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三自運動的研究》章节试读

《五十年代三自運動的研究》的笔记-邢福增：三自爱国运动的起源与发展（1949～1957） - 邢福增：三自爱国运动的起源与发展（1949～1957）

第二章 “人民民主专政”下的国家与宗教
“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一方面反映出中共有意识地摆脱苏联关于国家形式的正统观念，因而不少民主党派人士在新政府中，可以扮演颇为重要的角色；而中共亦颇为重视这些有威望的党外人士的意见。但另一方面，在更广泛的政治观念方面，中共压根儿仍是强调共产党的专政。[注11：在一九五〇年一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指引，指出“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工农民主专政”。但是考虑到现阶段这样宣传的话，“对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工作将有不利的影响”，所以在“目前不必去宣传，更不要在报纸刊物上发表或讨论”。“我们在报纸刊物上发表和公开对外宣传时，仍须按照共同纲领来解说，即人民民主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各民主阶级（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工农民主专政”给三野政治部的指示》，《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页106。] 因为构成“人民”的不同阶级绝不是平等地组成国家，乃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接受无产阶级的教育。[注12：Frederick C. Teiwes, "Establish & Consolidation of the New Regime"，页77~79。]这种既团结又专政，或既团结又斗争[注13略]的国家特质，不惟[p11]反映出中共建国初期的历史处境及国家领导人的考虑，也直接影响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在统战理论的指导下，在建国初期的主要矛盾是所谓“三大敌人”：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至于次要矛盾，则是所谓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共领导而言，资产阶级虽是要争取团结的对象，但因着这个阶级本身的软弱性与动摇性，同时也是要致力予以教育的。问题是，团结与斗争孰轻孰重，却涉及对国家形势及社会变革发展阶段的整体评估。[注14略]因此，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及中共领导如何评估此等变化对现有政权的威胁，它对统战对象的团结及斗争程度也相应地有所改变。[p12]……宗教在中国历史上与封建主义及帝国主义之间，又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在本质上，它既是人民内部矛盾，又是敌对阶级的矛盾。因此，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宗教本身也必须进行改革，以适应新的形势，好能从上述的双重矛盾中，转化为纯粹的人民内部矛盾。[注24略][p16]在人民民主专政及统一战线的考虑下，中共既要争取团结，扩大革命力量，也要反对三大敌人，消灭国内、外的反革命势力。因此，《共同纲领》虽然赋予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必[p18]须留意的是，能享受此等自由者只限于“人民”，而非“国民”。换句话说，那些还没有从反动阶级那里觉悟过来的人，将不被视为人民，而只属于中国的一个国民而已。职是之故，宗教界人士要享受宗教信仰自由的前设，在于他们必须与过去旧社会的反动势力划清界线，一刀两断，并以行动证成他们在新中国觉悟的决心。不过，什么形式（和平？群众运动？）的表现才被视为真正的觉醒，却又端在中共在不同形势的期望与要求。无论如何，中国教会的改革，已是势在必行，问题只是怎样进行革新而已。
另方面，统一战线的团结工作既是在矛盾中形成和发展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次要）矛盾的各方面统一起来。[注30：周恩来：《建设与团结》，《周恩来选集》下卷，页29。]但问题是，中共领导人因应国内、外局势对国家所处形势的不同评估，在在影响了对矛盾各方的统一工作。正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言：“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随着情势改变，矛盾的地位也相应地起了变化。[注31：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页295~296。]因此，中共如何在不同形势中厘定基督教是对抗性矛盾或非对抗性矛盾，也直接影响与制约中国教会在新中国的发展空间与形态。[p19]——我说：怎么解释54年宪法已经把这些权利赋予“公民”而非“人民”了？
第四章 从基督教革新运动到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1950~1953）
当然，在中共全力督促下，我们尚须考虑两方面的互动因素。第一、是吴耀宗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第二、是局势的因素。笔者相信，至少在一九五〇年六月韩战爆发（或延至十月中共出兵朝鲜半岛）前，中共在处理基督教的问题上（事实上也包括其他问题），基本上仍是采取较温和的手段，并没有展开激烈的群众政治运动。在这样的情况下，教会革新运动的本质与目的无疑是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是在方法及手段方面，基本上仍是以较谨慎的步骤来进行的。
例如，在一九五〇年八月的一份指示中，仍强调“反对单纯地依靠行政命令简单急躁的办法来处理宗教问题。”[p49]……[注104：参《中共中央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页409。]……可见，中共此时基本上仍是从“统一战线”的考虑出发，如何将基督教从种种帝国主义[p50]的阴影中解放出来，转化成为拥护共产党与建设新中国的力量，成为他们当前首要的任务。[注106略]
不过，当一九五〇年底，中共受到韩战的威胁，而在全国发动大规模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后，形势的发展就完全不同了！[p51]
第五章 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1954~1957）
事实上，（1954年）“三自革新”易名为“三自爱国”的原因，表面上是为了消取那些因“革新”二字而引起的疑虑，但实际上，针对那些自恃早已“三自”而不须参加“革新”运动的自立教会及自由传道才是关键所在。“三自爱国”的意义，在于将问题的焦点转移至爱国的层次之上，故此关键不是“革新”与否的问题，而是是否站在国家及人民的立场，是否爱国的问题。换言之，此后不参加三自运动者，不仅是不团结的表现，更是不爱国的罪行！[p92]可见，王明道之所以反对加入“三自”，完全是基于他一直以来反对“不信派”的原则，是信仰上“信”与“不信”不能合作的问题，而非出于政治的考虑。不过，他抗拒三自爱国运动的，因而拒绝参与任何与之有关的“反帝爱国”运动，在五十年代“全能主义政治”要求所有人民均须拥护及支持政府，而“三自运动”又被政府视为基督徒反帝爱国的法定活动的情况下，此等纯粹宗教信仰的问题，无可避免地成为“不爱国”的表现，也被无限上纲为超出宗教范围的反党反社会的政治问题。[p95]

《五十年代三自運動的研究》的笔记-梁家麟：五十年代三自运动的不同诠释 - 梁家麟：五十年代三自运动的不同诠释

跟邢福增一样，梁家麟也提到了“本质主义”（essentialism，p133）一词，用于批判某些海外学者“无神论的我党必然反宗教”的简单化论断。
梁家麟认为家庭教会至少分三种：其一，农村教会，包括与三自教会有联系及三自教会鞭长莫及、无法兼顾的，这是在数量上占最多的家庭教会的种类。其二，与三自教会有直接联系、甚至有隶属关系的“聚会点”。其三，反对三自教会、自行公开或秘密聚会，维持自己的独特性与纯洁性的信徒团体。由于大多数基督徒是在文革时期以至七、八十年代才皈依的，大多数的家庭教会也是在这时建立起来的，他（她）们并未牵涉入五十年代的恩怨情仇里去，故甚少会基于政治理由来反对中共政权以至三自运动。当然其中也有因着各种缘故而拒绝加入三自组织者，但要说今天在家庭教会中反对三自的仍是多数，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注53：邓肇明：《“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景风》第82期（1985年6月），页7-11。] [p155]梁在他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教会》有类似的分法。但我有个问题：第二类的那种“聚会点”，其实并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庭教会”。只有相对于三自，“家庭教会”这个提法才有意义。
提醒我自己另一件事：邢福增课上说过，在文革后恢复宗教政策的时候，中国的基督徒人数是建国时的三倍。尤其是文革时期，三自组织、宗教局、统战部都不存在了，三自和家庭一样非法，这反倒可能让家庭教会有了更大的自由，并且也迫使一些原先在三自聚会的人开始秘密聚会——这也是家庭教会的一个源头，别只记得50年代和改革开放后这两头忘了中间。当然这倒未必应当从“反讽的角度”[p161]来解释，比如赵天恩说的苦难帮助教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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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引了一段Bob Whyte的话，关于三自的双重角色，有点意思：三自运动的角色是作为党与教会的中介：一方面回应政府的要求，另方面为教会所遭受的攻击作辩护。有时它自己会走得过了头，有时它也无法纠正某些地区的干部对教会的伤害，但是，总不能因此便使我们看不见它的正面功能，就是动员教会信徒改变那个只会招来（与政府）继续对抗、以至被批判为落伍的事物的态度。共产党人控告中国教会与帝国主义有联系，虽然略为夸大及有些不公平，却是历史的事实。故中国教会若要重新发现她自己的位置，就必须痛苦且带危险地接纳在统一战线里的角色。[注71：Bob Whyte, Unfhinished Encounter: China and Christianity (Glasgow: William Collins Sons & Co., 1988，页233] [p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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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魏克利（Philip L. Wickeri）的那本《求同存异》，虽然作者很不认同其结论，但还是称之为“至今（本书1996年初版——我注）处理五十年代三自运动的历史最详尽的一本著作”[p128注1]，因此还是介绍很多。比如引述了魏克利的论断：在正常时期，宗教差异是中共一个次要的关怀，但宗教差异若破坏了宗教徒对政府的（效忠）关系，则便成了主要问题。将宗教徒团结在政府周围，是政府必须的措置。[注77：《求同存异》页108] [p167]笔者认为，要用八十年代教会的发展情况，来证明五十年代的三自运动的合理性，其间因为跨越了近三十年的时空，特别是跨过了文革十年，故论证是相当牵强及困难的。[注206：魏克利一直努力做这样的跨越三十年时空的工作，指出五七年前的三自运动该与七九年后的中国教会相衔接，参Seeking the Common Ground，页156-157；页193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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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政治与经济的学者在讨论邓小平的改革政策时，均指出其政策与毛泽东统治时期的政策存在着重大的歧异处，邓小平在八十年代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并非对毛泽东五十年代开始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继承与发扬；那为何我们偏要相信，在宗教政策上，毛时期与邓时期是统合而非割裂的？[p238]……我认为，恰好相反的是，教会在七十年代便已蓬勃发展，才是造成政府在日后修改其宗教政策的肇因。如此，八十年代教会的发展显然与五十年代的三自运动无直接的关系，要用前者来论证后者的合理性与实际成效，明显是移花接木的做法。[p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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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八十年代的历史延续与时代定位》中关于彼时三自的“法统”问题有很多有意思的信息，虽然对我的论文帮助不大。
比如那时丁光训说三自组织“变成了处在教会之旁或之上，像教会又不是教会，像政府又不是政府那样的一个教会领导管理部门”。[注116：丁光训：《理顺三自组织和教会的关系》，收《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1950-1992）》，页304。] [pp187-188] 其处理就是在三自之外建立了基协：无论如何，中国基督教协会的成立，但同时又保留三自运动这个组织，可以说是尝试在法统上继承五十年代的三自运动，但在事工路线上却又与这个历史传统切断开来，让中国教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毋须陷在传统设定的桎梏里。[p188]
在第五章，作者援引了丙义的分析：三自领袖对过去的帝国主义实在是常存心头。这使他们的运[p204]动合法，成为正统，反帝国主义不仅是他们高举的旗帜，并且是他们存在的唯一理由。三自会只有指出西方宣教士在中国过去所犯的错误，才能“证明”他们在五十年代的正确，是八十年代的必需。[注152：丙义：《帝国主义与中国教会》，收福音证主协会“守望中华”编辑委员会编：《浩浩恩雨沛中华》（香港：该会，1983），页68。] [p205]
又提到了三自名义上不承认家庭教会的存在，只承认存在在家里的聚会，但实际上又做了一部分团结、统战家庭教会的工作。[p182起]
作者认为：……中国并无西方的结社自由与有限政府的观念。因此，两会不错[似乎不通顺，但原文如此——我注]从未超逾作为中国合法的人民团体的身份，来接受党和政府的管理和领导；但两会同时也因着其为人民团体，一如在中国的其他人民团体般，必须接受党和政府的管理和领导。在此宗教团体并没有受到特殊的苛待或优待。[p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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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国前中国教会的三自努力（如本色化运动）与50年代三自运动的区别，作者引用了上海宗教事务局张化的话：前者的理解尽管千差万别，但其着眼点却在如何使基督教在中国更便捷地传播，是一种宗教行为。后者的着眼点在教会政治面貌的改变，是一场发生在基督教界的政治运动。三自爱国运动的政治属性，成为一些自称早已三自了、土生土长的属灵派教会，不愿参加、甚至反对这一运动的重要原[p217]因。[注178：张化：《基督教早期“三自”的历史考察》，收朱维琤（应为“铮”之误——我注）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页154。] [p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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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自运动的定性，作者说：三自运动是否基督徒自发的运动？这个问题必须分开两方面来看：要是从运动的缘起，以及运动的发起人的原初构想而观之，则整个运动当至少是部分基督徒（如吴耀宗等）的自发运动；但是，整个运动愈往后发展，我们便可以看到政府干预甚或控制力量愈强大，至终它变成了政府全面控制教会的一个手段。[p220]
从党国的角度看：可以设想，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中共政府该不会有一套通盘的社会改造计划，遑论已策划好该如何整治或消灭基督教了，这是为什么在四九至五〇年间，基督教曾有一个政治上相对地宽松的时期。当然，说政府对基督教的存在与发展的处置完全没有任何构想也是不确的。至少在签订《共同纲领》，容许不同宗教继续存在之同时，他们已原则性地为中共治下的所有社会团体、包括宗教团体在内，制定两个条件：第一，教会必须爱国，必须无条件地支持党与政府所推行的一切政策；[注185：这也便是《革新宣言》的重要内容，参吴耀宗的解说。氏著：《基督教革新运动的新阶段》，《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1950-1992），页23。] 第二，教会必须独立——特别是要割断与中共不友善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关[p222]系。第一点是最迫切的，必要立时办到；第二点则是中、短期才完全实现的目标。[注186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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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是，中共随着政权渐趋稳固，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改造的决心也愈趋坚固，则在前面提到的两个条件之外，他们亦为宗教之继续存在于新中国，添上第三重的条件：教会必须在政府严密的控制之下，包括并入政府钦定的合法宗教组织，接受政府钦点的教会领袖的管辖。[注187：陈剑光曾列举了这三个宗教在新中国存在的条件。但他之认为这是中共打从立国之初便已设定的条件，且是同时推行的，笔者认为不确。参Chan Kim-kwong, Towards a Contextual Ecclesiology: The Catholic Churc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83): Its Life and Theological Implications (Hong Kong: Phototech System Ltd., 1987)，页48及下。] [p223]笔者认为，政府在五十年代初期对基督教的最大干预，是扶立一批为他们所信任、被他们视作进步人士的基督徒，一方面以政治手段树立他们的权威，另方面又强力打击原来的教会领导层，借此夺取对基督教的领导权与控制权。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夺权运动，并且乃是依据着中共的统一战线理论而促成的夺权运动。[p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