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慘敗》书评

是的，我还存在。

瑞典皇家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审马悦然教授说，瑞典诺贝尔文学奖从来不考虑政治，也不在乎政治的考量，纯粹站在文学的角度和立场。听完这话，我笑了。马悦然教授又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因惹-卡尔斯特，绝不是站在以色列的立场，是立基于文学的立场，是纯文学的考量，每一位得奖人都是如此。听完这话，我又笑了。因惹-卡尔斯特是200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如果按照国际知名度来排列历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大概会进入知名度最低的那一个群体。在得奖名单公布之前，因惹的作品只有两部有英文译本，关于他本人的介绍也是少之又少。当然，国际知名度的高低与一个作家的文学成就和文学高度不必然有直接的关系。因惹-卡尔斯特最引人瞩目的地方在于他的大屠杀幸存者背景，他是一个犹太人，于1929年出生于匈牙利，二战期间被囚禁在奥许维兹集中营并侥幸存活下来。在集中营的幸存者中，后来成为知名文学家的除了匈牙利的因惹之外，还有意大利的普利莫-列维和法国的保尔-策兰，但后两位最终都选择自杀。因此，《纽约时报》评论道，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因惹，其实是对一项“集体成就”的鼓励。《纽约时报》这么说，我想，并不为过，毕竟因惹本身的作品数量不多，作品立场也引发许多争议。因惹在四十岁后才开始小说创作，1975年推出第一部作品《非关命运》，1988年推出《惨败》，1990年推出《为未出世的孩子作安息祷告》，这三部小说全都以奥许维兹集中营的经历为创作基础，被合称为“非关命运三部曲”。因惹的创作历程不算顺遂，第一部作品遭到退稿的命运，虽然时隔两年后终于得以出版，但销售情况极差，几乎让因惹打消成为作家的决心，幸好他最后还是鼓起勇气继续创作，才得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肯定。■因惹虽然是纳粹暴行的受害者、是奥许维兹集中营的幸存者，但他对这段痛苦不堪的经历却抱持特殊的态度。在《非关命运》这部半自传体小说中，他描述了自己在奥许维兹集中营的悲惨经历，但当中毫无怨怼之情，既不埋怨命运、也不责怪施加伤害的纳粹党人。在书中，因惹表示，虽然这是一场悲剧，但它之所以是悲剧、让人难以忍受，那是因为我们在事后、在知道结果后回头审视得出的结论。但在事情发生的整个过程中，身为当事人的他，并不知道等待着自己的是什么，因此最初的心情和一个去参加劳动夏令营的少年并无太多差异。后来，环境越来越恶劣，肉体和精神的痛苦越来越强大，但过程类似于温水煮青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非如一般人所说、所理解那样，一步就跨进最悲惨的境地。在整个过程中，虽然他也曾彻底绝望、放弃继续坚持的决心，但他活下来的事实，便证明里头还是有美好的片刻。在他一次次倒地的时候，如若不是有人提供帮助、给予支持，早被送进毒气室，绝不可能活着走出集中营。正是因为这种观点，因惹对美国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将个人简化的做法颇不以为然，但对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却赞誉有加。■因惹在《非关命运》中表示，即使是纳粹集中营里头，也有幸福和美好的瞬间，其中的遭遇和心情如是归结到底，和不在当中的一般人并没有截然的不同，这种观点为他招来主流人士的批评，而这也恰恰是这部小说最初遭到退稿的原因：作者的经验素材没有成功转化为艺术，主角对事件缺乏正确的理解，作品中缺乏应有的道德批评。对此，因惹在时隔近十三年后，在第二部小说《惨败》中提出申诉和解释。《惨败》这部小说在早些时候并没有出版英文译本，从这个事实可以推论出来，这不是一部容易阅读、故事性强的作品。相比于半自传体的《非关命运》，《惨败》无论是在内容或是架构上都要复杂许多，它同时从一个人和一个作家的立场，来诠释因惹对大屠杀事件以及写作的信念，还同时透过客观描述、内心思考和小说故事这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来呈现小说创作的局限性与扩展性。《惨败》这一书名指的是因惹对自己人生、以及对自己写作生涯的看法。小说的最开头是前言，这个前言部分所占篇幅极长，达到全书的三分之一，之后才是小说的“故事”。在前言里头，交错呈现一个被称为“老人”的作家的现实状态，以及他记录在写作笔记里的“我”的内省思考。这个“老人”作家的第一本作品遭到退稿，每日都在生活琐事中挣扎着要提笔继续创作。《惨败》以第三人称、客观观察的方式来描绘这个“老人”，并用大量的（圆形括号）对客观观察进行衍生说明。至于写作笔记的内容则以<尖形括号>来区隔，里头以第一人称详细地陈述因惹对大屠杀、对写作的主观感受和想法。对生命的看法因惹之所以采用这种特殊的写作架构，为的是呼应他对写作和对生命的看法。因惹认为，现实客体与内在主体存在一定距离，其中现实客体指的是一个人表现于外的举止行为（或可称为事实），内在主体则指的是一个人内心的感觉、想法和回忆。事实或外在客体虽然重要，但问题是数量太多，而且对纯粹事实的传递，不会真正让人们接近实物的本质，也不会增加人们对时代的经验。唯有内心的主观意念与想法，才是一个人之所以是人的意义所在。就像书中对“老人”的描述，透过大量的圆形括弧细致说明和解释他所置身的客观状态，但这种细致除了让人感到厌烦外，并不能增加读者对“老人”性格和想法的了解。然而透过写作笔记里头的自白，读者一步步地接近这个“老人”，逐渐地对他这个人有所理解，正是因为知道了“老人”的感觉、想法和回忆，他在读者心中才有了具体的形象，他的所作所为才有了被理解、被认同的空间，也才能进一步产生意义和影响。因惹之所以强调个人主观内在的重要性，为的是反驳第一部小说遭退稿时所受到的批评：“作者的经验素材没有成功转化为艺术，主角对事件缺乏正确的理解，作品中缺乏应有的道德批评”。所谓的“正确的理解”和“应有的道德批评”，其实是将个人化约为某个集体的代表后，所得出的标准答案。就像《非关命运》的主角，因惹描绘了这个主角个人的主观经历和感受，并得出“一切的不幸在本质上与所谓的幸运差别不大”、或说“一切非关命运”这样的信念。但出版社的编辑却认为应该将主角标示为纳粹集中营的犯人、大屠杀的受害者，由此发出正确的理解和应有的道德批评。换言之，出版社编辑认为，一个作家在写作时，应先有信念、后有内容，而且在此之中，个体的主观生命应当被化约成客观的客体。因惹认为这种将大屠杀事件中涉及的人物简单地区分为“加害者（因惹称之为魔女盛会图像）”和“受害者”，然后不假思索地对受害者予以同情、对加害者予以谴责的做法，是种“职业人道主义”，为的是将自己与那些关系人区隔开来，用“他们”这种有距离的代名词来安慰自己，让自己相信他们在本质上与我不同，自己既不可能成为当中的受害者，也不会成为当中的加害者。然而因惹自己的经验却说，如果细究那些加害者和受害者的个别生命，他们与你我极其相似，都服膺类似的理念、做出类似的道德判断，因此这种信念先行和忽略个体的思考模式，与人类天性无法调和。而且就像先前提到过的，细致描述一个客观客体或所谓的事实，既无法让人们接近实物的本质，也无法增加人们的时代经验。对写作的看法《惨败》在前言部分的结构设计，除了为了表达因惹对个体主观内在的重视外，也为了进一步呈现他对写作状态与机制的看法。因惹认为在写作的过程中，如同进入分裂的状态，一个外显客观的“我”，一边在现实中生活，一边在内在主观的“我”里头翻找和抓取可用的经验素材。这经验素材的广泛程度和深刻程度极其庞大，翻找和抓取的过程，必须透过现实事物的触发（或可称为联想）来勾引出相关的经验素材，因此回忆总是带着当下那真实性的力度。然而，勾引出的回忆或情绪，总是远超过语言词汇所能捕捉和描绘的。为了在纸上写下这些回忆或情绪，又不得不使用世人普遍使用的言语词汇，因此如果不小心谨慎、悉心捕捉个人的主观经验与情感，其结果便是造成经验素材与写作成品之间的断裂或跳跃，单单产生出一个缺乏个性、仅具备客观性与普遍性的空洞作品。换言之，因惹认为个体的主观内在（或可称为个体的生命）不仅是社会这个大机制运作的基础，不应当被化约或忽略，更是文学作品产生个性的根源，如果不对个体的主观内在或生命其进行描绘和捕捉，则所有作品将因为文字语言的局限性，呈现出类似的刻板与空洞。■在《惨败》的前言部分，因惹透过现实客体与主观主体分离的方式，一一表述自己对个体生命的看法以及对写作的观点，之后便在“故事”中体现出这些看法与观点。在这篇由“老人”最终写下的故事里头，塑造了一个类似于卡夫卡的《城堡》般的情景，人物和环境遭到简化，其中的专制氛围相比于一般的专制社会，也具有相当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故事里的主角为了完成一部小说，坐了十六个小时的飞机，从布达佩斯回到故乡寻找某样事物。但从具体描述可以看出，这个故乡其实就是布达佩斯，象征的是身为作家的“老人”从现实进入“我”的回忆中寻找写作的素材，因此环境才总是看来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遇到的主要人物也总是可以对应上某个曾经出现在“老人”或“我”的经验或记忆中的人。在故事中那个专制的环境中，每个人都受到监控，动辄被逮捕、被辞退。处在这样的境况中，自由意志只是假象，每个人面对的选择其实只有接受或放弃。尽管环境如此恶劣，但里头人物对于自己的遭遇，不是说“不知道”，就是说“每个人都知道”，但究竟不知道什么或知道什么，却始终没人说得出来。主角才下飞机没多久，就被通知自己遭到一个报社辞退，问题是主角根本不曾在那个报社工作过，而当主角询问自己为什么被辞退时，报社负责人竟然说是因为他“缺乏信念”。对于自己还没开始做、不曾做过的事情，又如何能够产生信念？这里头可以清楚看到因惹对忽略个人内在主体的思维方式，以及对自己被退稿此一事件的讽刺。由于缺乏对个人生命和对个人内在主观理解的描绘，这样的故事极其空洞，里头呈现的专制社会也与其他小说作品中所描写的专制社会无异。而忽略个体生命经验、强调宏观信念的表现手法，就像故事里主角被辞退的事件一样，不但违反人类天性，还给读者一种莫名其妙的感受。在《非关命运》里头，因惹表示大屠杀受害者和其他时刻的其他人一样，在每一瞬间所面对的选择只有继续和放弃。在《惨败》里头，因惹进一步表示大屠杀的加害者也是一样，摆在他们眼前的并不是截然错误的暴行。事实上，即使是大屠杀的加害者，他们遵循的也是相同的道德规范和世界法则，只是这些规范和法则被安置在杀戮的世界里头，而杀戮与不杀戮同样可以是德行。因惹还表示，大多数大屠杀的加害者之所以成为残酷的杀人犯，并不是出于内心邪恶，而是出于职业热情，因此面对众多的尸体和刑讯，他们心中往往感受到升华的存在。这种存在于个人与社会机器之间的关系，如果不透过对个体生命的描绘与捕捉，则无从观察和理解。因此，在“老人”的故事里，某个人物透过一则故事，为自己曾经犯下的屠杀罪行辩解，然而这则故事里充斥着客观和普遍的文字词汇，有的只是大量的“信念”和“崇高的思想”，但这些除了予人空洞迷惘外，对理解毫无助益。直到主角依据自身的经验，写出自己在类似情境下的心情和想法后，沟通和理解才成为可能，整个故事也才有了个性和脉动。这便是故事中所说的，开始和结束已经确定，只不过中间的道路还没有完全弄清，而这条道路，就是生命本身。而因惹对大屠杀事件和写作所抱持的这种信念，也就是哲学里所说的“在其自身而对其自身”。■平心而论，《惨败》在说理部分有些絮叨和迂回，加上是由德文译本直接翻译成中文本，因此不免出现含混和模糊的地方。然而因惹所提出的思想和观念，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尤其是在诸如“反种族主义”、“反极权主义”、“反殖民主义”、“反军国主义”这些大帽子飞来飞去的时代。尽管种族主义、极权主义都是让人反感的事物，但完全忽略个体差异的控诉方式，不免会将人们带向另一个极端。就像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M.柯慈在《屈辱》中所呈现的，由于对殖民主义的厌恶和仇恨，南非在进入后殖民时代后，逐渐出现对当地白人的报复与伤害，而且因为“反殖民主义”旗帜高举，这种报复和伤害被视为理所当然和名正言顺，结果便进入另外一个极端。从写作风格和个人理念可以看出来，因惹带有浓厚的存在主义色彩，在《惨败》里头，石头这个象征物件前后贯穿整部小说，“老人”的桌上摆着一个充当镇纸的石头，“老人”所写的故事里的主要人物，其名字原文都与石头有关。当“老人”的母亲问道这块石头的功用时，“老人”回答说：我刚好没用它做什么。至于它的用处？我不知道，它就这么在这里。而在《惨败》 的最后、“老人”完成小说后，书中又提到薛佛西斯的石头，尽管薛佛西斯是永恒的，但岩石却不是不朽的，会在不断地滚动中磨损自己，最终剩下一块灰色的碎石。这里头的石头代表的是个体的生命，它也许全无用处且无足轻重，但却是一个人活过的证明。这种存在主义式的生命观，其实也反映出因惹为何执着于写作：尽管只是在想象中，用艺术家的手段达成，但还是能够把事实，那个把我控制在自己势力下的事实，掌握在自己手中，让自己从永恒的客体存在变为主体；自己去命名，而不是让别人命名…我被剥夺了所有的自信心，必须以某种方式让自己确信，我还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