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情调的抉择
出版社: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1985
ISBN:9789571503714
作者:刘述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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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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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书第二部分末尾，有一节题名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之恒定与认同》，此处作者吐槽了中共许多问题：譬如中国的革命论取消了人意识层面的提升的可能；中国人定胜天的观念只不过是十九世纪乐观进步主义思想的延续；中国的阶级斗争论本身是儒家变革传统中的“变”而非“常”；集权统治与民主理想背道而驰等等。当读者以为这又是台湾在七十年代所谓新儒家一贯的文风时，然而紧接着一节则名为《中国文化改造的必要与应取方向的探索》，或许题目已经很明确了，那就是中国文化是要改造的，那么谁来改造呢，开篇便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中共所持竟是这样一种不合时代潮流的东西，为何中国会走上这样一条路，而今日中共在国际上反而能够大行其道呢？”所以说，刘述先刚黑完大陆，这时反而又要赞美不成？刘述先在这段中说道：“中共的成功自有其特定的历史与现实的理由，纯从文化的理想的层面来观察，也可以指出，传统中国文化理想在近百年来乏力，以及由于其限制所造成种种问题。”可见，他正是要表明大陆继承了中国文化革新的使命。倘若此条尚且不够，他下文又接着说：“……今日我们却了解所谓三纲五常一类的东西，并不与儒家民胞物与的根本精神站在同一个层次之上，它们是可以消失的（如君臣），或者意义是可以完全改变的（如父子、夫妇）。”因此，在刘述先看来，我们必须与时推移而不可以泥古不化的，其次中国由农业社会转变成工业社会必须要接受一些根本的变革。所以他认为“中共的大力改革也非没有其贡献。”“中共应运而起，在匡正传统的缺失方面不能说没有重大的贡献，然终不免矫枉过正，在大方向上反而把握不住，有的地方简直和世界的潮流背道而驰，不能不使有识之士忧虑。”这里，刘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或许这也能代表新儒家普遍的态度，即中国文化需扬弃，而标准则看你是否合于“世界潮流”，而这点便也影响了他们对大陆政治的看法。其实，刘等儒生的态度很明确，就是回归先秦或者宋明的那种道体以此作为“圣之时者”的资源。所以他专辟一节名为《伦理的标准系绝对抑相对》来阐明儒家的这种理路，在他看来，孔子被誉为圣之时者，他的伦理观是一“重视具体情境的伦理观”（p50）此所以孔子重相机指点，而不重视德目的形式定义。而孟子更明确的指出“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宋儒也有“理一分殊”，汉朝的统治者则是“王霸杂用”儒法兼采，所以儒家的终极道德理想显然是“仁心之充斥、生生不已的不断扩充与不断实现，乃是仁心的基础上儒家才进一步谈礼乐教化与政治措施”。所以程颢有“无古今，无治乱，如生民之理有穷，则圣王之法可改。后世能尽其道则大治，或用其偏则小康，此历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于今，姑欲循名而顾忘其实，此固末世陋儒之见，诚不足以进于治矣。然傥谓今世人情已异于古，先王之必不可复于今，趋便目前，不务高远，则亦恐非大有为之论。”在刘看来，抹杀一切差异而但削足适履，恰正是麻木不仁的表现。伊川为横渠辩护也有“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胜之流，仁之方也；无别而迷兼爱，至于无父之极，义之贼也。”刘认为“儒家既重理一，又重分殊，正是在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之外另觅第三条道路。”所以，刘的儒家看法很明确：“单纯的复古是不可能的，浪漫的怀乡症与乌托邦的幻想都不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反而引导我们陷入更大的危机，我们唯一的前途乃是了解现实，对症下药，求取一种崭新的综合”（p18）换言之，刘所坚持的最后标准正是儒家的仁学，“一方面反省仁道在现代实现的方式，如能了解理与势之间不即不离之关系，始可以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对社会、现实做批评，而在有适当的机会时也可以对社会做积极正面的贡献。”并坚持孟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儒家精神。如此，我们不难理解新儒家总爱搞天道，换言之，他们正是想超越绝对伦理定义来寻找一种高逼格的伦理形而上原则，所以他爱说“天既不言，人只能于流行之宇宙中体现天道，人由化迹以知天道流行之刚健不已”（p60）“人必在克服自己非礼的倾向，才能显发出内在到的生命的意义，我们必谓人人内在有一‘深层’可以相应”之类的话。其根子里还是要借之为改造传统寻求合法性。需知，以上的话是刘在1971-1972年写成的，而那时大陆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文革且渡过“自然灾害”，刘等人在台湾由于文化立场却赞同大陆的部分举措，这实在令后来人感到莫名的违和。刘在比较中美哲学工作者时，认为美国哲学家学问有余、担负不足，中国反之。他认为中国哲学家在近百年来承担了太多的使命，这点确然。如此，看看国内近些年经学年轻学者的动态，便也不难发现他们与这些老派新儒家“貌离神合”之处了。 -
书名挺美，有刘氏业师东美的意蕴。可是在熊十力、方东美、唐君毅之后，在新儒家（无论是余英时区分的广义还是狭义）的笔下原先那种优美沁人的文笔已消失殆尽，怕是将要永远绝迹了。一方面是旧学不在是基础教育，一方面新一辈的学人都经过西方严格刻板的学术训练，论证只能是论证的文字风格。页118：中共倡行无产阶级专政，把阶级斗争当做常态而非变态，并以党为推动一切的枢纽，这样则必实行极权政治，与真正的民主理想背道而驰。页120：中共对于传统的选择是弃其所当取而取其所当弃。例如传统的专制、接受权威主义的心态是不好的，中共却变本加厉而代之以更不堪的极权统治与随之而来的一套意识形态。页132：大陆毛共的暂时胜利实在不是共产主义的胜利，而是民族主义的胜利。……事实上毛统治大陆的一个利器就是制造中国与其所谓美帝苏俄之间的紧张关系才能辩护其高压政策。但这样性质的政权究竟能维持多久是颇可怀疑的。由此我渐渐明白，为什么图书馆里借阅台湾文献比外文文献困难得多了。。。责之切，爱之深——页129-130。身处华夏文明实际的承载主体之外，当代形态的士阶层仍然守护着其继绝传统的使命。按照家栋先生的划分，刘算作第四代新儒家。尽管刘比较反对称自己为新儒家，方东美也对佛道有着更多的同情和接纳；这与喜爱攻乎异端的以判教者自居的牟宗三很不相同。但方氏钟爱怀特海，倾心于较纯粹的形上学，轻视孔孟中浓厚的人间实践气息。这与牟氏动辄就侃“境界形而上学”又接近了。刘在书中也每每援引“道德的形而上学”，无论名相为何，无非思孟派的内圣之学，以之为儒家菁华。由此一基要、普遍的立场出发，刘反对列文森和费正清“儒教中国”的提法，认为仅如此就未能认识到儒家和中国文化的“精神理想”（页102）。难道宗法的社会结构（刘所“老生常谈”的中国文化的三个特质之一）不也体现和贯穿着精神理想吗？新儒家并非无政治关切，但“老内圣开新外王”的提法不仅自由主义者无一人能同意，就连称未来中国哲学的主要任务是消化牟宗三的遗产的傅伟勋也明确的认识到，西方自由民主传统来自经济人等假设，根本无关人性的高尚修养。在这一大问题上，笔者不得不服膺李泽厚对荀子和汉儒的重视，如果新儒家就是思孟的延续，那到牟宗三处所有可能性确实都已耗尽，“儒家仍有可为，而新儒家已到尽头。”蒋庆的工作正是对李泽厚观点的实例化。刘在比较中美哲学工作者时，认为美国哲学家学问有余、担负不足，中国反之——是为的论！美国学者的文章每字每句都要出自学理依据，绝少思想抒情。中国的学者往往“思想”丰富，到哪个领域里面不问深浅就敢发言。且不批判当下国内的学风，就新儒家而言，最典型的就是对基督教的理解，此其一。刘小枫对牟的批评是两个信徒之间的事，抛开这一层，就是学理上的理解，新儒家也显得很无知、武断。其二，“君子致广大而尽精微”，家栋先生曾指出，新儒家中只有方东美比较能跟上西方哲学的最新发展。康德再重要也不能代替其后200年间所有的哲学革新，中西会通不是把儒家说的比康德高明就能了事的。刘氏尽管年代靠后许多，且是美国博士（导师是美国自然主义神学家韦曼的儿子），书中也每每援引蒂里希和巴特，但却是知末不知本。且也并非通晓欧陆哲学，甘阳就曾对刘对解释学的理解有所批评。当然，这些文章都写于1973年前，之后有无发展和进步不论。其实以上所说多为个人想法，该书真正主体部分应该是类似“儒家在当代”、“儒学的当代价值”这样的主题。但所说无非精华、糟粕、死物、活物；中西结合等老话、宏论。我不知道这些观点在60-70年代有什么样的待遇，只是自觉现在都是老生常谈。也许，当这些话普遍被认为是废话时，中国文化已经正在走上正确的道路了。此外，刘的观点似乎无法摆脱他所不愿意承认的“调和”。如果能在文化学上弄出一套什么概念、理论我想会比这样隔靴搔痒要好些。刘书中每每援引李约瑟等人的看法，来表达西人对东方文明态度的转变。如果说那时可供推举的都是些汉学家，那么今天许多西方学统中的哲学家对儒学的态度更加可供我们反思自身。方东美就爱引述怀特海《科学与现代世界》中对中国文明的态度。但是，怀特海崇敬其文明所达到的成就，并不一定崇敬其哲学；李约瑟崇敬中国哲学中的自然观，海德格尔欣赏老庄的思维方式，但都不一定能领会东方文化的现世实践气质（我们自己很多人都因为五四的礼教批判而对此噤若寒蝉）。而从麦金泰尔开始已有了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