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地理志校注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1
ISBN:9787510421754
作者:孔祥军
页数:229页
内容概要
孔祥军
江苏扬州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1997年考入扬州师范学院，相继获汉语言文学学士、文艺学硕士学位。后从胡阿祥先生游，2007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先后在《历史地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中国经学》、《域外汉籍研究集刊》、《古典文献研究》、加拿大《文化中国》、香港《人文》发表学术论文近三十篇，其中多篇被人大复印全文转载。
孔祥军博客：http://blog.sina.com.cn/kongxjff
书籍目录
校注凡例志第四晋害十四御撰志第五晋害十五御撰参考文献胡門文學錄(代后记)
作者简介
本书主要工作即对《晋书地理志》进行全面深入的整理，包括校正和注解，校正以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版本百衲本宋刊《晋书》为底本，参照诸本，采取简洁出校的办法，注解则力求详尽，除了对原文特殊文字和地理实体义、音的解释，还从政区沿革的角度对魏晋以来州郡县三级政区的变化详加考证，此为本书与既往一切古籍整理工作最大的不同，故可视为本书最大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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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史地理志整理的突破——评孔祥军《晋书地理志校注》徐成（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历史地理学脱胎于中国传统的舆地之学，这以1934年《禹贡》半月刊的出版为标志。也即由此，舆地之学乃成为历史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政区沿革地理。钱穆先生有言，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是制度。 举凡历史事件，都离不开其发生的具体空间。而对空间地域的区分，除了利用山川形势划分外，很大程度上是以设有国家政权的各级地区——行政区作为划分标准的，由此就产生了政区地理。而政区地理也就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基石。行政区在历史长河中的因革损益也自然成为政区地理研究的主要内容。史籍中对政区地理分布的系统记载大多保存在诸正史地理志与地理总志中。由于隋以前地理总志无存，所以隋以前的正史地理志弥足珍贵。对它们的文本校订、文字勘误、史文解读也就格外重要。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所出版的孔祥军先生新著《晋书地理志校注》（以下简称《校注》）就是这样一部应运而生的力作。欲明孔氏《校注》之旨趣，当先究《晋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晋志》）优劣。此点先贤言之备矣，然大抵以《晋书》成于众手，舛乱错谬甚多而非之。柴德赓以为《晋志》“钞撮《宋书》而未精密”。也正因为《晋志》的诸多不足，清人对《晋志》已有考订、校补之作，由此对《晋志》的研究进入到严密化、科学化的阶段。而《晋志》的编撰得失也就愈加明朗。清毕沅在《〈晋书地理志新补正〉序》中以为，《晋志》“大要以晋武帝太始太康中为定，自惠帝时已略焉。至东晋则尤略。盖唐初诸儒于地理之学非所研究”，“唐初修《晋书》，不特不旁考诸书，即王隐《地道》之编，沈约《州郡》之志亦近而不采”，所以出现了“纪、传所列既与志殊，志之前所列又与后殊也。”于是毕沅乃校得《晋志》“伪漏凡数百条” 。方恺又作《新校晋书地理志》，归纳出《晋志》有郡县数目统计不符，叙述前后矛盾，行文体例不一等诸多不足，认为“一序之内，纷纭舛错，披读全志，群疑丛生” ，给人一种无可措手的感觉。前人常言，校书如扫落叶，随校随落，《晋志》疏漏至此，对其进行全面的考订和注释也就更具有必要性。孔氏《校注》也就是主要从这两方面对《晋志》进行整理。一作者在《校注》“凡例”中曾言该书旨趣：“以注为主，以校为辅”。然作者于“校”亦甚为重视。这从校注底本的选择上就可窥见端倪。目前通行的《晋志》一般采自中华书局点校本《晋书》，然《校注》的底本却选用了百衲本《晋书》。个中缘由，作者虽未曾明言，然细审之下，中华本《晋书》的点校底本是清同治金陵书局本，而百衲本《晋书》则由海昌蒋氏藏宋刊小字本（纪、志、传）与江南第一图书馆藏宋刊小字本（载记）相配而成。作者舍中华本而求百衲本，忖度其意，盖以宋刊本作底本，它如武英殿本、四库荟要本、中华本为参校本，另起炉灶，期以最大限度地还原《晋志》原貌。但作者对《晋志》的校勘是相当审慎的。除避讳缺笔字外，一般不轻易改动原文。如《晋志》“序”中“风山访道”一句，校曰：“‘风’，殿本作‘崆’，中华本从之。”（第2页）盖“崆山访道”文义亦通，不必遽定于一尊，故两存之。又“序”中“而迁都阜”一句，校曰：“殿本、中华本皆作‘迁都曲阜’。”（第8页）二意相合，故于校记中亦存其异。至于疑宋本误，他本转胜宋本者，《校注》仍存宋本之旧，惟于校记中辨其是非。宋本《晋志》豫州汝南郡有濯阳县，校注曰：“殿本作‘灈阳’，今检《后魏志》：‘瞿阳，二汉、晋为灈阳，属（汝南）。’则似当作灈阳。”（第51页）又如宋本《晋志》梁州：“统郡八，县三十八”，校注曰：“殿本作‘县四十四’，中华校：‘各本作“县三十三，”今从殿本作“县四十四”，与统计实数合。’”（第112页）凡此种种，书中俯拾皆是。原作者校书本意，当以宋本《晋志》为主，不作改动，其余参校诸本之异同皆罗列成校勘记，是非判断写入校记之中，难断是非者则暂不作按语。于是《校注》既保证了宋本《晋志》的原始面貌，又借校记展现了参校各本之异同，这就使得《校注》以尽量小的篇幅承载了更多的他本信息。在选择宋本作为《校注》底本的基础之上，作者在具体的校勘过程中，更是囊括前贤成果，辨其是非，取宏用精。自清代始，对《晋志》作过系统研究的，除了前面提到的毕沅、方恺二家外，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一九、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六“晋地理辨证”一文，吴士鉴《晋书斠注》相关部分等均体现了清儒对《晋志》研究的成绩。二十世纪，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晋书》，对《晋志》作了全面的整理，撰写了七十八条校勘记。于是，数百年来对《晋志》整理的成果均融入到《校注》中，因此孔氏《校注》亦可作集校本观。但作者对前人校勘成果的吸纳并不是简单的罗列，而是逐条重新思考，取其是，正其非。笔者曾粗略统计，《校注》中纠方恺《新校晋书地理志》错讹不下二十处，纠毕沅《晋书地理志新补正》之误不下十处，其他吴氏《斠注》、杨守敬《〈三国郡县表〉补正》、中华校等亦间而有之。可见作者在继承前人校勘成果时的审慎。亦有前人虽指出《晋志》原文误处，然校勘未精，未作定论，而《校注》更上层楼，精审过之者。如《晋志》广州条言，孙吴“永安六年，复分交州置广州”，王鸣盛用本校法，以为“上文甫言永安七年复立广州，此又言六年，自相违。”然王氏未定孰是孰非。《校注》更用他校法，以《吴志》、《宋书•州郡志》校之，遂以“永安七年”为是，（第210页）此亦是《校注》青出于蓝之一例。在总结前贤对《晋志》整理的基础之上，作者更多的是研读文本，纠谬发覆，发前人所未曾发，包括揭示《晋志》错简、误字、缺漏、衍文、误引等共有近百条之多，这与中华点校本《晋志》校勘记数目相孚。这项工作极其繁琐，然价值颇大，当为继中华本后，对《晋志》文献整理的全新成果。今聊举数例以见其校勘成绩与方法。（一）纠误引及错简《晋志》郡县正文下常有自注，用以说明该地风土名胜及沿革。唐修《晋书》，此小注亦当有所本。 然《晋书》成于众手，又辗转流传至今，亦不能无误，以至正文与小注有张冠李戴者。孔氏《校注》乃能纠正其非。《晋志》青州北海国即墨条（第134页）注曰：“有天山祠”，然《校注》检《汉书•地理志》胶东国：“即墨，有天室山祠。”则《晋志》即墨条注当本自《汉志》而脱“室”字。又如《晋志》扬州毗陵郡无锡条（第188页）注曰：“有磨山，春申君祠”，《校注》检《汉志》会稽郡：“无锡，有历山，春申君岁祠以牛”，以为《晋志》误引用《汉志》。此皆前人所未曾言。《晋志》徐州东莞郡临朐条（第149页）注曰：“有海水祠。”《校注》搜检《汉志》有二临朐县，齐郡临朐有逢山祠，东莱临朐县有海水祠。而晋东莞之临朐地望与《汉志》齐郡临朐相当，与东莱临朐相隔甚远。《晋志》误以汉东莱之临朐即晋东莞之临朐，于是致误。此亦是《校注》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校《晋志》错讹一佳例。除了《晋志》字词误引之外，亦有正文与注文不相匹配而流传至今者，《校注》亦能一一考证其非：《晋志》豫州弋阳郡西阳条（第58页）自注曰：“故弘子国。”孔氏检得《水经注》卷三五言西阳县“《晋书地道记》以为弦子国。”《晋志》似本此。然《汉书•地理志》、《太平御览》引《汉志》、《左传•僖公五年》经文杜注皆云轪县为故弦子国。是《晋志》承《晋书地道记》之误，非但误“弦”为“弘”，且将弋阳郡轪县下小注误置西阳之下。又如《晋志》扬州淮南郡钟离条（第185页）自注曰：“故州来邑。”作者检《汉志》沛郡下蔡、《续汉志》九江郡下蔡条刘昭注，皆云汉晋下蔡即为古之州来，则《晋志》此处子注亦为错简，当移置下蔡条下为是。此类校勘除上举二例外，尚有豫州汝南郡阳安条（第50页）、青州乐安国临济、博昌条（第137页）等，校理《晋志》中注文，常用他校法，须遍检史籍，一一寻求史源，排比详勘，否则难察其误。（二）正郡县之名《晋志》在流传抄刻之中，误刻、漏刻、衍刻之处在所难免。而此种讹误载于史志之中，历代相传，遂以讹传讹，莫辨真伪。特别是《晋志》中所载大量郡县之名，讹误之处，所在皆是。于是对《晋志》校理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校正郡县之名。1、 正字之讹《晋志》所载郡县，与纪、传叙事有前后逻辑关系不同，等同罗列，故《晋志》郡县之名常因形近、音近之字致误。历代流传，陈陈相因，鲜为人知。作者对《晋志》的校理，其中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审定郡县之名，尽力还其本来面目。如《晋志》并州西河国有介休县（第84页），即今山西介休市，然作者检《左传》杜注、《水经注》及《王兴之夫妇墓志》，西晋西河国唯有界休县，无介休之称。《校注》认为，《晋志》以“界休”为“介休”者，盖据《水经注》，界休境内有介山，故历代沿袭“介休”之误，以至于今。此即以他校之法正《晋志》郡县之名，纠千年之谬文。《校注》中此例校勘甚多，其他还有《晋志》秦州天水郡“显新”当作“显亲”（第107页）、秦州武都郡“下辩”当作“下辨”（第108页）、益州建宁郡“毌单”当作“毋单”（第129页）等。笔者粗略统计，此类校勘当在二十处上下，多用本校、他校法以证宋本《晋志》之误。2、 正漏刻之误除了因形近、音近字致误外，《晋志》中郡县名称还会因为抄刻而致误者。《校注》于此亦多正本清源之功。《晋志》青州乐安国有邹县（第137页），《校注》据《宋书•五行志》载西晋乐安有梁邹县，则《晋志》脱“邹”字；扬州庐江郡有“六”县（第187页），作者据《续汉志》、《左传》杜注皆作“六安”县，则《晋志》脱“安”字。此皆仍用他校法正史文之脱。然亦有用理校法正《晋志》郡县之名者，青州乐安国有利益县，通行本皆作如是记载。然据其地望、旧无此县名。作者以《汉志》齐郡、《续汉志》乐安国、《水经注》皆有利县，据此认为《晋志》所谓“利益”，实为“利”、“益”二县，《晋志》因二字连刻而致误。《校注》之精审细微皆此类也。二通过对《晋志》进行厘正错简、梳理文句、纠正郡县之名等工作，一个全新面貌的《晋志》文本也就出现了。这样的本子应当是目前最为完善的《晋志》版本。有此本《晋志》作基础，对《晋志》的研究也就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这也就是《校注》中“注”的部分。吕思勉先生在《史通评》中曾对史注类型作过系统的归纳，认为其大致有三种，一曰释文，二曰补遗，三曰考异。其中考异又分作考事实之异与考文字之异。而考文字之异也就是校勘， 此点在前一部分已经言明，而孔氏注《晋志》首在释文，次为考事实之异，纠谬补缺。（一） 释文对中国传统典籍进行注释的主要旨趣在于释其名物，训诂，注其音。此常施于古书，古时学者常用治经书法治《史》、《汉》，如三家注《史记》，颜师古注《汉书》。《晋书》虽修于唐初，然文辞浅近，非似《史》、《汉》之难解，又与《新唐书》之故为晦涩不相类。因此，孔氏注《晋志》，于名物训诂少有涉及，唯于难读之字注音以明之。对《晋书》汇总难读难辨之字，唐玄宗时已有何超撰《晋书音义》三卷，注书中生僻字音，间训字意。然时过境迁，孔氏对《晋志》中难读字注音，自不必拘泥于千载前之《音义》，乃自有标准。笔者通观《校注》注音之字，自谓孔氏注音与否之标准除了通常意义上难读难识之字，更重在古今读音发生变化之字，用汉语拼音注明该字古音（间亦注今音以作对照），这样的注音也许更适合当代人对《晋志》的理解和使用。通计全书注音字有百余，其中固然大多出自《音义》，然亦有十之一二在《音义》之外，对于此种《晋书音义》未详字音的情况，《校注》往往能取《汉书》颜师古注与陆德明《经典释文》中对该字的音注以明晰之。盖陆德明与颜师古皆唐初人，与《晋书》修撰约略同时，且颜、陆二家皆为精于文字音韵者，故此二家之音注颇为可信，可与《音义》同为《校注》注字古音的依据。用汉语拼音注出字的古音，需要的音韵学的专业知识，这已经突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史学知识结构。古人注音，通常用反切、直音二法。直音即用同音字来为其注音，现在只要标上这个字的汉语拼音即可。反切法则一般用二字合注一个音，上字取声母，下字取韵母和声调。根据这一法则，一般人似乎也可以切出古音来。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由于古今语音的变化，有的反切已经切不出现在的读音了，必须要进行一定的改进。如“洨”字（第56页），《音义》注曰：“胡交反”，可是“胡”的声母“h”与“交”的韵母“iāo”不能相切，故当将“胡”改进为“下”，得“xiāo”，方得其音。此类颇多，情形亦较复杂，而其读音变化原委自不必于《校注》中一一言明，故直接用汉语拼音注明古音，令人一目了然。《校注》解读《晋志》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注出《晋志》中所载州郡县可考治所的今地。这其实与注音一样，也是中国传统的注疏之学的内容。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刘昭注《续汉书•郡国志》、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亦常注明古地于当时处何址。《校注》注《晋志》行政区的方位，精确到县一级。值得一提的是，据《校注》“凡例”称，古今方位的对照依据为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三国西晋》分册，由此不得不对《地图集》中古今地对照，也就是古地于今地定点的依据进行一些了解。谭其骧在《中国历史地图集•前言》中就曾谈到这个问题：古代城址有遗址保存到近现代，曾经考古、历史、地理学者调查考察过而写有报告公开发表或见于有关著作，我们得据以在今地图上正确定位的，只是极少数。极大多数城邑只能根据文献上“在某州县某方向若干里”一类记载定位，因为既没有现成的调查考察报告，又不可能付出大量时间去做这种工作。因此，图中的点线和历史上的实际位置有误差的，肯定不在少数。 那么，大多数没有考察报告，而只能根据文献记载定位的，其情形是怎样的呢？邓云乡回忆，在八十年代《中国历史地图集》公开出版后，谭其骧曾对他说过，《地图集》“不少地方参考了清代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而邓氏又言，“当时《读史方舆纪要》顾氏手定稿本藏上海图书馆，尚未出版。所说参考，大概主要是这一稿本了。据说稿本和已刊者比较，差异很大。” 《读史方舆纪要》中记载了大量的故城遗址并标明其于明清之际州县治所的大致方位。稍后的《嘉庆重修一统志》篇幅大于顾著，一地之名胜古迹，故城遗址亦多收录。 《地图集》亦当参考。要之，《地图集》之古地定点，大体上是以清人的成果为基础的。后来者于此进展殊缓，特别是近年来古迹破坏严重，许多故城遗址也许只能永远地存在于文献中了。这给古地定点的工作带来更大的困难，谭其骧九十年代在繁体本《地图集》弁言中亦坦言，此类问题靠少数学人在短时间内难以有转机。故《校注》在注《晋志》州郡县治所今地时，以《地图集》为依据，虽明知其不足，但无力纠其非，仍不失为情理中事。如果说，注音与注古地今址是传统注书方式的继承，那么，《校注》中注文最大贡献就在于通过注释《晋志》，考察西晋一朝行政区划的沿革变迁。诚如作者在“凡例”中所言，《校注》之“注”，最大特色在于“详解魏晋各级政区的变化情况”。《晋志》载每州区划，必分三篇，“前篇纪汉魏立州郡之始，中篇列晋代郡县，后篇纪惠帝以后增损之制。” 细审《校注》体例可知，《校注》释前篇州郡之始时，必详细说明西晋承三国末年此域之区划，原属三国时某国某州，治某地，领郡几何及西晋建国，某年某郡来属，某年某郡移属他州，某年增置某郡，某年省某郡，该州何时省入他州，何时又复置，治所又何如迁移。凡一州区划变迁，作者都尽可能地在每州前篇的注释中一一考辨明晰。与此类似，作者在中篇释郡时，于每郡沿革，统属关系，废置时间，领县变更等区划情况亦极尽其详。至于郡以下所属诸县，作者亦循此思路，释诸县为承三国而来抑或是新置，县名是否有所变化等。读者如能条分缕析，将《校注》中对州、郡、县的相关注释摘录出来，按地区罗列，逐年排比，则无异于一部《西晋政区地理》。此类注释在《校注》中比重最大，价值也最高。笔者揣作者本意，当以《晋志》所载太康四年区划为纲，借助注释之体例，上溯魏晋易代之际，下延至永嘉之后，以显西晋一代行政区划变迁之全貌。这种注释理念，已经突破了传统注疏的释文范畴，而是紧紧围绕典籍记载，深度挖掘文本叙述，向史文的研究迈进。如第98页，《晋志》凉州条略谓，曹魏复置凉州，晋承之，领郡八，《校注》乃从《续汉志》所载凉州领十二郡国开始分析，汉末兴平增置西郡，建安时增置西平、西海郡，魏时陇西等五郡移属雍州，又废张掖等二郡国，西晋元康五年增置晋昌郡，泰始五年金城郡又移属秦州。如此辗转，方得《晋志》所载西晋凉州太康四年领郡八。若无《校注》明其曲折原委，徒阅《晋志》此文，当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正基于作者这种以历史地理学的治学方法解读《晋志》，所以许多条注释完全可以当作学术札记看待。如24页注④释“故杨侯国”时，为明晰《晋志》所引之文与《汉志》颜师古注所引应劭之文的差异，乃对《汉书》注家源流进行梳理；第88页注①为明西晋雍州领郡，乃对雍州自汉末至西晋之省并废置沿革进行考辨；第121页注②释《晋志》汉嘉郡汉嘉县当为青衣县之误时，乃证《水经注》经文作者系三国时人，而非桑钦；第180页注②证汉末初平二年与建安四年两次置庐陵郡；第182页注①辨丹杨与丹阳名称之异。凡此种种考辨文字，大体皆自成体系，可独立为诸多命题。于此愈见作者用治禹贡学方法治《晋志》时用力之勤，静思之深。（二） 考事实之异，纠谬补缺。唐人所修《晋志》多有错谬，以至清人讥唐初史臣不谙地理。孔氏在细校《晋志》传抄刊刻之误，尽力还原出一个新的《晋志》后，才有可能最大程度的纠正《晋志》叙事之误。这种勘误有别于简单的对《晋志》的文献整理，而是基于史地学养来匡正唐初史臣的叙事缺失。《校注》的注释工作之一就是依《晋志》体例，纠其叙沿革之误，补其载区划之缺。当然，对《晋志》史文叙述纠谬，离不开考辨，而《晋志》所载大都是郡县存废诸事，所以《校注》中的这些考订纠谬文字大多融于释文之中，用以明晰《晋志》行文的错处，从而分析出正确的区划沿革。如《晋志》“序”言魏武帝曾置略阳郡（第3页），《校注》乃证略阳乃泰始中改广魏而来，故《晋志》此处当曰“广魏”，此是《校注》纠《晋志》地名误载；《晋志》豫州弋阳郡列有邾县（第58页），《校注》引《宋志》以为太康中邾县当属武昌，此是《校注》纠《晋志》郡县统辖关系之误；《晋志》冀州有常山郡（第71页），《校注》据《晋书•武帝纪》证太康中常山为国而非为郡，此是《校注》纠《晋志》载国为郡之误；《晋志》梁州条载泰始三年分益州置梁州（第111页），《校注》检《三国志》、《宋志》，乃证梁州实置于魏景元四年，此乃《校注》纠《晋志》纪年之误；《晋志》扬州条言晋分丹杨立毗陵郡（第179页），《校注》引《宋志》以为实晋改吴之毗陵典农校尉为毗陵郡，此是《校注》纠《晋志》叙建置沿革误处。特别是《晋志》“序”中概叙前代政区沿革多有舛误，《校注》乃不厌其烦，一一纠正之。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读《校注》注文，愈信唐初史臣所修《晋志》实乃草率成篇，所述郡县沿革，不经校理，难以尽信。除纠正《晋志》叙事之误，《校正》亦能补《晋志》叙事之缺。当然，若期《晋志》尽载典午一朝政区沿革，事无巨细，皆详于史册之中，此自可不必。然按《晋志》体例，亦有当载而不载者。《晋志》兖州濮阳国不载燕县（第37页），《校注》据《晋志•潘岳传》、《左传》经文杜注、《舆地广记》以为太康四年当有燕县，《晋志》缺载；西晋青州有济南郡，领七县，而《晋志》不载，《校注》乃列此郡县于青州条下，再详考此郡县沿革（第135页）；《晋志》扬州广陵郡无凌、海西二县（第151页），《校注》据《宋志》，以为太康四年当有此二县，此亦为《晋志》失载；《晋志》交州交趾郡无封溪县，《校注》据《水经注》、《艺文类聚》所引《广志》等证太康四年有封溪县。《校注》中此类考辨文字皆精审不可易，在一定程度上已具有补志性质，非熟谙西晋政区沿革者不可为之。三孔氏《校注》通过校勘、注释，对《晋志》作了全面的整理和研究。这份研究的完成，不仅需要倾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更需要广博、深邃的学识修养。杭世骏在《道古堂集》卷八《李义山诗注序》中言注书之难曰：诠释之学，较古昔作者尤难，语必溯源，一也；事必数典，二也；学必贯三才而穷七略，三也。孔氏《校注》也基本达到了杭世骏所说的这三项注书标准。作为当代学者对古籍的校理，作者相当重视学界对相关问题已有成果的总结和回顾。如第2页，《晋志》“序”述郡县初始，涉及到秦郡问题。此问题甚大，成果亦颇多，《校注》在注释时自不必枝蔓旁骛，自行解释，乃梳理前人对此问题的认识，整理出脉络，读者可按图索骥，求得详解；同页又有涉及汉三辅问题，《校注》唯点破此问题纷纭之结症乃“官地二重性”，指明学术路径；又如西汉刺史问题，《校注》概举出顾颉刚、谭其骧对此问题的往复讨论及辛德勇的新作。如此要言不烦，既使读者明了此类问题研究历程，又给出了学界的最新成绩。当然，对一些难于解决，尚待深究的问题，《校注》也不强为之解，而是直言不讳地向读者提出。如第15页注③提出：“《汉志》、《续汉志》、《宋志》、《后魏志》皆于郡级政区下详列户、口，而《晋志》只列口不列户，是否唐初史臣所见原始资料即是如此，其原始资料是否与西晋户调制有关，值得深究。”于是读者在研读《校注》之时，亦能受到启发，使一些悬而不决的疑问进入到更多人的视野。校注之难的一个方面在于操作中需广征博引来纠正谬误，疏通史文。《校注》在搜寻史料上尤为出色，除了在书后“参考文献”一栏中所列诸正史、总志外，作者还搜检了大量的文集、方志和出土文献。如注扬州新安郡所用《淳熙严州图经》（第193页），释临海郡宁海县所用《嘉定赤城志》、《宝庆四明志》（第194页）皆是宋代方志；又如注青州城阳郡黔陬县乃用《太康八年八月砖铭》（第140页）；注并州西河国介休县乃用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志（第84页）；注扬州丹杨郡用吴铅券（第182页）；注荆州桂阳郡（第171页）、湘东郡利阳县（第173页）用苏仙桥晋简；注广州宁浦郡连道县用长沙走马楼吴简（第216）。这些零星史料虽吉羽片光，但搜寻爬梳以为己用却绝非易事。由此想到，在中古史地研究中，传世文献规模有限，难有大的突破，而地下史料愈发为文史研究者资用，我们应当更新对史料的认识，扩大对史料的搜寻范围。如秦封泥的史学研究价值今天已为学人熟知。上海博物馆藏有大量中古时代的印章，其中就有不少太守、国相、令、长的官符印信，皆刻有郡县之名，此于中古政区地理研究大有裨益。 诸如此类史料的利用，学人不可不加以关注。需要强调的是，也正由于《校注》需要广泛地征引各类文献典籍，客观上也就对搜寻史料的范围和效率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作者在“后记”中提到了电子检索技术对文史研究带来的操作上的益处。笔者也认同这种看法，如果没有检索技术的进步，要想在短短数年之内，穷尽相关四部典籍，对《晋志》作如此周密的校注，几乎是难以想象的。虽然笔者也赞同孔氏所言，电子检索只能作为辅助手段，作为“用”而不是“体”存在于文史研究之中，但学人应当明白，操作技术的革新往往会带动操作理念的革新。 对古籍作校注，历来学者以为难事。其难就在于作校注者不易对古籍所载诸项皆有精深的理解。又，综理一书，千回万转，亦难面面俱到，《校注》亦不免白璧微瑕。笔者不揣浅薄，在文末就《校注》中几点不明之处，略陈拙见，求教于方家，以供商榷：《晋志》司州河南郡洛阳条小注曰：“置尉五部。三市。”《校注》曰：“中华本标点为‘置尉。五部、三市。’今检《文献》卷十六潘安《闲居赋》‘其西则有元戎禁营，玄幙绿徽’条李善注引陆机《洛阳记》：‘五营校尉，前后左右将军府，皆在城中。’则‘置尉五部’乃是‘五营校尉’之意，不当点破，中华本误。”然查《通典》卷三三《职官典一五》“尉”：“汉诸县皆有。（长安有四尉，分为左右部）后汉令、长、国相皆有尉。大县二人，小县一人，主盗贼，案察奸宄，署诸曹掾史。边县有障塞尉，掌禁备羌夷犯塞。（洛阳有四尉，东南西北四部，曹公为北部尉是也）魏因之。晋洛阳、建康皆置六部尉。”《晋书•职官志》所载亦与此合。则《晋志》所言“置尉五部”或为“置尉六部”之讹。尉为县佐，以部为单位。西晋洛阳诸部尉乃承旧制而来，非司马氏创制，李善注引之“五营校尉”乃是禁卫军职，与洛阳县无涉。此外，《校注》在行文中亦偶有笔误或排印误处。如第23页注③第4行“今县冬北八十里”，“冬北”似当作“东北”；第24页注④第4行“今遍检诸志未及《晋书》”，“未”似为衍文；第47页注②第3行“十架斋养新录”，“架”当作“驾”。然瑕不掩瑜，《校注》对《晋志》的整理注释使得学界对《晋志》的研究有了一个较高的平台，魏晋政区地理研究由此也跨入了新的层次。 -
胡門問學錄——《晋书地理志校注》後記孔祥军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b67d870100z519.html三年博士生攻讀生涯算是走到了盡頭，拋開其他方面的計較，總算是一路順利的，記得三年前的這個時候，我曾經被動的寫了一篇《甲申學記》來總結三年碩士生活，於是感到也有必要寫上一點類似總結的東西來紀念逝去的三年韶華。碩士階段我遇到了錢穆先生，奉讀錢先生的大作，是人生極高層次的精神享受，瞬間領悟的震撼往往會持續而經久的影響着我。錢穆先生在學術上將我引領到一個高峰，使我初步具備了鳥瞰寰宇的胸懷和勇氣。又在我面前將國史的瑰麗展現無疑，以至於使我絲毫不去顧及其他方面，毅然從中文系轉到歷史系，經過王老師的極力推薦，最終居然成功了，若是沒有王永平老師的幫助，我或許根本不會走上史學這條路，誇張點說這是人生理想付諸現實的一次奇跡。來到南大是我的幸運，拜入胡門是幸運之中的幸運，胡師之于我的意義是很難用言語表達出來的，這絕對不是感謝老師的慣例使然，我也沒有必要故作此態，這純粹是發自內心的嘆服和感激。此前我的讀書狀態是一條腿跟着錢穆先生走，一條腿踏着典籍走，完全是一種自學狀態，雖然打下了一些基礎，閱讀了大量文獻，也寫出了幾篇較為滿意的學術文章，但是總體來看完全是游離於學術之外的，缺少正規化的學術訓練。剛剛來到南大的時候，我仍然沒有做好心理準備，很多事情頗不習慣，但是我還是堅持了下來。然而最大的壓力卻來自胡師，第一學期胡師給我們開設了中國歷史地理研究專題這門課，開課伊始，胡師即明言課程的開設方法和具體要求，其中最為核心的部分就是我們每個人在每個星期都要針對下個星期所討論的歷史地理的一個分支領域寫出一篇小論文，換句話說就是每個星期寫一篇論文，而且是特定方面的。沒有切身體會的人，是很難感覺到這服“猛藥”的刺激力量，毫不誇張的說，我常常是輾轉反側、無法入眠，一方面要考慮讀哪些書；另一方面要設想寫什麼論文。當時我還沒有配備手提電腦，可以想像，一周的時間，我既要讀書，又要尋找問題和突破點，又要到系里輸入，寫成文章，飽受磨難、精疲力竭，最後勉勉強強完成任務。然而，經過了這種“擠壓”，我不但基本上瞭解了歷史地理學方方面面的大體面貌，而且培養了我思考問題的能力和解決問題的手段，更為重要的訓練了我快速寫作的水準，雖然我也崇尚十年磨一劒的精神，但是目前的環境要求我們必須儘早儘快的出成果，而文科成果主要反映在文章和專著上面，我後來發表的一系列論文幾乎都是這個階段的課堂作業，這其中甚至包括了發表了重要刊物《歷史地理》的文章。這種培養博士的手法，真的是前所未聞，相對於目前甚囂塵上的“放羊”式指導可謂空谷足音了。然而其效果之明顯，很快就得到了證實，於此也可見胡師的苦心孤詣。這段時間，我沒有形成自己比較獨特的讀書思路和研究手法，主要還是以胡師開出的參考文獻為閱讀依據，而每次作業所揭示和嘗試解決的問題，都是很零散的。不過在諸多的歷史地理學分支中，我卻漸漸發現自己對政區沿革有濃厚的興趣。記得當時胡師提到《魏書•地形志》到目前為止，仍然沒有人對其進行深入研究，我便大感有文章可作，於是在細讀《魏志》的基礎上，按照自己的方法把《魏志》所載諸縣重新排比，發現中華本《魏志》的點校者似乎沒有讀懂魏收的書法，犯了兩大類型共五十七處錯誤，後來撰寫成文發表在《南京曉莊學院學報》上。這極大的激發了我研究《魏志》的興趣和熱情，此後我便以《魏志》為基礎將北魏州郡沿革考列成表並作為當年的課程作業。在那年的春節前，我向胡師表達了我想仿照周振鶴先生《西漢政區地理》來研究《魏志》的想法，並進而仿照胡師《魏晉文學地理》來研究北朝文學與地理的關係。當時我提出這一設想的時候是躊躇滿志的，沒有料到胡師並不贊成，他的理由是對北朝不熟悉，我覺得這反映了胡師不僅謙虛而且嚴謹。後來胡師提議，我從《漢書•地理志》逐部研究到兩唐書《地理志》，寫出一系列論文，最終以論文集的形式作為博士學位論文。當時我也接受了，因為實際上我已經寫出了若干篇，算是有了一點點基礎，最後應該可以完成要求。不久後，胡師發來一封郵件，明確提出建議我把博士論文的題目定位在“三國兩晉政區地理研究”上，並且告訴我這是周振鶴先生主持的一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和社科基金的一部分，最終成果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當時我真的很激動，非常感激胡師為學生考慮問題的周到，此後我便停止了“漢唐地理志研究”全面轉向“三國兩晉政區研究”。線性發展的學術道路和時間並肩而前，第二學期胡師為我們開設了魏晉南北朝歷史與文化這門課。這次胡師沒有再大強度的要求我們，只提出了兩個目標：每個人挑選一個史學大家和一部典籍寫出報告。史學大家我最熟悉的當然是錢穆先生，但是錢先生是通人，對於魏晉南北朝史沒有十分突出的成果。陳寅恪當然是首選，田余慶、唐長孺、周一良等諸位先生也是不錯的人選，不過在這幾位當中我個人卻最為推崇田先生，《東晉門閥政治》前後讀過三遍，佩服得無以復加，太佩服了反而寫不出什麼東西來了。陳寅恪的很多看法太過主觀，一竿子捅到底，岑仲勉先生就直接在著作中對其提出了批評。唐先生的論文我不是太讀的懂，讀了後大腦昏昏沉沉，周先生的論文也不是很多，劄記倒是不少，也沒有法子來寫。所以我選擇了錢穆先生的高足嚴耕望先生作為研究對象，一方面嚴先生的著作大陸很少能夠見到，更不要說是史學思想的研究，另一方面錢、嚴二位先生有學術繼承的關係，這對我更加深入瞭解錢先生的學術思想也有很大幫助。於是，整個一個學期我都以嚴耕望先生的著作為伴，最後寫出來一篇《嚴耕望先生史學述略稿》，後來發表在香港《人文》上。對於典籍，我本來想選《世說新語》，因為我的碩士論文就是研究《世說新語》，但被智武師兄選了，胡師看我對佛教史比較熟悉，就讓我談談佛教文獻和道教文獻。我對佛教史的研究主要來自錢穆先生《中國史學名著》的啟發，錢穆先生提出魏晉南北朝除了正史外最值得重視的三部史學著作是：《世說新語》、《高僧傳》、《水經注》。於是我在碩士的時候就全力研究了這三部書，《世說》不談，我在《水經注》上也下了功夫，用大典本和殿本仔細對校過，發現戴震真的在撒謊，他根本沒有看過大典本，胡適還替他開脫，真是掩耳盜鈴的愚蠢舉動。對於《高僧傳》我是反反復復、來來回回的閱讀，在我的中華湯用彤點校本《高僧傳》上面佈滿了各種顏色、各種形狀的標號，雖然我只寫出了一篇《高僧傳弘法起信考》，但是我對早期佛教史的很多問題都有了基本的看法，也收集了相關材料，以待日後再加深入。為準備那次報告，我再一次對道藏和佛藏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資訊收集，這自然有助於我保持開闊的視野。在進行這些工作的同時，我開始標點《三國志》及裴注。原先的想法完全是為學位論文收集史料做準備，但是後來我漸漸發現其意義實在是非常重大，我個人的治學思路也由此確立。在標點過程中，我逐漸發現了一些值得深入的問題，因為是第一遍標點，我還沒有做好記錄和思考的準備，等到我進行第二遍標點的時候，我便有意識的將那些我認為值得注意的問題全部標識記錄下來，最後匯總在一處，加以排比和深入研究，最終形成一篇學術論文。而這第二遍標點卻是在新疆完成的，我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想到自己會去新疆。新疆之行，於我而言，可謂痛苦大過愉悅，失去大過收穫，唯一值得提出的是我的教學，自己設計的教學方式，得到了學生的認同，獲得了來自學生的空前肯定和讚揚，舉個例子，在我們離開新疆伊犁師院的那個漆黑清晨，我的學生幾乎全部自發來送我，而其他四位支教老師則無一有此待遇，我覺得有這樣的學生，我犧牲什麼都值得了。回到家中後，又經歷了一系列事情，但是我還是堅持全力撰寫學位論文，每日坐在手提前面，周遭圍繞着各種典籍和文獻，這樣的日子持續了幾個月。於是，我在開題報告之前就完成了三國政區諸州郡縣沿革考二十六萬字，這構成了我學位論文的主體部分。此後將全副的精神投入到《三國志》及裴注的第三次標點，又發現了若干問題，寫出了一篇論文，幾篇劄記。去年的夏天不是很炎熱，這是一段相對集中的時間，我又完成了西晉諸州郡縣沿革考證十三萬字，而東晉部分因為涉及到僑州郡縣的問題，太過復雜，胡師的絕學我沒有勇氣接觸，所以就截止到此，不復繼續政區沿革的考證。秋季再次來到的時候，我開始繪製三國政區圖，在父親的大力幫助下，我終於完成了這一極為復雜的工作，使得學位論文的考、表、圖、論四個部分，大體皆備了。與此同時，為了將歷史地理特別是歷史沿革地理的基礎夯實，我又重新閱讀了漢唐正史地理志，並且有意識的寫出了一系列論文，基本上完成了胡師為我構想的第一個論文寫作計劃。丁亥年的春天來的比較遲，一如我們的求職境況一樣，好消息遲遲未見，我奔波於兗、豫之間，讀書思考基本上是停止了，很快又投入到了準備答辯的忙忙碌碌當中，答辯結束後，又是忙於各種材料表格的填寫，各種公章的加盖，三年攻讀生涯的尾聲很短促，但看不見精彩。前面的自述勉強算是編年體，但對於學記總是有些不足，不妨也來個紀事本末體，可以更加突出主題。在這三年中我對學術問題的思考是很多的，也比較分散，集中來說，大體有以下幾點。學與思的關係，孔子老早就說的很清楚了，但是我們往往太重視學，很少對思考傾注比較大的熱情。記得我崇敬的顧農先生曾經給我說過一個事例，大概如是：外國的某個大學的某教授，讓他的學生匯報自己的學習情況，甲說我整天埋頭做實驗，乙說我整天看資料分析，丙說我上午看資料，下午做實驗，整個晚上思考，教授對甲乙說你們完了。當時我不明白這是為什麼，這三年中我時時提醒自己要思考要思考，一躺到床上，我就會思考，思考什麼呢，學術問題的方方面面。實際效果是很好的，很多文章的構思直接來源於此，所以我將其列為第一點。古代文史之學至為發達，再經過民國以來諸多大家學者的深入研究，已經是非常成熟的學科了，以至於有人認為幾乎沒有什麼新的領域和空白留下。我個人的淺見認為這個說法是不對的，文史浩瀚無邊，莫說新領域和空白，就是前人已經研究過，甚至深入研究過的領域，也不見得沒有研究空間。顧農先生曾經對我提到過老北大的治學傳統，就是別人認為不要研究的領域，我偏偏要迎難而上，詩經、楚辭、文選、文心、杜詩、韓文，多少人研究過，但是仍然可以繼續研究，只不過是努力將研究推進到新的高度罷了。這對我的影響也很大，所以我立志瞄準正史，爭取將基點建立於此。正史大家都讀，各有巧妙不同。我的做法是，選定一部正史，反反復復來讀，第一遍讀熟悉大體情況，第二遍嘗試發現若干有待深入的問題，第三遍將若干問題的相關史料悉數輯出，第四遍、第五遍繼續第二遍第三遍的過程，如此循環往復，不僅對本朝史事做到爛熟於心，有了大體全面的眼界，有了根本的基點，而且可以發現很多前人未曾討論或是語焉不詳的問題，從而寫出一系列論文。實際上蘇軾很早便這樣辦了，就是所謂的“八面玲瓏”法，每次讀都關注事物的一個方面，在這點上我算是和古人相會了一回。具體到實踐，就是我對《三國志》及裴注的反復標點，我用的是盧弼《三國志集解》本，這個本子沒有點校本，正好為我所用，我的想法是來回標點十遍，最終以《十讀三國志》為序，寫出一本《三國史考實》。今日研究文史之學，我們應該慶幸科技的發達。其中對文史研究最為重要的莫過於檢索技術了，很多老先生不能接受電子技術，是因為他們似乎沒有真正體會到科技的巨大力量。而我卻確確實實的感受到了來自檢索科技的好處，若是沒有以四庫全書為中心的大型檢索版電子古籍出現，我要在短短一年多時間內，完成三國諸州郡縣沿革考和西晉諸州郡縣沿革考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要達到現在的水準，保守估計大概需要五年左右的時間。所以我一直非常關注電子古籍文獻的動態，合理有效的利用電子手段是今日我們可以超過前人研究的重要輔助之一。不過這只是輔助而已，真正根本的工作還是閱讀主要文獻，這是必須清醒認識的。民國一代學人將把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結合研究的做法看作是所謂的“預流”。我的看法是既要有所為，也要有所不為；既要獨立，又要預流。先說後者，今日的預流是對域外漢學的關注，隨著國家力量的激增，我國第一流的學者已經將目光轉向了周遭，這方面南大是走在最前面的，而其核心機構便是高研院的域外漢籍研究所，由著名學者張伯偉先生主持，研究陣地為中華書局出版的《域外漢籍研究輯刊》。一次逛書店時，我偶然翻到《輯刊》，立刻為其博大的氣魄所感染，便針對其辦刊宗旨，自己構思了一篇文章，經過了艱苦的對校工作，我最終完成了《日本國宮內廳書陵部藏殘宋本<太平寰宇記>校考》這篇文章，承蒙張老師不棄，慨允刊佈。此後我又參加了漢籍所的一次學術沙龍，得到了很多啟發，域外漢學領域我會一直關注下去。再言後者，目前大陸的經學研究可謂已經跌落到了谷底，除了清華大學歷史系彭林先生主持的經學研究所外，幾乎沒有專門的研究機構，而台島的“中研院”卻有一個文哲研究所專門從事經學和文學研究，其經學研究的聲勢非常大，儼然是經學研究的核心基地所在。作為一個大陸學子，對此不平衡的局面，我至為擔憂，因為經學已經無法納入到我們現在的學科體系，大陸的經學研究傳統只在中文系的語言專業有稍稍的保留，然而這是訓詁之學，與經學相去甚遠，非為一事。此前我受錢穆先生的影響也較為深入的閱讀過經學著作，並且還寫了一篇《駁楊伯駿孔子不作春秋說》，即將刊發在《中國經學》第三輯，這對我也是一種激勵，所以我有意對經學研究做出點貢獻，初步打算做經解提要，具體工作尚未展開，這在目前的學界算是特立獨行了，但我想若是真正能夠走下去一定會有所收穫。歲在丁亥，是以為記。附記：此篇學記寫於2007年4月26日，當時蝸居南大陶園宿舍，各種情緒交織於胸，字里行間多有輕狂不妥之處，但是卻反映了真實的想法，故而不作改動，知我何求，罪我無怨。
精彩短评 (总计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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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没有别的人给《晋书·地理志》作注，连安徽教育社那套历代地理志集注的书都忽略了这一篇，基本上结合同时期其余史料元典注释而成，浅显易懂，算不上精湛，但也不失中正。 -
入门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