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學術之路（上/下）
出版社: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出版日期:1999-6
ISBN:9789576716089
作者:杜正勝/王汎森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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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从名字上也能看得出是一本纪念史语所的文集，其中汇集了现代史学研究者与史语所的关系。民国十七年由傅斯年筹办的史语所，成为了中国现代史学成立的标志。虽然，顾颉刚早已在史学界掀起疑古思潮，但是将现代史学成为研究旗帜的还是傅斯年提倡的将历史与语言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其借鉴了西方汉学特别是法国汉学的诸多研究方法和思路，形成了由中国特色的现代史学之路。一余英时先生早在撰写顾颉刚先生那篇回忆性文章时，将傅斯年、顾颉刚和胡适师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梳理。这本文集中开篇杜正胜的文章，就从余先生的文章中多有借鉴。不过，作为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则是整个文本的灵魂所在。他所提倡的现代史学，通过广发挖掘史料，从而重新构建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这种新史学研究成为了现代史学的主流。但我们还是应该重新审视这样一段史学研究的道路。在北大毕业后，顾颉刚留在北京继续任教，而傅斯年则考取留学名额，到欧洲学习科学技术，不久又转向史学研究。在留学期间与顾颉刚的通信中，他大力赞扬了顾颉刚在古史辨的功绩。而在胡适出国期间，遇到傅斯年感觉到他已经非常颓废，认为他不如顾颉刚用功。但是，似乎傅斯年已经开始有走自己独立的研究道路的想法。于是，他一回国就开始着手筹备史语所，但却将昔时的朋友排斥在史语所之外。按照顾颉刚二十年代末准备到中山大学，估计是受到傅斯年的邀请，在途中归家探亲，并结识了钱穆先生，并邀请其一同到中山大学，但是钱穆先生因受到校长的挽留，所以未能成行。但是，顾颉刚仅仅在中山大学停留了不长的时间，就立刻返回了北京。虽然，史实不详，但是相信与傅斯年的排挤有关。不过，从这个角度上看也能看到傅斯年对于同辈并非拥有容人之量。反而顾颉刚先生则能容忍与自己不同观点的钱穆先生，这一点被钱穆晚年所反复提及。二在整部会议文集中，我们看到其中缺少了很多的环节，比如看不到钱穆先生及其弟子的身影。虽然，钱穆及其弟子严耕望、余英时早已经获得了中研院院士的称号，但是史语所始终对于传统史学抱持敌视态度。在四十年代初，钱穆出版《国史大纲》，在引言中对于现代史学的流派进行逐一点评。这一文章无疑是对于现代史学的檄文。这篇文章直接导致了，在抗战结束后作为代胡适执掌北大傅斯年的不喜。因此，将已经在北大教授近十年的钱穆先生拒之门外。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傅斯年先生的胸襟了。在四十年代评选中研院院士的时候，本编中有一篇关于夏鼐先生的回忆，提出当时代傅斯年出席中研院院士评选时，大家对于郭沫若有很大的异议，但是夏先生力排众议，还是提出应该将政治与学术分离的看法。所以，郭沫若才获得了院士的称号。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钱穆先生，一直被史语所和历史学界排斥在边缘，以至于大陆沦陷之后，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去台湾，而是留在了英国殖民地香港，创办二十世纪最为重要的一所书院——新亚书院。在书院中，他培养出包括余英时在内的大批学者。直至七十年代，他的学生严耕望早已获得院士称号，钱穆先生才姗姗来迟地获得此殊荣。从这个角度不难看出，新史学对于传统史学的排斥和敌意。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举出六十年代钱穆访问美国期间，在哈佛曾经做演讲，为其翻译的是杨联升先生，而李济则在台下就坐。在会后，他与学生张光直对话说，钱穆讲的内容迂腐不堪，精彩的是杨先生的翻译。可见史语所对于钱穆的成见之深了。不过这一点也反衬出钱穆对于现代史学的批评，正让这些史语所的精英感到坐立不安。钱穆早期弟子严耕望作为史语所的重要研究人员，在这部七十年代的回忆录中，竟然也无一席之地。这就非常令人费解了，难道不是对于史语所的回忆，难道还要区分门户吗？难道严耕望先生的研究水平，在史语所不值得称道吗？阅读过严耕望先生著作的人，都会对严先生严谨的学风留下深刻的印象。但这些印象却不足以进入到史语所的回忆之中，足见这其中的门户味道了。（事实上，是有一篇关于严耕望先生的回忆。当时，写此文章的时候，可能是漏记了。）这本书最后一篇文章是余英时高足田浩的文章，回忆了其对于史语所的记忆。另外，在整部书中撰写大量文章的王汎森也是余英时的弟子。虽然钱穆先生并未出现在史语所这部回忆录中，但是我们必须说钱先生的学统早已替换了傅斯年所订立的学规。三在阅读整本文集后，突然想到史语所中许多史学家对于后现代史学的批评文章。在他们看来，后现代史学根本就是不学无术。对此，我不禁想到史学所推崇的新史学，在今天还依旧新吗？傅斯年在三十年代受到法国汉学的刺激，回国即声称要将汉学研究的中心从巴黎争取到中国。但问题在于，如果研究思路和范式，本身就是两个根本不同问题的话，如何竞争和争取呢？中国研究自身的历史文化，与外国人理解的中国是否是一个？这些问题，似乎根本不是傅斯年思考的对象，他只是希望在国际上争取更多的荣誉。所以，才选择孤军奋战的史语所方式，注重深仄的研究，不重视民族文化的养成，希望将文化做成博物馆里的古董，从而宣称民族文化的死亡。这种研究方式，本身是希望通过了解外国民族语言，从而对其文化进行差异研究。这种范式，本身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但在三十年代通过傅斯年和费孝通等人，在新史学和人类学的推动下，从自身民族文化疏离，采取他者研究视野对民族文化进行“客观解剖”，将其尽快送入博物馆。这种研究方式自然是启蒙哲学的产物，一方面全面地否定传统的价值与意义，另一方面则将其当成尸体进行客观地研究。当钱穆提出中国文化仍然具有生命和韵律时，他们就恼羞成怒，拼命地通过非学术的手段进行打击和压制。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史语所采取的研究手段，固然有傅斯年提倡的新史学的一方面，但是却仍然有很浓厚的乾嘉考据的氛围。且不说王叔岷、陈槃等人的研究，很难说是现代史学。另外，五十年代在台大历史系上学的林毓生、张灏等人对于史语所和历史系弥漫的考据学也是兴趣缺缺。这足以反映出史语所所谓的新史学，除了考古和甲骨文研究外，很难说得上是所谓的新史学研究。在七十年代，留学美国的海归博士们纷纷学成归台任教，将美国中国学研究所采用的社会科学研究法带入了台湾。这一风气深刻影响了台湾史学界的发展，其中产生巨大影响的就包括杜正胜、许倬云，他们其实代表着新史学研究的声音。但是，值得重视的是史语所对于这种风气的排斥，导致这些学者的影响，只是在大学之中，史语所岿然不动。这足见傅斯年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但也足以说明史语所七十年代的裹足不前。所谓新史学是在与法国汉学的刺激下形成的，但随着时代的变迁，汉学研究的中心早就从欧洲转向美国，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取代了傅斯年所提倡的民族语言的角度研究历史。但是，一旦陷入了某种门户之见，那么史学研究就只能成为某种僵化的意识形态。我们今天年轻人接受传统史学的影响，往往深受钱穆先生作品的影响。对于史语所及新史学的研究，往往只是耳闻却甚少目睹。这也与傅斯年订立的精英化研究方式有关。在整个民族文化衰颓的今天，提倡所谓精深逼仄的研究，又能高到什么样的水平呢？结语当新史学试图假道西方汉学重新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钱穆先生开始了以历史作为民族文化精神的回归运动。对于中国历史的不同解释路径，成为了现代史学的主要两支流派。经过半个世纪以来的较量，在新世纪两派史学逐渐决出了结果。钱穆先生的作品在广大青年中流传，而傅斯年先生所成立的史语所却只能日渐萎靡。中国历史应该成为文化的载体，还是应该放到博物馆中成为死的展品。我相信在未来还会成为争议的焦点，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如果连基本的历史常识都没有，所谓的历史研究就是一句空话。我们今天的历史文化如果有所保留，还是要靠钱穆及其弟子的宣传和推广。而傅斯年胡适虽然暴得大名，但是其在中国文化中的影响，会随着历史的自然前行最终为人们所遗忘。虽然史语所纪念七十周年，但是傅斯年所提倡的新史学早已死亡，没有死亡的只有躯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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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京︰《工作即生命的董同龢》 -
既长姿势，又有八卦，这样的书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
史语所八卦集成 -
中研院八卦集成 = = -
了解史语所和民国学术史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