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书评

十九世纪的超人：他们比别人高出一头

博尔赫斯在赞颂能自由出入于阴阳两界的神秘人物斯维登堡时曾留下了如下诗句，“那人比别人高出一头，在芸芸众生中间行走。”，这句诗用来形容托马斯·曼的《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及《歌德与托尔斯泰》里的每一个人物都不过份，他们仿佛一座座高山，即使过了这么多年，他们还一直被仰止，但从未被超越。在我看来，托马斯·曼的《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及《歌德与托尔斯泰》完全可以合而为一而统称为《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托马斯这里所称的“十九世纪”是广义意义上的“十九世纪”，这些人物，无论是不是出生或者死于十九世纪，他们都对十九世纪及后世的人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两本书没有合成一本书，只是因为合起来会太厚，每本书都400多页，三十多万之巨，而其中谈到的任何一个人物，即使单独用几十万、几百万言来为他们树牌立传都远远不够。作为一个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同乡前辈们自然是他的关注对象，他关注的每个人，歌德、席勒、叔本华、瓦格纳、尼采、费洛伊德等，每个人都是德国贡献给人类的一座座丰碑，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他对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塞万提斯致于深深的敬意。二战以后，面对欧洲大地的满目疮痍，人们常常会问到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一个产生歌德、席勒、叔本华、瓦格纳、尼采、费洛伊德的德国，会被一个小丑式的失意的画家希特勒所主宰，其实，正如许多人所观察到的，正是尼采的“超人”、“权力意志”为纳粹的种族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叔本华、尼采、费洛伊德是一脉相承的，没有叔本华的“意志”哲学，就不会有尼采的“超人”理论，没有尼采的“超人”理论，就不会有费洛伊德的“自我、本我、越我”。关于超人，尼采曾这样描绘：“剔除人类的多余奢侈，从中一个更强的品种，一个更高的类型脱颖而出，这个类型有种不同于平庸者的另外一些产生条件和保存条件。”，而关于战争，他也发出过这样的声音：“如果人们放弃了战争，人们就放弃了伟大的生命。”，但在托马斯·曼看来，人们把尼采视为法西斯主义的先驱、创始者和思想吹手是颠倒了因果关系，显然是不公平的，他认为，是法西斯主义造就了尼采而不是相反，尼采“从根本上说是远离政治、清白无辜、纯精神性的，他作为最敏感的表达和记载工具，从其权力哲学命题预先感觉到了不断上升的帝国主义和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西方法西斯主义的时代。”，说到底，尼采不必为二战的爆发负责，就象爱因斯担的质能方程不必为广岛上空原子弹的爆炸负责一样。无论《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及《歌德与托尔斯泰》里提及的每个位大师都可以称得上““从根本上说是远离政治、清白无辜、纯精神性的”，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所创造的对于人类才有永恒的价值。而关于一个作家不必为他的作品的道德后果负责，没有人比歌德说得更清楚的了：“一部艺术作品也可能有道德的后果，然而要求艺术家遵循道德的意向和目的，这就是败坏他的行当。我从事作为作家的职业从不问，我如何有益于整体，我始终追求的只是使我本身更富于理智、更善良，提高我自己的人格内涵，永远只表达我所认识到的善与真的东西。”在《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及《歌德与托尔斯泰》提及的每一个大师都是托马斯·曼的挚爱，但歌德无疑是他的最爱，在这两本书里，涉及歌德的篇幅就差不多占了一半，而在论及其他的人物时，也还是忘不了赞美歌德几句，他对歌德的溢美之辞随处可拾，比如他在《歌德作为作家的生涯》里说：“他是至高的伟人，他以最幸运的方式，以一种也许从不曾有过的方式将魔力和温文尔雅在自己身上合而为一，正是魔力和温文尔雅的这种整合使他成为人类的宠儿。”爱默生在谈及歌德的《浮士德》时赞叹不已，他说：“神奇的东西是其中的巨大智慧，此人的理智是一种如此高效的溶解剂，既往的和当今的时代及其宗教和思维方式都在其中溶解，成为原型和理念。”虽然托马斯·曼把最高的赞美给了歌德，但对他的复杂性和多重性格也并不避讳，比如他提及他的冷漠，他的不可琢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某些独裁。关于歌德的评论，他的好友席勒，虽然一辈子对歌德充满了敬意和感激，但还是感觉一点也不了解歌德的内心世界，他骂歌德是利己主义者，说他是一个矜持、高傲的美人，人们对这个美人必须“装成一个小孩”，是完完全全的“求婚者”。就象在赞美歌德的同时并不避讳他的复杂性一样，托马斯·曼在对另外一位巨人托尔斯泰在赞叹他的伟大之后也并不避讳他复杂的一面，他说托尔斯泰直至晚年，都有一种动物性的傲慢，他的身上缺乏晚年歌德的“自尊、适度和体面的克制”，而关于年轻时代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虽然承认他自己连给托尔斯泰解鞋带都不配，但托尔斯泰的做作也同时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他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动作是自然的，他一直装模作样，这让我谜一般地费解，一个如此聪明的人怎么会对他愚蠢的伯爵头衔怀人孩子般的自豪感呢？”，屠格涅夫最后的结论是：他除了自己不可能爱任何人。托马斯·曼在论及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时说：“列文坚强而畏怯，执拗而多疑，其才华横溢，浑然天成，却又具有一种奇怪的反逻辑，而且曲高和寡，孤立无助。他深信，规矩、正直、严肃真实对于人而言只有在孤独之中，在沉默的自我存在之中才能达到，一切社会生活将会将人变成饶舌者、说谎者和傻子。”这差不多就是托尔斯泰本人的真实写照。托马斯·曼的《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及《歌德与托尔斯泰》里，除了那些为中国读者所耳熟能详的大师们的名字和论著，还包括一些中国读者不怎么熟悉的作家的名字和论著，他们是沙米索、克莱斯特、普拉滕、冯塔纳，其中普拉滕曾写下一首这样的短诗：悄然一个个将亡灵排列起来的每一本书继续以它沉静的方式穿行于不可揣度的时空穿行于不尽时空的每一本书以及它们所蕴涵的思想正是托马斯·曼的《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及《歌德与托尔斯泰》里提到的那些大师所能留给我们的，至于他们的功过自然是由后人评说，无论他们有怎样的瑕疵，一点也不影响他们的伟大。 ==============发表于2013年8月3日《晶报•深港书评》http://jb.sznews.com/html/2013-08/03/content_2575553.htm

并非耽美的托马斯·曼

摘在新京报书评人 卢德坤　　“按照今天的一切情况，我认为，有思想的人，即文化人，傲慢地蔑视社会领域，即政治社会领域，这种态度是错误的、违背生活的。政治的和社会的领域亦是人道的领域。”　　1922年10月，托马斯·曼在柏林发表题为《论德意志共和国》的演讲，说了上面这段颇昂扬的话。此后，托马斯·曼多次重提这个话题，比如，1937年，在苏黎世发表的演讲《瓦格纳与〈尼伯龙根的指环〉》中，他说可将这种蔑视视为“真空、缺陷和停歇”，自然是要不得的。虽然不断发出这种疾呼，但托马斯·曼，仍往往被视为与现实脱节的作家。文论集《歌德与托尔斯泰》《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中译者朱雁冰提到，1975年，德国某电台访问多位作家，征询他们对托马斯·曼的意见，回复多数是否定性的。一位女作家说，托马斯·曼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等重大事件，但他将这些经历干干净净地排除在了作品之外。这种说法，很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诚然，托马斯·曼的小说作品没直接写到世界大战，但是——不知道这位女作家是无知还是无视——你能说《马里奥和魔术师》、《绿蒂在魏玛》不是对大战期间德国社会政治领域云谲波诡的反映吗？小说之外，托马斯·曼的文论作品对法西斯主义的直接批判还少吗？莫非这些作品，就不算作品？此一问题，美国批评家雷纳·韦勒克有一个不错的总结：“托马斯·曼可以充当反映文学批评与政治动乱互为依存现象的一位代表人物。”　　还有一种更肤浅的看法：托马斯·曼只是一名唯美主义者，《死于威尼斯》是一部供意淫的“耽美小说”——阿申巴赫不是说“美，只有美才是神圣的”吗？或许，托马斯·曼曾经真的如此认为，但后来，他改变了看法。发表于1947年的《我们的经验体认的尼采哲学》中，他说，自由的人要走出唯美主义时代，进入道德的和社会的时代。在另一处论及尼采的地方，他还说：“我们已经有机会认识到恶的一切渺小性，现在已感到，要敢于公开站出来保卫善，或者不为真理、自由、正义这类平凡的概念和观点而感到害臊，单单成为唯美主义者还是不够的。”“耽美”，是一种病，延续至今，我们这个时代，“耽美者”何其多。对他们来说，有美可耽，窗外刮什么风下什么雨，重要吗？这些“耽美者”，需要读一读托马斯·曼。　　托马斯·曼文论中有几个关键词：民族性、自传、教育——这或许是托马斯·曼所有著作的关键词。歌德，是托马斯·曼整个作家生涯中的伴侣，是他的“不可动摇的镜子”（托马斯·曼传记作者之一克·施勒特尔语）。在托马斯·曼看来，歌德是最能代表德意志民族的巨人：既是“自然之子”，又是“市民时代代表”。全世界范围内，大概只能找出托尔斯泰差堪比拟。歌德只用自传性材料创作，从不凭空杜撰。他的鸿篇巨制，教育了德意志民众。　　且慢，讲求秩序的“市民时代代表”怎么又是“自然之子”呢？最能代表德意志民族的伟人，为何大力赞扬拿破仑？德意志民族性的本质，在于蔑视政治、社会，代表人歌德是否真的如此？集子里的单篇论述如《歌德与托尔斯泰》，常有这样一目了然的矛盾，硬被扭在了一起，无法令人信服。托马斯·曼老拿他以为的德意志民族性本质说事，也很让人厌烦。　　所幸，文集《歌德与托尔斯泰》收有五篇论述歌德的文章，不必一篇定性。从发表于1922年的《歌德与托尔斯泰》，到发表于1948年的《关于歌德的幻想——为一个美国版英译歌德作品选写的序》，可以看出，托马斯·曼的观点一直是发展的，他笔下的歌德，终究是关注社会的，政治的，战斗的。在同胞面前，歌德一直保持矜持、讥讽、彬彬有礼但冷漠的态度，那是因为“他鄙视大吹大擂的、条顿式假爱国主义者。他从他同时代的那些普鲁士型民族主义分子的活动中嗅到了一种难闻的、危险的味道，那种沙文主义的偏见和侵略性。他对偏激的民族主义分子帕索夫说：‘单有纯洁和善良的信念是不够的，必须预见到自己行事的后果。您的所作所为使我充满忧虑，因为它们现在虽然显得高尚、无害、然而有朝一日却会把德国人引上卑鄙无耻、胡作非为的道路……’”　　歌德的战斗方式，正是托马斯·曼的战斗方式。在《歌德——市民时代的代表》一文中，托马斯·曼说，他觉得自己像歌德，他只能从一种家族相似性的角度讲歌德。他讲歌德，讲的其实是他自己。这两本文论，照出托马斯·曼不同人生阶段的不同看法。综合起来看，很像是一部“教育小说”：一开始，年轻的、轻信的、动不动就要赞美“美”的托马斯·曼，终究变得沉稳、务实了。　　美学上，托马斯·曼是一个杂食者，兼容并蓄者。克·施勒特尔有一个说法值得一提，他说，承认互不相容的东西是人道主义的准则。而人道主义，正是托马斯·曼最重要的战斗武器。在这里，美学与政治融在了一起。

规划

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