长期在国统区从事地下工作的王世英曾对刘少奇说:回到延安,我感觉学了一些坏东西,自己不愿做的不愿说的,也得去做去说。……感觉没有在秘密工作时期那样纯洁。刘少奇认为,王不是学坏了,而是“学好了”,他告诉王世英:“所谓好坏之分,应从党的工作,党的利益出发,吹牛拍马不好,但对工作有利就是好的,就要做。”(段建国、贾岷岫,1992:244—245)这就说“吹牛拍马”也有政治性、有阶级性。49年后还一度流行过刘的名言:“投共产党之机,有什么不好?”  也有人反对这种做法。抗战胜利后,胡耀邦、王鹤寿、陶铸三人在延安王家坪“桃园三结义”,约法三章,其中之一是“永不做吹吹拍拍的事”。(王昆,1999)但桃园盟誓可以约束刘关张,却不能使GM者成为弟兄;“吹吹拍拍”的事不做,斗争仍要坚持。1987年1月决定胡耀邦下台的“生活会”上,王鹤寿积极批胡。“耀邦曾对鹤寿讲过一些心里话,在‘生活会’上被鹤寿揭发了,非常伤心。”(李锐:2001)。  9 理论与实践  毛毕生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但他的一些做法经常背离自己的理论。正确的理论和错误的实践几乎是MZD的特征之一。  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的主题就是“以苏为戒”探索“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其中一条是发展工业必须与发展农业并举,发展重工业必须与发展轻工业并举,反对牺牲农业、轻工业来发展重工业。刘少奇在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也说匈牙利“在经济建设中过多地建设重工业”,“牺牲轻工业、牺牲农业,一直到现在人民生活没有改善。”(薄一波,1997:598)可见要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是全党的共识。但在大跃进中,“各行各业搞以保钢为中心的‘小、土、群’,实际上是各行各业都打农民的主意,因为所谓‘全民办工业’,实际上主要是农民办公业,大家挤农业。”(薄一波,1997:739)农轻重比例的失调比苏联和东欧更严重。“当MZD看到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的弊端,告诫人们要‘以苏为鉴’的同时,他自己的意识中却萌生出一种‘钢铁情结’,对钢产量的提高极为关注,甚至把钢产量的多少作为中国能否保持‘球籍’的标志。”(李锐,1999C:200)  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示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然而,“就在提出这个理论的1957年,发生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严重混淆两类不同垢矛盾,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处理。”(薄一波,1997:622)这一理论没有认真实行。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中央领导同志抓住民主集中制,特别是抓住破坏民主的倾向,来分析犯错误的原因,确实是抓到了要害。”“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系列论述,把党的民主制中的理论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使之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但是,遗憾的是,这次大会以后,民主制中在党内特别是党的高层政治生活中,并未得到严格遵守和真正执行,而且日益受到破坏,从而也日益加剧了党内生活的不正常。”(薄一波,1997:1970─1071)  当然,每次行动失误都有原因。大炼钢铁的原因是“对1958年粮棉等农产品产量盲目乐观的估计,并认为今后我国农业生产将不是以百分之几,而是以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年复一年地增长的错觉,又引发了一个更重要的错觉,以为我国农业问题解决了,粮食吃不了了。”(薄一波,1997:715)关于未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薄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毛后来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二是党员和干部尚未掌握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策略。至于民主之遭到践踏,薄从正面讲了三条,一是民主集中制的理论要完备,二是民主集中制要配之以健全的制度;三是党员干部要养成遵守民主集中制的自觉性责任感。  也是在七千人大会上,毛说:“拿中央常委或政治局来说,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薄一波,1997:1066)但除了MZD,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可能否定毛的意见。1953年冬,张爱萍上将参加MZD主持的会议。“MZD讲了意见之后,然后再让大家发表看法。不少同志谈了与其不同的意见,而且很有道理。结果呢?MZD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当时张爱萍在心里就打了一个问号:提倡反对一言堂的人,可能就是一言堂。”(东方鹤:2000:720年)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毛主持起草的、意在发动“WG”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与会者当然不会有任何原则性的否定意见,只是既然是讨论,也就对一些个别字句、标点符号提出意见,但陈伯达、康生一口咬定:这是主席改定的,一个标点都不能给。以至于刘少奇感叹不已:“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能改,这不是独断专 行吗?这不是符合民主集中制吗? 我原来考虑改一点,现在大家的意见还是不改的好,不如原来的好,那就不改吧!”(黄峥,1995:419)一句话否定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决定的事发生过多次,堂堂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也只是毛的橡皮图章。  10 自我批评  是人就会有错,毛当然也会有错。他自己也多次承认:“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薄一波,1997:255)“1958、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薄一波,1997:905)“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薄一波,1997:1060)但是  毛主席有错误自己讲可以,别人讲,就听不大进去了,特别是过去有积怨的同志讲就更听不进去了。(薄一波,1997:905)  讲了也就是讲了,谁有权力处理毛的错误?他的“自我批评”引来不是同志帮助和组织处理,而是其他人的一片忏悔:主席都承担了责任,我们的错误不就更大了?而且即使是“自我批评”,也是在中央会议上,而不会向全国公开。毛的名言是:历史下罪已诏的皇帝,没有不下台的。  毛多次用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来说明成绩与错误的比例,然而不但这“一个指头”也即十分之一从来不能讲,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也不能讲。彭德怀曾说过:“MZD同志99.9%正大正确,难道就没有0.1%的错误吗?”(杨尚昆,1998)就因他提出了这0.1%,最终成了反党分子。个人崇拜愈演愈烈,不但不能讲毛的错误,甚至认为毛有错这一念头就是错误的,就应当被打倒。  由于毛主席的伟大功绩和崇高威望,在我们党内,从上到下,几乎都认为毛主席一贯正确,没有也不会发生错误。即使自己的看法和毛主席有不同,也总是从自己方面检查找原因。记得我的一位老领导和一位老战友曾不只一告诫我:毛主席讲的话,如你觉得不对,千万不要讲,你回去想想,慢慢就会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薄一波,1997:911)  七千人大会期间,可能是受到会议“民主”气氛的感染,彭真1月8日在会议《报告》起草委员会上说:“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彭真明白这句话的严重性,所以他这样解释:“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是那么多。”(薄一波,1997:1059)可就是这样,第二天陈伯达就表示不同意见,责问彭真“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不但如此,1月29日,林彪在讲话中又特意强调:最近几年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当即高度评价林彪:“是一篇很好、很有份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薄一波,1997:1079)然后早四年后发动“WG”,彭真被第一个打倒,林彪则成为唯一的接班人。  11 词序与字体  毛做过教师,喜欢咬文嚼字。1956年为“稳妥”二字和周恩来等人较劲,庐山会议上又为“得”“失”的前后位置而定彭德怀的死罪。  彭德怀给毛的信中对大炼钢铁的评价是“有失有得”,这就惹了马蜂窝。毛在7月23日的发言中即说:“‘得’放到后,‘失’放到前,这都是斟酌了的。”(薄一波,1997:889)其实,在毛之前,已经有人注意到了:“一天饭后,陈正人把我拉到一边说:‘为什么说“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李锐,1999A:137)  其实,这种词序安排是一个偶然的笔误。薄指出:  据查,信的原稿为“有得有失”,彭的随行参谋誊清时错抄成“有失有得”。(薄一波,1997:889)  当时的写信情况是:“13日中午,彭德怀手持拟好的提纲,向随从参谋口述了详细内容。记录整理后,他亲笔修改两遍,参谋誊抄两次,于14日下午送与MZD。后来追逼这封信的起草过程时,都怀疑周小舟参与其事。为了避免连累身边工作人员,彭德怀一口咬定是他自己一夜之间写出来的,从来不讲随从参谋作记录之事。”(李锐,1999A:120)毫无疑问,即使彭当时说清了这是参谋笔误,也无济于事。  词序先后外,字体大小也是政治。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反冒进”的社论时,总编辑邓拓明知MZD不同意,但刘少奇、周恩来支持,邓拓想来想去,还是要发。原定要用4号字,邓改成5号字,想着字小一些,以免特别醒目。他的用心没有被毛理解,在骂了他一通“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后,最后把他赶出《人民日报》。(任捷:1999年)  12 邓子恢、周恩来与彭德怀  通向公社化的路上,毛先后严厉批判了邓子恢的“小脚女人”、周恩来的“反冒进”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给他们的定性大同小异。  1955年,围绕着合作化发展速度等问题,毛多次批判邓子恢:  为什么老是喜欢去挫折社会主义因素,而老是不喜欢去挫折资本主义因素?你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回答应是:你们脑子里藏着相当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所以你们觉得社会主义因素没有什么可爱,忍心去挫折它。(薄一波,1997:347─348)  你们有一条路线,有一个方针,而是和中央的路线与方针相抵触的。(薄一波,1997:358)  再如邓子恢,完全是资产阶级了主派那一套,找他的朋友,企图分裂政治局,达到他的目的;无非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搞“四大自由”,讲农民怕冒尖。他就是跟我尖锐对立。(李锐,1999:卷三上卷257)  1958年,毛多次批判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反冒进”: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6亿人了一泄气不得了。(薄一波,1997:661)   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它相距不远,大概50米远。(薄一波,1997:668)  有些同志,当时同意(无一人反对),五个月,或一个月后,即表示反对,或者不同意,或者怀疑,而不经合法手续,即经同样性的会议加以改变,即进行反对活动,提反冒进。(薄一波,1997:666)  这里一篇反“冒进”的社论,……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为什么要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只有一个指头有病,是九与一之比。这篇东西没有弄清这个比例关系,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李锐,1999B:71)  照毛的说法,邓和周都有思想问题、路线问题、组织问题。但1958年毛却说“邓老有资产阶级思想,但这个人是好人,可以改造的。”(李锐,1999B:200)同样,毛在庐山会议上又表扬周:“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李锐,1999A:166)  为什么只有彭德怀一旦挨批就万劫不复?  召集庐山会议的动机是为了纠1958年的左,毛承认“去年是打了一次败仗”。(李锐,1999A:15)会议的初衷是在坚持“总路线”的前提下作些调整。从他为会议拟定的19个讨论题目来,与彭信并无不同。据薄分析,毛要打倒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时机问题。“他认为信中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其中所列‘大跃进’的种种问题,并没有超出中央八、九个月来所一再讲的,而在过去的历次会议上‘不提意见’,现在‘搞这一手’,动机不纯。”(薄一波,1997:886)薄的分析有一定根据,以至于彭德怀1962年“八万言书”时还要解释:庐山会议上,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曾在会前和会中都讲过,不存在等待时机的问题。(薄一波,1997:1126)  要补充的是,这个“时机”不是彭一人造成的。据李锐分析,毛发动批彭的原因,首先是会议讨论中支持彭信的人很多,特别是22日张闻天的发言更从理论上系统阐述了与彭相同的观点。与此同时,柯庆施、李井泉等左派人物向毛进言:彭德怀在拉队伍,人都被拉过去了。可以设想,如果彭信出来后应者无几,反对者众,很可能毛还会表扬彭的“反潮流”。  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毛决定打倒彭有一个过程。庐山会议的7月10日,毛在与周小舟、李锐等人的谈话中,赞同性地引用他的一勉句话:“成绩还是主要的(彭老总说一个指头多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李锐,1999A:66)7月17日,彭信已经印发,毛在与李锐等人的谈话中也没有“左转”和反击的迹象。甚至7月23日决定反击时似乎也没有要置之死地:“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在帝国主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之下,右起来的。”(李锐,1999A:166)似乎也只是比此前的邓子恢、周恩来更严重一些,距离右派更近了:“不过还有30公里”(李锐,1999A:167)当8月1日彭在常委会提出辞职时,毛还说:“现在不谈此事,还是你干。”(李锐,1999A:252)8月5日,各组揭发批判时,只有张平化提出“把他们留在党内”的“后患”问题。8月11日,毛才在大会上才说:“常委会过去我们议论过,还是他们干,但是究竟如何?还是辞职?还是改换工作好一些?还是照旧不动好”的问题。(李锐,1999A:360)“还是你干”当然不是真心话,但下决心打倒彭确有多方面因素,而决不只是一个“时机”问题。  以毛的智慧,当然不会真的相信彭会寻找时机“拉队伍”造反。如果没有历史旧帐,彭的错误性质至多与邓子恢、周恩来一样,批判一下,检讨几次也就过去了。但事同人不同。1929年秋冬之季,邓子恢与毛在闽西上杭同住一层楼,其时毛的四军前委书记在民主选举中落选,政治失意的同时又患上恶性虐疾,邓“无微不至地关怀与体贴,派人寻找好的中、西医为毛主席治病,托人专程去购买牛奶、白糖,为毛主席补养身体。还为毛主席每天买2斤牛肉炖汤,再炖上一只母鸡。”(曾志,1996)周恩来与毛没有共同养病、心心相印的交往,但他善于以检讨服输来化解他与毛之间的曾经有过的疙瘩,所以他们都能过关。独有彭不但过去敢于向毛挑战,而且桀骛不驯,毛早就十分警惕了。遵义会议后,明明是林彪要毛下台,他却偏认定是彭在背后挑唆;1937年,由彭德怀参加的“华北军分会”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共同开会,会议决定中提出了与毛游击战不同的“运动游击战”口号,“这本小册子是几个人讨论的,是任弼时同志写的。毛主席认为这是彭德怀的。这件事,在延安整风,特别是20天的华北座谈会时搞得最厉害。”(杨尚昆,2000)抗战期间有些地方随意杀人、不尊重人权,彭著文批评后,毛很反感,但杨尚昆回到延安后,“听说文章是别人起草的,署名的也不只是彭德怀一个人。”(杨尚昆,2001:203)类似的事很多,任何事情只要与彭有一点关系,责任就得他来负。1958年4月,毛在八届七中全会上总结性地说:“彭德怀同志,你是恨死我了的”;“你彭德怀是一贯反对我的”;“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年纪大了,要办后事了,也是为了挽救你。”会后,彭不解地问杨尚昆:“有事情没有事情都敲打这么一通,这到底是为什么?!”(郑文翰,2000)并正式向中央提出“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虽未获准,但苗头已露。庐山会议确实是一个“时机”,是毛找到了清算彭的时机。  13 “四清”  “WG”以极左定格于党史,但“WG”打倒的刘少奇其实也不右。  “四清”运动的起源模糊、过程复杂,目的是借此转稼“大跃进”灾难后果的责任。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上,毛对当时大量饿死人的事件作出判断:全国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出乱子的原因在于:民主GM不彻底,地富复辟,勾结坏干部,实行和平演变。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用札根串连的办法,组织阶级队伍(贫协),开展对敌斗争。这是要阶级敌人来承担大跃进造成的饿殍遍野的责任,同时也以阶级斗争的大棒封住了党内外任何可能对大跃进和他本人的批评。这就叫“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1961年11月13日中央发出《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是“四清”的正式开始,但当时上下都忙于克服困难,经济政策中“资本主义”倾向明显,“社会主义”提不上日程。直到1962年强调阶级斗争后,“四清”才渐次铺开。刘少奇先后主持制定了1963年5月20日发出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前十条》)、1963年11月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后十条》)。运动从来免不了过火,打人、自杀这类“运动现象”渐次发生。《后十条》强调团结95%以上的群众和干部,意在纠偏,但运动仍然没有得到控制。“例如湖北省第一批试点铺开后前后死了2000多人,第二批试点开始后,仅襄阳在25天内就死了74人。广东在这年秋冬的试点中,共发生自杀案件602起,死亡503人。(薄一波,1997:1150)这一切当然并不比历次运动更严重,但刘少奇似乎仍嫌不够。1964年初,他说“和平演变”已经演变到高级机关(市、省)要追上面的根子,在群众未充分发动之前,不能强调团结95%以上的干部。为此他又主持修改《后十条》,9月18日正式发出。《后十条》的修正草案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要重新划分阶级成分。此后又提出“反右倾”、“夺权”等要求,广泛打击基层干部和地富分子,“四清”急速左转。甚至包产到户、自留地、集市贸易等也当作“单干风”“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批判。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批资本主义、夺权等问题上,毛刘一致,体现毛的思想的陈伯达的“小站经验”与代表刘少奇思路的王光美的“桃园经验”都强调要“夺权”。但奇怪的是,他们却发生严重分歧,毛这一次扮演了纠刘之“左”的角色。按薄的分析,首先是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和社教运动的性质,刘认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认为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显然,毛坚持的是1962年强调的阶级斗争,而“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也能用;都没有能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薄一波,1997:1168)用不太准确的话说,刘要解决的是当时的干部的腐败,毛要抓的是阶级斗争。  在运动的搞法上,刘依靠工作队,先秘密扎根串连、摸清情况,然后发动群众实行大兵团作战来整干部和地富。毛在1964年12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认为种做法“打击面太宽”,“我提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的地主、富农、国民党、反GM、和平演变,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二十,七亿人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薄一波,1997:1166)所以他不同意刘于19644年年底制定的《十七条》而另弄出一个《二十三第》,规定尽早解放一批干部、退赔可以减缓免等等,缓和了农村的斗争形势,一些左的做法得到纠正。  时在甘肃搞“四清”的李新回忆说:1964年春节,《二十三条》下发后引起了一阵兴奋。“近代史所的多数同志则认为《二十三条》有许多新精神,与‘桃园经验’大不相同,甚至是批判了‘桃园经验’中的某些做法。”只是在过了27年之后,李新才恍然一梦醒来:“啊,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文件啊!它把这次‘四清’运动的性质规定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走社会主义道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而且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看来,问题很清楚,这是毛主席1957年特别是1962年以来强调阶级斗争的必然发展。但我们当时还把它当做反‘左’的文件来欢呼,可见我们当时的认识水平之低,也可见‘左’倾病毒深入我们党的机体是多么严重了。”(李新,1998:140—141)  刘在“四清”运动中的一系列“左”的做法是有历史根源的。1947年的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上,刘就认为有些地方土改搞得不彻底,“现在的问题很严重,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经过异常激烈的阶级斗争。他估计在全国各解放区,实行土改和整党,将有数十万党员和干部被群众抛弃,或被批判斗争,甚至被审判。”(李新,1998:35)参加过47年会议和“四清”的李新就认为:“这1947年‘搬石头’的情况颇为相似。”  刘少奇的政治命运与“四清”运动直接相关。一方面是加剧了毛、刘分裂。毛后来说1965年1月在制定《二十三条》时,就已决定准备把刘搞掉,因为刘的做法是“形左实右”:“左”是不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右”是以“四清四不清”掩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形左实右”达不到毛的目的,幸好1963年毛就着手从文艺上打开缺口,以另一条“形左实左”的道路通向“WG”。另一方面,“四清”运动标志着刘政治生涯的项峰。1964年夏,李新到人民大会堂听报告:“台上,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都到了,全场鸦雀无声。”“刘少奇开始讲话了,虽然桌上分明有扩音器,但他并未坐下来,而是背着双手,在台上走来走去地讲。”刘的大意是要大家都下去:“你们看,王光美下去,不就是发现了许多问题吗?她现在写出东西来了,总结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可能是因为刘的讲话过于严厉,周恩来接着起来缓和了一下气氛。李新评论说:“这个会议,连头带尾,总共不过一个钟头。在这么大热天把这么多高级干部集中来‘训话’,人们是非常不满的。退出会场时,我就听到有人议论说:这是干什么?这不是‘听训’吗?走出大会堂,在下台阶的时候,我前面有两三个军队的干部在骂娘,骂得很难听,特别是骂刘少奇不该亲自出来捧‘臭婆娘’。”(李新,1998:120—121)显然,处于巅峰状态的刘少奇已经损害了他的权力基础。  14 怎样算“WG”的帐  无论是70年代初林彪集团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还70年代末以后对“WG”的批判,公众所熟知的是“WG”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薄具体分析说,65年是历史上最高水平,66年上半年仍保持增长势头,下半年开始有变化,但损失较小。大幅度下降的是67、68:“1967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减少13.8%,1968年又比上年续减5%,1967年财政出现22.5亿元赤字。就当年各地生产、流通、分配秩序混乱的情况来看,说‘文化大GM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并不过分。”(薄一波,1997:1213)然而,薄却有一个令人吃惊的说法:  纵观1966至1970年这五年对1966至1975年这十年的情况,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就“三五”计划执行的情况来说,家业生产基本上是正常的,粮食产量除1968年因灾害比上年减产外,其他年份都是增产的,1970年达到4850亿斤,是历史的最高产量,五年平均年增长4.5%,高于“一五”时期3.5%的水平。工业生产在后两年也有较大的增长,1970年的原媒、发电、成品钢材的产量都是历史上最高的年份,特别是原油产量突破3000万吨,比1965年增长1.7倍,工农业总产值1969年为2613亿元创历史最好水平,1970年达到3138亿元,比上年增长25.7%,五年平均年增长9.6%,接近“一五”时期的增长速度。财政收入4年有结余,5年合计结余10.5亿元。(薄一波,1997:1250 ─1251)  这就是说,天下大乱,但经济没有乱。当时总结了三条理由,第三条是“随着经济权限的下放,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地主的积极性,各地纷纷提出建立自己的经济体系,使地方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薄一波,1997:1252)经济权限的下放是1958年的做法,各地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也是“大跃进”的内容,但这些都作为分散主义、无政府主义而被纠正,1959年3月就开始收回一些,连毛都在庐山会议上说“不可过活”,(薄一波,1997:802)但“WG”中再度大批下放,为什么此时能有收效呢?  薄补充了三条理由,第一点是毛“抓GM促生产”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指示的积极作用。最高指示对稳定经济肯定有积极意义,但在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这一事实启示后人对计划经济体制有更复杂的考察。是不是可以说,计划经济也可能导致经济增长,至少是在当时的中国条件下?  但经济的增长丝毫不能缓解“WG”的灾难。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当时的中国公民并未过上人的生活,有相当一部人公民权、生命权被剥夺,如“地富反坏右”等牛鬼蛇神,北京的大兴、湖南的道县以及广西等等,大规模地公开杀人,甚至吃食人的器官。人吃人的现象曾在60年代发生过,那是因为吃人者实在太饿,不得不以饿死路边的尸体包括自己亲人的尸体充饥。但在大兴等地,人吃人却不是因为活命,而只是因为被吃的是阶级敌人。当时云南省因死人太多,谢富治在听过汇报后也惊悸地说:“中央没叫你们开枪,没有给予你们开枪权,为什么你们打死这么多人?这件事对外不要讲了。”(丁龙嘉、听雨,1999:86))云南新平县革委会副主任杜福星,认为在县医院工作的覃淑贞是特务,是特务就得发报机,先是在家里查,后是在会上剥光衣服搜。覃被迫害致死后,杜要求解剖尸体,以便看看发报机是否被她吃到肚子里了,切开腹腔后检查胃,“只见胃中有少量的食物残渣,但无知而又自以为是的杜福星却指着韭菜钱渣说:‘那是不是录音带?’”然后又剪开回肠,再检查脾脏、大肠和膀胱,最后是心肺,还是没有,“杜福星失望了,但又不死心,他命令将、所有器官各切一块,留作病理检查。”(丁龙嘉、听雨,1999:189—191)  这则重要材料说明,对“WG”的否定绝不能仅仅从经济上着眼,应当着眼于当时的政治结构对人的权利的剥夺和虐杀,要从政治上看“WG”,否则“WG”就没有什么可清算的。  15 每当“神都有事时”  “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可以活用。在49年以后的对内斗争中,MZD把它发展为以地方反中央。比较重要的有三次:  第一次是1956年“反冒进”批周恩来以为大跃进作准备:“毛主席认为那时北京空气沉闷,华东的空气活跃,想以地方来促北京。”页636)于是,钢产量翻一番由上海首先提出;人民公社首先在河南诞生,北京的任务是事后认可和宣传论证。  第二次是改变“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八大”开完不久毛就对此不满,正式改变是在1957年9月召开的八大三次会议上。由于两种论断差别太大,会议上即有不同意见,会后也没有深入人心。12月9日,毛到杭州,看到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在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讲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的问题,毛十分高兴,当即组织一些修改补充,于12月28日发表于《人民日报》。12月25日,毛又发表柯庆施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报告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毛作了审阅之后不久又发表于《人民日报》。这样通过江华与柯庆施这两个地方领导的报告,毛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的观点才真正公之于世。(薄一波,1997:652—653)  第三次1966年批彭真以发动“WG”。这一年3月他在上海同康生等人的谈话中:号召“向中央进攻”,5月的中央文件上也有“向中央进攻”的字样。  他还针对3月11日许立群同志根据彭真同志意见向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打电话的问题(许立群同志在电话中讲了“学阀”问题并问发表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给中宣部打招呼──作者注),批评说:八届十中全会做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薄一波,1997:1278)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不但夺了旧上海市委的权,也使MZD重新取得对中央的绝对控制权。  “农村包围城市”优势在于能保持主动和进攻的姿态,这一经验培养了毛对农村、边缘而不是城市、中心的特殊感情。借用毛经常为别人准备的帽子,可以说毛的思维方式属于经验的教条主义或教条的经验主义,就是把成功的经验教条化、先验化、迷信化。毛总是把战争时代积累的一些经验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戒律,即使在环境变化之后也不允许有任何改动。暂不评论这一思维方式的是非得失,仅从毛自己来说,他实在是太珍视自己的成功经验了,决不舍得用一次就放弃。比如“诱敌深入”的战术与“引蛇出洞”的“阳谋”就一脉相承;军队供给制的传统也延伸到大跃进期对商品经验的拒绝,如此等等。从这一思维惯性可以把号召地方造反的做法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联系起来。  中央以毛为核心,只有毛一个人可以用“中央”的名义讲话、决策。但中央毕竟还有一大批高级领导人和一整套庞大的组织机构,他们不可能完全与毛声气相应,很可能出现外围与核心配合不好的情况。如果一层不变地固执地方服从中央的原则,毛的核心地位就会落空。这样,地方力量就成为毛的依靠。60年代初,刘少奇的威信大大提高,“一国二公”几成定局,毛非常紧张,除加紧批转各类文件外,1961年还专门给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写信,要求各省市第一书记“发善心”给他写信,他许诺自己一定给他们回信。(MZD,,1996:484)1966年6月,毛在《有所思》中表达了他用地方控制中央的策略:“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他没有讳言“南巡”是为了解决“神都”之事。同年10月,他这样说起“WG”的发动:“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在上海发表的。”(金冲及,1998A:1046—1047)当然,毛不是一般地希望地方凌驾于中央之上,地方只有在领了最高指示才能向中央造反,否则就是“地方主义”。毛的真实目的是以地方平衡中央,当他觉得中央是他得心应手的工具时,地方就要服从中央;当他觉得中央“做坏事”时,就以地方逼中央就范。地方和中央是两张牌,他可以永远处在主动者的位置上,牢牢地保持自己的独尊地位。  薄一波简历  1908年生于山西定襄蒋村。  1925年入党,在山西从事学生和工人运动。  1929年在中共顺直省委军委指导兵运工作,在唐山等组织兵暴,三次被捕入狱。  1931年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坚持狱中斗争,1936年出狱后任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书记。抗战时期,组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组织山西青年抗日记死队,1939年所部编八路军,任太岳军区政委、晋冀鲁豫边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任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军区副政委。1948年任华北局第二书记、华北军区政委。  1949年后,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部长、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副总理等职。  1979年复出,政治局委员、副总理、任中顾委副主任等职。。  参考文献  薄一波:1997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人民出版社。  MZD:1964 《MZD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6 《建国以来MZD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杨尚昆:1998 《追念彭大将军》,载北京:《人民日报》10月27日。  2000 《回忆刘少奇》,载《话说刘少奇》,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杨尚昆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李 锐:1998A 《庐山会议真面目》,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8B 《大跃进亲历记》上卷,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8C 《大跃进亲历记》下卷,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1 《耀邦去世前的谈话》,载《当代中国研究》第4期。  王永钦:2002 《磨难中的周恩来》,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邓力群:2000 《我为少奇说些话》,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话说刘少奇》,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周巍峙:1998 《新中国文化艺术事业的一位创始人》,载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于光远:1998 《周扬和我》,载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黎 之:1998 《周扬与“文艺十条”、“文艺八条”》,载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任 捷:1999 《邓拓自杀的有前后后》,载广州:《南方周末》6月25日)  王 昆:1999 《我的叔叔王鹤寿》,载上海:《文汇报》6月15日。  东方鹤:2000 《张爱萍传》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黄 峥:1995 《刘少奇的一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曾 志:1996 《回忆与邓子恢同志三度共事》,载《邓子恢传》编写组:《回忆邓子恢》,北京:人民出版社。  李 新:1998 《回望流年一一李新回忆录续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段建国、贾岷岫:1992 《王世英传奇》,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丁龙嘉、听雨:1999 《康生与“赵健民冤案”》,北京;人民出版社。  郑文翰日记,王焰、王亚志、王承光补注:2000 《彭德怀蒙冤前后的100天》,载广州:《南方周末》7月20、27日。  金冲及主编:1998《刘少奇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周恩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00年8月
  •     在我看来,薄一波同志是最有资格书写那段历史的人。薄老身处最高领导层,建国后大的经济决策几乎都有他的身影。而其人不偏左偏右,又保证了历史材料取舍的相对客观。倾五年心力写成,可谓晚年对党和人民的一个交代,其用心至为良苦。史料价值及其对今天工作的借鉴价值都非常之大。青年人,尤其是我们这些所谓80后,应当回过头看看那段不太远的过去。

精彩短评 (总计62条)

  •     这本书很好,讲的生动又深刻
  •     由于我国在档案管理与使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导致当代史的研究者无法对建国后党史的原始资料做更深的探究。比如高华,杨奎松等人就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薄一波的著作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中共49年后历次重大决策的内幕。以往我们只知道决策的结果,而决策的来龙去脉却在“云深不知处”,全靠推测。这样研究出来的历史成果难免与史实南辕北辙,贻害后人。感谢老先生为历史留下了一份比较完整真实的记录——虽然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我们也不能苛求他了。
  •     给这种书评分有什么意义?
  •     雖是回憶錄,還是中央文件的文筆
  •     融论於史,夹叙夹议,较为真实可信,研究党史之重要资料。
  •     绝对精品,薄老在还历史公道
  •     农业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命题宏达,注定道路曲折,不同阶段对社会、政治的要求差异甚大,独裁D只能以反复斗争来应对了。
  •     看得我老眼昏花,人困马乏……
  •     这是一本写得兢兢业业的书。
  •     翻来覆去地读过好几遍,细致详尽诚恳厚重。
  •     有些还是很有意思的史料
  •     书的内容很有助于了解那个时期的历史但是,59元买两本盗版书太不值了!
  •     补记
  •     我怎么没想到推荐这套书
  •     对了解解放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历史有很好的帮助
  •     没有脱开历史的发展,没有理解过去的当政者的难处就妄谈自由明珠等就像过去的皇帝:没饭吃,咋不吃肉啊?
  •     事件的结论基本上与第二个历史决议保持一致。其中每一章都有薄对历史的反思,挺有说服力。有薄的回忆,薄个人见解与思考,对历史的同情性理解。总之,作为体制内的党史书,写得算不错啦
  •     老人老观点 还是那一套
  •     改变看法的书。信息量大。
  •     好书,对于我党的决策思路有很好的分析。
  •     老成谋国 老谋成国
  •     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估计以后再版可能很小,老人家还是很厚道的,文字做到了实事求是,让我们从个平视的角度了解了众多事件的细节,其他不能要求更多。推荐
  •     货运速度可以,书的纸质较好,我是慕名而买的
  •     很真实地叙述了我们这代所想知而不知的历史,强烈建议有历史责任感、不愿忘记过去的人读一下
  •     官修回忆录最大的优点在大局。
  •     读“过”
  •     看了这本书,对现在的很多事情心中更透彻了
  •     写的很好,情绪控制到位,议论发人深思。
  •     内容详实,有些话很有哲理
  •     翻一下
  •     此书定价这样高,相信薄老九泉之下也不会高兴。我很喜欢这套书,但价位是我难以承受的。
  •     K270.7/4113#1徐汇 K270.7/4413#1浦图
  •     考毛概之前不想复习看的这个,写得挺好的
  •     想要了解建国到文革的历史,这本书非常不错!
  •     书质量有缺陷,封面很脏,又破旧,好不容易选到一本好书,脏兮兮的拿在手里就不想看了。就像一盘美食飞进了一只苍蝇,只觉得恶心,败人胃口!强烈要求退货。敢问卖家,你如果买了一件心仪很久的衣服,到手后却发现被人穿脏了,你作何感想?... 阅读更多
  •     还是比较严谨的。对高饶事件中毛扮演的角色刻意的遮掩反而让人产生了无限遐想。
  •     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读史使人明智,可以让我们看清是非。感谢薄老!
  •     鉴于“建国”后的历史处于“虚假空白”状态,这本《回顾》非常值得一读,推荐。
  •     作者是毛粉
  •     好书
  •     印刷质量还可以,就是书侧边有一点挤压变型
  •     此书相当于建国前夕至文革起近20年的官史,和杨奎松的建国史参读,颇有趣味。47至66年的历史,就是毛视苍生如草芥,翻云覆雨,合纵联横,终于打倒所有对手,确立公理性威权的历史。国家的道统和法统也从此沉沦。
  •     是一本很直得看的好书 难得的好书
  •     对厘清新中国十七年历史有重要价值,应该是目前可见级别最高、内容最全、评价也相对客观的的国史记录,尤其对中共高层分歧与斗争及其对国家整体走向的影响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回顾与梳理。大概也很难再版了。
  •     对了解党史有帮助推荐阅读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选读
  •     从自身的角度对中共在建国后的一系列事情的回顾,作者作为中共一代元老,很有发言权,此书颇有收获。
  •     太必读了。
  •     有些地方存疑
  •     这书怎么没人看?
  •     帮家人买的,没听说有什么问题.
  •     任何决策都会有争议,需要一个统一思想的过程
  •     写得挺好的,事情一层一层说得很清楚。
  •     注视着祖国的事业
  •     虽然包装没有现在市面上的书籍精美。但是反而衬托出其内容的厚重。正在看,强烈向大家推荐。
  •     1.往事并不如烟;2.上卷读完~;3.读完撒花,财经口真不容易
  •     党啊,我的儿子呢
  •     怕以后绝版了 先存下一本
  •     这个真是必须放在手边的书啊
  •     这是我们老师命令必须看的书,而实际上看来,你能感受到薄老那个时代的人的思想,也包括他们的局限性。逝世之前留下这部作品实在是宝物,只是贵了些~
  •     公务员读读这书挺好的。可惜了儿子没老子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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