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文集》章节试读

《顾准文集》的笔记-序 - 序

五嫂的，包括五哥的，还有千千万万和他们有着相同命运的这个历史现实，使我不禁想起了上海大世界的哈哈镜。一切正常的人，在哈哈镜面前都变了形。大世界的哈哈镜使人看到自己被丑化的形象哈哈大笑;某种权威人为的哈哈镜不但把人的形象扭曲，并且因此着实遭了殃。

《顾准文集》的笔记-第76页 - 兵制——公民军

希腊诸城邦的军队是公民军。它是战时征集，平时离营的民兵，每个战士的甲胄、武器、马匹，都是自己出资购买，而不是国家供给。战时在营时期，给养也是战士自备。
起初城邦之间战争没发展到有关城邦存亡的地步，所以这种制度行得通。后来波希战争后，战争越来越频繁，这种公民军制度越来越行不通。
开始是公民军领薪饷，以后是雇佣军逐渐代替公民军，随之而僭主政治逐渐代替“主权在民”的政体，那时希腊的城邦制度也已经奄奄一息了。
公民军不是常备军，雇佣军才是常备军。一般来说，公民军的统帅是选举的，唯有斯巴达有常任的统帅——它的两个王。
古希腊的军队人数并不多。一方面，因为军队人数少，一方面因为希腊人重视个人勇敢和体育锻炼，所以战争中的统帅都列在军阵中参加战斗，而不仅仅是指挥员。

《顾准文集》的笔记-第325页 - 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

在英国产生出资本主义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独一个因素都不能达到这种结果。商业本位国家，荷兰有过，产业革命未发生于荷兰。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科学技术成就，是许多欧洲国家的共同遗产，而产业革命只发生于英国一国。强大的王权，法国和英国一样早，产业革命却未发生于法国 (固然，法国大革命是一个因素，不过，路易十四时代的科尔贝主义，即国家出资办国营手工工场，也是发展不出产业革命来的) 。航海、商业、殖民的扩大所造成的市场扩大，是欧洲诸国的共同利益，唯有英国才促成了产业革命。
　　
　　 “产业革命是多种必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个命题如果是真的，那么由此可以推出一系列命题：
　　
　　 (1) 历史地说来，发生产业革命是必然后，但发生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却是历史事变凑合的结果。如果历史事变没有这样的凑合，它可以推迟。推迟几百年，在历史上不算一回事。
　　
　　 (2) 它只能发生于出现了这样的凑合的国家内。由于这种凑合的机会并不是在所有国家都可以随随便便发生的，所以，它注定要发生在一国内，然后传布于世界——产业革命本身的史实证明了这一点，它是由英到法，到德，到美，到俄，到日，这样传布的。
　　历史上任何重大的、足以改变人类命运的变革，都是这样发生和传布的。
　　
　　 (3) 在具备了所有的必要条件中好几项的国家，如英国，产业革命后接受产业革命迅速；而具备条件愈少的国家，接受愈迟缓，接受的方式也显出大大小小的差异。
　　 接受方式，可以分为法国型的、德日型的、美加澳新型的、沙俄型的，以及印度中国土耳埃及型的等等。到本世纪以后，就不再纯粹是接受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成为一个更广泛的“现代化”问题，可以有资本主义道路的现代化，也可以有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还有50年代以后“新兴国家”的特殊样式等等。
(4) 由此可以推论，认为任何国家都必然会产生出资本主义是荒唐的。特别在中国，这个自大的天朝，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敲不醒，1884年的中法战争还敲不醒，一直要到1894年的中日战争猛敲一下，才略打一个欠伸，到庚子、辛丑才醒过来的中国，说会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真是梦呓!
附带说说，对於明末资本主义萌芽之说，梁方仲的《明代粮长制度》委婉地列举证据加以驳斥过。此书论证细致，搜集材料丰富，篇幅不大，倒是值得一看的。

《顾准文集》的笔记-第95页

直接民主，城邦的政治主权属于它的公民。公民直接参与城邦的治理，不是通过选举制度，组成议会来治理。
间接民主唯有在领土狭小的城市国家中才有可能，乡居的公民进城参加公民大会可以朝出暮归，人们相互比较熟悉。
凡有权参加议事或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可以说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
城邦的一般含义，就是为了要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
1什么是城邦制度的概念
2这种制度从哪里演变过来
3如何演变
东方各国政治演变有其通例，希腊城邦制度则是例外，没走上“东方东方专制主义”

《顾准文集》的笔记-第290页 - 统一的专制帝国、奴隶制、亚细亚生产方式及战争

3、马克思的“亚细亚”或“东方”，是大陆务农的领土王国或帝国。那些领土王国或帝国，王朝的威力所寄，在于农民的贡赋和“徭役——兵役”，这和滨海的工商业城邦，国家的威力所寄是海上贸易和海军是不一样的。这些国家的最大要求是“教民耕战”，耕战的民绝对从属于王朝。你说他是奴隶吗？有功可以授爵。你说他是自由民吗？他又绝不如希腊罗马的公民那样，凡执干戈以卫社稷的就有参政的权利。他没有“政权”，只是有战功可以授爵。他对他所耕种的土地没有绝对的所有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的一切财产，王朝随时可以征发。他的产品，甚至不能自由出售。中国很早就有盐铁专卖，埃及的榨油是王朝专利的。在这种情形下，拿西方的“自由民”和“奴隶”的范畴来对待这种“赋役农民”是格格不入的。
真的，自由民和奴隶的范围，不见于波斯、埃及、巴比伦、中国；《旧约》上也没见这个名词。这个名词的起源显然是希腊，是城邦制度中的概念。黑格尔把东方的制度称做普遍奴隶制，即王或帝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连大臣也不自由——比如，绛侯周勃随便就被下了狱，高帝“把他的问题弄清楚”了，又出来当丞相了，这在深具自由民概念的西方是办不到的。……
4、所以，奴隶制，从人的本性上是可能的，因为人既可以吃人，为何不可以把人当作奴隶？在这一点上也许人比兽类更残暴，因为老虎大概是不吃老虎的。
然而，奴隶要占优势成为“制度”，这唯有在商品货币关系十分发达的工商业城邦中才有可能。其条件是：具有可以拥有奴隶的自由民（相对于没有这样大的个人权利的王朝臣民）；商品货币关系发达，使财富有无限积累的可能，使自由民有把财富投资于奴隶这种“生产性固定资本”上的要求。没有这些条件，只会有鸳鸯、袭人这类奴隶，奴隶成不了制度。普遍的劳动者，是乌进孝管下的，比鸳鸯、袭人生活困苦无数倍的赋役农民。

《顾准文集》的笔记-第241页 - 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

二、希腊思想
　　1、希腊城邦。
　　 当希腊产生出她的能够作系统而概括的思考的知识分子来的时候，她是处在世界上一切古代文明民族的最独特的环境之中。
　　希腊文明，也是渊源於从中亚出发的旧大陆最古文明。 (这个文明的一支，西迁到现在的叙利亚、伊拉克一带，成了苏美尔一巴比伦文化；另一支东迁到中国，是中国文明的来源。不过，她的西支，用铁早於中国。) 这个文明，首先繁荣在两河流域或埃及；希腊是经过克里特一迈锡尼文化，继承了这个传统的。希腊人原来是蛮族，他们来到希腊半岛和爱琴海诸岛屿，开始也是务农。然而那里土壤太贫瘠，而爱琴海和东地中海的曲折海岸和多岛而不广阔的海域，使他们很快进入到以通商、航海和手工业为主。很幸运，他们周围是一些丰饶的文明的王国和帝国 (巴比伦、埃及)；远处，黑海和地中海两边有蛮族，但也是开化的蛮族(凯尔特、“斯基泰”人、柏柏尔人等) 。既然有如此独特的地理条件，又以商业、航海和手工业为生，他们本民族无需从独立城邦建成统一的民族帝国来抵御外敌，所以，甚至荷马时代的巴息琉斯(部落王)也被民主制度(虽然多半是贵族的寡头政治)所取代了。
　　这种环境，是埃及、两河流域、波斯、中国、印度所没有的。她们都是大陆国家，她们不能不以牲畜和农耕为主。她们的大陆而非海岛半岛的地理环境，使她们不能不一开始就建成王国或帝国。
　　2、思考宇宙问题，而不是“史官文化”。
　　这样，希腊哲学一开始提出来的问题是：
　　A、宇宙是什麽组成的?最多的回答是四大元素，地水风火，这和中国的五行阴阳没有什麽不同。但是循这条线往下辩论，问题愈来愈多了。地水风火，没有发展成为“相生相克”，倒是提出了“原子假设”。辩论发展到，宇宙的特点是运动还是静止? 在这点上，有人提出，运动也是静。所谓“飞矢不动”，这就涉及到运动的单位，和运动物体间的相对位置━━再进一步涉及到运动的坐标了；也涉及到一切流变的辩证法思想，涉及到最大最小等等。
　　B、数学神秘主义。
　　众所周知的有毕达哥拉斯(Pytagoras) 定理。数学神秘主义中国也有，河图洛书其实是其中纵横诸数之和都有15。不过他们锲而不舍，从这里搞出一整套几何学。又，据说，後来解析几何中的“圆锥曲线”早在亚历山大时代已被发现，这在笛卡儿以前将近2000年。
　　C、诡辩、修辞、文法学。
　　希腊人好辩，大概也好打官司，诡辩盛行。诡辩要修辞，由此发展出一整套文法学。我们小时候读英语，一开始就学文法，老来重翻一些文法书，发现其中一些概念都十分抽像而又严谨。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传统，我们文字很美，但是文法学直到《马氏文通》(清·马建忠着)才有专着。
　　数学神秘主义和文法学，其实都是思考宇宙问题的一种方式。数学是想用数学来解释宇宙的秘密；文法学，考究的是语言结构和规律。人总要有了语言才能有思想，语言就是“道”，就是说明宇宙奥秘的工具。
　　希腊人并非不关心政治问题。最早的哲学家泰利斯、梭伦也是政治家。梭伦的立法，为後来的希腊人所歌颂。大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土多德都有政治、伦理的专着。然而，思考宇宙问题是他们首先着重的，也是希腊思想的特色。
　　对比一下中国古代思想，就知道这个特色怎样强调也不为过了。孔子是第一个整理王家与诸侯典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他以前，识字和文化知识，是“史官”所垄断的，他们所负责管理的文化资料，无不与政治权威有关。第一个在野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自命为继承文武周公的道统，所强调的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目的是要在“衰世”恢复成康之治，所谓“我其为东周乎”。所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强调中国文化传统是“史官文化”是一点不错的。这种文化的对像，几乎是唯一的对像，是关於当世的政治权威的问题，而从未“放手发动思想”来考虑宇宙问题。阴阳五行是有的，数学神秘主义也是有的，不过都是服从於政治权威的，没有，从来没有独立出来过。
　　“从来没有独立出来过”，说过分了。庄周、惠施，有“至大无外，至小无内”之辩；公孙龙说过什麽“白马非马”；总之，战国时代有过百家争鸣，可惜为时太短。即使就是那个战国时代，学术界的祭酒荀况就大声疾呼这样的辩论无裨於治，是奸人的奸辩，应予禁绝，只准谈“礼”。他的徒弟在秦始皇时代就实行了他的主张，只是连他自己也列入了“禁绝”之列。现在还有哲学家在歌颂荀况是唯物主义者，说他论过“名”，即文学中的名词和逻辑学中的概念问题。不过荀况的论名的文章，一开始就说：
　　“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
　　然後说他所要论的“名”，是刑名、爵名、文名以外的“散名”。
　　可见，甚至“名”，政治权威已定之名，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更何况他所以要定“散名”，还是为了“正名定分”。
　　所以，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於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
　　这就可见希腊思想特色是如何地可贵了。

《顾准文集》的笔记-第256页 - 僭主政治与民主

从这里又不妨提出一个问题：马克思对专制政治所作阶级分析，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国历史和中国现状？我认为，若不确切了解这一分析的希腊历史、欧洲历史背景，并把它和中国历史背景相比较，认为无条件适用于中国，那是彻头彻尾“非历史”的，从而也是教条主义的。

《顾准文集》的笔记-第84页 - 什么是城邦——城邦制度是从氏族民主直接演变过来的吗

亚里士多德：“蛮族王制（是）僭主性质（按即东方专制主义式）的王制......因为野蛮民族比希腊民族为富于奴性；亚洲蛮族又比欧洲蛮族为富于奴性，所以他们常常忍受专制统治而不起来叛乱。”（《政治学》）
东方各国几乎无一例外地走上了“东方专制主义”的道路，只有希腊是个例外。
但是，远古希腊一样存在过“神授王权”，城邦制度是“神授王权”在一种特殊环境下演变出来的东西，它不是直接从氏族民主嬗变过来的。

《顾准文集》的笔记-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倡导史官文化的人，只看到宗教是迷信，他们不知道基督教的上帝是哲学化了上帝，是真的化身。不知道正因为中国史官文化占统治，所以中国没有数学，没有逻辑学。”
“范文澜说，宗教狂会发生宗教战争，中国幸而没有宗教，所以没有宗教战争。要知道哪一次宗教战争，战士们都认为是圣战，是为上帝的道而战，是为解放被邪说蒙蔽没有皈依主的那些可怜的人而战，是解放全人类的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是梁启超说得公平。1908年，李鸿章死了，慈禧、光绪也死了，梁写文评论李鸿章时说到，中国没有宗教战争，没有那种认真的狂热，什么事都干得不像样，打仗也不像个打仗的样子，中国前途很悲观。你再回想一下30—40年代我们的战争与革命，某种远大的理想——超过抗日的理想，以及由于这种思想而引起的狂热，宗教式的狂热，不是正好补足了梁启超所慨叹的我们所缺乏的东西吗？”
“人类，或人类中的一个民族，决不是当代的政治权威有权僭妄地以为可以充任其全权代表的。斯大林说过一好话，希特勒来了又去了，德国民族是永存的。这句话，对任何一个民族都是适合的。”
“斯巴达本身的历史表明，藉寡头政体、严酷纪律来长期维持的这种平等主义、尚武精神和集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容，是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相反，还因为它必定要“砍掉长得过高的谷穗”，必定要使一片田地的谷子长得一般齐——它又精心选种，不断向上，却相反要高的向低的看齐——所以，斯巴达除掉历史的声名而外，它自己在文化和学术上什么也没有留下，甚至歌颂它的伟大的著作，还要雅典人来写。”

《顾准文集》的笔记-第73页 - 公民与公民权

什么是“公民”呢？“公民”（Polites）愿意为属于城邦的人。不过，在古希腊的任何时代任何城邦，它不是指全体成年居民而言。妇女不是公民，奴隶不是公民，农奴不是公民，边区居民不是公民，外邦人不是公民，即除去奴隶、农奴、边区居民和外邦人外，祖籍本城的成年男子，能够取得公民权利的资格，这在各邦的各个时期也宽严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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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公民权”等，不见于我国古代，也不见于埃及、两河流域等早于古希腊或与古希腊同时的东方各帝国。这种政治法律制度起源于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一）凡有权参加议事或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可以说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二）城邦的一般含义，即使为了要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
公民是城邦的主人，他们有参与议事或审判的权利，也有保卫城邦的义务。

《顾准文集》的笔记-第313页 - 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

希腊时代的学术，有文法学、逻辑学、几何学。在中国人看来，他们很笨，一件事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一些不容怀疑的自明之事，他们要制成什么“律”、什么“律”的。例如，“甲是甲”，中国人从不进一步考虑，他们却说这叫作什么“同一律”，并由此推出矛盾律、排中律之类。他们的哲学，考究宇宙论，如地水风火是宇宙的四大要素之类。中国也有，五行学说即是。不过他们从这里出发，期望对自然作出精确的分类，还引申出什么概念、判断、推理之类的逻辑学。中国人的宇宙论，不经过什么中介，立即应用到“正名定分”、“圣君治天下”之道上去，要不然来一个庄子式的一切虚无，于是，实际生活，客观事物的考究，就被排除在士大夫的冥心思索之外去了，等等。
希腊时代有些东西，在现代的中国人看来，惊人地“现代化”。希腊世界曾经团结起来抵抗波斯帝国——希波战争。战争胜利结束之后，立即开始了以雅典为首的一个集团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一个集团之间的长期战争，所谓伯罗奔尼撒战争。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斯写了一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翻开这本书，我们惊异地看到，由欧洲人带到中国、带到全世界的一套国际关系的惯例——条约、使节、宣战、媾和、战争赔款等等鸦片战争前中国人不知道的东西，已经盛行于当时的希腊世界。这一套国际间的法权关系，只能产生于航海、商业、殖民的民族之中。

《顾准文集》的笔记-第257页

斯巴达本身的历史表明，藉寡头政体、严酷纪律来长期维持的这种平等主义、尚武精神和集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容，是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相反，还因为它必定要“砍掉长得过高的谷穗”，必定要使一片田地的谷子长得一般齐——它又不精心选种，不断向上，却相反要高的向低的看齐——《僭主政治与民主》——《希腊的僭主政治》跋

《顾准文集》的笔记-第70页 - 什么是城邦

城邦，是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独立主权国家。与我国春秋时代不同之处：第一、盟主没有“周天王”那样神授的最高王权；第二、至少在形式上和理论上盟主不能委派加盟城邦的执政者，虽然扶持加盟城邦内亲附自己的政派和人物是少不了的，城邦是自治的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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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在民与直接民主
我国古代的小国林立，和希腊城邦究竟还有某些相同之处，可是城邦制度另一个特点，是这些小国有其独立的主权在民与直接民主。这我国古代从来不知道的东西了。
所谓直接民主制度，是指城邦的政治主权属于它的，公民直接参与城邦的治理，而不是通过选举代表，组成议会或代表大会来治理国家（即所谓代议制度）的那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凡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的多数决议，无论在寡头、贵族或平民政体中，总是最后的裁断具有最高的权威。”（亚里士多德）
雅典的全体公民都要出席“公民大会”，“公民大会”每年举行2至4次，解决城邦的一切重大事件。每个公民在公民大会中都有选举权，每个人都可能被选为“议事会”的成员，每个公民轮流参加陪审法庭。陪审法庭的成员多达6000人，而当时雅典的公民总数，最高的估计也不会超过6,0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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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民主制度只有在领土狭小的城市国家中才能可能。

《顾准文集》的笔记-第72页 - 主权在民与直接民主

直接民主制度唯有在领土狭小的城市国家中才有可能。在这些国家中，乡居的公民进城参加公民大会可以朝出暮归，人们相互间比较熟悉，一国政务比较简单，易于在公民大会中讨论和表决。在领土广阔的国家，这些条件是全部具备的。所以，城邦制度和直接民主两者是相互依赖，互为条件的。

《顾准文集》的笔记-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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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文集》的笔记-第383页 - 老子的道及其他

老子的认识论，不仅是缺乏根据的冥想，他的论证有一个极大的毛病，极大多数是类比，即不是从前提到结论的推论，而是从外表上相似的一个不同事物的规律的陈述，然而根据不充分，“推不出”结论，或结论大大超过前提。这一点，汪奠基的册子说到了，然而汪竭力赞扬老子的无名论逻辑(即用否定论证来达到肯定的结论)，对其缺点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
　　
　　 其实，老子这方面的缺点，不仅本身严重，还流毒后代。比如《大学》上的修治平，不仅思想本身渊源于老子，逻辑上的跳跃也和老子一样。
　　
　　 严密的逻辑论证，历史上有一个确实的来历：公开辩论。古典时代的雅典人好讼，还有一套民主选举办法，雄辩术风行，甚至还有一个奇怪习惯，两人争辩一件事，可以有彩金，谁辩胜就得彩金。辩证法的原意本是辩论，你说话有漏洞，对方力图辩难，怕输，就要严密。逻辑学显然也是从这来的。
　　
　　 中国也有过，庄子与惠子的辩论即一例。可惜不久就焚书坑儒了。
　　
　　 这样，老子的逻辑毛病也就不足为怪了。没有运动，何来成就?
同样，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老子王弼注-法自然》中也有异曲同工的意见：“所谓法天地自然者，不过假天地自然立喻耳，岂果师承为“教父”哉。观水而得水之性，推而可以通焉塞焉，观谷而得谷之势，推而可以酌焉注焉；格物则知物理之宜，素位本分也。若夫因水而悟人之宜弱其志，因谷而悟人之宜虚其心，因物态而悟人事，此出位之异想、旁通之歧径，於词章为“寓言”，於名学为“比论”(analogy)，可以晓喻，不能证实，勿足供思辩之依据也。 ”

《顾准文集》的笔记-第348页 - 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

一、历史的重担
科学与主，是舶来品。中国的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如果探索一下中国文化的渊源与根据，也可以断定，中国产生不出科学与民主来。不仅如此，直到现在，中国的传统思想还是中国人身上的历史重担。现在人们提倡读点历史，似乎更着重读中国史。而且古代文物成为悠久文明的证据和夸耀，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这种“读史”，其意图在于仰仗我们祖先的光荣历史来窒息科学与民主。所以，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是发展科学与民主所十分必须的。
二、希腊思想是工商业城邦文化的产物
当代西方人（例如肯尼迪、罗素、费正清）都承认，西方文明是希腊罗马文明。分析它的成分，有希腊思想、罗马法和日耳曼人的骑士精神。要历数它的演化变迁，那是头绪纷繁的。不过这三者之中，希腊思想是基本的。
希腊思想，有“格物”的方面。开始，是类似中国的五行阴阳那一套，然而它不限于本体论的玄妙的设想，它还对我们周围的事物作实事求是的分类，研究世界事物形成的原因，试图为它们规定一些根本的范畴。迄今为止，植物分类学、动物分类学，还原套原样地是亚里士多德那一套，从这里发展出来逻辑学。
希腊思想，有数理神秘主义。毕达哥拉斯发现勾股定律，举行了百年大祭。他也跟中国的道士们那样，崇奉“河图洛书”的数理，以为那是蕴含了宇宙的秘密的。然而他们并不满足少数几个数学定理和命题，却力图构成一个完整的逻辑推理体系。欧几里德的几何，直到近代初期，还是古典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斯大林还说过几何学，因为他在中学受过古典教育。
希腊思想，是有教养的贵族静观世界为之出神的体系，它确实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然而它“格物”，它有一种穷根究竟的笨拙戆态，它是从希腊工商业城邦的手艺匠师对客观事物的“变革”过程中精炼出来的。它不是王家文化，它不是道德诫命。它以笨人的穷根究底的精神，企图从日常生活中找出一条理解宇宙秘密的道路出来。它的这种特征，后来确实被基督教吸收来成为它的教义的一部分；而基督教也因此而成为一种既窒息科学也抚育科学的宗教。
希腊思想是贵族思想，然而不是王家思想。产生这种思想的希腊城邦，是实行原始民主的城邦，虽然这种民主权利只限于贵族或加上上层平民，至少奴隶是无份的。
希腊思想的神秘主义部分，被哲学史上唯理主义所继承。唯理主义者往往是大科学家，例如发明解析几何的笛卡儿。牛顿发现力学三定律，动机还是为了要证明上帝哩（那有名的最初的一推）。
F•培根本人是一个不道德的人（他卖友求荣，自己因受贿被黜）。然而他痛斥希腊思想的静观出神主义是不关心人类的幸福，痛斥亚里士多德的不道德。他提倡对一切变革事物的实践作系统的研究，把那种知识条理化——一句话，他提倡实验，他提倡归纳法，他提倡打破迷信和偶像崇拜。英国的皇家学会，就是在他的思想影响下搞起来的。近代科学思想的鼻祖是培根。说来奇怪，中国人痛斥的杜威，实实在在是培根的“实践论”的继承者。他的书，诚然不同于培根，不过差别只在于论证和资料现代化了，就其基本思想而论，和培根几乎毫无二致。可惜，因为胡适把他糟塌了（说什么真理是一个天真未凿的姑娘，你爱把它打扮成怎样就怎样等等）。所以，我写这份东西的时候，还不敢称实际上是实践论者的工具主义为实用主义。
工具主义就是多元主义。它和希腊的静观出神主义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更是民主的。然而仅就这一点而论，它也是从希腊思想的根子是萌发出来的。
三、中国文化的渊源，并非和工商业无关，然而它是史官文化
中国文化的渊源，并非和工商业无关。据现在的史料，我们的文化史上溯到商代。“商”就是因为王亥服牛乘马经商。地下发掘，证明商的都城是手工业中心。真的，超脱蒙昧时代的文化，不得不和生产工具、交通工具（“殷之辂”）、武器的生产有关；而现在的一切文物展览中的珍品，又莫非手工业的产品。牧羊种地的人，可以处在蒙昧状态之下，而商人眼界开阔，手工业者聚居的地方，也就是巫觋、宗教、文字的老家。
可是中国是个大陆，不像希腊城邦那样，是商业、航海、殖民的人们的居住中心。大陆上的“百工”和文化势必成为一个王朝权力的依据。王朝掌握了文化和工艺，它就可以传播声教，可以对外征服。可是这样一来，工艺、文化就永远服从于政治权威，“思想”的主题就是政治权威，“格物”就永远登不上台盘了。甚至这在西方也并非没有先例。当希腊的灿烂文化被亚历山大掌握起来成为征服工具以后，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的帝国就不再在文化上具有什么创造性。当东罗马帝国被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精神（其实是希腊知识和东方专制主义的混合品）所浸透以后，拜占庭帝国就成了马克思所说的没落帝国了。
商代的王家文化，一直以其基本形态延续下来，这也就是范文澜所盛赞的“史官文化”。史官文化诚然是发达成型于周代，周代在中国历史上确实也起了极其伟大的作用。下面是我的无根据的猜测之辞，虽与主题关系间接一些，对于史官文化的形成也许可以别进一解。
我猜测，商王室在文化和工艺上，多少采取一些“保密”、“独占”的态度。虽然周在西方的壮大，显然是继承了、或者窃取了商王朝所独占的文化和工艺。周在文化和工艺上采取广为传播的政策，而不着重于保密和独占。文王时代，“四伐”而仁义播于天下，三分天下有其二，我不信仁义有这样大的力量。然而文王时代势力甚至于达到江汉，征伐又只有四次，“秘密”所在，我认为就是传播文化和工艺于落后的部落。所以武王伐纣，从征的小民族有八个。灭纣以后，又广事分封（史籍上未见夏、商有分封的传说）；王朝本身，只保留一个“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是从文化的王朝独占， 到等级制的文化传播。当然 传播文化，也是带了刀剑去的。
春秋时代，王朝也好，诸侯国也好，“百工”食官。郭沫若释为奴隶制，其实是生搬硬套。百工是王朝和诸侯国家威力所直接依靠的（例如：战车、武器就是百工生产的），怎么能够由奴隶来干？工尹在楚是略次于令尹（宰相）的大官，难道只是奴隶头儿？秘密所在，就是王权要依靠百工，犹如文化必须是史官文化一样。
范文澜对史官文化歌颂备至。但是，龚自珍虽然没有创造史官文化的名称，却对史官文化作了极好的解释：
有天下，更正朔，与天下相见，谓之王。佐王者，谓之宰。天下不可以口耳喻也，载之文字，谓之法，即谓之书，谓之礼，其事谓之史。职以其法载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谓之太史，谓之卿大夫。天下听从其言语，称为本朝、奉租税焉者，谓之民。民之识立法之意者，谓之士。士能推阐本朝之法意以相诫语者，谓之师儒。王之子孙大宗继为王者，谓之后王。后王之世之听言语奉租税者，谓之后民。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与以有成者，谓之治，谓之道。若士、若师儒，法则先王、先冢宰之书以相讲究者，谓之学。（《乙丙之际著议第六》）
你看，描写得多好？于此可见，李斯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是史官文化的内在的逻辑结论，儒者埋怨它是没有理由的。
于是，“君天也，天不可逃也”就算是注定了。知识分子不满意这一套，只好像贾宝玉那样当和尚去。你不要以为这是小说的描写，明代思想家如李卓吾，不是因为失恋，而是实在不甘心这一套桎梏，晚年入空门，狱中死前留语还自称老衲。在西方， 政治的权威不是至上的权威， 思想家出在“和尚”中的不少，不过那种“和尚”是研究科学、写哲学著作的“和尚”。入了空门，精研几何、逻辑、天文，皇帝老子也管你不着。中国，除了伦常礼教，没有学问，专心知识、擦究宇宙秘密不是出路，要逃避王权，只好走老庄禅佛一路。所以，明末传教士带来《圣经》、《名理探》（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几何原本》和历法的时候，徐光启皈依了基督教。可惜传统的重压太深，徐光启不为人们理解，而顾炎武等人还逃不出宋明理学的窠臼，悲夫!
四、中国思想是贫乏的
中国思想只有道德训条。中国没有逻辑学，没有哲学。有《周围髀算经》，然而登不上台盘。犹如国有许多好工艺，却发展不到精密科学一样。中国没有唯理主义。范文澜痛诋宗教，他不知道，与基督教伴生在一起的有唯理主义，这是宗教精神。固然窒息科学，也培育了科学。中国有不成系统的经验主义，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技艺传统，这成不了“主义”，只成了传统的因袭。中国有原始的辩证法，然而中国人太聪明，懒得穷根究底，所以发展不出什么有系统的辩证法来——何况，辩证法还必需要有真正的宗教精神才发展得出来，黑格尔可以为证。
也许没有宗教精神确也有好处，因为科学与民主更易被接受。然而，政治权威的平民化，却不比驱逐宗教精神更容易。
1973年3月27日

《顾准文集》的笔记-第76页 - 城邦制度——官制

一般城邦所设行政官员，亚里士多德介绍为：（一）将军或统帅，（二）市场监理，（三）城市监护，（四）公共水源管理，（五）乡区监护，（六）司库，（七）登记民间契约或法庭判决的“注册司”，（八）执行法庭判决刑罚的“执罚员”及“典狱官”等等。（均见《政治学》）
这些官员都是义务职，不支薪金。其中，“执罚员”及“典狱官”由青年公民帮助他们执行职务。其他行政职务，在小邦无须常任官吏，在大邦如雅典，因为政务繁忙，常任官吏不可或缺，这些官吏就由国家奴隶充当。尤其有趣的是，雅典有常备警察，他们是国家买来的奴隶。这些奴隶待遇倒还不错，每天每人领取的“给养”相当于出席公民大会或陪审法庭的公民所领的津贴。
希腊城邦行政官制的另一个特色是，全部行政官员并不组成为某个行政首脑统一领导下的“政府”。各种行政官任期不一样，全部由公民大会或其他相应机构直接选出，各自独立对公民大会或其他相应机构负责。
议事会由公民大会选任，或由城邦的每一个基层组织推选定额人员组成，它对应该提交公民大会的各项议案和报告预审，分别轻重缓急，也许还附加意见，然后提交大会。实际上，议事会是一个实际掌握行政权的机构。
希腊城邦制，不许单个政府首脑统一领导下的无所不能的行政权力，使得公民大会或议事会只会成为“陪衬”这个行政权的“清淡”的议会，这是直接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法庭也是由公民大会选任，法庭对公民大会和议事会负责，重大讼案的上诉和终审机构是公民大会本身。
这与我国古代官制有原则上的区别。

《顾准文集》的笔记-第342页

暴力革命也许会有，但那是瓜熟蒂落时期的暴力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