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法拉比与柏拉图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柏拉图经学史的中古阿拉伯阶段如果仅仅从“理论”上说，历朝历代似乎都有天纵之才，他们在不同程度和层次上对“真”都曾有过研究和体认，因而都能在一定范围内照亮我们眼前的道路。但我为什么偏偏选中柏拉图，而不是其他哪位思想家，比如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或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呢？而且，当执意要依凭柏拉图时，为什么把进入柏拉图思想的门径选在对中古阿拉伯时期的阿尔法拉比的解读上呢？我们先从思想史背景人手，逐步阐释这种选择的方便性和直接性。一、中古阿拉伯哲学与古希腊的思想关系中古阿拉伯哲学是西方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我们对它的了解却十分模糊。个中缘由颇为复杂，从客观上讲，中古阿拉伯哲学持续时间不长，离“现代”较远（这反过来锐明它去古未远），没有产生所谓的大思想家，“文献不足故也一等；从主观上看，文艺复兴以来日渐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是研究阿拉伯哲学的最大障碍——尽管正是凭借着阿拉伯对古希腊经书的传承和转渡，西方近代社会对古希腊的“文艺复兴”才得以可能。古希腊哲学与阿拉伯哲学首先是“源”和“流”的关系，阿拉伯哲学（falsafa）说的同样是希腊人的语言。阿尔法拉比曾概述过这一思想流变和传承关系（《获得幸福》4.53）：据说这种科学远古的时候存在于迦勒底人（Chaldean）那里，他们是伊拉克人（al-Iraq）。后来这种科学流传到了埃及人那里，从那里传给了希腊人，在希腊人那里一直保持到后来再传给叙利亚人，然后传给阿拉伯人。这种科学中的每一件东西靠希腊语而流传，后来是靠叙利亚语，最后是阿拉伯语。阿拉伯文化有三个主要来源：古希腊哲学、波斯神秘主义、印度佛学，其中古希腊哲学对阿拉伯哲学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尽管埃及文明和亚述文明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阿拉伯人对古希腊人的成就倾慕不已，甚至把古希腊人看成“理智”的化身，不遗余力从各个方面吸收古希腊人的伟大成果。反过来说，古希腊文明在哲学、逻辑学乃至文字、语法等方面，对伊斯兰文化都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伊斯兰初期伍麦亚王（’Umayyad Caliph）和阿拔斯王朝（’Abbasid Caliph）所开创的长达两百余年的“翻译运动”，对阿拉伯文化的繁荣起到了奠基和桥梁的作用。伍麦亚王朝的首都大马士革，地处希腊化程度极高的叙利亚南部，这里的哲人中有不少人都曾主持过雅典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学园。继伍麦亚王朝而起的阿拔斯王朝迁都巴格达以后，希腊文化的中心进一步东移，雄才大略的哈里发麦蒙（al—Ma’mun，813—833年在位），甚至为希腊文化的引入专门设立了“智慧宫”（House of Wisdom）。阿拉伯人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西学东渐”运动中，把希腊的（hellenic）和希腊化的（hellenistic）理智成果引入到一个陌生而异质的文化氛围中，并借助古希腊的哲学而创建了自己的哲学。阿拉伯人甚至认为己才是古希腊文化的正宗传人，拜占廷帝国不过是旁系而已。仅仅就哲学而言，阿拉伯人的“全盘西化”甚至让人怀疑“阿拉伯哲学”是否独立自足。当然，阿拉伯哲学虽为古希腊思“源”之“流”，却也并非简单的翻译、模仿和转运。这种“源流”关系本身就意味着阿拉伯哲学承续着古希腊一罗马的“道统”。思想本身乃是完整的和连续的，因而对于古希腊哲学来说，可谓“吾道不孤”。在“古希腊一罗马一阿拉伯一基督教中世纪一近代一现代”这个思想发展的链条中，阿拉伯哲学的历史意义就在于保存、传承和发展了古希腊人的智慧结晶，因此无论对古希腊文化的理解还是对阿拉伯哲学的定位来说，较为正当的方法，就是“专门把中古伊斯兰哲学看成古典希腊的遗产”，“伊斯兰哲学作为一种穆斯林思想潮流，继续着希腊类型的哲学”。仅仅从阿拉伯人对古希腊遗产的“保存”之功来说，查士丁尼皇帝（Justinian）关闭雅典学园（529）和亚历山大里亚的“训导中心”（Center of Instruction，阿尔法拉比语，即亚历山大里亚学园）后，古典时期即告终结。随着拜占廷帝国的逐渐衰亡，古典时期的许多文献已仅存于阿拉伯文本中，“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除了希腊的纸草文献，和时而发现的某些中古时期拉丁文、叙利亚文和亚美尼亚文的金石材料外，阿拉伯文献就构成了我们扩大现有古希腊文化知识的唯一希望，尽管我们对阿拉伯文献仍然知之甚少”。正如沃尔泽（Richard Walzer）这位古典学大师之所见，仅此一点，已足以让人好好地研究一番阿拉伯哲学了，不独阿拉伯学者为然，研究古希腊的人也值得花点时间，从西方思想史的新视角去看待“希一阿”关系。对我们很多习惯于残缺的西方思想史图景而不自知的人来说，深入研究阿拉伯哲学，总会有惊人的发现。阿拉伯哲人不仅以翻译、改写和注疏等方式来继承古希腊文化，而且还把广泛的吸收同自己的生活方式、世界经验和传统联系起来，尤其与伊斯兰教这一新兴的希伯来一神论宗教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联系起来，对日益尖锐的“两希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且为新的社会形态提供整全的描述和正当性依据。因此，阿拉伯哲学并非单纯的西方思想中转站，而是在许多方面推进、深化和丰富了古典世界的文化成就。其中最能体现阿拉伯人独特贡献的莫过于他们对“哲学与凯拉姆（Kalam）”或“理性与启示”的处理，这方面的问题是古希腊人所没有的，至少说该问题在古希腊远远不如中世纪那么激烈（因为古希腊没有一神论宗教）。连同阿拉伯人在逻辑学、音乐、医学等方面的成就，他们对西方中世纪中后期的思想走向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阿奎那对阿维罗伊的批判性继承就是最显著的个案：伊斯兰哲学因此是极不相同的传统中那头脑开明并富有远见卓识的代表，对希腊思想“富有成效的同化”，并因此而成为一次严肃的尝试，要把这种舶来的元素变成伊兰传统的内在成分。……伊斯兰哲学在人类文明大统的承续上，乃是一个有趣的范例。阿拉伯人的成功范例，刺激了不少人的思考，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了本文研究的主要动力。我们可以先简单地说，阿拉伯哲学去古未远，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上，都与古希腊思想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穆斯林思想家站在了希腊前人的肩上，在极为真实的意义上，继续着他们的工作。”但这次文化转渡却并非没有教训可言。尽管古希腊文化已经深入到阿拉伯思想的最深处，就连德尔斐神庙上的箴言“认识你自己”，都已经演变成伊斯兰的圣训，但阿拉伯人对希腊文化的选择主要还是集中在了“科技”方面。尽管这并不是阿拉伯人自主的选择（而是受到传入途径的直接规定），但他们对古希腊的语言、价值观和宗教等人文方面的东西并不感兴趣，严重地偏向于希腊的科技成就。即便在文化方面，大多数人并未感到有学习古希腊语的必要，而且即便是借助于从叙利亚文的再次翻译，他们也只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伽仑和托勒密，却毫不理会荷马、索福克勒斯或修昔底德。尽管阿拉伯人不是有意识地要忽视古希腊诗学文教（paideia）——古典晚期的西方人就已经逐渐丢弃了希腊文化的这个最为精华的维度：通识教化（enkyklios paideia），但阿拉伯文化最终缺少了最富有灵性的诗性之思，而这种“身首异处”（separation of the head frothe trunk）不仅导致了西方思想整体上的“诗亡”，还为逻辑化思维方式的片面繁荣腾出了广阔的空间，结果自阿拉伯哲学以来，经欧洲中世纪后期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和近代理性哲学，一直到当今的各种思潮，都长期处于“身首异处”的状况中。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费力寻找的现代性病根，可能在希腊一阿拉伯文化的转渡中（进一步的分析还可以找到更深根源），就已经种下了。二、阿拉伯哲学中的柏拉图阿拉伯哲学的两个直接来源，即雅典学园和亚历山大里亚的新柏拉图主义，这两个时有交流的文化中心在长达千的古典时期，一直统治西方和近东的理智世界，它们的理论核心就是“柏拉图哲学”，这种师法柏拉图思想的新柏拉图主义，实为变形了的柏拉图哲学。因此至少从外在的形式上看，阿拉伯哲学整体上是以柏拉图以及各种形式的柏拉图主义为基础。尽管阿拉伯哲人从雅典和亚历山大里亚那里继承来的，一经不是纯粹的柏拉图（本相或纯相），但柏拉图在阿拉伯哲学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却是不争的事实，几乎每一个阿拉伯哲人都研究、阐释和著述过柏拉图的著作，并以夹杂着晚期希腊和早期罗马的漫步学派、灵知主义（Gnosticism）、新毕达戈拉斯主义、神智主义（Hermeticism）和新柏拉图主义的眼光，奉柏拉图为神圣的圭臬。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洛（Ploti-nus，205-270）教导说：“真理就在柏拉图的正统学说中”（Truth lies in Platonic orthodoxy，《九章集》2：9.6），尽管普罗提洛的新柏拉图主义未必就是柏拉图正统学说的代表，但这种唯柏拉图是从的基本精神却对那些继承了新柏拉图主义的阿拉伯哲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略早于阿尔法拉比的医生哲人拉齐（A1一Razi，卒于925年）就说：“柏拉图是所有哲人的导师和领袖。”获得这个总体看法后，我们还需要大致追问：柏拉图对阿拉伯哲学为什么有如此强的亲和力？阿拉伯人究竟接受了柏拉图思想的哪些方面？或者说，阿拉伯哲学中的柏拉图究竟是怎样的柏拉图，与柏拉图本相有多大差别？阿拉伯哲学与柏拉图的亲缘关系，不仅仅因为阿拉伯哲学整体上受古希腊哲学直接影响，而柏拉图恰好又是古希腊哲学最杰出的代表，或者说不仅仅是因为“柏拉图主义乃是希腊的精神宗教”。毋宁说，柏拉图思考的问题正好与新崛起的东方帝国所面临的问题，极为契合，因此柏拉图思想才成为了阿拉伯哲学基石。大致而言，柏拉图因三个方面而与阿拉伯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是柏拉图《蒂迈欧》、《帕默尼德》等著作所阐述的“形而上学”，能够为伊斯兰教一神论造物说提供哲学上的说明——阿拉伯人接受古希腊文化，正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伊斯兰教义，同时为伊斯兰理智生活奠定超验的根基。阿拉伯哲人继承了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其实也就是借用了理性宗教（与启示宗教相对）的思想核心，并通过放大和归化柏拉图的宗教思想，以适应伊斯兰教的要求。二是柏拉图的“礼法”（nomos）学说，与伊斯兰律法沙里亚（Shari’a）学理相通，阿拉伯人对柏拉图的《王制》、《礼法》（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研究，正是为了印证沙里亚的合法性。因此，柏拉图思想的结尾处，正是中世纪思想，尤其阿拉伯哲学的开端，阿维森纳就曾明确地承认：[柏拉图的]《礼法》……包含着对预言和神法的讨论。哲人（按指柏拉图）所说的“法律”，并不是庸众所认为的那样，即“法律”（nomos）不过是一种手段和骗术而已。“法律”对哲人来讲，毋宁是通过启示的降临而建立起来并恒长不息的律法和规范（norm）。三是柏拉图的“哲王”（philosopher-king）理想，正好可以为官师政教一体化的伊斯兰政治格局提供理论蓝本。在伊斯兰社会初期，哈里发、伊玛目、先知、哲人等身份，往往集中在最高统治者一人身上。柏拉图在《王制》中所阐述的“哲王”理论，能够为伊斯兰政治体制提供说明，如果照流俗的理解，我们甚至可以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在阿拉伯世界差不多就实现了。且不管柏拉图的本意如何（他在《王制》中也许是借苏格拉底来反对“理想国”），伊斯兰的政治生活除了以《古兰经》为指南和根基，还在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中找到了依据。但是，绝大多数阿拉伯哲人眼中的柏拉图，都不是原初的柏拉图，从根本上说，不过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眼中的柏拉图。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阿拉伯哲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但这两位圣人在阿拉伯哲学中的地位却并不一样，或者说与他们之间的传承关系不符：学生的作用远远大于老师。这和阿拉伯人直接的理论源泉，即古典后期的思想格局，完全一致。从普罗提洛首创所谓“新柏拉图主义”以来，柏拉图的思想就从中期柏拉图主义变成了亚里士多德主义化的柏拉图主义（详后）。新柏拉图主义者扬布里可（Iamblichus，卒于325年）执掌雅典学园期间，在这个柏拉图传统内部开设有关亚里士多德的课程，并且进一步把新柏拉图主义对形而上学的偏好，引向了神秘的巫术，从此柏拉图、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主义和神秘主义就纠缠在一起，难以辨识。我们看到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已经是亚里士多德主义化的柏拉图，以及[新]柏拉图主义化的亚里士多德了，或者说：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新柏拉图主义化，正碰上了与新柏拉图主义体系相应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化。随着基督教的兴起，在古希腊的诸子百家中，硕果仅存的柏拉图经学和亚里士多德经学这两家，又逐渐均质混同起来，并在某种必然性（宗教论证的需要）中，融合成一种“柏拉图化的亚里士多德主义”（Platonizing Aristotelianism）。希腊哲学正是在这样一种严重扭曲和变形中，传人了阿拉伯世界这片神秘的国土。从时间上说，阿拉伯人先引入了柏拉图，而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逐渐取代了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最终把哲学的根基建立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之上。总体上说，“并不是阿拉伯人选择了亚里士多德，而是叙利亚人强加的”。一般而言，亚里士多德在阿拉伯哲学中占有绝对的支配地位，而柏拉图的影响却仅限于亚里士多德化了的新柏拉图主义。换言之，尽管许多阿拉伯哲人对柏拉图仰慕不已，但他们大多数人看到的却是新柏拉图主义眼中的柏拉图，他们没有意识到，新柏拉图主义的核心正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或者说古典后期只继承了柏拉图的“形而上学”，而对于他的政治哲学和诗学，却弃如敝履。在我看来，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和“人性论”不过是其政治哲学的基础和依据，而其最核心的思想恰恰在于让人安身立命的政治哲学。结果是：柏氏后学绝少回想起苏格拉底或城邦，而且也以相当不同的着重点来阅读柏拉图的对话。其眼光不是朝向“人的城邦”这一政治联合体，而是眼光朝上，盯住“宇宙的理智”（kosnmDsmetos），人的神圣而不朽的灵魂拼命要向那种理智回归。结果，“柏拉图对话的政治和aporematic（困惑的）维度，已大大地降格为背景而已”。与苏格拉底（柏拉图）把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这一思想走势相比，新柏拉图主义显然是一种“倒退”，它对柏拉图的继承既是“买椟还珠”，同样也是“身首异处”。

后记

对于读者来说，正文之外的序跋都是多余的，不看也罢。而对于作者来说，似乎总有一些与全书内容不太相关的话要说，不仅仅是为了给自己的书顶盔贯甲全副武装打扮成“著作”的模样，更是因为有些话与主体无干而一直找不到机会说，如梗在喉，不吐不快。这些“废话”于读者无关痛痒，而对作者来说则似乎颇为重要，比如可以借此宣泄一些敝帚自珍的情绪，而尤为重要的是表达自己的感激和谢意。我们近两个世纪对西方哲学史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问题，一在引进方面，二在解释方面。受历史条件等诸多因素的限制，我们对西学的引入还主要集中在最基本的框架结构上，不够细致和完整，许多思想家尚未进入我们的西学图景中（比如阿尔法拉比、波纳文图拉等），有些思想家虽然略有介绍，但认识不够充分（比如西塞罗，学界一般只把他看成一流的演说家、散文家和政治家，二流的哲学家，其实或者并非如此）。同时，虽有不少西学经典已移译过来，却尚未来得及进行深入的研究，缺乏基本的注解、义疏和阐释。

书籍目录

导论：“本”、“真”之间的求索一、“本”与“真”二、何以为真三、“真”的本质四、寻访与回忆第一章 柏拉图经学史的中古阿拉伯阶段一、中古阿拉伯哲学与古希腊的思想关系二、阿拉伯哲学中的柏拉图三、阿尔法拉比的师承四、阿尔法拉比与柏拉图五、《柏拉图概要》的文本问题第二章 修辞与政治一、经典解释的基本原则二、真理与修辞三、修辞的必要性四、哲学与修辞五、作为政治哲学的修辞第三章 古典政治哲学的“理想”一、古典政治哲学的基础二、古典政治哲学的目标三、“乌托邦”辩谬第四章 两圣关系中的柏拉图一、两圣相契论二、相契的实质三、思想史考察四、现代柏亚观结语：回忆中的绽出附录 柏拉图《礼法》概要（阿尔法拉比）参考文献后记

编辑推荐

《阿尔法拉比与柏拉图》是关于研究“柏拉图哲学思想”的专著，书中具体包括了：柏拉图经学史的中古阿拉伯阶段、《柏拉图〈礼法〉概要》的文本问题、两圣关系中的柏拉图、古典政治哲学的基础、经典解释的基本原则、阿尔法拉比与柏拉图等内容。

作者简介

本书探讨的核心主题为柏拉图哲学真实面貌。作者不依陈说，新开局面，第一次，把柏拉图的哲学，置于欧洲—阿拉伯思想的整体背景中进行解读，此类研究为国内首创，具有一定的典范意义。

作者通过对阿拉伯哲学家阿尔法拉比的《柏拉图〈礼法〉概要》的分析，详尽考察了柏拉图经学史中的中古阿拉伯阶段，揭示出了西方传统的另一潜脉渊源：“古希腊－罗马－阿拉伯－基督教中世纪－近代－现代”，恰恰这一古老的源流是为历来西方中心主义的哲学史研究所忽视和摈弃的。作者据此渊源，直逼柏拉图哲学的真实核心，即建基于至善，成就于爱智的政治哲学，并以此与西方传统的另一源头所出，即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自基督教中世纪乃至现代的渊源之所出，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作比较，廓清柏拉图哲学的真实面貌，再于这个基础上进行综合和统一。

本书作者是国内柏拉图思想的研究专家，立论精审，观点特出，考证详尽，本书的出版，定能为国内的柏拉图研究的发展作出贡献。

图书封面

---

 阿尔法拉比与柏拉图下载 精选章节试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