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察员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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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民警局刑侦处第七科奉命承办一桩名谓“沙姆莱公务别墅纵火案”的案件。这起案件的案情是：晚上7点，某公司总经理沙姆莱让司机和秘书先回家，自己继续工作到午夜，然后自己驾车回别墅。他的公文包里有机要文件、报告材料、身份证、党证、钱和准备在十月革命节送给公司优秀员工的礼品——两只银烟盒和3块镌有名字的表。凌晨4时许，别墅突然起火，他拿着钥匙奔向写字台去拿皮包。抽屉锁已被砸坏，皮包不在。这时，有个人从身

后向他扑来，掐住了他的脖子。沙姆莱费了很大的劲挣开陌生人的手，把他推开跳窗而出。那人从后面朝他开了3枪，可是一颗子弹也没打中他。3天后，在一个邮筒里发现一个纸包，里面装着沙姆莱的证件、文件、材料，证件上的照片已被撕掉。文件、材料中夹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一些不伦不类的诗句，开头一句是：“你们好，精选的观众，我们特殊的共和国……”

侦察员爱尔利赫负责侦查案件。他了解到沙姆莱是某报社清党委员会委员，所以便把在清党中被开除和转人预备期的党员列为侦查对象。侦查范围从9人缩至4人，再从4人集中到1人身上，这个人叫雅维奇·尤尔钦科，十月革命前的联共（布）党员，清党时被开除党籍。经重点调查，侦察员发现不少不利于雅维奇的材料：雅维奇在清党中抵触情绪极大，尤其是对沙姆莱；在他写给别人的信中，发现有抨击沙姆莱的内容；案件发生的当天，雅维奇曾向别人打听沙姆莱的住址等等。于是，爱尔利赫直接找雅维奇谈话。雅维奇发现自己被怀疑，提出了不在现场的证据。但当侦察员向他人调查时，却遭到了否定。于是，雅维奇涉嫌纵火、暗杀的罪名基本成立，爱尔利赫向侦察科长别列茨基提出关于逮捕雅维奇的报告。

别列茨基为人正直，办案原则性强，他审查了爱尔利赫的报告和随同报告送上来的雅维奇的档案副本及其他材料，觉得此人作案尚有疑点：比如，他有一手出色的角斗术和超众的枪法，却为什么没能将沙姆莱摔倒或击中？打了3枪，在现场勘查时为什么没找到弹头？沙姆莱的文件平时一直放在公司，这天因保险箱坏了才偶然带回家，雅维奇怎么知道他那天会把文件带回家？寄还证件时，为什么要撕下照片？别列茨基越想越感到不对头，鉴于侦察

员的良心，他决定亲自重新侦查这个案件。

由于案件迟迟未被侦破，沙姆莱通过关系，利用检察部门和人民委员会向警方施加压力。市民警局和刑侦处的领导于是对别列茨基大加指责。别列茨基在重重压力下，坚持己见，对案件进行了认真调查。他在对沙姆莱的司机普鲁日尼科夫的调查中，发现对方的表正是沙姆莱失窃的皮包中的礼品。细问之下，得知是一个秃顶中年人在访问普鲁日尼科夫后，留在公寓信箱中的。查阅了普鲁日尼科夫的档案，发现此人曾劳改过，而秃顶人是他在劳改队

的朋友。别列茨基由劳改队突然想起混在寄回的文件中的诗，“我们特殊的共和国”会不会是指劳改队？他把诗拿给普鲁日尼科夫看，后者马上指出曾在劳改队的小报上读到过。别列茨基决定去远在外省的劳改队调查。这时，仍奉局领导之命在侦查案件的爱尔利赫向别列茨基汇报：经过他的努力，雅维奇已经承认自己作案。别列茨基对这个案件已经有了清晰认识，明白下属的“努力”是怎么回事，对雅维奇的供词不以为然。上级下令逮捕雅维奇，并

将别列茨基调离了侦察科长的岗位。

别列茨基仍按原计划去外省劳改队调查，终于查明秃顶人即是刚刑满释放的扎伊柯夫，那张写有诗的纸是他在劳改队创作的作品的底稿。别列茨基立即返回莫斯科，找到扎伊柯夫，并查明了真相：扎伊柯夫回来后，代一个同在劳改队服刑的犯人去看望他的家庭。不料，他在这个犯人的家里遇上了沙姆莱，而沙姆莱正和主妇鬼混。扎伊柯夫大怒，沙姆莱惊慌失措，跳窗而逃。沙姆莱的皮

包忘在那里，落在扎伊柯夫手里。他把表和烟盒分赠朋友，撕下证件上的照片作为物证寄给那位犯人朋友。在理文件时，他无意中把桌上的诗稿混了一张进去。而沙姆莱丢了皮包，情知不妙，便制造了一次火灾，谎称遭人暗杀、抢劫。当时的所谓枪声，其实是别墅中猎具的火药在爆炸，难怪找不到弹头。其实案发那天，雅维奇在一朋友家过夜，那朋友受到沙姆莱的威胁，不敢作证。

真相大白，被押的雅维奇被释放平反；沙姆莱受到应有的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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