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古代荆楚地理新探

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9
ISBN:9787307117853
作者:石泉
页数:485页

内容概要

石泉(1918—2005),原名刘适,安徽贵池人。1944年燕京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进入研究院,师从陈寅恪教授,获硕士学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湖北省楚国历史文化学会理事长。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中国近代史研究,并创办了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主要著作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古云梦泽研究》(合著)、《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石泉文集》、《楚国历史文化辞典》(主编)等。先后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1995、1998年各一次)、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荣誉奖(2001年)等奖项。

书籍目录

自序
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
关于“江”和“长江”在历史上名称与地望的变化问题
古代曾国一随国地望初探
古邓国、邓县考
古竟陵城故址新探
云杜、绿林故址新探
楚都丹阳地望新探
楚都丹阳及古荆山在丹、浙附近补证
齐梁以前古沮(雎)、漳源流新探——附荆山、景山、临沮、漳(章)乡、当阳、麦城、枝江故址考辨
古鄢、维、涑水及宜城、中庐、郡县故址新探——兼论楚皇城遗址不是楚鄢都、汉宜城县
楚都何时迁郢
从春秋吴师入郢之役看古代荆楚地理
楚郢都、秦汉至齐粱江陵城故址新探
地名索引

作者简介

《古代荆楚地理新探》集石泉先生四十余年来荆楚历史地理研究之大成。《古代荆楚地理新探》通过对传世文献的系统整理与辨析,并结合相关考古资料和田野调查,就以楚郢都及汉魏江陵城为核心的古代荆楚地区一系列山川、城邑的地望和流变作了返本探源的深入、细密考证,突破了自唐初以来逐步形成的千年成说,建立起一个全新的解说体系,是这一领域的开拓性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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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2条)

  •     至少在一千三百年前,我们的祖先便已经为我们画好了我们的地图。古人用自己的笔触记载当年的地名,留下来的就成了我们追寻以往历史的材料。一千多年来的人们告诉现在的我们,现在的荆州即是曾经的楚郢都、江陵和荆州;现在的当阳就是曾经的当阳;现在的武汉就是曾经的夏口。我们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总是不由自主的想去追溯自己城市的历史。往往有人会傻傻分不清楚古代武昌和鄂州的区别,(注:如今的武昌曾是鄂州治所,而现在的鄂州在三国时却有武昌之名),但也有像荆州这样从楚郢都到江陵县和南郡治所再到荆州一脉相承的清晰地历史沿革,更有如襄阳这般几乎两千年未改名的(注:王莽时期曾短暂改名“相阳”)地方。弄清楚了自家城市的历史沿革,才有底气去追溯自己的历史和历代名人。不得不承认,城市的历史对于在一座城市里生活的人来说,真的很重要。当有一个人站出来,对着大家说,不,不是这样的!荆楚地区需要有新的历史地图!因为今天的荆州并不一开始就是江陵,今天的武汉也没有夏口,沮漳河根本不在现在的位置!他就是几乎凭自己一生之力研究古代荆楚地理、试图打破荆楚千年历史空间观念的石泉先生。从一个楚都迁徙问题逐渐发展到想要触动乃至推翻先有的荆楚历史空间,从而重绘荆楚古地图。1944年的先生刚刚进入历史地理研究领域,其主要的想法是搞以郢都为中心的楚国历史地理问题。但具体着手之后,就发觉研究此问题就绝不能仅限于此。因为研究先秦时期的楚国地理,处处离不开汉魏六朝人的注释,这些古注以及其他相关的地志、地记等都是用当时的地名来为楚国故地定位,这就把问题引向了汉魏六朝时期荆楚地名变迁的问题,得花功夫对汉魏六朝时期的地名进行定位。所有汉魏至齐梁的有关注释都认为楚郢都就是汉江陵城和魏晋宋齐梁时的纪南城(在当时的江陵城稍北),因此要弄清楚楚郢都的定位,就必须连带着弄清初汉代江陵城和魏晋宋齐梁时期纪南城和江陵城的地望。而要弄清楚后者,就必须联系先秦时期有关楚郢都的原始材料。而一个看似仅限于先秦时期的地名定位问题,竟被石泉先生逐渐变成了一个横跨先秦、汉魏六朝时代的宏大历史地理问题。所以楚郢都问题可以看做是先生历史地理新探事业的开端吗?不1944年,先生在徐中舒先生的指导下开始写作本科论文,题目是《春秋吴楚战地考实》。先生对传统说法的质疑开始于此。他首先对吴楚大战中所涉及的几十个地名进行了重新定位得出了与传统书法完全不同而又更合情合理的结论。以此为起点,先生对荆楚地区历史地理的研究开始了。接下来先生所做的,是要搅翻史学界传统认知的事业。他以吴楚大战中地名定位为引子,全面探究与楚郢都和后继城市江陵密切相关的沮漳二河源流,结果得出了古沮漳二河非今沮漳河二是流经南漳宜城境内的蛮河的结论,并进一步对沮漳河流域诸城邑如临沮、章乡、当阳、麦城、枝江等进行了重新定位,推论出楚郢都及其后继城市江陵城应在宜城附近。而先生在1957年对宜城楚皇城遗址的调查则进一步增强了自己对新解的信心。先生对古代荆楚地理进行的探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对古郢都、江陵故址的新观点一提出即遭到几乎完全的反对。此后的质疑声不绝于耳。而石泉先生曾就自己的研究成果向读者提出过三条标准:(1)我所依据的关键性材料是否有不可靠的?(2)如果所引据的材料可靠,那么我对材料的理解是否有误?(3)如果我对材料的理解也不误,那么是否在运用方面有问题?比如:是否有片面性?是否有移花接木的现象?这三条标准,似乎。无论放在哪一本史学作品上都可以视为判断作品价值的标准。而石泉先生也确实是诚恳的践行自己提出的三条标准。他善于对常人不疑处生疑,也善于利用往往被大家忽视或者视而不见的史料从原始史料出发,突破根深蒂固的历史空间观念进行自己的立论;而由此带来的新解又往往出人意料,让人无法接受。深藏于我们脑袋中的、让我们以之为习惯的历史空间观念,的确是石泉先生新解的对手。在先生看来,现行的关于古代荆楚地名定位的主要凭借是唐宋至明清的历代注释,而关键尤在于张守节《史记正义》中转引唐初贞观年间成书的《括地志》而定楚郢都在今江陵县以北的“纪南城”遗址;并以此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以配套的地名定位为基础的流行说法。我们深以为然的历史空间观念,在石泉先生看来,是唐宋以来千余年的加工与补充的结果,是久已成体系的。而先生所做的是先打开几个缺口,建立了几座桥头堡,然后逐渐扩大纵深。一系列的新解都是积累了经过先生考订的原始材料之后,加以分析,找到其中的内部联系后呈现出的必然结果。连先生自己也会惊叹:怎么竟会是这样?可却是只能是这样!说到这里,不得不提的是石泉先生对《水经注》的考订。正是在探索古代荆楚地理的过程中,先生发现现在所存的诸版本《水经注》久已非本来面目。如上面所提,今天的历史空间观念是唐宋以来不断的加工补充造就的。而现存的《水经注》则是经过唐宋至明清文人多次加工整理及补订之后的面貌。也有后世之人与原文旁随手附注而被辗转抄刻而被讹传至今。先生在《新探》与《新探续集》中均有对水经注进行考订的文字散布于诸篇文中。而先生对《水经注》的利用态度则是:只取其能与齐梁以前其他较可靠的古记载相印证(至少不相矛盾)的部分;而对其中与同时代及前此的其他可靠记载不一致处,则宁可舍弃,决不轻用。从楚郢都、江陵,再到沮漳河流域诸城邑,这还仅仅是先生探索古代荆楚地理的一个开端。接下来他对古代鄢水、维水、涑水、巫、巴、黔中等古地以及宜城、中庐、邔县等城邑故址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写成了《齐梁以前古沮(雎)、漳源流新探》、《古鄢、维、涑水及宜城、中庐、邔县故址新探》、《古代曾国——随国地望初探》、《楚都丹阳地望新探》、《古湘水、资、沅水、澧源流新探》等一系列论文,构成了先生对古代荆楚地理新解的初步框架,并且不断的充实这个全新的结构,有《“赤壁之战”地理新探》、《古夏口城地望考辨》《古夏水源流新证》、《六朝时期宜都、建平郡地望新探——附吴蜀“夷陵之战”地理考辨》等文。几十年来对先生的质疑声从不间断,除了上世纪的正式论战,亦有网络上对先生古今里数比、里耶简牍等各方面的质疑。因此,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先生就是个孤立派。即便先生的弟子,亦对其古代荆楚地理新解体系的疑惑。先生说过,无论哪一方面是我错了,都应该认真改正。但是,如果尚不能证其必误,那我就要坚持下去,决不半途而废。先生的弟子问道:如果最后的事实不能说明先生的研究结论是对的,那该怎么办?先生坚定的回答:如果真是那样,也就给后人说明了这一条路不可行。诚然,先生的新解体系并非定论,并且遭受到新出土资料的冲击,但其毕竟也是一个庞大的论证体系,若要全盘推翻,亦必将其整个系统内各个环节加以驳倒。何况先生所依据的一些关键性史料,也无人能否认,只能避而不谈。仅以一两出土材料即宣告先生新解体系破产,非治学之道。诚如我们自己所能感受到的,先生所挑战的是延续一千多年的历史空间观念与历史地理体系,其根深蒂固难以想象,这决定了先生所做的是一个长期性的事业。先生对此课题的前景有着美好的展望,也知道未来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并且期待着未来能将自己的研究范围从汉江中下游地区扩大到豫西南、豫东南、陕南、三峡地区乃至广大的淮河、江西、巴蜀地区。立足于对荆楚中心地区地理的探索,对广大的楚国范围内的区域历史地理展开研究,将更有利于认识荆楚历史地理与文化特征、来源及其与周边地区历史文化的关系。但是很不幸,在2005年5月,先生辞世。先生认为如果其新解能够成立,那么古代荆楚地区的历史地图将须重绘。但是重新绘制古代荆楚地区的历史地图绝对不是先生的目的,在先生看来,这只是科学探索的必然结果而已。而此结果,毫无疑问,不仅是地图重绘,而古代荆楚地区开发层次的规律亦将重新解释,荆楚地区考古、经济开发、历史地名学的发展将是天翻地覆。我不知道这个结果能不能出现,也不知道现在的头脑们塞不塞得下这份地图。此涯屹力画荆楚,斯人乘鹤寻郢中。他没有半途而废,是事未及而途已终矣。
  •     石泉先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主要从事领域在古代荆楚地理,对于江汉地区的历史地理问题都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见解。先生刚刚进入历史地理研究领域,其主要的想法是搞以楚郢都为中心的楚国历史地理问题;但具体着手之后,就发觉研究此问题就绝不能仅限于此,因为研究先秦时期的楚国地理,处处离不开汉魏六朝人的注释,这些古注以及其他相关的地志、地记等都是用当时的地名来为楚国故地定位,这就把问题引向了汉魏六朝时期荆楚地名变迁的问题,得花功夫对汉魏六朝时期的地名进行定位。所有汉魏至齐梁的有关注释都认为楚郢都就是汉江陵城和魏晋宋齐梁时的纪南城(在当时的江陵城稍北),因此要弄清楚楚郢都的定位,就必须连带着弄清初汉代江陵城和魏晋宋齐梁时期纪南城和江陵城的地望。而要弄清楚后者,就必须联系先秦时期有关楚郢都的原始材料。而一个看似仅限于先秦时期的地名定位问题,竟被石泉先生逐渐变成了一个横跨先秦、汉魏六朝时代的宏大历史地理问题。但是先生的事业受到很多质疑,譬如有人说这是在搞地名大搬家,但先生却认为是公元555年以后的西魏、北周、后梁、陈,下至隋唐的州郡建制区划的调整造成的,而他所做的事情其实是复原梁末之前的本来面目,将其归回原位而已。先生关于梁陈之际长江中游地名大迁移乃至的观点散布于其文集《古代荆楚地理新探》和《新探续集》中,集中体现于《梁陈之际长江中游地区地理形势之巨变》一文。在这次巨变中,以江陵为中心的许多自先秦汉晋以来一直著称的古城邑以及山川湖泽的地名,由汉水中游地区迁移到今长江中游两岸,并为后世所沿用。引发这场混乱的主要契机,是由于梁陈之际荆楚中心地带曾连遭战争的巨大破坏,并引发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而地理区划上也相应的发生了大变动所致。其实新解体系自创说以后,便一直受到各方质疑,尤其是鄂君启节、江陵凤凰山汉简、里耶秦简等先后出土后,成为其他学者质疑江陵不在今江陵纪南城的有力证据;后来,学术界对于石泉新解体系进行了“冷处理”。然而,愚以为新解体系的创立与补充,传统说法的自我辩护,这是两个体系之间的碰撞,不是几十几百篇文章就可以完全辨的清的。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传统说法还是新解体系,,都会不可避免的出现与文献、考古资料相矛盾、相背离或谓之说不通的现象。石泉先生从旧有体系及文献中发现矛盾,打开一个口子,抽丝剥茧、拨乱反正,然后开辟出一片新天地,由点到面绘出了一副与众不同的古代荆楚地图,挑战了我们沿用数千年的说法。用先生自己的话来讲,这是一种“逻辑必然”。而在此种“逻辑必然”背后,势必会出现新的与文献、考古资料相违背、相矛盾的现象;笔者相信,这也是一种“逻辑必然”。从这个角度讲,即便笔者在文献阅读中形成了一些对新解体系质疑的想法,也不能不承认,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还应该指出的是,恰恰是对这些“情理之中”的不服气、不放弃,才成就了石泉新的宏大体系。所以,笔者还想谈的是石泉先生的治史之道。第一,治史标准。先生曾在《古代荆楚地理新探•自序》中诚恳的请求读者就三个层次对其新说做审查:(1)我所依据的关键性材料是否有不可靠的?(2)如果所引据的材料可靠,那么我对材料的理解是否有误?(3)如果我对材料的理解也不误,那么是否在运用方面有问题?比如:是否有片面性?是否有移花接木的现象?[ 见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页3。]简而言之,一曰史料,二曰理解,三曰运用。史料是历史推证的基石,因此史料的可靠性尤其关键;作者对于史料的理解和发挥是否规范和符合常理,作者对于史料的运用是否恰当,有无移花接木、乱接鸳鸯谱的现象,这些都是在以史料为基础的历史推证中须考察的问题。石泉先生就自己的新说提出的此三层次的标准,笔者以为可以作为审查绝大多数历史论述的黄金标准。第二,治史方法。先生由先秦楚郢都一狭窄的历史地理问题逐渐扩展到横贯江汉地区、纵贯先秦至南朝的宏大问题,并不是故意把问题搞复杂,而是问题探讨的“逻辑必然”。寻找先秦楚郢都之所在,必须与其后继城市江陵城一同探讨,而这又依靠汉魏六朝人的记载和注释,而这些注释又往往以当时地名为依托,那就不得不将时间和空间双向打通,一方面搞清楚某一地名的沿革,一方面搞清楚与之相关的山川城邑之所在,并以此互证。从石泉先生这一基本的探讨古代荆楚地理的思路和方法来看,这恰恰是所谓历史地理学“尽全时空观”的体现。第三,治学精神。侯甬坚曾向先生询问:如果最后的事实不能说明先生的研究结论是对的,那该怎么办?先生回答:如果真是那样,也就给后人说明了这一条路不可行。面对势单力薄乃至于学界不闻不顾的状况,先生还是理性坚定的表示:无论哪一方面是我错了,都应认真改正;但是,如果尚不能证其必误,那就要坚持下去,决不半途而废。足见其志也坚,其心也诚。看先生文章,觉得如看侦探小说般,层层推进,很有逻辑。而关于学史、治史,从石泉先生的学术生涯和著说中可以看到很多令人赞叹和辛酸的东西。或给人以人生的激励,或给人以方法的指示。谨以此文作为一名晚辈学子对已逝石泉先生孤独学术之路的追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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