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回忆》书评

十年，生或死

历史是纵向的，如果你和自己比，你更多的会是扼腕叹息；历史是横向的，如果你放眼而去，你更多的会是深以为然。这让我想到日本。当亚洲诸国基本被西方列强瓜分殆尽的时候，几乎同时，日本和大清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但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化，一个由内革新变化，另一个止于外形。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另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服穿。当饭吃的消化了，强身健体；当衣服穿的，只撑起了一个样子。亚洲太小，列强环顾。日本明治维新，脱亚入欧，一骑绝尘，当然容不得大清的同时崛起。已经没有天时了，或者说这个十年，大清帝国虽然迎来了机遇，但最终错过。德国宰相脾斯麦曾接见过中日两国的代表团，后来有人问他对中日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和日本的竞争，中国必败。他说“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过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只是问坚船利炮的价格。”梁启超认为，李鸿章是时势所造的英雄，而不是造时势的英雄。他还说，日本的伊藤博文是造时势的英雄。他还说，像伊藤这样的人，在日本成百上千；“中国之才如李某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人是改革的最大动力，也是改革的最大阻力。中国太复杂了。中国古代文明太灿烂了，反而成了我们的包袱。洋务运动因“西学为用，中学为体”，而徒有其表。日本太简单了，它从来都不是领导世界历史文明潮流的强国，所以它能够轻装上阵，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日本搞了“自由民权”运动，其核心是“纳税人的参政权”。大久保利通说：“国家强大源于民众的富足”。而“公车上书”归根到底又有何意义呢？人和也无从谈起。十年，足够了。生或死其实早已注定。

他者眼中的晚清

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出版社曾经组织翻译过一批晚清外国人的中国回忆录，印象中里面谈到最多的是他们眼中的中国人的国民性，以及那富有乡村气息的，在他们看来“奇形怪状”充满异域不解色彩的中国生活。相较之下，本书则主要围绕泰晤士报对晚清的大事件报道编选，对于这份历史悠久的报纸，以及晚清那些早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外国人来说，这些遗留下来的记录大概确也只能揭示他们中国观的“冰山一角”吧。对当代的中国人来说，回顾近代史更多是心酸，被欺凌的记忆以及由此激发的爱国热枕。而从晚清外国人士留下的记载中，我们看到他们眼中的中国是个拥有众多效率低下，顽固不化的民众，不能称之为近代国家的地域：在传教士眼中中国人是需要被教导和拯救的民族，在政治家眼中他们庞大的国家和资源是众人争夺的肥肉，中国在更多的时候作为外国势力角逐的舞台出现，体现了西方的强大，是他们“耕耘的试验田”。在晚清的外国报纸中，我们常能读到这种以“宣称富有同情心的口吻”或者“宣示优越性的口吻”谈论中国的报道，这成了中国人回顾历史的屈辱一面，在过去一直遭到批判。但是我们必须记得的是，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就是这样经由历史的印象一点点延续到现在的，如今中国已经不再是晚清那个被称为“开棺即风化的木乃伊”，曾经在近代命悬一线的民族如今听到更多的外部评论却是夹杂了许多令人不解的“威胁论”论调，对此我们虽仍然可以采取批评态度，或干脆归于“某些外国人对中国抱有险恶用心”而继续无视，但更多时候我们也应该思考是什么曾经塑造和正在塑造中国在外人眼中的印象，这是中国走向世界过程中所无法回避的关键性问题。历史是有许多面向的，它连接并通往当下的现实。期待这本书为晚清历史研究的丰富和我们从另一视角理解外国人眼中的近代中国，并进而思考当今中国如何塑造他者心中的形象添砖加瓦。

灰色中国的一线曙光

1901－1911年，是大清帝国的最后十年。随着庚子之变、八国联军入侵、《辛丑条约》的签定，清王朝的统治已是风雨飘摇。无论皇室内部，还是官僚阶层，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无不在孜孜追索帝国复兴、崛起之术。一场自上而下发起的“新政”，登上了历史舞台。帝国的最后十年，革新的广度与深度都远远超过此前历次改革。当时驻北京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在1906年前后一再说到：“中国的变化是如此地惊人，其发展前景又是如此远大……” 清末新政变革内容几乎涉及社会各个层面。政治方面：宣布仿效日本实施“预备立宪”，设立国家准议会机构资政院、地方准议会机构咨议局，进而筹建责任内阁；经济方面：确定“工商立国”方针，设立商部，聘请日本专家编撰经济法规，奖励工商业，自开商埠，鼓励民族商人走出国门参加国际博览会；文教方面：创办学校，派遣留学生，废除科举制度，设置中央学部，建立近代教育体系；法制方面：废除酷刑，修改刑律，添补民法、诉讼法，建立各级审判机构，着手推行行政与司法独立，裁撤旧部，改组官制；军事方面：编练新军，创设警察…… 这些名词在今人看来是那么地熟悉，但相信这一系列事件真正地发生在晚清十年的国人却是凤毛麟角。即使在当时，由于其主持者是传统体制力量，反对舆论也通常把它称之为“假维新”、“假立宪”。幸而历史有迹可循。创刊于1785年的英国《泰晤士报》，即以深入、持续的报道为这段历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随着晚清年代里英国在华利益的不断扩张，《泰晤士报》将其新闻触角不断地向中国的各个角落延伸。这种延伸的直接效应之一，便是它的史学参考价值。可以说，对于晚清的时局、动态和人物走向，《泰晤士报》的观察可谓细致入微，也具有信服力。其中很多关于清末新政的报道，为今人了解当年的历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旅美华人方激，穷数年之功，精心选译了数十篇由《泰晤士报》发表的自1901年至1911年11年间有关“大清新政”的新闻稿，辑成《帝国的回忆：<泰晤士报>晚清改革观察记》一书。这些新闻稿包括报道、评述、专访等，内容涵盖上述了与“新政”有关的方方面面，宏观地概括了有关清末“新政”的诸多细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慈禧、光绪以及其他皇族成员为延续统治进行的努力，可以看到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帝国权臣是如何费尽心力地苦撑危局，可以看到列强在中国的角遂，还可以看到国内守旧、改良、革命等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不可否认的是，《泰晤士报》作为一家英国的报纸，其报道、评述的视角，不可避免地会以本国的利益为切入点。其对当时中国政局的报道亦有些碎片化，难以概括时代全貌。但是这些碎片化的史料联接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幅历史拼图，哪怕不完全，但可以把我们带回历史的现场，让我们更真切地了解到，那时的中国发生了什么，那时的中国各阶层的人们在想什么、做什么。更让我们看到，当时灰色中国确实存在着一线曙光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