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精神》书评

从捷克作家克里玛到犹太民族的特异性思索

从捷克作家克里玛到犹太民族的特异性思索 看到一篇关于介绍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的书的小文章，突发一些感想，我曾经读过他的一本叫《布拉格精神》的书，这位作家对现今读书界口碑日盛一日、并成为流行趋势的另一位本国作家米兰·昆德拉发出微词：昆德拉的作品就像一个外国记者浮光掠影的报道布拉格所发生的事……我认为也许是昆德拉长期移居法国，由于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潜移默化，再加上由于阔别的时空的关系，使昆德拉看待自己曾经的故乡的各种事件有一种独特的超越本土文化的视角，这种源于对本土生存状态拉开距离的审视使一些长期锁定生活在捷克的本土人对米兰·昆德拉的描述文本产生了陌生感，他们对这种陌生性的描述采取了一种排斥的方式。不过令人稍感困惑的是，克里玛自己也曾写过这样的话：“我们若是和自己的经历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们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昆德拉和克里玛一样，也在捷克经历过前苏联专制时代的武断文化思想洗脑过程。即“文学的伪科学”时代（克里玛《布拉格精神》），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萨特的名字已经变成了世界文化阵营和道德堕落的象征，变成资产阶级伪劣文化陷入困惑的一个样板……斯坦倍克的蒙昧主义实际上达到了精神病态的水准，而福克纳的男主人公意味着‘在谋杀方面有组织的训练’……‘美国色情作家亨利·米勒则是教唆读者将自己变成残忍的杀手’，斯大林论语言学的著作已变成圣经”（引自《布拉格精神》）。反观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更为可悲的是，曾经和捷克一起共同作为共产主义阵营的一员，中国人在八十年代之后才陆陆续续知道萨特、斯坦倍克、福克纳、亨利·米勒等名字……区别在于，昆德拉离开自己的祖国很早，于是他较强的保持了一种纵向的在捷克的“自身经历”较远较长的“距离”。在这一点上我感受到克里玛言论中自身的矛盾性。克里玛认为捷克文化的本质主流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历史，捷克“有着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生活在一起的三种文化优异的和富有刺激性的混合，从而创造了一种激发人们创造性的空气，即捷克、德国和犹太人文化”（《布拉格精神》）。由于三个种族人的混杂同居，德国占领时的德国人、犹太人、捷克人，这是一个多元文化碰撞互动的时期，三种文化历史价值观由冲突到互相融合杂糅产生了色彩纷呈的捷克文化状况。我认为捷克民族和犹太民族又有另一方面的相似之处。当然，作为捷克作家的克里玛本身也是犹太后裔。捷克人虽然没有像犹太民族那样有频繁的从一个国度迁徙到另一个国度的经历，但他们是属于弱小民族，历史上饱受被大国侵略而成为被占领统治的对象，经历了许多“耻辱的失败和野蛮军的占领”……大国“沙文主义”总是在他们的国度屡屡得逞，1918年奥匈帝国崩溃后，捷克统治者屡屡沦为占领军的阶下囚或只得流亡国外。捷克人长期被异族统治，没有多少机会毫无顾忌的向外张扬自己的个性，他们长期被无条件的剥夺了此项精神的权利，更多的是退缩到自我内心深处，自省自嘲渺小而苍凉、严酷的人生。受到生存地域相对固定化的限制，也不像众多的犹太人那样通过频繁的迁徙而重新找到张扬的出口——犹太民族总是能在迁徙中迅速随遇而安的适应下来，迅速在自然科学界、商业领域寻找到极优秀的表现形式。这个游牧式民族中的无数精英们在世界各地迅速寻觅到能展示自己智慧的凸显点：例如马克思（有人认为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而不是一个政治领域的领袖级代言人），这里不能不提到他，因为他对共产主义国家阵营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力具有不可小视的覆盖面；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的狭义和广义相对论及光电效应理论对人类作出的贡献使得他的名字在人类世界科学及哲学发展历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不朽地位，是人类发展史上一座辉煌的智慧丰碑！在漫长的历史中，犹太人总是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迅速的在世界各地掌控当地的经济命脉，推动迁居国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居住本土繁荣起来。他们虽然在自己民族历史的早期丧失了自己的国度和家园，但这种没有归属性的异乡生活方式使这个民族更具生存的精神坚韧性和忍耐力，心理素质极好，承受力极强。这个民族的人作为个体而言极具勇敢精神和坚定的毅力，作为群体而言我想他们也具有抽象的民族归属意识，而且具有广博的世界性胸怀。他们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共同承担苦难而非极端排斥性的民族主义，他们的世界主义表现为对人类未来的广阔辽远、充满信心的瞻望及对在历史上曾对自己施暴的民族报以崇高目的的宽容，他们热情放眼宇宙而更高的扬起科学和人性的终极关怀的旗帜。出身于德国而被纳粹驱逐出境后移居法国，最后定居美国的犹太学者威塞尔曾这样描述自己的民族：“当一个犹太人痛苦时，他所体验的比他个人的一份更多。即使在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悲伤也植根于早先的悲剧之中”（《一个犹太人在今天》）。虽然这个民族中的人也有一些由于生存的社会环境的原委而诱发内心深处的人性弱点的委琐表现，即过度精明的经商之道的行为方式导致同情心的丧失而表现出灵魂深处的污点（如基于有点民族偏见的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就有对犹太人的狡黠与人性的丧失进行强度夸张的讽刺：狡猾、奸诈的犹太富翁夏洛克，属于犹太民族在经济领域内生存表现的一个夸大性个案）。当然，当今的犹太人中也有一些人格卑琐的小人物，每个民族都有高尚和卑琐、优秀和拙劣的人的层次划分，有丑陋的犹太人，也有丑陋的德国人，更有丑陋的日本人和中国人。犹太思想家也有对自己民族的某些劣根性进行自我批判的言论。当然，他们更多的言论用于反击对犹太人的种族歧视和二战时的极端反犹罪行。作为整个民族而言，他们对人类的世界性贡献遮蔽了他们民族个性中的微小瑕疵。他们的创造性的贡献是世所公认的。但是，在人类历史上，优秀的犹太民族在他们的居住地总是被本土统治者功利主义的利用后又被屡次驱赶，例如世界近代史上的英国；现代史中的前苏联斯大林统治时期；进而恶化发展到二十世纪的30-40年代德国法西斯赤裸裸的、令人发指的对犹太人毫不含糊的设置“奥斯威辛”集中营，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残忍的杀害，对这“发疯的时代”里所发生的惊心动魄的滔天罪行，威塞尔愤怒的谴责道：“……在奥斯威辛被杀害的犹太人证实了一个铁的事实——当人性杀害犹太人，人性也杀害了自己。”从对这个民族的驱赶排斥和进一步的杀戮，只可能反证出这个民族的优秀。当犹太民族在遭受无数次历史上的沉重灾难时，他们虔信的民族宗教——犹太教使得他们在漫长的时间中承担起丧失家园的孤独无助感及勇敢的漂泊生活，犹太教是他们巨大的精神支柱！他们虽然散居于世界各地，他们民族的每一个体的灵魂在每次受难的事件经历中在精神上此呼彼应，超越了地理意义的共同感受和共同承担。威塞尔写道：“一如既往，犹太人之间紧紧的联系着，在这里高喊在基辅就能听到你。在基辅高喊在巴黎就能听到你，……做犹太人就是拥有一种超越个人意识的历史意识。因为我们的传统强调这一点……每一个和所有的犹太人都站在西奈，每一个和所有的犹太人都听见上帝宣谕他的律法，我们被创造出来就是认识到我们比我们看上去更老，我们的记忆并不从我们自己开始——于是，我的小儿子就比我最老的教师更老。”犹太民族本身在心灵深处负有沉重的历史原罪感。但我认为，在今天，应该有沉重原罪感的不仅仅是德国人（德国前总理勃兰特曾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施暴的历史原罪感在犹太人的墓碑前虔诚的跪下了一国之主的双膝……），另外，也包括英国人，俄国人……这里要特别提到一个人，一个反专制暴政的斗士，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虽然他在《古拉格群岛》中发出的呐喊警醒世人对专制暴政的抗议是振聋发聩的，但他对斯大林和希特勒对同时施加在犹太人身上的暴行却采取双重价值判断标准：“他耽留于基督教信徒时常是英勇的受难——但对犹太信徒的痛苦和反抗却不发一言。……为了强调斯大林的暴行，他将他们与希特勒的恐怖相比。……认为希特勒显得更好些：比斯大林理温和、更理性、更人性……NKVD（犹太艺术家曾在这座前苏联的地牢中被处死）比盖世太保更残酷。他宣布希特勒的罪行在斯大林的面前简直不值一提：希特勒只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斯大林却杀了两千万人。”（威塞尔《一个犹太人在今天》）。无疑，我对反专制独裁的伟大斗士索尔仁尼琴抱有非同寻常的敬仰之情，但看到威塞尔的陈述时，那种敬仰之情毫无疑问被打上了折扣，对他的钦佩之感稍稍有些减损，正如威塞尔所说：“他难道不知道苦难到一定程度二乘以二不等于四？而罪恶也有一个门槛，跨进了它比较就不再切题？”为了强调一种专制暴行的严重程度，而对另一种同样骇人听闻的专制暴行却持宽容的态度并以此为例作为对前者的陪衬，这是非常不公正的！这确实是索氏在灵魂道义伦理判断上的误区或糊涂之处。像索氏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不应该犯如此低级的逻辑推理错误！无论对斯大林、对希特勒、对成吉思汗，对各个国家专制统治者的暴行都应采取同一的否定评判标准。这个标准不是由数量而是由本质来决定的。暴行的实施呈现的方式是多样化的，有各种民族专制特色的。只要一旦扼杀了人性，禁锢奴役了人的言论行动自由，甚至恣意滥杀无辜，无论数量多少，都是应该坚决予以否定反抗的！一个事件的本质决定它善恶的道德底线！不仅仅是索尔仁尼琴，还有其他优秀的文化精英：德国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鼻祖海德格尔在希特勒政权下任教；法国作家安德列·纪德用反犹太人的玩笑取悦来访的客人；让-保尔·萨特听任自己的剧作在有纳粹军官在场的剧场中上演而保持沉默；美国著名诗人欧兹拉·庞德曾公开的同纳粹德国进行合作（但庞德也因在二战中吹捧墨索里尼而在战后被美国政府关押在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长达12年之久而遭到惩处），虽然威塞尔在说到这些事实时语言有些偏激，他称之为这是“真实的欧洲文化的失败”。但的确，这些历史事实激发人们反省思索，伟大的世界文化精英知识分子的人格也有不同程度的缺陷和是非判断的正确性在思想上缺席的时候。通过这些事实的了解，不仅需要揭露来还原“完美”人物形象的本来面目，更需要人类在微观个体和宏观整体上的深刻反思。但我们也不会一叶障目的否定掉欧洲文化精英由于灵魂的瑕疵而对人类文化所作的主流层面的重大乃至伟大的贡献。上面所提到的人都对人类历史文化艺术哲学的发展奉献了很多闪闪发光的、具有极高人道主义标度、富有强烈感染力的思想巨著和文学作品，以及具有巅峰般的难以超越的哲学文化的丰碑。人性的弱点有时是与生俱来的，即使是天才在面临从未经历过的有关人性的陌生事件突然降临时所造成的洞察力上莫名罩上一层阴翌，也会由于摇摆的价值感的昧晦的不确定性而凭直觉盲目作出头脑暂时迟钝化的反应，从而进行匆忙的肯定和否定的非清醒判断，从而导致荒谬的处理方式。何况这陌生化的事件的本质被谋划者狡诈的以假象掩蔽着，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帜。所以，每个在世之人的灵魂都需要救赎，需要崇高的信仰和深刻的人类反思来涤清……所以我们原谅海德格尔、原谅萨特、原谅纪德、原谅庞德……相信他们已在精神与灵魂的深处已经为自己曾经的行为自谴，自谴自己对法西斯的罪恶本质认识较晚，以及自己集体无意识层面的种族偏见，有时对事件发生的真相的认识也并非每次都迅速而准确，认清其本质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特别是这一连串事件发展愈演愈烈的最后恶果的呈现才会对他们的蒙昧进行当头棒喝……相信他们在人性层面的判断敏感度不会较长时间的处于麻木状态。何况他们不是先知，他们也是普通人，而且法西斯也由于他们的公众影响力有所顾忌进而出于功利主义的目的对他们主动逢迎微笑宽容甚至献媚而达到为其所用的效果，所以他们不是暴行的直接受害者。也许威塞尔会因此谴责我：因为我不是二战的受害者，但是在二战中法西斯反人性罪恶的人类集体记忆中却使我们在世界范围内感到人性自己被羞辱，何况中国也经历了长达八年的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正因为威塞尔特别激动，所以我比较冷静……最后希望原谅他们的是犹太人，相信他们已经原谅了他们，以愚之见，这大概才是犹太文化的真正胜利吧？威塞尔自己已经说过：……做一个犹太人意味着记忆，而不是仇恨……而美国的做法则是值得称道的，他们对在二十世纪二战时期被驱赶的犹太人四处寻找避难所时所表现出来的善意接纳举措具有历史性的伟大意义。二战时期，美国的CBS“救助危难外国学者紧急委员会”、得到卡耐基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在CIA的协助下，营救上百名欧洲一流科学家和学者逃出纳粹魔爪。此计划屡试不爽。爱因斯坦和马尔库塞等因此而流亡到美国，爱因斯坦此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得以长期居留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直至终老……你可以视美国的拯救行动是功利主义的，但绝对是高度人性化的，而犹太人也对这个国家对自己民族的善意表现报以具有世界意义的丰厚回馈。犹太人可以骄傲的对世界说“你们有强大的祖国，但不意味着你就非常富有智慧。”据统计，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瑞典诺贝尔自然科学文学艺术奖获得者80%以上由犹太人囊括，这就是犹太民族的无比优秀的最好明证。通过犹太民族的不懈努力抗争，他们也终于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以色列，使二战中的幸存者、饱受颠沛流离失所之苦的数以万计的犹太人得以返回自己民族的国土。如今，当我们在提到爱因斯坦、马尔库塞、卡夫卡、茨威格……等如雷贯耳的名字时，是不可能不对犹太民族小视的。他们对人类的文化发展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现在，回到克里玛所在的捷克民族这个弱小的国度里，克里玛既属于犹太人，他也把自己当作纯粹的捷克人。捷克人也长期没有真正意义上属于自己的祖国，它并不强盛，长期为强国的霸权主义和官方殖民化的意识形态所控制，但他们没有被虚幻式的平静实质麻木的生活方式而迷醉便松弛了头脑中那时时被绷紧了思想敏质性的琴弦，会缘于表面生活的平静所掩饰的内心波澜而卷起特异的浪花之手，在灵魂的琴弦上弹奏出奇异的思想之曲……这就是昆德拉、克里玛、哈谢克，也包括昆德拉和克里玛以及威塞尔均共同奉为自己国度的民族骄傲的既是捷克人又是犹太人的卡夫卡……固然昆德拉由于长期移居法国，生活在思想开放宽松的文化自由国度多年，但对自己的故乡一直抱有一定时空距离感的高度关注。昆德拉对捷克社会中宏观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描绘较少具有强硬的倾向性的主观批判性议论，他不直白的愤怒的谴责、呐喊，而是采用一种黑色幽默的方式进行迂回的嘲弄以暗示自己的价值判断。他对政治采取一种貌似漠然而搁置一旁不予理会的方式，对身处专制政体控制下的小人物的生存状态的描写充满了语言的直觉的敏感、犀利的灵性和睿智的哲思色彩，那种语言具有一种使人发噱的谐谑和在内心深处缓缓淌过的宁静的忧伤之溪流的诗化效果……具有屡屡出人意料的被阅读者无条件吸引接受的语言魅力。他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生活在别处》、《不朽》、《玩笑》、《为了告别的聚会》、《被背叛的遗嘱》……十几本书的影响远大于克里玛和威塞尔及捷克的其他作家。所以“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生活在别处”、“媚俗”等这些始创于米兰·昆德拉的语句由于其受众数量的巨大而泛滥成中国读书界和具有一定文化品位档次的小资情调的白领附庸风雅的时尚化语言，被内化进特殊范围的人群的思维方式之中而被频繁的无意识的引用。而克里玛和美籍犹太人威塞尔的《布拉格精神》和《一个犹太人在今天》这两本书决不亚于昆德拉的一系列作品，只不过他们的语言更直白、更有力度。特别是威塞尔，那种语言的力量穿透纸背、直击现实生活中世相百态的种种软肋处，也许确实引起了某些非犹太人的不舒服……由外在的压力挤动出内在深处自省思索的张力，这张力又向阅读者内心深处渗透，抵达人们的灵魂深处，像一道撞击麻木的生活者灵魂深处的思想巨浪，激发他们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反思，控诉专制暴政对人性的压抑，向未来的生活祈福，引导人们走向一种崇高的正义的激情的人道主义的理想。犹太人是优秀的，捷克人同样是优秀的，这优秀来自他们对身处具有历史渊源的精神意识上的深刻认同和生存上对身处社会环境的勇敢承担。威塞尔说：“乌纳穆诺写道：做一个西班牙人是世界上最沉重的事，而做犹太人更是如此。”我想补充的是，做一个中国人也同样是沉重的，只要他的头脑不麻木，还未被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巨大的物质诱惑力所侵蚀掉清醒的思维方式，他还没有失去反思历史和现实生存的能力之时……

了解

克里玛说自己是集中营的幸存者,所以是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然而童年看到的只是死亡,长大后眼光自然不同.有一句我赞同 不是原句他说 弱者被欺压和凌辱的不一定代表善 代表正义他比较了卡夫卡和哈谢克,认为这是并行不背的布拉格精神他们不提昆德拉,认为他不捷克

苦难的思考

不愧是杂文集，所以思想都是断篇的，而且译者的翻译为了贴近原文，显得非常之文绉绉到有时候一个句子得看两遍的程度。所以大概理一下这本书讲了些啥。其实这本书的一些理念都是高度重复的，有些句子简直是一模一样的出现在了后面的文章中。这些高度重复的话语与理念高度重合的篇章，其实主要只讲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作者本人的生活，这出现在第I部分一开始。二是文学创作和影响本身。出现在第I《文学和记忆》、第II的《论和记者的谈话》，包括第V部分，论述卡夫卡的作品，表面看是对卡夫卡的作品进行了个人的分析，其实也是透过克里玛自己理解的卡夫卡阐释了文学本身到底意义何在，何为好文学。三是社会，这个包括作者在I中的《布拉格精神》和《重返布拉格》，II，III，IV。作者本人的生活其实是作者对于社会、对于文学来说所有理念的来源基础。作者出身其实混杂着德式、捷克式、犹太式的三种因子，而这三种因子两两和之间的对抗与冲突造就了作者人生和思想上的境遇。捷克式和德式的对立历史上由来已久，也正是这个民族将捷克打入了不能作为独立国家存在，长达三百年的境地，从而涉及到作者在之后反复提及的宗教暴力。由于德式和犹太式众所周知的矛盾，将年仅8岁的作者甩入了可怕的境遇中。一旦脱离正轨，必然造就众多非人和用道德不能解释的心理及其表现，当然，后来作者屡屡提及的道德滑坡必然是其中之一。而这种生活作为作者童年的经历，其造成的心理阴影必然在以后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契合着由这种心理带来的社会动荡，也就构成了作者本人观察世界的基础，作者也说，由于小时候的经历，自己不得不“建立了一堵墙”。再加上之后完全不可控的苏联入侵，作者唯一能把握的只有是内心。可想而知，这堵墙带来的必然是作者的回缩，对内心信仰的坚持，这在之后的作者对于文学和社会的观念中表现的一清二楚。文学创作和影响本身，克里玛不管是在和记者的对谈，抑或是通过卡夫卡分析的观照。核心都是一个——自己。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是作者本人，国家、社会、历史在本人面前无足轻重。文学影响，最终是要对自己的个人内心进行洗涤和提纯，达到内心的纯净，进而走向写作的终极目标——记忆战胜死亡。社会作者就谈的比较杂了，不过也主要是就三个方面阐述。一是布拉格本身。作者作为土生土长，且始终没有“抛弃”布拉格的人，谈了布拉格的历史，布拉格卷入法西斯和之后苏联占领的状况，最后谈到苏联抽离之后，带来的精神解放和物质充塞，激动而尚不能找到自己定位的布拉格及其人民。他讲布拉格独特的历史带来的布拉格精神，讲法西斯和苏联对布拉格及其人民理念的影响，讲他们的抗争，但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克里玛更想让读者明白，“与自己的经历保持距离，我们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二是上帝死后，现代社会方方面面的异化。这一点在II中非常明显。三是权利本身和权利与文学的互动。这一点主要在III和IV里，当然，作为认为文学是观照内心的人，作者非常倾向于文学与权利保持距离。这一部有些晦涩的杂文集，在我眼里其实也就说了三方面的事情，但是要想把作者说的彻底明白过来，尤其是对于作者对社会的观察部分，想必还是得多读几次才能搞明白的事情。

活下去的信念

林 川身为犹太人，捷克作家克里玛在10岁那年就被纳粹关进了集中营，直到14岁才获得解救。在长达四年多的时间里，他每天都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下，生活在朝不保夕的恐惧之中。"人们在我居住的房间里死去。他们成批地死掉，尸体的搬运贯穿了我的童年。......我每天看着车上高高堆放着的可怜的尸体。从那些凹陷的、灰黄的脸上，一动不动的眼睛经常盯着我看，这些眼睛从来没有人将他们合上。僵硬的胳膊和腿，裸露的头皮突出地朝向天空。""我知道我处于一种没有人道的力量的支配之下，这是一种可以为所欲为的力量；我知道自己随时都可能被转移，被带到一去不复返的地方；我知道随时都会有一个穿灰绿制服、帽子上有一个人头的人出现在我面前，揍我或杀死我。"面对这种非人的现实，小克里玛只能逃避到一个非现实的世界之中，把童话中的情节作为心理上的支撑。他相信巫婆的魔法会失灵，恶龙会被斩首，相信善的力量终将战胜恶的力量。可是，二战结束以后，他却渐渐地发现："通常并不是善与恶的力量在互相战斗，而仅仅是两种不同的恶的力量，它们在比赛谁能控制世界。"（克里玛著：《布拉格精神》，崔卫平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与纳粹集中营里的犹太人相比，中国文革时期的那些受迫害者的境遇或许没有那么严酷，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确也曾经面临着生的折磨和死的考验，并且也只能以一种童话（或神话）般的信念作为支撑。如韦君宜在《思痛录》中提到的她的丈夫杨述，就是这么一个典型。身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政治部主任，杨述在文革一开始就首当其冲，被打成了"三家村的黑干将"—— 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与此同时，他的妻子韦君宜也遭到了批斗和侮辱。有一天，夫妻两人单独在一起，韦君宜偷偷地对杨述说："我实在没法接受这种侮辱。看这形势如水下坡，是不能扭转了，我们不如到厨房把煤气打开，了却残生，免得零碎受苦吧。"不料杨述却义正辞严地这样回答："不！我估计这次运动搞成这样一定是有反革命分子混进来了，也许是国民党进来搞的，这种事早晚能弄清，你得忍耐，得等待。"作为一个被打成了"反革命"的"革命干部"，杨述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解释显然是很可笑的。因为，他把这场"革命"自身的"恶"当作了"革命"以外的东西，甚至是"革命"的对立面——"反革命"所制造的，却没有意识到对"反革命"的残酷迫害本身就是这场"革命"的"恶性"的体现。这对他来说，也许是一件好事。因为，像他这样一个把一切都交给了革命的人，是不可能在革命以外找到任何支撑的。只有靠着对革命的信念，他才能度过"革命"的磨难，直到重新获得革命对他的认可——尽管在他人看来，这种信念是多么的幼稚可笑。如果说，杨述算得上是共产党内的那种"革命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那么，文学史家、传记文学家朱东润则可以说是一个传统型的知识分子。作为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朱东润先生在文革一开始就被"抛"了出来，挂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受到了种种折磨。他的妻子邹莲舫虽然只是一个家庭妇女，但是因为受到他的牵连，也成了里弄里的审查对象，并且被按上了"欺骗伟大领袖"的罪名，受到了很深的惊吓。与韦君宜一样，她也曾约丈夫一同赴死，以免继续受辱。而朱东润则和杨述一样，坚认自己无罪，并劝妻子忍耐，坚持到世事恢复正常的那一天。不过，与杨述不同的是，朱东润先生并不是靠什么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而活下来的，他相信的只是老子《道德经》中的一句名言："夫暴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可长且久，而况于人乎？"在为最终自杀的妻子所写的《李方舟传》（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的后记中，他这样写道："暴风骤雨好像很可怕，其实并不可怕，因为不久以后，暴风过了，骤雨停了，天还是照样的天，地还是照样的地，可怕在哪里呢？一切都有一个过去的时候，过去了以后，总会有个正常的现象。......人不会永远发神经的，在神经暴发的时候，他可以拍桌子，打板凳，骂娘，诅老子；神经过了以后，他会觉得桌子板凳都可惜，娘老子也不一定是要诅骂的。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能制止当然制止，万一不能，我们还可以等待。人总有清醒的一天，这一种信任，我们还是以不动摇为好。"朱先生以自然解说历史，在学理上或许有比拟不伦之嫌，不能使人真正信服，但是，他对"正常人"的信心，却是很能赢得国人的共鸣的。尽管人们也知道，许多坏事其实都是正常的人干的，说搞文革是"发神经"，也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而已。但是，在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之中，如果没有对于"治世"的期待，没有"拨乱反正"的信念，人们究竟又能靠什么活下去呢？写于1998年间

非暴力精神与恐惧感的祛魅

一个孩子害怕黑暗情有可原，世界上真正的悲剧是一个大人害怕光明。 ——柏拉图恐惧总是权力最可靠的同盟者之一。克里玛在《布拉格精神》一书中对权力者制造出来的恐惧感有非常精彩的分析。他说没有一种权力不是依赖某种形式的恐惧，人们不仅恐惧外来侵略者狂暴的铁蹄，说到底他还生活在对神灵们、上帝及他们的代理人的恐惧之中。他恐惧官方权威和他自己主人的代理人，恐惧失去为了生存所必需的家园、食物、土地和工作。权力越凶恶越绝对，它便越剥夺人的自由和造成恐惧。它可以采取任何专断的行为，可以无中生有地指控任何人，将他逮捕，以想象的罪名去审问他和给他判刑，没收他的财产、工作，取消他的自由，并且公开侮辱他，使他蒙受耻辱。绝对的权力令恐惧也变得如此绝对，为了将它维持下去实际上无须做任何事情，就能够造成惊慌，恐惧，无力抵抗，缴械投降。权力者十分乐得看到被持续的恐惧所驱逐的人们逐渐失去了文化得以发展的一种品质——创造力和观察力。所以，极权主义和犬儒的结合是一种人性的必然。中国几千年暴力统治的传统已经在人们思想中深深埋下了恐惧和不安全感的种子，人在恐惧和焦虑的心理状态下是无法进行理性思考的，理性意识缺乏萌芽的土壤，谦卑和宽容的精神更加稀有，权力者和无权者奉行的二元定律就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打得赢就拼个你死我活，打不赢就躲起来做缩头乌龟。无权者为了生活得更加心安理得一些，他们还发明出了千奇百怪如装疯卖傻、装聋作哑、装病诈死等逃避恐惧的十八般秘笈，可见恐惧还不是最可怕的，如果正视恐惧必然还会激起良知，最可怕的是逃避恐惧，这就等于逃避了良知，反之则助长了恐怖统治的巩固和维护。非暴力的精神内涵之一就是要消除恐惧感。如克里玛所说“用来自外部世界的焦虑取代自己灵魂的人永远不可能赶走他的恐惧。任何始终捍卫他的灵魂、他的内心正直，随时准备放弃任何东西，乃至瞬间的自由、他的生命的人，不可能被恐惧所压垮，因而处于权力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外。他变成自由的，他变成权力的一个对手，不是作为追逐控制国家、人民和事物的权力的竞争者，而是权力所维护的每个谎言和无常事物的一个活生生的警钟。”一个有反抗意识的人是能够战胜恐惧的，因为说到底，恐惧是来自内心而不是外部。我们大多数时候是习惯性的恐惧，担心反抗权力的后果。其实反抗也是一种源于内心的动力，反抗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可以是多数人的，也可以是一个人的，当我们每个人都立足于自身，学会自我判断，自我负责，聆听自我的心灵呼声，便已经是对自我进行了一场精神的非暴力革命，当我们把它付诸于外部行动，用非暴力的精神力量去感染别人，也将会使越来越多的人跳出恐惧的泥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