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手记》章节试读

《陶瓷手记》的笔记-第73页 - 关于鱼形壶——从扬州唐城遗址出土例谈起

其实，有关扬州唐城遗址出土的三彩鱼形壶的年代问题，过去已有研究者主张其应为晚唐或晚唐、五代时期的作品，其中又以矢部良明的考察最为详尽。同氏认为从鱼形壶的造型、穿带形式、施釉特征或划花装饰等方面来看，其与出光美术馆等私人藏品均属晚唐、五代的三彩器。不过，与扬州三彩鱼形壶造型相近的作品还见于上世纪90年代印度尼西亚海域打捞上岸的黑石号沉船之越窑青瓷，由于沉船伴出有“宝历二年”（826）纪年遗物，可知其相对年代约为9世纪前期。这样看来，扬州三彩鱼形壶的年代应约在9世纪而不会晚迄五代。不仅如此，英国珀西瓦尔•戴维中国艺术基金会所藏越窑青瓷划花鱼形壶或上世纪30年代陈万里得自上林湖窑址的同类青瓷标本之年代亦约于9世纪。另一方面，除了矢部良明之外，长谷部乐尔也曾主张出光美术馆三彩鱼形壶的时代，可能在10世纪后半叶五代北宋初期，并且暗示苏门答腊出土的现藏于雅加达国立博物馆的同类壶可能亦属这一时期。就相对年代约在9世纪的扬州唐城三彩鱼形壶的造型而言，其若与推测属10世纪的出光美术馆、雅加达国立博物馆或台湾私人收藏的同类壶进行比较，则不难看出后者诸例明显趋于形式化，以至于必须在直口椭圆的罐身施加划花鱼纹来暗示鱼的属性。目前虽无法确认前述三彩鱼形壶的产地，不过若就造型装饰变迁予以推测，则扬州唐城鱼形壶的时代无疑相对较早。这从其施釉风格及釉的呈色仍保留有较多的盛唐三彩特征一事，亦可间接窥测得知。
虽然扬州唐城发掘报告的内容，还不足以帮助我们确认三彩鱼形壶的出土情况及其伴随遗物，不过仍明示了整体出土陶瓷除了若干推测属五代或北宋作品之外，绝大多数标本以唐代为主。就报告所刊载的完整器的图版来看，有不少属于长沙窑彩绘或褐斑加彩器，若对照长沙窑址发掘资料，可以认为其相对时代约在中晚唐时期。值得一提的是，长沙窑亦曾生产褐釉鱼形壶。该壶壶口有缺补，壶体肥硕，其造型和装饰风格均与辽宁昭盟喀喇泌旗窖藏出土的鎏金银壶类似。后者从同窖藏伴出的一件银盘盘底楷书铭文得知，窖藏的银器是卒于唐贞元十二年（796）的宣州刺史刘赞所进奉的物品。因此该鎏金银壶可做为8世纪末期鱼形壶样式的重要标本。而前述长沙窑窑址出土的褐釉鱼形壶的造型和装饰特征既与刘赞鎏金银壶颇为接近，很有可能是模仿自当时流行的金银器，故其相对年代可能相当于这一时期或稍晚。另从器形仍保留了较多金银器遗风，以及壶身两侧所设双系尚未完成穿带壶的成熟形式等推测，其年代或许稍早于扬州唐城鱼形壶。这样看来，扬州唐城三彩鱼形壶的原型虽见于盛唐三彩器，但后者造型也有可能来自金银器的同类壶，这从连云港出土的与鱼形壶风格颇为类似之盛唐三彩穿带扁壶，壶身所饰仿自金银器錾花的装饰技法一事亦不难窥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