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诞之地》书评

一阕印第安民族志的挽歌

相对于黑人，印第安人在美国处于一种更为边缘的社会和文化地位。发轫于20世纪中叶的民权运动，为不同肤色种族的平权奠定了有力的基础，但吊诡的是，作为美国原住民的印第安人，似乎自始游移于这场运动之外。这大抵跟印第安不同部落自成一体的历史和传统相关，也牵涉到印第安群体跟白人历时长久的种族和文化冲突。在这场冲突中，白人当局藉推行迁徙和同化政策之名，使印第安人遭遇了灭顶之灾。不幸的是，关于这段历史的文学呈现大多以白人视角写就，其隐匿、粉饰甚至歪曲自难避免，而印第安传统文学的口述方式又把自己推到了无法普及的弱势地位。直到印第安作家纳瓦雷•斯科特•莫马迪以英语作家的身份登上美国文坛，印第安文学才迎来了转机。《日诞之地》是莫马迪的第一部小说，令人惊奇的是，这部小说并不是被压迫种族放声呐喊的控诉之书，绝非字字句句浸透了血和泪，毋宁说，这是一部通过展现印第安传统文化习俗，而达致与白人理解和沟通的和解之书。鉴于其思想出发点如此不同寻常，而艺术特色和文学表现力同样卓而不凡，小说因之获得了1969年普利策文学奖。《日诞之地》故事其实很简单。1945年二战结束，印第安士兵阿韦尔退役回乡，醉酒中杀死“白皮肤”印第安人胡安•雷耶斯，获罪吃了七年官司，出狱后游荡在大都市洛杉矶，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干活，被白人监工欺负又被白人警察暴打，随后自暴自弃、坐吃山空，最后回到老家，埋掉病死的外祖父后，加入了一群晨跑人士中，去往日头升起的地方——日诞之地。但这是我们通过各色人物对阿韦尔的描述逐渐拼拢的故事脉络，事实上，小说采用了一种典型的后现代书写方式。叙述在不同人物之间自由切换，意味着每个人关注的焦点、情感、好恶甚至偏见皆有不同，同时也决定了故事的讲述方法彼此迥异。在不同人的视角中，阿韦尔呈现出一种万花筒般的色彩。比如，阿韦尔的白人情妇安杰拉认为他是一个羞涩又神秘的情人，能看到她所看不到的虚无，某种“终极的现实”；在二战战友眼中，阿韦尔是一个疯疯癫癫，对着敌人的坦克大跳印第安战舞的神经病“酋长”；在工厂的印第安工友眼中，他是一个格格不入、好勇斗狠，值得怜悯又无药可救的浪荡子，只会使印第安人在白人面前蒙羞……这些碎片化的印象都不足以反映阿韦尔的全部，或者说，作者力避将阿韦尔写成一个扁平、狭隘的角色，而是有意将他抽象化、隐喻化，塑造成一个饱含象征意味的符号。因为很明显，阿韦尔与其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更像一个见首不见尾的幽灵，活在他人的口中而不轻易登场，即使登场也像一团意识的浮藻，作者精雕细刻其种种神经质反应，而无任何内在心理动因的提示。他的二战后遗症，他的飘零沦落感，他的身份认同缺失、他杀死“白皮肤”雷耶斯的莫名困惑，都时时指向一种文化的没落和传统的丧失。对此，他的工友贝纳利一针见血地指出：“你知道，要在这样的地方（白人世界）生存，你得有所改变。你必须忘记以前的生活方式、你的成长经历以及一切……你必须融入，因为你别无选择。”贝纳利所说的这一席话，表明像他这样的印第安人已经逐步融入到白人资本主义的世界中去了。但他同样清楚地看到想要找到归属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在白人眼中，他们是再明显不过的“非我族类”，而身后的印第安保留地眼看也要保不住了，“你要是回去，老家什么也没有，只有荒芜的土地，还有一群天天过着同样的日子、会相继死去的老人。”于是这伙游弋在都市中的印第安人，靠着吟唱、颂诗、祷告、仪式、记忆……（这些在小说中占了很大篇幅）一遍遍地“梦回”故乡，但说了半天，总归是不靠谱的意淫。小说最后阿韦尔回到家乡趋往“日诞之地”，汲取光芒和力量，说到底也是作者美好的一厢情愿。当一种文化活在刻意安排的吟唱、颂诗、祷告、仪式……中，这种文化差不多就进了博物馆和故纸堆，空留让人凭吊的意义了。长期以来，作者莫马迪浸淫于印第安和白人两种文化之中，“试图通过在这两种文化间架起一座桥梁”，其在不同文明间努力沟通的用心，使得小说读来哀而不伤、忧而不怨，情感节制而余韵悠长，一点没有愤懑宣泄之感。此外，莫马迪还通过大量日记、布道文和神话故事，渲染人与自然、人与大地的和谐之美。而莫马迪的文笔也堪称细腻、质朴，充满了冷峻、洗练的诗意，将印第安特有的文化和哲学韵味，以一种普世的艺术感染力娓娓向读者传达出来。小说结尾阿韦尔的外祖父作为亲历传统的最后见证者，讲述了这样一个高度象征化的故事：在作为成人仪式的猎熊过程中，人与宇宙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那种平衡近乎神圣和深邃——“他和幼熊都需要修整一下。他准备猎杀它，而它在冰冷的黑暗里等着，伤心地注视着他，气息平缓。它沉思着，最后决定原谅他，配合他。他和幼熊都需要沉默，沉默好似一条古老而神圣的纽带，将两者连在一起。”这神圣的沉默，也使我们在掩卷之际，感到一种空灵，那是灵魂涤尽庸常而静候神启下凡的时刻。在这一刻，所有的傲慢、偏见、争执与伤害，都将化为静默的谦卑。在造物主面前，我们终究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