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西藏》章节试读

《想象西藏》的笔记-第8页 - 导论

受西方学者对西方“想象西藏”中透露出的“东方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倾向的批判和反省的启发，我开始注意和研究汉族文化传统中的“想象西藏”现象，并尝试揭露它对汉藏两个民族间的相互理解所造成的危害。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马健发表的一部曾引起了极大争议和政治风波的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则成为我进行这项研究的一个切入点。这部小说可以说是阅读和分析汉族文化传统中的“西藏形象”的一个经典文本，虽名曰“纪实小说”，实际上是一部时空错乱、混淆幻想与现实的典型的“想象西藏”作品。它以一系列离奇和耸人听闻的西藏故事，向读者传达了一个“色情化”、“巫化”和“政治化”了的西藏和藏传佛教形象。这些“西藏形象”于当时代的西藏基本上无形迹可寻，可是在自元朝以来的汉族文化传统中却时隐时现，有案可稽，所以，这部小说差不多就是汉族古代传统中妖魔化、色情化西藏和西藏佛教之形象的一个现代翻版。不但作者小说中所描写的这些当代故事多半取材于中国古代的“小说家言”，取材于形成汉族古代文化中有关西藏和藏传佛教之传统的“背景书”(background books)中，而且作者描写西藏，特别是将西藏描写成一个“情色之乡”的出发点和着眼点都不是要真实地描写作者西藏之行中所见到的西藏和藏传佛教，而是拿西藏和藏传佛教说事，用它们来曲折地表达北京“前卫”知识青年的愿望和诉求，用它们来反衬，甚至希望以此为工具来打破当时代沉闷的汉族社会、文化生活中严酷的性禁锢。而马健对西藏和藏传佛教的描述方式，以及他这部小说中所透露出的对西藏宗教和社会的总体价值评价也大致反映出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和媒体的主流看法，在思想上并无任何先进和前卫的地方。
为了追究马健《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这部小说中凸现出的那些被扭曲了的“西藏形象”的来历，我开始从汉文古文献中追寻历代汉族士大夫“想象西藏”的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汉文古文献中有关西藏的记载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内容也极为丰富，这是同时期的西方文献所无法企及的。如果有人有心深入探究汉人“想象西藏”的历史过程，并探寻各种西藏形象背后的历史背景和细节，那么，我们一定也能够写出一部象《香格里拉的囚徒们》一样精彩和有启发意义的著作。
当然，我还没有花大力气去做这样的研究，从我迄今尚嫌粗浅的涉猎来看，元朝以前的汉文文献，特别是唐朝的汉文文献中有关西藏的记载，大部分牵涉唐朝与吐蕃的政治和军事互动，特别是双方在西域的角逐和战和关系，其中透出的“西藏形象”大致是一个军事强悍、民众“弓箭不离身”，而文化则尚未开蒙，即所谓“无文字、刻木结绳为约”的部族。而到了元朝，由于蒙、汉、藏、西夏等民族间的政治和文化联系变得更为密切，所以汉文文献中有关西藏和藏传佛教的内容变得相当丰富，其中透露出的“西藏形象”也开始变得清晰和饱满起来。值得一提的是，元朝汉文文献中的“西藏形象”和通过《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流传的“西藏形象”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传递出的首先都是具神通的西藏喇嘛的神僧形象和西藏人于两性关系上自由和不加羁束的消息，这或有助于说明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这一事实，否则他对西藏人形象的描述何以与元代汉族士人笔下的西藏形象如此相似呢？
我总结元朝汉族文人笔下的西藏喇嘛形象主要有“神通”、“妖术”和“贼髡”三种，“神通”形象来源于藏传佛教萨迦派所传的大黑天崇拜(Mahᾱkala Cult)，“妖术”则与传为元宫廷流行的涉及男女双修的藏传密教修法“秘密大喜乐禅定”和“演揲儿法”相关，而“贼髡”的原型则是元代那位挖了宋代皇帝陵墓的“江南释教总统”、河西僧杨琏真伽。显而易见，这三种形象均非来源于藏传佛教僧人于元朝活动事迹的真实记录，其中充满了以讹传讹的误解和想象的成分。西藏喇嘛神通广大这是于汉文化传统中自古及今普遍流传的一种说法，这大概与藏传佛教的密教修法及其成就有关，而元代番僧的“神僧形象”或即是这种形象传世的开始。《马可波罗游记》中说来自尼婆罗和西番的“八哈失”是世界上最厉害的魔术师，西番的喇嘛只要口中一念密咒，立马风和日丽，保证长途跋涉中的蒙古大汗风雨无侵。同样的记载也见于元代的汉文文献中，后者特别对番僧祝祷大黑天的神效有很多的记载，番僧显现的种种匪夷所思的神通都与番僧世代祝祷的大黑天神有关。
事实上，大黑天不过是藏传佛教行者修持的众多本尊、护法中的一位，并无特别的神奇，它被视为蒙古人的战神当是信众们的附会，而且观修本尊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取神通，而是为了最终得到成佛。再说，观修大黑天并非元代才出现，而是西夏时代就已经传入西域与内地的一种修法，将它的修习所得之成就演化为番僧的神通，其中显然有很多附会和夸大其词的成分。而传为番僧于元朝宫廷中所传的“秘密大喜乐禅定”和“演揲儿法”，其中虽或确实有男女双修的内容，但它们显然与中国历朝末代皇帝宫廷中习见的淫乱故事不可同日而语，它们不是“淫戏”和“房中术”，而是与萨迦派所传的“道果法”相关的秘密修法，是旨在证成“乐空无二”的成佛之道。而杨琏真伽发宋陵寝、将宋理宗头盖骨制成藏传佛教之法器——嘎巴拉碗，于亡国的大宋遗民眼里自然是天良丧尽的罪恶，然而于元初蒙古统治者眼里，杨琏真伽却是一位十分能干的地方大员，于佛教徒眼里，他也是一位在江南为佛教的振兴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物，他的许多恶行也是后人强加于他头上的，他的“贼髡”形象是被后人渐渐塑造出来的。
总而言之，由于番僧深得元朝蒙古统治者的喜爱和重用，蒙古人更喜欢藏传佛教而不喜修习汉族传统的孔孟之道，这引起了积极希望以汉族孔孟思想的文武之道来改造蒙古征服王朝的野蛮统治的汉族士大夫对番僧的强烈痛恨，所以不惜把导致元朝骤亡的脏水一股脑儿地泼在了几位番僧头上。
元朝汉文文献中出现的这三种典型的番僧形象从此塑定了汉文化传统中对西藏和藏传佛教的基本认识。取代了蒙古外族统治的明朝统治者重新祭起了“严夷夏之辨”的大旗，复视已为其“编户齐民”的西藏为远夷，将对番僧的笼络视为怀柔他们的政治策略，所以尽管明代进入内地、常住京城的番僧数量远远超过了元朝，而且明朝的大部分皇帝们也对藏传佛教显示出了异常的热情，但在明代士大夫笔下藏传佛教依然不过是“鬼教”，是“喇嘛教”，明代宫廷优待番僧无非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与文明无关。明代汉文文献中出现了更多有关番僧、番教的传奇故事，而其情节则多与元人传说的故事十分相似，同样不把它们当作正宗的佛教传统。
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清代，是故连明显信仰藏传佛教，而且对藏传佛教有相当精深研究的乾隆皇帝，为了在其臣下面前保全其文武大皇帝的面子，甚至也不得不撇清他自己与藏传佛教的关系，在他的那篇著名的《喇嘛说》中，他公开声明他用心研究番经绝不是因为他真的信仰藏传佛教，而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喇嘛和番教的影响力来有效地制服和统治蒙古和边疆。巫化喇嘛和藏传佛教显然是明、清时代汉族文传统中的一个十分醒目的现象，这样的传统甚至影响到了自元及明、清三代均与汉地有密切文化联系的高丽文化人，在这三代高丽文化人的文集中，特别是在数量巨大的所谓燕行使们留下的燕行录中，我们时常见到他们对喇嘛和藏传佛教的十分负面的记载和嘲讽，在他们看来，喇嘛和藏传佛教是导致元、明、清三代汉族传统礼崩乐坏的罪魁，因为他们用巫术蛊惑了中国的统治者们，令他们抛弃了汉地古老和美好的文化传统，而代之以野蛮、荒诞的喇嘛教。这样的传统，一直遗毒后世，所以在曾被人称为“前卫作品”的《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中依然可见其十分恶劣的影响。

《想象西藏》的笔记-第156页 - 背景书和书之背景

在这一点上，意大利作家和文化批评家Umberto Eco先生关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误解的讨论对我们深有启发，他说：我们人类是带着一些“背景书”来游历和探索这个世界的……我们是带着来自自己的文化传统、先入为主的世界观来游历世界的。有趣的是，我们出游时就已经知道我们将要发现的是什么，因为某些“背景书”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应该发现的。这些“背景书”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无论旅行者实际上所发现的、见到的是什么，一切都必须借助它们才能得到解释。

《想象西藏》的笔记-第2页 - 导论

显而易见，对西藏和西藏文化的热望和追捧之风气于西方世界之形成和弥漫远早于今日之中国。与此相应，西方学术界对“想象西藏”这一现象的警觉和批判也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揭露和批判西方人自己设计和创造的天方夜谭式的“神话西藏”和千姿百态的“西藏形象”，一度曾经是后现代西方学术界开展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特别是开展对西方的“东方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之批判的最典型和最有说服力的例子。
早在1989年，正当西方的“西藏热”踊跃走上前台的时候，Peter Bishop先生的一部题为《香格里拉的神话：西藏、游记和圣地的西方创造》(The Myth of Shangri-la: Tibet, Travel Writing and the Western Creation of Sacred Landscap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的著作应运而生，它从文学批评和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出发，揭露了西藏如何被西方人塑造成为一个圣地（香格里拉神话）的过程。作者指出，及至十八世纪中期，对西方世界而言西藏还近乎“只是一个谣言”(a mere rumor)，对其知之甚少。然而在紧接着的工业化世纪中，西藏却渐渐地演变成为一个维多利亚浪漫主义想象中的世外桃源，差不多就是世界上硕果仅存的最后一块圣地，其中集中了以往所有人类曾经历过的传统圣地所拥有的那份神秘、力量和暧昧。在这部可称经典的作品中，Bishop先生通过对大量西方人的西藏游记的阅读和分析，追溯了这个神话般的圣地的创造、圆满和衰落的轨迹，由此说明“旅行并不发现世界，而更是构建了世界”。Bishop站在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无意识”理论的立场上，揭示西方出现的“在每一个时代的各种表述（现）中的每一个西藏（形象）都是无意识作用下的创造，这种想象的实践则被理解为真实，而真实又可以被重复不断地修正。每一代作家均借助他们对西藏的设计[和想象]将无意识化为有意识，表露他们自己的各种最热切的关注、未遂的心愿，以及恐惧和希望等等。”通过追寻西方传教士、士兵、外交官、商人、探险家、神秘主义者和诗人们留下的踪迹，Bishop揭露了西方之“西藏想象”的深层结构，标明了它在“西藏神话”形成过程中的转化。
毫无疑问，Bishop先生的这部著作对读者了解西方人构建的有关雪域的神话，以及这个神话在形成西方对于东方之理解，或者成见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不管就其批判性的态度和其理论深度，还是就其对于西方西藏游记的全面掌握和细致阅读而言，《香格里拉的神话：西藏、游记和圣地的西方创造》都是一部极有启发意义的优秀作品，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但是，它的写作和出版之时，正是西方之“神话西藏”开始走向全盛之日，当时人们还更多地陶醉于对香格里拉的向往和迷恋之中，尚缺乏对这种神话作集体反思和批判的意愿和能力，而且Bishop的研究也没有直接地和对当时代的“西藏想象”的批判联系起来，所以他的这部作品并没有在学界之外产生更多的影响力。
西方学术界首次大张旗鼓地集体反思和批判“神话西藏”或应当开始于1996年春天在德国波恩召开的一场题为“神话西藏”(Mythos Tibet)的国际学术讨论会。1996年好像是德国的“西藏年”，不但达赖喇嘛频频到访，而且德国各地纷纷举办了与西藏相关的各种文化活动。如在当时还是德国首都的波恩之新落成的联邦艺术馆(Bundeskunsthalle)中举办题为“智慧与慈悲：藏传佛教艺术一千年”(Weisheit und Liebe: 1000 Jahre Kunst des tibetischen Buddhismus)的大型藏传佛教艺术展，在法兰克福举办了西藏电影节等等，把德国民间已经十分高涨的“西藏热”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可就在这个时候，就在举办“智慧与慈悲”藏传佛教艺术展的波恩联邦艺术馆中同时举办了这场名为“神话西藏”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世界各地的很多著名藏学家，如美国最有名的两位藏学家Jeffrey Hopkins和Robert Thurman等，其中也包括多位著名的流亡藏人学者，如波恩大学的察雅活佛等，聚聚一堂，旗帜鲜明地与西方社会的主流话语唱起了反调。他们以权威的姿态，以学术的形式，开始无情地解构和清算由西方传教士、启蒙思想家、殖民侵略者、神智主义者、遁世主义小说家、嬉皮士和西方藏学家们联手创造出来的“神话西藏”，明确指出这个“神话西藏”是西方人自己的设计和幻想，它与西藏的历史和实际无关，西藏在“过去和现在都不是一个思想或者行动的自由主题”，西藏并不如今天的西方人所想象的那样从来都是一个和平、慈悲、智慧和环保的人间净土。这次学术会议的论文结集《神话西藏：感知、设计和幻想》(Mythos Tibet: Wahrnehmungen, Projektionen, Phantasien, Köln: DuMont, 1997)大概是西方学术界第一部集体批判和清算西方“神话西藏”中的东方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倾向的学术著作。可惜，这部论文集最初以德文出版，它的英文版《想象西藏：现实、设计和幻想》(Imaging Tibet: Realities, Projections, and Fantasies,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2001) 延迟到了2001年才在美国出版，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的影响力的发挥。
对西方“想象西藏”的历史和现状作了最系统、最令人激奋的揭露和批判，并在西方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学术著作当首推Donald Lopez Jr. 的名著《香格里拉的囚徒们：藏传佛教与西方》(Prisoners of Shangri-la: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Lopez先生不但是一位资深的藏传佛教研究专家，而且也是一位西方学术和文化批评家，自九十年代早期开始就专注于对东方主义及其它对西方认知西藏和藏传佛教之影响的研究，他将他对殖民、后殖民时代文化研究的深刻领会十分巧妙地应用到了他对西方“想象西藏”之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和批判之中，贡献出了一部具有时代意义的学术作品。Lopez选择了“喇嘛教”、《西藏生死书》、《第三只眼睛》、六字真言、唐卡、美国的藏学研究和作为香格里拉之囚徒的达赖喇嘛等七个最具代表性的西藏文化符号(cultural icons)作为他的研究的切入点，借助很多引人入胜的故事，揭露了西藏如何在西方浪漫主义、文化盗用、学术误导和东方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的大合唱中，最终失去其历史、地理、时间、宗教和现实的根基，沦为一个精神的、虚幻的、非人间的香格里拉的过程，对西方人的 “神话西藏”和他们在构建这个神话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东方主义、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倾向作了痛快淋漓和入木三分的揭露、刻画和解构。Lopez的这部《香格里拉的囚徒们》名噪一时，其影响远远超越了国际西藏学界，不但成了西方后殖民时代文化批评领域内的一部十分显眼的作品，而且也对西方世界普遍发烧的“西藏热”泼了一瓢冷水。从此往后，不管你愿意承认与否，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已经摆在了全世界的西藏发烧友面前：“你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吗？”。
除了以上这三部作品以外，与批判“神话西藏”相关的西方学术著作层出不穷，其中比较著名的专著类作品就至少还有Orville Schell的《虚拟的西藏：从喜马拉雅到好莱坞寻找香格里拉》(Virtual Tibet: Searching for Shangri-la from the Himalayas to Hollywood,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0)、Martin Brauen的《作为梦幻世界的西藏：西方幻影》( Dreamworld Tibet: Western Illusions, Bangkok: Orchid Press, 2004) 和Dibyesh Anand的《地缘政治的异国情调：西方想象中的西藏》(Geopolitical Exotica: Tibet in Western Imagina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8)等等，它们从通俗文化、大众传媒和地缘政治、国际关系等不同角度，对西方之西藏形象的塑造及其背景、影响作了进一步的揭露和研究，加深了人们对西方“想象西藏”这一持续不断的思想建设工程的历史源流以及它对现实的西藏事务所造成的巨大影响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