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不住的“关怀”（增订版）》书评

杨奎松：让学术批评回归学术，对史清“质疑”一文的公开回应

让学术批评回归学术——对史清“质疑”一文的公开回应杨奎松　　因人在海外，旅行并会议中，偶然从朋友处得知“史清”在网上公开质疑的文字，过目后马上通过新浪微博首先表明态度：接受批评并诚恳致歉。我的《忍不住的“关怀”》一书中存在的问题，第一批书印出后即已发现，并紧急修订做过二度印刷。此后，无论是读者来信，还是“史清”的文章（下称史文）又都提到了一些还需修订的问题，故我已托朋友在国内帮我核对原件，以便乘机做出更彻底的修订。　　学术批评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也是学术进步的一个重要条件。作为近代史学界同行，史文中许多考据和批评，都显示出学术研究的相当功力和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能够得到如此细致的挑错、批评和质疑，在我其实是非常值得庆幸的事。虽然，史文中提到或没提到的多数问题，如错字漏字、页码不准、时间换算不当等等，实属研究过程中不该出现的较低级的错误，但问题既然出了，批评和挨批评就都是理所当然的。对此，我口服心服，不想做任何辩解。　　让人遗憾的是，史文作者这次表现出来的态度和做法不是学术式的，而是化名到网上注册躲在暗中发难。印象中这种批评方式，在近代史学界还是前所未见的。我不得不怀疑，史文作者并不是想要在学术范围内讨论问题。　　比如，史文一方面肯定地说，他们举出的错讹，都是一些技术性的“硬伤”，或“无伤大雅”；一方面却满篇使用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大批判字眼儿，说我“改动引文”、“颠倒原义”、“随意杜撰”、“乱编注释”、“混淆史实”、“移花接木”、“断章取义”、“偷换主语”、“偷梁换柱”、“糊弄读者”、“张冠李戴”……等等；甚至借助虚拟语气说什么“极不愿意看到杨教授一步步堕落为在学言商的文化大亨”云云，暗示我已在“堕落”。为耸动听闻，乱扣帽子指责、批判不说，一面把同一条引文和注释弄成两三条、三四条问题，以凑满所谓“百处硬伤”，一面还告诫读者说：他们不过只核查了全书的40%，故“百条硬伤”“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这样一种态度和做法，怕是已经超出学术批评和学术讨论的范围太远了。　　坦率地说，要不要公开回应史文，我一直有些犹豫，因为这无疑不属于学术行为。但是，考虑到史文等于在近代史学界开了一个躲在暗处不负责任地抨击自己不喜欢的研究同仁的先例，一旦形成风气，后果实难设想。故公开回应虽然不那么学术，至少能够让读者知道我个人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对阻止这一做法漫延可能也不无好处。因此，我还是决定要做一些解释性的情况说明和反驳。　　一　　我这里首先要解释的一点，是史文关于我“改动引文”的指责。研究成果中，包括在引用文献时，会出现个别错讹或谓“硬伤”，在所难免。图书出版对技术性错误也规定可以有万分之几的幅度。但这种错讹或硬伤，绝对不能是抄袭，不能是出于某种目的，故意为之。因此，引文出现差错可以，作者有意改动引文，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史文作者非常清楚这里面的分界线在哪里，却把我的错、漏、衍问题，上纲上线到有意识地“改动引文”的高度上去了。文中所举的“百条硬伤”里面，直接被指为“改动引文”者，就占到了20%还多。　　那么，我有意“改动”的究竟是一些什么内容，有什么目的呢？　　为了避免这篇回应太长，我仅依史文的序号顺序列出几个问题点，有关“改动”内容也不复原文一一抄录了：　　9. 说我把张东荪所称想要在重庆《再生》杂志“登出”一篇文章，改成了要“注销”一篇文章。　　12. 说我“改动”张东荪引文里的用语，把“心理与行为”“改”成了“心里与行动”；把“说说即算数”“改”成了“说话算数”。　　14. 说我“改动”费孝通文章里的用词，如“进行”“改”成“行进”；“赶着粮队”“改”成“赶着的粮队”，等。　　19. 说我把张东荪讲“国营企业还不行”，“改”成“国营企业还行”。　　21. 说我把张东荪说的“这剂药”“改”成了“这个药”，把“高呼”“改”成了“欢呼”。　　27. 说我把张东荪讲“怀着痛苦的心情”“改”成了“怀着痛的心情”，把“认真的思考”“改”成了“认真思考”。　　43. 说我把中央文件中“外国通讯社的电稿一律不用”“改”成“外国通讯社的一律不用。”　　46. 说我把中央文件中的“报纸种数”“改”成“报纸总数”。　　48. 说我“改动”了报纸报道中糖商和大康药房经理的名或姓。　　49. 说我把王芸生讲“要发行，必须干”，“改”成“要改造，必须干”。　　67. 说我把“崇洋抑华”“改”成“崇洋仰华”。　　　　仅举以上十数例，唯一引文变动可能导致意思相反的，只有19一条，其他文字变动均不会改变引文的意思。既然并不影响意思，我又有什么理由要去“改动引文”呢？而且像27条，完整的引文已经在94页注释1中注出，108页约略提及只做简引，虽然简引中错了个别字，已有完整的引文在94页，我到108页去“改动引文”又有什么必要呢？　　直接引文肯定是最不应该出差错的，但对于研究现、当代政治、外交史的学者来说，这方面又恰恰是最容易出差错的。因为做现当代政治、外交史，资料来源主要是档案馆；对于多数档案馆，这一类重要档案很少能让复制带出，大家通常都是手抄或电脑打字抄录档案文字。抄录的档案，无论在中国，在外国，重新回到原档案馆复核档案文字的可能性极小，因此抄写过程中就需要仔细又仔细，否则一旦发生错误，再想去核对就太困难了。这种经验，对研究思想文化史的学者来说，怕是不容易体会到的。因为从事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学者所凭借的主要是公开出版的报刊书籍，这类资料基本上都在手边，复核起来要容易得多。我这次的问题主要也就在于，虽然这回做的是涉及文化史的研究，但还是习惯于将我看到的资料先大量摘抄下来，而写书时恰好人又在海外，更过分依赖了抄件。而最严重的疏忽是，回国后一忙没能逐条仔细对照报刊书籍认真核校，结果就在引文文字上出现了不少错漏的情况。像上述49条，“改造”错成了“发行”，熟悉五笔字型录入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打字选词时造成的错误。其他如80条“暗斗”误成“暗凌晨”；83条“皋陶”误成“举陶”等，包括这里多了一个“的”，那里少了一个“不”，甚至把“种”写成“总”，把“这剂”写成“这个”，对照手中抄件，都是抄录时打字太快造成的，肯定不是有意“改动引文”。　　　　 二　　其次要说明的是，史文的不少质疑，实际上只是大家对文献的理解与解读有所不同，也不存在我“随意杜撰”、“混淆史实”、“移花接木”、“断章取义”“偷梁换柱”之类的主观犯意。　　如10条，被史文批评的我的原话是：“虽然1936年他（指张东荪）评论中共‘八一宣言’，主张全国大合作的文章得到了刘少奇的重视和回应，但他抗战初期提出的国共合作、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学自由民主的主张，也曾受到中共内部的严厉批驳。”　　史文的批评是，中共中央批评国社党和张东荪的时间在1941年12月10日，故“可以看出，1941年中共中央‘严加警惕’的不是张东荪1936年的文章，而是抗战中期张东荪、汤芗铭等人提出的‘两党合作抗战纲领’……杨教授把1936年的事和1941年的事拼接起来，通过移花接木的手法，给读者造成错觉，好像‘中共内部’曾‘严厉批驳’过‘政治学自由民主的主张’，这是十分不严谨的。”　　对照这两段文字，我明明讲的是：张1936年曾经受到中共领导人一定的重视和肯定，抗战开始后他（和国社党）提出的一些主张后来受到中共批驳，何尝说过中共中央1941年指示是在批评张东荪1936年的那篇文章了？　　史文认定我“移花接木”，是因为我提供了一个1941年中共中央专门提到国社党的一项指示的出处。因为这个出处使用的文字里面没有具体讲到中共内部批评国社党建立在肯定国民党统治基础上的政治主张的问题，史文就认为中共内部只反对国社党在国共合作方面的主张，并不反对国社党在宪政民主问题上的观点。一来这一出处只是概括了原文献的部分内容，并非全文；二来我只提供一个参考资料的出处，也是因为只有这件资料是公开的，直接针对国社党且提到张东荪的。其他中共抗战开始前后批评到国社党党魁及其政治主张的其他文献资料，包括中共坚持自己意识形态和政治道路不动摇，不接受国民党及中间派的政治主张方面的文献资料，我所以没有列出，只是因为这本书不是研究中共史的，我对这类问题的处理方法是让读者知道大背景就好，因此多半点到为止。这种处理方法是不是最好，可以讨论，但说我这是故意“移花接木”、“给读者造成错觉”，就太过牵强了。　　如20条，我提到，张东荪当时主动公开写文章批评梁漱溟，其实也是借机在做自我批评，表明政治态度。我借用了张关于“我们看不惯于那些斗争偏差等等就是由于平素染深了唯心的想法”一句来做说明。史文认为：“张东荪的原意是站在知识分子内部批评梁漱溟那类知识分子”，“自我检讨的意味很少”。我们在这一点上是有不同看法的，说张东荪这里讲的“我们”不包括张东荪自己在内，即所谓张的“我们”里面不含“我”的意思，虽然有些奇怪，如果史文作者能解释出道理来，我也可以认同为一种看法。反过来，我认为张讲的“我们”一词里面包含有“我”的意思，根本就是一个常识性的理解，为什么就要被说成是“偷换主语，即把我们（知识分子群体）偷换成我（张东荪），误读了史料”，“改变了原义”呢？　　如31条，我把中共中央进城后对“反动”中外报刊通讯社“接收”和“没收”的办法合并说明，旨在强调其政策性质及效果的同一性，便于读者了解当时新闻政策的大环境大方向。史文认为必须区分“接收”与“没收”的不同，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还是认为，对国民党党政军团及民社、青年两党等“反动”组织的报刊通讯社连同一切设备与资财“应一律予以接收”，和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私人经营或以私人名义、社团名义经营的报刊通讯社连同一切设备与资财“应予没收”，性质和效果是一样的。当然，解释清楚“接收”主要是针对有公营背景的部门；“没收”主要是针对有私营机构，两者效果同一，但后者多少还要顾及一点法律的形式，或许会更好。但同上述涉及中共史内容的处理方法一样，我介绍这一情况只是为交待当时大环境大背景的主方向，因此我没有去具体分析交待“接收”与“没收”之间的细微差别。无论史文作者学术上认不认同我的概括，或写法上认为怎样更好，应该也和所谓“混淆史实，移花接木”挨不上关系吧。　　再如39条，我介绍了1949年占领上海等大城市后中共中央的新闻管制政策，史文作者只查了我注释中提到的一项电文，即认定我在“移花接木，断章取义”。史文说“杨教授所谓‘中央及各级政府随后明文规定’的几条实际是谭政、陶铸向中央请示的拟实行的对武汉市私营报纸的管制办法”，不属于中央已定政策指示。这就像史文在41条中否认新华总社指示第四条不具有指示意义一样，只能说明史文作者对中共历史缺乏基本了解。实际上，中共中央批转地方领导人的请示或报告给各地方领导部门，并进一步加以提示（包括新华总社下达指示介绍某地经验），就已经变成中央的指示意见，而不再只是个别地方的请示意见了。至于说谭政等电报中所谓“凡属中央及中共领袖之政策性文件著作，欢迎转载，但不得断章取义，窜改标题”，“有关中共及解放军政府之法令政策，各报社无解释之权”等，能不能概括为“任何中共中央文件、著作、法令、政策，各报社无解释之权，且‘不得增删改写’、‘断章取义’，而且连内中的标题也不能改动”，或许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是，史文只根据一条电报附件的内容，不顾我在注释中引述的其他文献和回忆，包括这里没有引用的，在文中却具体提及的诸多事例，就否认我的解读，且上纲上线到“移花接木，断章取义”，怕也有些过分了。　　再如54条，我谈到李纯青、王芸生商量把上海方面骨干人员尽量安排到北京办事处工作，避免过多地与新任党组书记即前天津《进步日报》负责人发生矛盾的情况。此一情况在后面的叙述中也有很多事例可以证明，1956-1957年间报社内部一系列人事矛盾均与这方面的情况有关，整风运动中许多编采人员的大小字报和发言等等，后面都有清楚的交待。读过全文者，不可能不了解津、沪两社人事纠葛一度多么复杂和严重。我在此处只用了李纯青回忆一条史料，加上“参见”两字，就是因为这时并不适宜把后面要交待的内容和资料都列举出来。不想这却会被史文作者说成是我“自知理据不足”，为“欲盖弥彰”，拿“参见”两字“来打擦边球”。至于我后面写了什么，史文则全不理会，只强调这条史料不足以说明问题，便得出结论，认定我“为了渲染津、沪两报社之间的人际纠葛，竟不惜夸张地解读史料”。　　类似这种问题，还可以举出若干。惟限于篇幅，这里不拟再依序重复列举和解释了。但还有一个例子似不能不举，即史文90条所称我“偷换主语，移动时空”的问题。这类批评还有几例，都涉及到当事人后来的说法是否可以借用到前面时空中去的问题。我认为在有大量同类史实印证的情况下是可以的，史文作者却认为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这一条我是在讲思想改造后期潘光旦的思想状况，借用了费孝通后来总结的两句话。原文是：“正如费孝通后来所说，潘光旦这时其实和大多数教授们一样，已经彻底相信‘思想非变不行’了，相信‘原罪’在身，非承担不可了。”　　这里直接引文中的话是费孝通改革开放后讲的，他在谈到文革经历时，曾提到：“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我们真的觉得思想非变不行，历史决定我们的。从金岳霖开始，他也觉得非变不行。……像冯友兰、金岳霖等人都承认思想非变不行，而且认为是原罪论（sin），这是历史给我们的，我们逃不出去的，非得把它承担下来。……是知识体系不行了，历史不是我们的了。这很厉害，很深。这个覆盖面很大，潘光旦也是这样，认为自己也不行的。”　　从上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出，史文作者批评我“偷换主语”，说费孝通的“这番话中所指的人并不一定包括潘光旦”，显然不成立，因为费讲得很清楚，潘光旦是包括在费孝通所讲的那个“我们”里面的。至于史文说费孝通这段话只是他们在文革中才有的感受，我就不认同了。从我描述的潘光旦及费孝通们的思想改造过程看，费孝通所讲的这段感受和认识，应该从1949年以来就逐渐形成了。尤其是他提到的冯友兰、金岳霖，都不是文革期间才认识到思想非变不可和才开始有原罪观念的。史文作者所以认定费所讲仅指文革，不过是因为提问者是就文革问题提出的这一话题，费只是在这个话题内回答罢了。机械地把费的这一感受看成是文革以来才有的，肯定是不妥的。　　　　三　　最后还需要举例的是史文只认为属于“硬伤”的诸如“自相矛盾”、“史实错误”之类的问题。这里面有些是建设性的，能够让我考虑在文字表述上如何处理得更合理、更到位，但不少还是值得或可以商榷的史实理解，甚或是文字解读方面的问题。　　如3条，我提到本书讨论的三人“不是什么高官显贵，甚至连共产党重要统战对象都算不上，因此难得官方重视。”史文作者注意到我接着介绍张东荪曾任民盟秘书长，中共建国后得到很高待遇，曾经被列入“国家领导人”之列；注意到我介绍王芸生由首届政协委员一直做到人大常委，到死都是政府团结统战的对外宣传形象，即认为我这是“自相矛盾”。其实，这只是我们的看法有异罢了。我介绍张东荪时，用“国家领导人”是打了引号的；介绍王芸生时，特别强调了他只是成为了政府团结统战的对外宣传形象。即使是潘光旦，一样也当过政府的文教委员会委员和政协委员等。但这并不等于他真的成为了什么高官显贵，成了中共高度重视的重要统战对象。比较那些大家熟悉的，文革中都未受冲击的重要统战对象，他们三人在我看来根本排不上号。　　如34条，我写道：“对天津的各报纸刊物，中共中央提出的处理办法是，‘可采取拖的办法，既不给予合法地位，亦不忙于封闭，而令其报告并从旁调查，待查明后再行决定’。”对天津益世、大公、新星三大报纸，中央则另有指示。史文批评我“史实不准确”，理由是说：“拖的办法”“只适用于天津除益世、大公、新星之外的……报纸”。比较我的原文，至少我没有看出史文的批评和我的介绍究竟有多大分歧。先讲中央对益世、大公、新星三大报的指示意见，然后再说中共中央对“除益世、大公、新星之外的……报纸”的指示意见，基于文件解读的角度是对的，但我的写法是着眼于新闻管制政策的形成及过程，因此我会倒过来先讲整体政策的选择与走向，而把中共中央对三大报的具体对策放在后面讲。　　如35条，我说明中共中央最初对天津总的报刊情况调查得尚不深入，包括对《新星报》的切实背景亦不是十分清楚，故前后指示口径曾有变化。如1949年1月17日指示说，“新星是李宗仁的报，应即封闭，只要证据充足，即应实行没收。”19日却调整了说法，称：“对《新星报》应搜集其确系国民党李宗仁机关报的证据宣告没收，如有疑点再向中央请示。”前后两天的说法显然有所不同。17日是认定“新星报是李宗仁的报，应即封闭”，且只要证据充足，还应没收。19日却提出对《新星报》应先搜集其确系李宗仁机关报的证据，再宣告没收，且特别强调“如有疑点”应“再向中央请示”，意即不要轻易没收。史文认为中央对《新星报》的说法没有变化，并且说我不光指中央对《新星报》的政策有变化，而且全面“调整了对《新星报》等旧有报纸的处理办法”，包括对天津三大报的政策也改变了，进而批评我错读中央19日指示，说“这一指示并不是要改变此前中央对天津三大报的政策”云云。然而，我何尝说过中共中央“调整了对《新星报》等旧报纸的处理办法”或19日指示“要改变此前中央对天津三大报的政策”呢？　　如37条，说我关于王芸生北上前是否看到《进步日报》创刊号及同人宣言的“考据混乱”，“随意杜撰”。原因是史文作者认为我所举四人说法“基本没有分歧”，且史文作者没有找到我引述的唐振常称自己曾“当面问过王芸生是否知道此事”的出处，故断言“这一说法当属杨教授杜撰。”其实，我在注释中已经说明：第一，有关《进步日报》创刊及宣言事最早是新华社透露，《人民日报》3月4日第1版才一并报道出来的。只要看到报道，就不仅知道《进步日报》创刊，而且会看到宣言。因王芸生2月27日即已离港，故事实上王北上前是不可能看到《进步日报》创刊号及宣言的，甚至不知道天津《大公报》改版《进步日报》的事。第二，关于新华社电讯及《人民日报》报道事，萧乾称消息来时他正负责值班，内中就有《进步日报》创刊消息和宣言，只是王已走，未见到。唐振常所称不同，说自己当晚也在夜班上，王没有走，也在场，故看到了《进步日报》创刊的电讯，只是他记错了情况，认为电讯中没有报道宣言的内容。李纯青说法差距更大，他说2月初他离开香港时就获悉天津《大公报》要改名《进步日报》事，说“王芸生闻讯懊丧，要我到北平力争存名。”王芝琛则回忆其父晚年说法称，王芸生北上前肯定没有看到过《进步日报》创刊号，否则他很可能就没有勇气北上了。能说四人“基本没有分歧”吗？至于说唐当面问过王的资料出处，史文只因在唐振常《“大公报”忆旧》一文中没有找到，就认定我是“杜撰”，也太轻率了。因为只要去查一下我接着就注出的王芝琛的《一代报人王芸生》一书（第189-190页），就能看到我的根据在哪里了。　　再如45条，我综合美国国务院和中国新闻总署1950年的统计，说明1950年中国大陆还在发行的报刊数为624种，其中报纸281种，私营报纸55种。史文并不根据我综合的结果，不知道为什么非跑到我参考的资料之一美国国务院相关报告中去查对我的依据，到那里去找毛病。史文只根据美国国务院情报译文的说法，便迫不及待地声称：“杨教授混淆报刊和报纸，造成重大的误读”。殊不知，那个译文里讲的“624种报纸还在发行”，数字相差不大（如今一般统计为报纸336种，刊物295种），但说成都是“报纸”却不准确。因此，我并没有以美国国务院的情报统计为准，而是结合了中国新闻总署的相关统计，并分析利用了各种新闻报刊史及统计年鉴中的数字，只是借助了624种（也可以是631种）这一数字罢了。为了让读者了解还有不同的说法，我同时还在注释中介绍了今天新闻史学界很少用到的中宣部长陆定一在1954年的一种说法。按他的说法，1950年大陆有报纸383种。关于1950年报刊数量的统计及数据有点五花八门，比我提到的624种这个数字少的数字还有几种，我相信我没有必要把和我的书主题无关的如此复杂的具体考据过程和涉及到的各种史料依据都写到书里去。奇怪的是，史文并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只从我所概括的624种（报纸281种）和陆定一提到的383种这两个数字，就质问我：“既然明知还有其他数据，杨教授为何充而不用，偏要不作任何说明地选用一种数字最少的不完全统计呢？”　　　　四　　鉴于现在的回答已经太长，读者未必有耐心读下去，因此我不得不就此暂时打住。最后仅就三点情况再略做说明：　　一是史文指责我“改动引文标题”，列举了多处我在注释没有使用中共领导人选集中编者拟就的篇目名称，而是使用了该篇目原来的名称（往往在该篇目名称的说明或注释中标示着）的情况，认为是“硬伤”。我要说明，如果史文作者仔细读过我研究中共史、革命史的著作文章，就会知道，这是我一贯的注释方法。因为我相信直接注出该篇目的源名称才是最重要的，编者拟就的许多莫名其妙的篇名就注释而言起不到任何帮助阅读和了解史实的作用。标注原篇目的源名称，并不妨碍读者按图索骥去查找原文。　　二是史文在文章开篇即指责我和八名硕博士生联手“粗制滥造”，我必须要说明，我写书写文章还从不曾与学生合作过，我改过学生的文章乃至书很多，从不和学生联署发表，更不用说靠学生写书写文章。我做研究向来亲历亲为，自己去档案馆、图书馆查资料、抄档案，除了就便复印资料，从不让硕博生帮我抄资料，更别说是找资料。这次破例是因为我人在外面，写作过程中个别资料急于了解，不得不一度求助于他们，也为不给他们增多额外负担这才多找了几位同学。另外，他们帮我抄录的资料真正利用到书中的内容也很少，且迄今也没有发现问题。故批评我可以，批评他们则毫无道理。　　三是书中出现的一些页码、时间错误及奇怪的词句，有些实在是在数据转换时意外发生，加上缺少熟练的校对人员所致。经常发表文章，特别出版著作的人都知道，作者自己再认真、再细致，要想靠自己完全杜绝自己行文中的差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好的编辑的帮助和熟练的校对人员的劳动，是必不可少的质量把关人。这次问题出得多，恰好是这三方面的不足赶到一起去了。虽然研究写作不可能不出错，但此次教训相信会大大增强我和出版社的警觉心，避免再出类似的问题。　　在结束这一长篇回应前我还想要和史文作者说的是，我一向对当今在网上那种躲在暗处恶语相向的风气十分反感，因此，对史文作者把在学术刊物上无法发表的泄愤文字拿到网上去匿名发表，借机恶言恶语地指责批判同行的作品和为人，以为极不可取。我真心希望就像我这次出书差错率过高这件事一样，我们这次对话也能够给史文作者留下一些教训。毕竟我们都是学者。再有道理的学术批评，真正能够让自己获益的方法，也必须在严守学术标准，和与人为善的基础上，有一分证据讲一分话。在《读史求实》一书中，我集中了我前些年的一些学术批评性文章，有的文章还附录了对方的批评文章，从中可以看到，那里面的批评秉持着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尊重他人的学问与研究的成绩。　　学者的研究没有抄袭，就不存在学术道德问题；学术观点和史实解读可以争论，但不能上纲上线到政治或道德高度去；研究中的错讹理当指正，惟应实事求是，与人为善。因此，无论史文作者有怎样的不满，我还是希望有关这类批评能回到学术讨论的层面上来。这样对改善大陆今天已经不那么健康的学术风气，使之不致进一步恶化有好处。

《忍不住的“关怀”》读书笔记

中国有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知识分子吗？何谓知识分子？瞿秋白的那篇《多余的话》形容自己不过就是闹出了一桩“捉了老鹰在树上做窠”的历史的误会。 林觉民千古绝唱的《与妻书》写道：“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上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吾真真不能忘汝也。天下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记，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马克思曾尖锐地批评巴枯宁式的共产主义是“兵营式共产主义”。1、张东荪张东荪靠拢中共，是他自己主动选择的结果。刚刚解放，中共中央人民政府选毛泽东当主席……结果这里边居然有一张反对票。当时的人们就猜唯一的可能是张东荪干的。毛泽东曾当着张东荪的面讲过一句评价很高的话：”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民盟是当时国共双方全力争夺的最主要的一股中间势力，而民盟内部的各派面对国民党抛出的各种橄榄枝也态度不一，民盟最重要的党派之一国社党，多数倾向于接受国民党提出的所谓宪政方案，作为国社党负责人之一的张东荪，这事却表现出了十分不同的态度，基本站在了共产党的一边。戴晴的《在如来佛掌中》特别提到了张东荪在1949年1月去中共中央当时所在的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见到毛泽东后的失望。费孝通当时的回忆透露出了他内心充满了震惊和感动。张东荪对中共中央明显的亲苏态度和准备站在苏联一边的政策立场，颇难接受。张东荪从从西柏坡回来的兴致不高，表现出来的主要也不是反感毛的谈话内容，直接原因是张发现他辛苦经营的组织完全不在他的控制影响之下，因而心灰意冷。美国的一些外交官对于中共建立新政权以后走南斯拉夫铁托式的道路，即与苏联破裂关系，接受英美援助，曾寄予很高的期望。据报，马寅初听了张东荪的通报后的通报后对周培源，汤用彤说：“毛主席说张东荪是大坏蛋，要是我就枪毙他了。”哲学系教授冯友兰提出应该将张东荪从教职工工会和中国哲学研究会中开除，并撤销张的教授职位。张东荪1949年之后之所以很快被中共抛弃，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中共的原因，而是与他独特的个性和观念密切相关的。罗隆基说：“我们已经搭上了共产党的这条船，无论它是贼船还是诺亚方舟，我们只有跟到底，不能想变天。一旦变了天，左舜生，蒋匀天这些人是会回来杀了我们的。除了陈寅恪因为身体原因和中共领导人特殊关照，在历次运动中没有经历向群众反复检讨和交代历史的屈辱外。张东荪的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新中国政治外交上绝对不应该也不能和强大的美国对抗，否则美国人终会取胜，结果蒋介石国民党一定会杀回来。张东荪1960年有诗曰：“深感清诗记我狂，梦回犹自对苍茫；书生谋国直堪笑，总为初心误鲁阳。”1972年2月中美两国发表标志着打开中美建交之门的《上海公报》，躺在病床上的他说了四个字：“还是我对”。2、王芸生支配者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者精神的生产资料。如何使这些私营媒体受到有效控制，使之服从于自己的政治宣传目标，就成为中共能否有效推行新闻统治政策的一种重大挑战。中共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创办党报党刊，起舆论主导作用；一方面将部分私营大报改组成进步的民主报刊，以与党报党刊相配合。西柏坡的讨论结果是认定《大公报》有国民党“官僚资本”的背景，而且肯定了恽逸群对《大公报》的政治定性，谷中共中央已初步决定不让其继续出版。当时天津的《大公报》突然揭旗造反，改换门庭，对各地《大公报》人的刺激无以复加。《大公报》记者萧乾回忆说：当晚他在香港大公报馆意外从新华社电讯稿中发现这一消息后，当班的出版编辑统统放下工作，争相来看这片晴天霹雳的新闻稿，瞠目结舌不能语，个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1949年4月10日，王芸生在《进步日报》上发表了这篇题为《我到解放区来》的文章。此文甚至和费孝通的检讨一起，被收入《自我批评案例》一书，成为华侨学习的必读物。让王芸生无法再像晚清、北洋和国民党时代那样办报的关键，在于共产党完全不同的新闻统制方法。从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报纸新闻等舆论机关，本质上理当是阶级斗争的武器。中共中央增产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关于“五反”斗争是对三年来资产阶级向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猖狂进攻进行反攻的这一提法出发。王芸生对于黄炎培、章伯钧等在三反中拒绝与群众见面，交代问题结果都被保护过关，内心颇为安慰，相信过关没有问题。《大公报》是唯一多次采访过毛泽东，介绍报道大都比较正面的报纸。1952年，毛泽东还握住王芸生的手风趣地说：“王大公，恭喜你收复失地了啊！”6月8日，《人民日报》一改自4月份以来大量鼓励发表不同意见和批评意见的做法，突然发表了一篇措辞尖锐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指责极少数右派分子借着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意图颠覆共产党。在重庆谈判后期，王芸生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专门拜访了章士钊先生，提出应暗示毛泽东“三十六计走为上“。据知，此事成为了毛泽东在1957年保王芸生不划为右派分子的原因之一。王芸生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所作检讨时讲的那样，他建国后一切的妥协、忍耐和顺从，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就是希望至少能够保住大公报这块牌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种历史悠久，影响巨大的报纸，是他一切社会政治地位的资本和全部事业的基础。但是从政治上给《大公报》盖上最后一块墓砖的，不是别人，正是1949年以后曾经在兹念兹的想要保住这块老牌子的王芸生。3、潘光旦近来各种文章著作流传甚广潘的“四个s”深感兴趣。以三个应付当时形势，一是submit（服从）,sustain（支撑）,surivive（死亡），succumb（死亡）。费孝通明确认为：潘至死都是恪守着推己及人的儒家思想，对建国后自己的遭遇和命运，始终没有抱怨，没有感到冤。梁启超评价潘光旦称；“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 多数中国学生不留美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当年盛行种族歧视，黄种人，特别是在国家自视甚高的中国留学生常常回因此收到强烈的刺激。因为与国家主义派合缘，潘光旦回国找工作显然多了一重便利。被上海国立政治大学聘为教授，吴淞国立政治大学，是几年前任吴淞市政筹备处副主任的张君劢创办的。梁实秋说的很明白，潘光旦这时的优化遗传的观点，简单的说，就是认为：“让优秀的人多生子女，让庸劣的大众少生子女，种族才得以健全。”潘光旦自己也承认，他用来救国强国的一个中心的主张就是：中华民族要想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强大起来，必须要多养成国家所需要的各种人才。为此，就得鼓励所谓优秀分子早结婚，多生些子女，来配合国家的需要。“激怒新月派知识分子的，是国民党越来越无所顾忌地力推一党专政和独裁措施。但他们批评归批评，至多也是站在承认其合法性的角度要求它有所改变而已，并不会设想从根基上去否定它。在思想上原本充分肯定和支持北平学生抗日行动的潘光旦，作为清华教务长却不得不执行任务，而保护整体学校利益和爱护、支持学生无法兼顾的后果，是他在众多清华左派学生的眼里明显成为了压制学生运动的校方代表。1936年11月，在日本人的策划下，分裂势力伪蒙古军政府试图用武力驱赶驻守在绥远的中国军队，得到蒋介石中央军的帮助，太原绥靖公署阎锡山指派傅作义为总指挥，率晋绥主力予以了有力的还击，并乘胜于11月24日收复了被伪军占领的国民政府蒙政会所在地——百灵庙。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引起众多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知识分子的反感。闻一多就明确讲，他过去对蒋一直抱有好感，此书出版后，她的看法才开始大变。他们不仅对反蒋的云南王龙云非常重视，龙云也十分重视民盟的作用，不仅全力支持民盟的活动，而且把潘光旦等聘为省政府的顾问。冯友兰一向热心政治，经常向蒋介石献计献策；郭沫若1949年初在他向反动文艺三个代表人物宣战的文章中，第二个点的就是朱光潜的名字。从毛泽东写给冯友兰的回信可以看出，中共领导人其实并不相信这些国民党籍教授的表态和检讨。毛泽东的话讲的很不客气：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成，可以慢慢吸收，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朱光潜最早主动登报检讨自己的历史问题和思想问题，他的管制时间被大大缩短，只被管制了八个月。雷海宗的管制时间就长达一年。像北京大学国民党籍教授贺麟，因曾任三青团中央评议员，伪国大代表，上书蒋介石为文化剿共献策，受蒋接见八次之多，建国后又没有及时主动表示反省认罪，他所受的管制处分就长达两年以上。而潘光旦之多会被逐渐划到表现坏的教授群中，无疑也是和他政治上态度相对消极和表现出较多抵触情绪有关。但1951年10月，全国政协召开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会间休息时毛泽东特地走下主席台到台下看望身有残疾的潘光旦，并与之交谈，这一情况也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这个时候的潘光旦已经跟不上形势，和中共之间的关系发展到了比较融洽的程度。华罗庚在发言中直言潘口头上批评了自己的优生学理论，实际上并没有放弃自己原来的看法。清华大学运动组织编印潘的反动材料，标题上毕竟还称潘为先生，而北京市高等学校节约检查委员会党组编的《潘光旦反动言论摘要一》干脆连先生两个字都取消了，这在共产党的政治文化中，就是一个从人民内部矛盾专项敌我矛盾的风水岭性质的讯号了。费孝通敢于站出来为自己的同事，老师公开进行辩护，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甚至于根本就不是勇气，而是一种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才会有的近乎天真的傻气。关于土家族民族识别问题，从一开始在湖南地方和中央部门之间就存在矛盾，卷入这样一种争论，实际上不亚于卷入一场政治漩涡中，对力图远离政治的潘光旦其实十分不利。但是，因为过分相信中央的权威、意志和作用，他对自己在这场争论中的地位和可能受到的冲击，无意发生了某种误判。中共中央组织反右斗争，在政治上重点打击和清理的一个对象，就是民盟。章罗同盟，纯粹就是基于毛泽东个人的一种判断和分析得来的。无论是重点人物费孝通，还是次要对象潘光旦，没有沦为失去公职的半数和被送劳教相当多数，一方面得益于中共统大不统小的统战政策；一方面也是毛泽东对二人早有印象，知道她们的情况。毛尤其对费孝通1949年1月西柏坡之行和建国后的政治表现，颇具好感。对政治的忍不住的关怀，何以到了1949年之后戛然而止了？如果说这是一种制度强迫造成的，为什么多数人大都或被动。或主动地逐渐改变了自己以往的观念，一度真诚地相信中央远比自己想得周到，做得好？因为爱国，谁能把国家弄好，就拥护谁，这正是当年许许多多知识份子的一种心态。把自己和国家的希望乃至个人的命运绑在一起，再正直的知识分子，也难免会被迫矮化自己的人格。若依据韦伯的责任伦理比信念伦理更重要的观点，他们的选择似乎也未必就错。以捍卫诸如正义合理性等永恒不变和大公无私的价值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所以会背叛自己的使命，目的就是为了民族国家。美国作家安·兰徳有过一个略显极端的说法。他写道：“历史的每一页都在告诉我们，人类进步只有一个源泉，独立行动的个人。”知识分子的使命又是什么呢？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做社会的良心。汤因比推出其鸿篇巨制的《历史研究》，仍然毫不含糊地宣称：寿命有限的民族国家不能当作历史研究的一般范围。雅斯贝尔斯也同样预言：“民族国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20世纪史著作等身的霍布斯鲍姆坚持认为：作为一种带动变革的力量，民族国家已经式微，民族主义也会逐渐消失。“任何知识分子一旦陷入到民族主义的悲情或亢奋之中，不仅变不变成以“世界观点”来看待民族国家问题的“世界公民”，或被“叙拉古的诱惑”所俘虏，忘记甚至被弃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职责和使命，怕也是早晚的事。方亦元2016.8.2日完稿于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书生谋国直堪笑——知识分子遇到政治的悲剧

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这几乎是一个注定充满悲剧性的图景，尤其在1949年前后的中国。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国士”情结混杂着受西方教育产生的知智阶层参与公共事务的传统，让那些处于时代巨变中的知识分子们陷入了无法逃避的困境。杨奎松用三个人的故事探究了1949年前后，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前途和个人命运的判断与选择。或许，这三个人并非当时最为著名的知识界人士，但他们的内心轨迹确实映照着一代知识人主动或被动卷入政治漩涡后的悲剧。张东荪1912年开始研究政治，周旋于国共伪之间，一度坐了日本人的监狱，被各方势力看重。他于1949年选择留在大陆，是自信于自己的力量对中共的影响。1949年后，他与美国人交往的目的是想借自己的能力，让美国更清楚地认识大陆的形势。他很担心，美国将中苏看成完全的一体，中共全面倒向苏联。而那么美国一旦与中国开战，蒋介石政权回归大陆的话，他们这些所谓的民主人士注定走投无路。这是混杂着个人考量与国家利益，兼具现实境遇与理想信仰的复杂的心理动因。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让他与美国人走得相对较近，然后被中共认作美国间谍。即使不以间谍而论。1949年后，张东荪也从来不屑于附和中共的言论。他自认为中共所宣称的那一套走不通，终究得变，而只有自己一直保持独立的身份与形象，等到那时，他才好站出来发言。这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遇到强权的悲惨案例。在成王败寇的强大逻辑下，知识分子的独立注定是一个悲惨而酸腐的姿势。与张东荪自以为是的想象不同，“中共那一套”不但没变，而且变本加厉地推进着，哪怕代价是国家经济崩溃，也仍然强力进行。这是张东荪这样的知识分子，在这个革命政权建立之前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但逐渐，他必须一点点接受现实。在日后的被迫检讨中，张东荪写到“之前，我认为要人检讨是控制思想，破坏人权，而现在认为，非此不能让人改过自新。”这样的观点，在1949年之后的知识分子检讨中经常见到。他们对于自己曾经坚信不疑的常识开始自发地质疑，鄙夷甚至唾弃。而后开始拥抱曾经坚决抵制的中共的经济政策和意识形态说教。这样的转变到底是策略性地自保，还是真正地转变了信仰？如果是后者，这样彻底的，背叛自己自由信仰的转变到底从何而来？单纯的由于恐惧？还是其他？人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动物，在看到注定的、无法逃脱的牢笼时，似乎一切转变都不足为奇。但这其中的心理和精神转变轨迹似乎还需要一点点探究。与此类似的还有王芸生。这个《大公报》的掌门人，在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报纸被要求改换门庭而挣扎之后，表示“想通了，要把报纸献给人民。”这样的想通，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心理斗争和现实考量？是不得已为之还是真的相信了新政权许诺的美好图景？之后在一次次的运动检讨中，他愈发游移。他说“自己过去发动职工卖报，搞广告，是不是错了呢？搞不清楚。”曾经有着改良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于政治道路的走向早已有着极其明确的认定，为什么现在的几次运动之后，就发生了如此巨大的转变？在后来的检讨和员工会议上，他提出“要弄清社会主义国家报纸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的区别……是不是弄清了自由和客观的辩证关系，是不是清楚地了解了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王芸生也开始有些熟练地操弄中共的政治术语。只不过说出这些术语的时候，他的内心到底经历着怎样的景象？煎熬抑或舒畅？已经很难得知。如果说，上述两人都是知识精英，那么学术背景为优生学的潘光旦就是名副其实的精英主义者。这样的知识分子可能注定和从农村发迹的新政权注无法合谋。在国民党时期，潘光旦一直对这个一党政权进行批判。但是对于共产党的批判似乎更加猛烈。他直接认为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一丘之貉。杨奎松写到，1936年，潘光旦其实就开始把德意苏相提并论了。这样的认识，在1949年的当口，他到底沉浸在哪样的内心纠结中呢？内战最酣的时机，其实这些知识分子可能陷入了最悲壮的心理抉择。他们已经看清自己两侧的悬崖，一边是已经经历过、自己一直努力批判的国民党专政，一边是即将到来的新的无产阶级专制。而他们几乎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两边已经都是深渊，只不过选择其中一个跳跃而已。而他们由于对旧政权一直秉承的批评态度，无论于自己的良心还是现实的选择，自己既不会主动跟随迁旧政权出大陆，国民党方面也不会收留。选择留在大陆几乎是注定的事。而在新旧政权更替之时，国民党的颓败和中共的进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注意到中共的导师，苏联的建设成就。比如之前一直不满于苏联的罗隆基都开始钦佩苏联的经济建设。在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一些善良的知识分子很容易被强权的效率和其对经济的提升能力而打动。他们马上就会忘掉这个强权所可能产生和带来的副作用。即使在那之前，他们都曾对极权有着深刻的认识。比如潘光旦曾不止一次在在自己参与的各种刊物上表述过对于共产党的厌恶，这种对于共党的直接斥责和匪化的表述或许成为了日后被政治报复的原因之一。作为教育者，潘光旦长期以来明确反对宣传教育。他翻译的《赫胥黎自由教育论》的中心思想就是阐述，专制国家从孩提时代起，就陷入政治宣传的天罗地网。教育者的责任就是要努力让青少年明白，一切报纸广播电影给我们的信息都必须要加以质疑。这对于日后的中共政权是完全不可能接受的观点。对于新政权来说，任何质疑都象征着颠覆与背叛，必须予以剿灭。这些对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看得如此清醒的知识分子，为什么没能判断出，新政权取代旧体制之后，会建立起一个更加令他们恐惧的世界？又或者是只是他们没有办法阻挡这样的事情发生？其实，最悲哀的是，这些知识分子一直努力以自己的知识、理念和观点进行启蒙，他们对于国民党的批评是想唤醒民众与政府，改变世界。但改良的路径最终被一一堵死，暴力革命成为了最后的选择。而一旦以铁与血换来了政权更迭，那么日后就注定要用铁与血进行维护。换句话说，这些知识分子以最善良的初衷却亲自作为助手打开了黑暗的闸门。他们亲自参与饲养了野兽，并最终成为了野兽的餐点。杨奎松认为，他所写到的这些知识分子本质上都是所谓的国士或天下士，退则为学术，进则治国平天下。但是新政权不需要国士。他们需要的是服从的劳动者和螺丝钉。最完美的状态是彻底剔除思想但具备良好的技术和服从的纪律。这是国士的悲哀。就像张东荪晚年在一首诗中写出了一个苦涩的句子“书生谋国直堪笑”。

还是盲人摸象

书不是很好看。我不喜欢谢泳那种颂歌式的白描；也不喜欢高华那种近乎罗织的考证。在我看来，他们对笔下的主人公已经先定了调。杨这本书，主题是理解，但似乎不到位。张何以叛，王何以降，潘何以扛，都没有讲到位。他对这三人的看法，对其选择的解读，不知是藏着，还是尚无定论。倒是潘对党和教的比较，令我很有共鸣。

金陵客：忍不住的“关怀”，还是抵不住的“诱惑”？

金陵客：忍不住的“关怀”，还是抵不住的“诱惑”？如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法国乃至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一样。1840年到1949年的中国近代史，也是中国历史“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梁启超语）。因笔者比较喜欢近代史，架上已经搜罗不少。翻检书目，我发现作者相对集中，恰好是“三老四少”。这几位也是中国近代史学界比较出名的作者。三老（金冲及、张海鹏、杨天石），是几位“三〇”后老头，史学耆宿、学界前辈；四少（沈志华、杨奎松、茅海建、汪朝光），几位“五〇后”的少壮派学者（当然也不年轻了），他们现在是学界的中坚力量，备受瞩目。除此之外，还有因《红太阳》出名，刚刚去世的高华，以及“六〇后”研究国民党出名的王奇生。杨奎松与中国近代史杨奎松，老杨，是我喜欢的历史学家，《忍不住的“关怀”》是他2013年的新书。应该说《忍不住》不是老杨的得意之作。《“中间地带”的革命》，则是他的成名作，也是最主要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书也是我阅读老杨著作的开始，之后读老杨的书一本接一本，读之欲罢不能。此书比较系统地反映了老杨对革命年代中共成长发展经过及其主要原因的看法的一本书。它比较完整和系统地讲述了中共夺取政权的决策过程和影响其决策的种种复杂的内外因素的作用。其中说明，中共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由来，除了毛泽东与中共本身的原因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整个世界大环境，包括俄国革命、二战及战后国际关系的改变。特别是对于正在崛起中的毛泽东来说，还离不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日本入侵的影响。内因与外因是辩证的关系，内因是基础，外因是条件，内因在外因条件下起作用，两者缺一不可。否则的话，中共接连遭遇了1927年“四一二”和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惨重失败，何以能由极度弱小而一步步壮大。原本足够强大并且统一了中国的国民党，何以会一步步削弱、瓦解，以至于无法适应战后的新形势、新条件，最终竞被 中共所推翻。大历史的发展不是偶然的。去年老杨将其四部代表作由广西师大出版社，结集出版为《杨奎松著作集：革命》。在这套集子中辑录的四种专著，围绕的都是一个核心问题，即二十世纪前半期发生的中国革命。《“中间地带”的革命》和《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着重讨论的是中共革命的国际背景，尤其是受到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影响问题。前者侧重于宏观线索的梳理与解读，后者侧重于说明毛泽东个人在对苏俄（苏联）的经历与作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和《西安事变新探》，着重讨论的是中国近代两大革命党，即国民党与共产党在大陆近三十年分分合合及胜负较量的问题。前者侧重于国民党与共产党关系总体变化的宏观解读，后者则解剖麻雀，对“西安事变”进行详细考证与微观的分析说明。作品集中每部书均是动辄四五十万字的如砖巨著，史料扎实，条理分析，如老吏断狱，于无声处听惊雷，如无观点处而显立场。这四本书，每本书都既叫好也叫座，属于学术畅销书。能看出杨奎松写作的高产与高质量。这是老杨给我的印象。忍不住的“关怀”《忍不住的“关怀”》与他前面的四部代表作比，显得有些急就章。如老杨在序言中所说，因身在国外，来不及详细校对书中的参考引文，导致小错繁多，因而引起了不必要得笔墨官司。豆瓣上有双方的争论的文字。在我这个老读者看来，老杨这回有点栽。究其原因，出书太急。作为历史学者的老杨，这次有点想当“公知”。忍不住的“关怀”，变成了抵不住的“诱惑”。在江湖上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原来老杨经常写学术批评文字，用力过猛，苛责过甚。这次自己河边湿鞋，被人家匿名找上门来炮轰，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近代这几个知识分子与社会活动家的故事，是作者们喜欢的题材。各类学者，各色文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回忆录、口述史、考证、演绎、戏说，不一而足，提供了丰富的故事细节。此类作品读得多了，总能感觉到有为民国洗地，讽刺当朝的味道。伟大时代书归正传，还要说说老杨的《忍不住的“关怀”》。此书的副标题是，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是巨大的历史转折点，标志着百年来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是另一个伟大时代的开始。“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庆贺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胜利！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庆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之所以引用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是想让大家感受那个时代的气氛。有诗人曾描述这是“时间开始了——” 1945年抗战结束时，原本以为需要5年的解放战争，只用了3年左右就胜利了，这一切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无论是国共两党，还是各派中间人士都需要适应。书生政治《忍不住》书中以张东荪、王芸生、潘光旦为例，解说了1949年建国前后的社会与政治。他们作为知识分子，在这巨变的时代，内心的纠结与彷徨，是可以理解的。行动上是适应还是逃避，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有很深的入世情节，属于没落的士大夫阶级。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没有直接的工、农、兵经验，纸上谈兵的居多，对自己的评价偏高，老是想小本作大生意。张东荪，就是其中的代表。张，1886年生，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专业出身，近代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曾参与主要中间力量中国民主同盟（民盟）的建立。民盟等中间党派，本就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势力。张本人与因与民盟中人不和，抑或是政治上的骑墙，抛民盟而成立中国民主社会党，也想在大变革中成为关键少数派，争取在新政协中取得独立席位。于此，中共与民盟均不满意，张最终作为民盟人士参与新政协。张的后人，参与编写了《张东荪与他的时代》在香港出版，是书美化张，夸大张的作用，也是可以理解的。老杨在《忍不住》中，说了几件小事。其一，“张参与北平和平解放，当居首功”。经考证，张有参与其中，但并未参加实际谈判，首功之说属于夸大，与自我表扬。其二，新政协投票选主席，毛少一票，说是张投的反对派，后来张因此受打击。经考证，并无此事，属于戏说。其三，张来因联系美国外交官与末代大使司徒雷登，调停中美关系，而被定叛国罪。这是自不量力，瞎胡闹，玩砸了。最终不仅被定罪，也被民盟抛弃（民盟高层很多人，早就厌弃张）。看张东荪这段，我不由想起了《三国演义.群英会》中的蒋干。其实，于张东荪，并不是中共方面忍不住的“关怀”他，而是张总想小人物办大事，抵不住成就伟业的“诱惑”。张东荪本人以悲剧收场，死在狱中。但看其故事过程，却总有莫名的喜感，像是闹剧。王芸生，1901生，近代中国著名报人，《大公报》总编。对王芸生，我颇多钦佩。王，出身贫苦，雇工出身，自学成才。于报业，从一小卒，而成为总编。此章，有两点比较有趣。《大公报》是民营报刊，坚持“国家中心论”，于国民政府既有“要求新闻自由”的一面，也有“小骂大帮忙”的一面，故颇得老蒋赏识，给予很多经费资助。相较于其他民营报刊，可谓天壤之别。另外，就是王芸生主动参加革命，接受中共改造。此一节看似突然，其实也是必然，王是明白人，所谓大势已定，被迫改造不如顺应革命，当然王的顺应革命是真心的。其实平心而论，舆论宣传无论何种载体，都有立场，只是或明或暗，或主动或被动而已。另外，《大公报》改造后的党组书记，报社的实际当家人孟秋江，被标记为×××，不知何故？可能是于此人，行文中有批评所致？在我看来毫无必要，因其他人均为实名，此人职务也真实，只是隐去姓名，毫无意义。为了避免孟秋江家属告状，也未可知。潘光旦，1899年生，中国近代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于潘光旦，我颇多遗憾与惋惜。潘是中国社会学的开创者，其学生费孝通也是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由于新中国要求意识形态上的全面马克思主义化，在具体的操作上有些粗糙，取消了社会学的合法性。社会学，被改为民族学并入中国民族大学。潘本人，纯粹书生，于政治根本外行。由于时代大潮的影响，有自觉不自觉地卷入政治中。而且反应总是慢半拍，凡事认死理，且有极强的“牛皮筋”式韧性。以至于成为右派，而后平反，最后又被打倒，无怨无悔无愁无恨的死在费孝通的怀里，没感到冤屈，原因也在这里。书生，脱离工农兵的书生,参与实际政治，这并不是在书斋里写文章，难免犯幼稚病，那是十分危险的。书生政治，往往以悲剧收场。后来者，成为事后诸葛亮容易，但也很难参透当事人当时的情况与心迹。历史大潮中，这是沧海一粟，是大时代的小故事。张东荪、王芸生、潘光旦们的悲剧，往往不是因为被“忍不住的关怀”，而是因为“抵不住的诱惑”。他们毕竟是书生。

读后感

好看的！这本书可读性很强不说，史料还很足的样子，很多可能有争议的地方有旁证，又不显得过于枝蔓，而且我还蛮喜欢作者对于感性化的评论的克制态度，最感性的一小 段也许就是写到52年费孝通为潘光旦辩护一节了吧，几行字，是书里难得的作者评论。重点写政治高压的书看过不少，重点写一个具体的人是如何一点点被搞，最 后被搞得很惨的书也看过一些，这本书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写了个体和环境的互动。书里写的是张东荪、王芸生、潘光旦三个人，设身处地的讨论了知识分子在 1949年前后境遇和心路历程的变化，写了每个人的性格经历和严酷环境的交错，不仅是控诉当时的政治高压也并没有苛责书生的软弱，而是试图理解。题目是忍 不住的“关怀”，意为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兴趣，明知道政治这种东西高难度很难玩得转，但是不论是因为当时急剧变革的时代因素还是儒家文化对书生“入仕”的要 求，书生们对于政治还是时常要“关怀”。看完书，我自己的总结是，张东荪是因为技痒，觉得自己对于政治是很厉害的，希望能为国家做点事也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所以作为一个在抗美援朝期间因 为“通美叛国案”搞得很惨的老人家，在病中听到中美建交的联合公报的时候，讲了四个字“还是我对”。虽然这是据说，作者依旧认为这很符合张东荪的性格。王 芸生对于《大公报》的维护也好，放弃也好则更多的是为自己的名声地位，这也是一种“关怀”，虽然也许是功利意义上的关怀。而潘光旦从解放前起，虽然他每每 无意，可是实际上却和政治离得很近很近，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关怀既是传统意义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关怀，也是一种被裹挟而来的关怀。张东荪一节感觉没有 特别深，因为我觉得这位老先生实在是自我感觉太好，其实还蛮幼稚的。到了王芸生一节，就颇有一些世事无常的感叹了。《大公报》这张招牌能在建国后磕磕绊绊 存在这么久，固然和王芸生自觉自愿的接受改造，活络又会写，各种擅长贬低自己说领导好话有重要关系，但通篇看下来，更重要基础的是，老毛对《大公报》这张 报纸本身存在某种程度的好感。当时的人们也许看不清楚，但作为后人看来，一些人的境遇一张历史悠久的报纸的存亡，纯粹依赖于某个领导的个人喜好，一个人足 能翻云覆雨，这种基础本身就让人觉得无奈。“不过，真正的《大公报》，早在王芸生发表那篇“新生宣言”之后，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咳。。。此外，在百度百 科王芸生的词条上意外看到这一句“《大公报》和他的同人，后来都经历了坎坷的命运，无论左右，都很难幸免，杨刚、范长江自杀了”，看到杨刚的名字颇震撼了 一下，因为在书里，杨刚这个名字只在49年前后出现过，在49年2月，杨刚等在《进步日报》上为大公报做了反动定性，随后更是整肃编辑部神马的，但书里又 有个小细节，说后来来了一个XXX领导（这个领导在书里就是写作XXX哦！！可见大概是很高级的人物啦。。。），大公报同人更加不满意，联名要求杨刚等回 来领导，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就小惊了一下，心想大概她还不是最难搞的人吧？！没想到，这样左的人，也还是在57年自杀了。。。真是。。。恐怖的政治所有人 都无处可逃吧最让人感慨的是潘光旦一节，我觉得这本书写得很传神，看好之后，不仅充满了同情，更觉得他真是一个奇妙的混合体，是一个让人非常不知道说什么好的人物。一 方面他受中国传统影响很深，但是另一方面又是非常敢讲话，他不是故意要标新立异，而真的是怎么想就怎么讲，完全不符合我国那个含蓄啦、说话留余地啦，不轻 易表态啦这种对成熟人的要求。一方面他对于个体的自由非常看重，觉得苏联和法西斯那就是一丘之貉，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还觉得素质高的人 就应该多生娃，素质低的人就不应该多生，人和人就是不一样的呀，先要普及职业教育，不要先讲什么价值观，把人思想搞乱掉（插话：看到他的优生观，我都震撼 了，我觉得这么想的人一定颇多，但是，真的这么直白白讲出来的人应该是很少的吧？此外，说到他的这种精英思想和民主自由思想的混合体，我总觉得他应该会特 别欣赏英国？）。一方面他对政治其实没有特别浓厚执着的兴趣，只不过喜欢随便发发议论，但是另一方面这位老先生两边都很不讨喜，竟然既是国民党暗杀名单上 的第四名又是52年思想改造中清华大学百余教授中头号被批判人物。他真的是一个及其忠于自己又总能设身处地为人着想，非常固执，十分较真，一点也不圆滑的 人啊！而且他真是阴差阳错的很倒霉啊，搞得土家族民族鉴定这种普通的学术事情，竟然都会陷入复杂的政治漩涡里去。。。潘光旦一节，还有印象很深的就是关于那些学生们，哎呀呀呀，我觉得他们真是一群讨厌鬼，49年以前闹学潮的时候就是讨厌鬼，49年以后批判教授们的 时候更是。容易被煽动，根本不讲道理，那种莫名其妙的强烈群体感集体感，太讨厌了。。。我真是深深的同情作教务长这个职位的人啊！话说。。。我觉得学生们 不论啥时候都是一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除了对三个人物本身的刻画，严酷的政治环境作为背景的存在也写得还不错，特别是描写政治环境一点点变暗的过程，群众如何被挑拨起来，比如张东荪的五次检查 为什么不得不一次比一次更“深刻”，比如如何用胡萝卜+大棒的方式把人们搞得服服帖帖，比如如何先把一个人彻底排挤又假意认可他，他便变得极渴望真正融入 以及防止再次被排挤自然就比原来就在这个群体中的大多数人都更积极更往死里排挤那些可能被排挤的悲惨人。

忍不住的关怀

原本觉得杨先生的观点在前言部分已经讲得差不多，但因为书名挂上“关怀”与“书生”，内容又很吸引人，因此还是把这本颇有些厚度的书完整地看完了。三个人物，最钦佩潘光旦，最同情张东荪，最无奈王芸生。其实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对他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之间，往往都有着一种感同身受的惺惺相惜，诚如费孝通对潘光旦的总结，潘所有的选择和胸怀都来自于一种根植于儒家思想的“推己及人”。而今天的很多书生也是一样，无论面对何种事端，事后往往都趋于“通情达理”和息事宁人，“设身处地”地替对方说上一句“我理解”、“我懂得”。对社会政治如是，对生活亦如是。就本书而言，正是这样一种感同身受的惺惺相惜，设身处地的推己及人，让身为书生的杨奎松本人，能非常机敏地利用有利材料，态度委婉却立场坚定地来为知识分子摘掉“软弱”的帽子；与此同时，也为那些一边呼唤自由平等，一边却为“民族国家”甚至为“暴政”提供合法性辩护的知识分子进行开脱。当然，杨奎松显然知道这样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不能为知识分子的“软弱”提供足够的支撑，于是又在余论部分引入了卡尔·雅斯贝尔斯的例子和汉娜·阿伦特的评论，告诉我们知识分子不应该局限于一己一国，不需要拿起笔做刀枪，而应该成为能够用理性之光照亮整个人类前进方向的大思想家，亦即那种真正属于全世界的大知识分子，成为用“世界观点”看世界的“世界公民”。如此一来，全书的论证也就完整了。豆瓣的评论褒贬不一，但我觉得瑕不掩瑜，它仍是一本好书，因为全是有利的材料，因为感同身受的同情。

关怀看点

作品看点:1、杨奎松最新著作。继“革命”之后，杨奎松教授将研究重心转向“建国史”，他的关注点首先放在了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命运变迁上，试图解释和理解他们对时代巨变的认识，以及采取的应变行为。2、对知识分子“集体转向”的再思考。杨奎松教授力图从历史大环境和周围小环境中追索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他对这一时期的政治史有宏观认识，也能细致分析当时知识分子在国家力量、个人性格和社会环境中左支右绌的困境和苦衷。

知识分子干嘛要在政治领域混

一、知识分子有没有能力，有没有义务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声音”？知识分子也是人，他们会有的弱点和问题不比我们少，而且越是把自我植根于精神和观念的人，也就越缺乏处理日常的能力。知识分子的专长在他自己的专业，对政治发声其实是跨界。但是中国自古有学而优则仕，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传统，加之多少有些不谙世事的书生意气，他们选择投身政治。也有不愿意涉足的，但政治却没有给他们这样选择的权利，被强硬的裹挟入洪流的知识分子成了牺牲品。这就是“忍不住的关怀”王芸生那段尤其感觉辛酸建国后王芸生一切退让妥协检讨都是为了保住“大公报”，书里写王是如何一步步被抹杀独立性和锐气，连责任感和对报纸的感情都被碾碎，最后亲手埋葬了大公报。写检讨是对人格的撕裂，那种自戕自毁自我唾弃的文章让人掩卷不忍卒读。尤其作为知识分子，多半有些傲气，加之王有些比较敏感软弱的文人性格，心理上承受的痛苦可想而见。忧患多由识字始。相比引车卖浆之辈，这些知识分子被粉碎了个人价值，在大潮冲击下心理压力更大。因为大众对知识分子就是要“硬骨头”“个性”的要求是不是过高了？当我们不对他们抱有过分的期待，而以平常心看待的时候是不是能多一点理解和同情？大流变与小漩涡之前对这方面了解甚少，接触之后才发现那段历史是一个复杂的难以想象的统合体，各个领域的问题互相牵扯，当时人们对中国的思考也是非常丰富的，各种力量的博弈相当微妙。建国之后万马齐喑。到现在我们学的历史还是官方简单的一个定性，就真的以为只有几股大势力对垒分明，底下有一个“历史必然”在操纵。这样的教育方式下我看待历史和其他领域的问题往往会失之过简。四、妈妈政治真的好可怕，呜呜你们这些不了解状况的公知快闭嘴吧

理解知识分子的“软弱”

文/严杰夫2008年，俄国作家索尔尼仁琴在伦敦逝世。消息传来，国内再次掀起了一股阅读索氏的热潮。正是在“俄罗斯良心”这种巨大的身影下，许多人再一次将视野落到国内知识分子的身上，那个“老问题”再度被提起：中国为什么出不了索尔尼仁琴？面对这个艰难的问题，再加上前几年披露的 “冯亦代案”、“聂绀弩案”等往事，坊间甚至出现了一种极端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太过于软弱，所以大多缺乏批判精神。面对这样的声音，深陷于指责声中的知识分子及其后人们也纷纷著述以对此作出回应。最后，作为历史学研究上的“囚徒困境”——国内知识分子的群体研究，并未因这些辩论变得更为明晰，反而依旧是“一地鸡毛”。在这样的背景下，尽量客观、真实地还原那个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和选择动机就极为必要了。杨奎松在他的新作《忍不住的“关怀”》（以下简称《忍不住》）中，试图去做的正是这样一项工作。在谈及这部作品的目的时，杨奎松表示：“我的研究和讨论……只是把他们放到1949年以后整个中国大环境以及他们周遭小环境变化的背景中，意图考察并理解他们对这世道之变从个人的角度是如何去认识、去适应，以及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或那样大相径庭的适应方法及其不同的结果。”在《忍不住》中，杨奎松共选取了三位人物作为讨论对象：民盟秘书长张东荪、社会学家潘光旦、《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在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群体中，这三位人物尽管都小有名气，却不是什么高官显贵，“甚至连共产党的重要统战对象都算不上”，关于他们的研究著述，也大多依靠传主家人的组织或参与，这个特点导致这些作品很难全面真实地还原历史人物，也就无助于研究他们在建国初转变的真实过程和心理状态。从这个角度来看，杨奎松对这三位历史人物的研究，同样也是对“此前的研究成果做一些有针对性的补充或商榷的工作”。这样“去伪存真”的过程，对于我们去理解这三位历史人物以及他们的“思想转向”，提供了一个更为客观的历史语境。出于职业的原因，三位人物中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大公报》主编王芸生。作为迄今发行时间最长的一份中文报纸，《大公报》的发展历史恐怕会令每一位新闻从业人员都有所好奇。如果以英敛之1902年在天津创办保皇派报纸算起，《大公报》至今已有110年的创办历史，而以1926年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接办算起，那么也有近90年的历史了。新记《大公报》创办伊始，就以美国新闻界发起的“新闻专业主义”为标榜，提出了著名的“四不”（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大公报》在国民政府时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和声誉。抗战期间，在其它国内报纸业务大多收缩的同时，《大公报》反而先后新增汉口版、重庆版、香港版和桂林版。1941年4月，《大公报》更是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成为亚洲第三位获得该项奖项的报纸，对此《大公报》声明，将“文人办报”和“商业经营”归结为自己成功的经验。1941年，张季鸾逝世，王芸生成为《大公报》第二代总编辑，从此时直到1957年《大公报》完全国营化，在这16年时间里，王芸生就一直担任《大公报》的实际负责人。所以，王芸生此后每一步抉择都决定了《大公报》的命运和走向。从1941年上任后誓言继承张季鸾“文人办报”的理念，到1945年内战全面开战起选择采取“中间路线”，再到1948年感觉“没有出路”，再到1949年发表《新生宣言》，最后1960年发表旧《大公报》批判书，王芸生由“职业报人”向“党的伙伴”急速转变的过程，也正是《大公报》从坚持自由主义的“文人报纸”走向完全服从宣传导向的党报并逐渐没落的过程。这一过程里，1949年王芸生选择“投降”并发表《新生宣言》，显然是他自己和《大公报》命运的转捩点。对于这个转捩点，在许多新闻史学者和新闻工作者（包括王芸生自己）看来，都是王芸生走出的极为遗憾甚至是遭到严厉批评的一步。他们认为，正是王芸生的这一选择，最终埋葬了《大公报》的前途。然而，在以其子王芝琛为代表的家人看来，则断难接受王芸生的“投降说”。在《一代报人王芸生》中，王芸生之子王芝琛回忆道，父亲自认是毛主席邀请来解放区开新政协的，“是光荣的一员，怎么能说成是‘投降’一派呢？”。对于这样的纷争，杨奎松在《王芸生与1949年以后的<大公报>》中，详细分析了王芸生在建国前后所发生的巨大的思想转变，并据此回答了“王芸生这种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报人，何以会投降且要投降”这个疑问。杨奎松通过大量史实证明，王芸生在《大公报》办法思路的转变，乃至于推动其国营化的过程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也应该理解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王芸生之所以选择对旧《大公报》实施批判清算，并让《大公报》由“文人论政”的综合报逐渐转变成一份财经类的党报，除去有保全自己在舆坛上的地位的考虑，更重要的是不希望“大公报”这块牌子砸毁在自己的手里。这一点凭借王芸生在建国之际的思想动态就能得到映证。在刚到解放区时，王芸生获悉中共有意关闭《大公报》，并要求他对大公报所负的责任有所交代后，心里愤愤不平；但当他在无奈之下写作并发表了《我到解放区来》一文后，文中透露出的主动转变的诚恳态度却获得了领导的好评。1949年4月，周恩来当面向王芸生保证《大公报》不用改名，更是推动了他在思想上朝着“新政府”的方向发生巨大改变。这种改变，一方面表现在他开始认为《大公报》充满了希望，另一方面则更加积极地推动《大公报》对新形势的适应，他真心相信自己“见到了久已渴望的太阳”。然而，吊诡的是，王芸生对《大公报》历史的批判确实保存了《大公报》的“存活”，甚至一度有再现“黄金时代”辉煌的迹象，但杨奎松却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批判尽管在态度上并不比旁人更加高调，却更具杀伤力。王芸生的批判一上来就“点到了《大公报》创办者和多数编辑、记者的命门”。这样的一种历史走向，一定程度上与出身贫寒的王芸生靠着自身的奋斗而获得成功的经历有关，这导致他在潜意识里对国民党的官僚政治确实有着某种天生的反感，以及对共产党政府更为亲近；然而更大程度上，却是因为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核心对《大公报》的态度。杨奎松在结论中指出，“‘大公报’这块牌子能留到‘文革’才被砸掉，纯粹是因为毛泽东个人对这张与中共革命曾经息息相关的旧报纸存有某种好感，和王芸生1949年以后能够自觉自愿地进行思想改造。”这么来看，王芸生在建国后的立场选择及其对《大公报》发展的影响，完全是在出于在对《大公报》的强烈“关怀”下，所形成的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后果。同样的，对于张东荪、潘光旦两位人物的研究，杨奎松也是从对前人的传述廓清和校正入手，从而一步步对他们的个人境遇和思想变化给予了抽丝剥茧般的还原与呈现。可以说，王芸生、张东荪和潘光旦，这三位人物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属于传统的知识分子，因此在观念上都有着很深的“入世”情结，对自己所关心的领域或专业都或多或少保留一份“忍不住的关怀”。正是这种“入世”、“关怀”与时代变幻之间具有的强烈冲突，造成了这三位历史人物最终成为了历史悲剧的一份子。作为杨奎松转向建国史后的第一本著作，《忍不住》可谓保留了他一贯的研究风格。在材料运用上，杨奎松当然不会像文中提及的前人著述一样，过于偏重引用传主家人提供的资料，或者传主的回忆录、日记，而是从大量的档案文献中去爬梳历史的真相，另外，在杨奎松看来，同时代其它人物的日记、笔记、记录文件等文献资料，也会从各个层面直接或间接涉及到传主的信息和线索，因此也有助于还原历史本来的面目。在这样庞大的资料整理中，杨奎松才最终令三位历史人物的思想转变过程得以清晰起来。而在观点表达上，杨奎松在正文的历史叙事和资料分析中，完全只着眼于对真相的寻找，至于对研究对象所持的思想和实施的行为，则很少甚至完全不进行评论。这种历史叙述的态度，或许会让很多人感到杨奎松的“叙事”缺少激情而显得有些刻板和严肃，但这却是作者立足客观去表达和写作历史的一个根本立场。事实上，杨奎松在一开始的序言中，就已经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老一辈知识分子所持的态度。他认为，知识分子首先也是普通人，因此“不论古今或其地位如何”，特别是要从人性的角度去诠释和理解。对于此前的“软弱说”，杨奎松更是以老派知识分子中的陈寅恪、吴宓，中年知识分子中的董时进、周鲸文、共产党知识分子中的顾准、青年知识分子中的林昭、林希翎为例，来加以反驳。在杨奎松的笔下，无论是这些“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少数派，还是王芸生等所代表的大多数，首先都是作为一个个体而存在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他们在历史大潮中所作出的思想和行动回应，也能对他们给出公正的评价。所以，在《忍不住》里，杨奎松自始至终都站在“同情之理解”（陈寅恪语）的立场上，来还原和理解三位历史人物的思想转变，正如他在序言的最后提到，“我们对历史和历史中人，还是努力先去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再来尝试做评价吧”。

忍不住的吐槽：杨奎松老师著作及其他

杨奎松老师作为国内顶尖学者，其学术水准毋庸置疑。杨老师明显深受我国传统历史研究方法影响，他自己也以行动阐明了这一点：实事求是、冷静客观。不论是先前的《革命》四书还是这本《关怀》，都是如此。杨老师的叙述路径一般是这样的：先是举出背景，列出简单事实，然后摆出一确凿证据，“你看是这样的吧”；紧接着还要摆出辅证，“你看确实是这样的吧”，当你已经确信的时候，他一般还会从反面来举证，“你看我没说错吧”。当你已经感佩的时候，杨老师还会从逻辑链条出发进行常理性的推断，哪怕史料缺乏，也让你不得不感叹杨老师推断有理。当你已经饱和了，杨老师还要夹杂着对其他学者论据不足或者论证无力的批评。当你读着他的著作，感叹杨老师梳理过如此多的史料，下了那么大的功夫，同先人交流了许久，一定有很多议论和感慨吧，他却戛然而止，丝毫没有感情的流露，淡定的让人想抽之。读杨老师著作读多了不得不说，杨老师确实像清道夫，他研究过的史实上虽做不到百分之一百的客观，但大方向上绝对如此，因此，如果你没有精力精读杨的书，完全可以只看看他的叙述，有杨老师作担保，这些过程或者史实肯定没有问题的，大胆的看，你会发现他的书很快就能看完。杨老师真的没有理论功力吗？不是的，这一点在他的非研究型著作《谈古阅今》中就有所体现。在《关怀》的序言中杨老师先是引用了萨义德、郑也夫，后面还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纵横古今，连贯中西，乍一读我心中一喜，难道杨老师听到我心中的吐槽了吗？决定要改变写作方式了吗？但是读到正文我就知道我错了，浓浓的考据风扑面而来，还是一如既往的扎实有力，读到潘光旦已是深夜，我几度睡着。。。。唯一提神的是潘光旦的最后一节的标题居然是“余论”，杨老师终于要议论了吗，终于也要玩下理论了吗？结果可想而知，其实还是叙述论证，只是在结尾感叹：通过读他们的遭遇，我们应该理解他们啊！（大意如此）。我不得不说，从知道到理解在逻辑链条上并不能一步完成，就像很多大道理我们都知道，但是却没人能做到一样，这需要充分的论证和理论甚至情感支撑。但杨老师确是一如既往的淡定。说到这，不得不说一下高华老师。高老师无疑是个十分敏感和很有洞察力的人，其实他手中的很多材料尤其是十几年前他能掌握的材料别人其实也有，但他却能穿透迷雾，从中厘出一条比较清晰的暗线。如果说杨老师做学问更多的靠的是考据的功夫，那么高华无疑更多是靠自己的敏锐，但是敏锐的背后，追求逻辑自洽的背后，是一些臆测和论证不充分，这一点在他的红太阳的许多论述中都有体现。学术性著作虽然冠以“学术”，但我觉得还是要有一定的可读性，这一点《天朝的崩溃》写的就很好。茅老师以青春逼人的气势，夹以超越常人的冷板凳功夫，掺以各种理论和个人情感，给人以极强的阅读冲击力，尤其是那句一个帝国被一个女人打败了（大意），百年的屈辱史、国仇家恨跃然纸上，让人没有办法不跟随他的笔端喜怒哀乐，读完让人意犹未尽，感慨不已。高华老师的著作读后也深有感触，杨老师的著作写的也真是不错，但读完却觉得总算读完了。。。。。但不幸的是，茅海建老师华丽完成了从青年学者到一流学者转身后，放弃了自己遭受老前辈批评的写法，转身变成了老前辈，《戊戌事变史实考》还颇可一读，能做砖头使的《我史鉴注》真是让人生畏。于此形成明显对照的的是最近频频出现于国内各大高校最高端讲坛，讲述中国人历史的美国人——傅高义。坦白来讲，以杨老师和茅老师的路数，傅的《邓小平》最起码能挑出几百处错误（可以参考杨老师非常不屑的《苦难辉煌》读后感），但丝毫不能阻止很多人对这本书的关注。很多同学对此书颇为不满，你觉得写的不好可以不看，但他还非得看，还细看，挑毛病，颇有要砸场子的感觉，哈佛荣休教授的牌子岂是那么好拿又那么好砸的？这切不表，单说傅高义的选题还是很有眼光的，当年写日本现在写中国都是明证，连《邓》出版的日期说不准都是故意选好的，所以虽然八十多了依然满中国到处淘金，在写作手法上后半本可读性也很强，很多细节性的描写（例如邓外貌的描写）让人印象深刻，这跟国内学者的著述有着极大不同。傅本来就是学社会学的，就像有些美国一些研究唐诗的学者只是略通汉语，要是用杨老师的 标准来要求，国外的汉学家们都得下岗。虽然历史学的基本要求是求是求实，但学习西方学者的理论运作和写作视角还是有必要的，毕竟话语权更多的还是掌握在他们手中，能够吸引最多的注意力才能产生最大的影响，也才能让别人认可国人的学术水准。梁启超曾说：好的历史学家不但能够看到漫天群星，更应该能看到凌乱之中的星图（大意）。杨奎松是能够看到星图的，但他不愿意表露。高华老师很明显的看到了星图，但却漏掉了一些星星。茅海建早年驰骋想自己划星图，现在也回到了找星图的老路上。我认为他们身上其实有一些共同点：时代因素导致了知识结构上的欠缺，加上国内史学研究中或明或暗轻视理论研究的倾向（当然国内的理论研究确实挺挫。。。。），使他们对于理论的运用不是那么的得心应手。尽管高华老师做了一些尝试，但明显还不是那么的融会贯通。ps：由于大量的能量都被大脑利用，加之国内人文学术圈普遍穷苦，导致国内许多著名学者外貌不佳。在这点上，杨老师略带清秀的面庞明显胜出。

近代知识分子的悲伤

书中所介绍的三位传主中，过去对潘光旦有所了解，对民盟张东荪和报人王芸生过去都没有了解过，作者把人物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给予了客观的介绍和分析，读来感觉比较中肯，对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给予深切同情，如果不是那个政治环境，他们个人一定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一些观点很有启发，“在国民党统治的情况下，报纸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可以保持传递新闻信息的功用的，因为国民党并未全面限制报纸获取新闻的渠道……中共建国后对报纸统制的一个最有效的措施，还是统一新闻来源”；“罗隆基说，我们已经搭上了共产党这条船，不论它是贼船或者是挪亚方舟，我们只有跟到底”；“思想改造运动并不纯粹是为了通过自我批判实现思想一律，它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意图，就是要通过交代揭发政治历史问题，达到人事调查和组织清晰的目的。”书印刷的很好，可惜错别字不少，责任编辑颇不负责任：P.54“孙东荪”应为张东荪；P57“全文注销来”应为“刊登”；P142两处“注销”应为刊登；P149《大报》应为“大公报”等。

忍不住的“关怀”

　　关于建国后的知识份子的命运的话题，许多书籍资料等都有研究。仁者见仁。而此书则又是一个新的思路。　　作者是以王芸生、张东荪、潘光旦三人为例，评述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说来惭愧三人只有潘我略知，但还好，应该不影响理解此书。　　作者在书中提出了几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首先是知识份子。什么是知识份子，中国拥有知识份子吗？我们所理解的知识份子多为西方的概念，简单来说是拥有文化和独立见解的人群，他们要么支持政权，要么反对政权，要么独立于政权，根据自己的见解去影响政权和社会。可是传统中国真拥有这种知识份子吗？我想应该是不存在的。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阶级实际上只是“在朝则忧其君，在野则忧其民”。实际是都是依附于政权而发挥其理想与抱负的阶级，基本不存在什么独立于政权（只有政治上失意之人），更不用说反对了。　　其次是知识份子就一定政治上“聪明”吗？显然也不是，正如海德格尔赞同纳粹一样，知识份子们从一个群体来看也许非常有文化有道德，是站在普通人之上的群体。可是从个人角度，其实也是平凡人，有着喜怒哀乐，有着偏执与无知，有着美好和丑恶。于是面对选择，有着种种不同的道路。　　最后，政治有无对错之分。跳出政治带给社会的严重后果不算的话。政治应该是没有什么对与错的，或许说对与错都是政治人而非政治。正如书名所示，也许不仅仅是共产党关怀了知识份子，知识份子们也在关怀着共产党政权，他们试图用各自的知识观点去影响去改造建国后政治，以其实现自己的理想。于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后果，我们不能一味地说知识份子们被改造了，被摧残了，其实也许也应该说人们包括知识份子们选择了政治，于是承担了选择的后果。　　这些问题我个人觉得挺新鲜的。确实值得思考。

好

杨奎松的这本书主要谈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作者在序言里把中俄知识分子做了比较。俄国知识分子多站在政府对立面，以批判和反对为第一要务；中国的知识分子则更热衷于参与政府，对政府的依覆感特别强。治国平天下是儒家正统，中国自古有学而优则士的说法，所谓出仕就是做官，饭碗操在别人手上，和西方学者独立研究立足社会立场自然大不相同。清政府取消科举之后，实际断绝了千年来知识分子参与政府的正当渠道，路不通心还在，所谓忍不住的关怀。本书选取了3个人物作为研究样本。张东荪有风骨，也有爱国情怀，如作者观点，他就是那一类既不懂政治又“忍不住”，最终被政治风暴碾碎的无数书生之一。他们的出发点和一片诚心不可谓不真，他们真以为自己是“当为帝王师”的，可却没看清现实：在新政权的眼里他们宁非说是不被需要也无用处的落后分子（“留着没什么用，改造也太困难”——《故国人民有所思》）。建国初期需要“团结和利用”，到了政权稳定，他们还要说些什么出格的话，做点不合适宜的事，结果不堪多言。王芸生“投诚”和解放后的主动配合，实际是为了保住自己一手办起的大公报。但可悲的是，大公报却迅速的枯萎和死亡。国共在报纸检查制度上的本质区别。国民党采取事后查封，这种做法仅打击了报社而无损于新闻，毕竟报纸已经在读者手中。中X的做法则是完全把报纸当作宣传和“教育”的工具，所以“不利于人民的不报，少利于人民的少报，多利于人民的多报."标准则完全取决于中X。报纸新闻性的日益丧失，统一通讯社和不允许随便评论，强制规定发文格式的做法使千报一面。大公报失去了自己的特色，加上知识分子外流导致的读者量下降，大公报已经难以支撑。王芸生只得提出公私合营，这又使大公报的独立性进步一下降，最终沦为转讲经济，几乎无人看懂的专业报纸。潘光旦3人中潘光旦留下的资料最多，作者花费的笔墨也最多，是三人当中形象最完整丰满的。潘光旦的留美背景使他深受民权和平等思想熏陶，然而在美国受到的歧视又使他产生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他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他对一切主义，党派都抱怀疑不信任态度。一方面反对中X以阶级斗争为纲，另一方面又厌恶国民党一党专政党在国上的做法。他的人品、学识和修养，都是很让我钦佩的。他的思想转变和接受历程比较类似于传销集团内部新人渐渐接纳的过程，从怀疑到附和，从附和到相信，从相信到狂热。常有人痛斥解放后的中国知识分子软弱，在运动中什么话都说了，什么无耻事都做了。但杨奎松的态度是同情和理解，他认为知识分子首先是人，他们有普通人的弱点和受限于时代的眼光，他们做错有些是真因为熬不住，而有些则真以为他们做的是“为国家好”。但另一方面，杨奎松也提到知识分子在关怀政治之前首先应该关怀的是“人”，在服务于国家与民族之前首先是世界公民，应当站在人类而非某国国民的角度去思考行动，坚守人类的道德地线。得到良好教育者与普通人相比更具有独立思考和质疑、批判社会不公不义的能力，所谓能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

钟贡初体验

如果说你要打倒我请诚实点来告诉我不要偷偷地做材料说我在勾结美国人如果说你要抛弃我把我的报纸还给我在你手里也不会办我可以继续骂老蒋什么百花齐放只是随便说说哪里民煮自油你也说不出口你打下了中国就把我丢一旁说是联合政府其实就你一家想要作文来浇忧愁却还得继续写检讨想要出国去避风头才想起我留在大陆是不是我留在大陆注定要为国家流泪是不是我留在大陆注定要为国家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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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一直与社会变迁、政治运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群体在建国初期的遭遇尤为引人关注。这一问题与今日社会牵涉太多，再加上众多写作者的学养和态度千差万别，导致有关历史叙述语焉不详，从而限制了我们对历史的认知。杨奎松教授也意识到了这种现象，所以他在由“革命史”转向“建国史”研究之初，首先关注的是1949年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杨奎松发现，在那段时期，同为知识分子，每个人的思想转变原因、过程、结果大不一样。他的新书《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选取张东荪、王芸生、潘光旦这三位主流知识分子为研究对象，梳理大量档案、日记、报刊、回忆录等，以客观态度还原了三人改造思想的曲折经过，认为在政治大环境中，他们的人生经历、理论素养、政治信念和个人性格都对各自的人生命运有很大影响。张东荪是民盟领导之一，在内战期间力求消弭国共矛盾，建立联合政府。他毕生都颇为自得的一件事，是参与北平和平解放的斡旋。但杨奎松仔细考索当时的中共电报，发现毛泽东更多的是从统战角度出发，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将张东荪当作此次和平谈判的见证人。毛泽东在建国后说“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进一步激发了张东荪的“国士情怀”，也让他对自己的政治见识有了过高估计。在朝鲜战争前夕中美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他对国内外形势有所误判，亟亟与美国保持联系。在爱国心驱使下的种种行动，却变成了“通敌叛国”的罪证，导致他在思想改造中屡屡受挫。我们今天来分析张东荪在建国后的命运，显然无法忽视其个人性格和能力等方面的因素。王芸生的命运与《大公报》息息相关。《大公报》是民国时期最有影响的私营报纸，在1948年国内局势渐趋明朗的时候，原本偏向国民党的主编王芸生，为了保住《大公报》，北上参加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原本要依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关闭《大公报》的中共领导人，在看到王芸生登报发表的“投降”/“投效”之后，决定保留《大公报》作为改造的试点。王芸生做出种种努力试图融入新政权的新闻事业中，但《大公报》注定无法适应建国以来的新闻业管理新模式（即统一管理、宣传为主、依照行业划分）。他的痛苦，主要在于个人命运和《大公报》命运背道而驰。潘光旦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受胡适等人影响，开始对政治有所议论。杨奎松从潘光旦的文章和大量批判材料中发现，潘光旦在没有多大压力的情况下，努力适应新政权的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在多次思想改造中，潘光旦设身处地、推己及人，感受到自己过去知识的“落伍”与“无用”，事事都努力从好的方面去设想、去理解。潘光旦后来成为重点斗争对象，其实并非有预谋的结果，而与一些偶然因素和潘光旦对批斗的应对方式有关。他后来为土家族呼吁，也因为触碰了中央和地方关系，对个人命运有很大影响。1949年后知识分子的命运是很多个体的遭遇共同组成的，只有尽量从当时的环境去理解，才能接近历史真相，在此基础上去谈论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也更有意义。杨奎松教授通过三个个案研究给我们的启发和提示，正在于此。=====================本文原载《光明日报》

思想锥心坦白难 ——知识分子的自改造与被改造

1949年10月，建国庆典刚过，哲学家冯友兰便写信给毛泽东表忠心。这位曾在西南联大纪念碑上写下“违万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骨鲠之句的国民党籍教授，此时却在信中赞颂新政权“为中国人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为中国历史开了一个新纪元。”但对于冯的主动示好，毛泽东却似乎不太领情。他回复道“像你这样的人”，准备改正错误是好的，但“也不要急于求效”，“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中，像冯友兰那样在共产党入城后，私下或公开表态拥护新政权的人并在少数，他们“多半其实是自觉主动相应中共号召改造思想的”，并不是受到外力强迫的结果。但其中绝大多数，后来仍是难逃一劫，比如冯友兰还是被当成“唯心主义权威”并受到严重批判。这样的巨大反差，使得后来的研究者们对那批知识分子很不理解，指责他们从一开始就放弃抵抗, “看风驶船”，太过软弱，是“权力的仆从”。但在新书《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中，杨奎松写道：“事后诸葛亮是最容易做的，因为一切是非对错今天都已了然于胸”。治史之大忌，就在于站在今人的立场，带着历史的后见之明（hindsight）去做主观评价。但当时的知识分子，却预见不到会有反右、文革。他们只目睹到国民党的“一场烂污”，而共产党却看上去那么朝气蓬勃，“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再加上新政权一开始确实较为民主，于是就连储安平、朱光潜那样曾激烈反共的人，都开始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昨日之我”，转而支持新中国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就在于：如果他们有良心，就会在49年时反对国民党，不去台湾而留在大陆；接着在反右、文革时继续反对共产党，最后被政治运动的狂涛所淹没——这毋宁说是他们的宿命。后人对他们，应有钱穆在《国史大纲》序里所说的“一种温情与敬意”，至少不能“抱一种偏激之虚无主义”，即认为他们“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杨奎松在序言中，就特别强调自己要摒弃简单的价值判断，把书中主角张东荪、王芸生和潘光旦“当成普通人来看待，特别要从人性的角度去诠释和理解。”三人虽然教育背景不同，性格和经历也迥异，但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受中国儒家入世传统的深刻影响：张东荪虽然研究西方哲学，服膺美国的政治制度，但他到底脱不开“治国平天下”的儒学教化，本质上是“中国古代的那种‘国士’和‘天下士’”；报人王芸生表面上是个英式改良主义者，但对自己思想的定性却是“半封建半自由主义的诤臣思想”；至于留学美国的潘光旦，更是熟读经史子集，习惯以儒学的观念思考问题，在他看来，孔孟之所以伟大，除了是学术家、教育家外，“也在他们是政论家”，“不得其位则议论政治，不议论即不足以收辅导与督责之效。”为什么在“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式的新文化运动摧枯拉朽几十年后，这批率先栉浴欧风美雨的书生，还是没有成为“为学术而学术”式的西欧型知识分子呢？杨认为这是因为他们都受过旧学教育，留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深刻烙印；而且近代以来，中国受了太多内乱和无政府之苦，受了列强太多的歧视和压迫，书生的家国情怀，其实毋宁说是被强化而不是被冲淡了。或者用荣格（C. G. Jung）的心理学理论来说，儒家积极入世、倾向泛道德主义（Pan-Moralism，殷海光发明的概念）的“士”乃中国文化一种特有的“典型”（Archetype），每个知识分子，不管保守派还是极端西化派，都或多或少地继承了这个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的遗产，不要说是民国那一代人，直到今天恐怕亦是如此。这种对家事国事天下事忍不住的“关怀”，既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点，也是其致命软肋，“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尤其是49年前后。王芸生、张东荪解放前都同情共产党，但49年后的命运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关键就在于两人的性格差异，以及对政治热衷与否。王芸生对政治较为冷淡，他领导《大公报》甫建国时便向党报看齐，自己也自觉自愿地改造思想，因此能享受高干待遇，并得以善终。张东荪却自矜于解放北平之功，在中共明确“一边倒”向苏联后，仍试图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在政治上立大功”。他暗中联系美国人，不料触及政府的红线，因“叛国罪”被捕，不但自己老死秦城，一同入狱的长子张宗炳最后亦精神失常，次子、三子皆自杀，连孙子张鹤慈都被劳教，几乎全家被株连。可以看到，在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中，书生们只要还活着，便迟早会被改造成党想要的样子（至少表面上），交代党早已认定的事实。早点改造、交代反而有利；越是心存侥幸，越是“挤牙膏”，痛苦就越冗长。“怀疑、抗拒改造者”的典型潘光旦，就被反复要求做检讨，不“过关”便不允许其恢复正常研究和工作。十个月之久的改造过程使他的精神一度濒于崩溃，有一次“在检讨时甚至当场哭了起来。”最后的结果，自然如杨奎松所说的那样，除了陈寅恪外，“迄今为止，我们几乎找不到当年留在大陆的著名知识分子，还有谁曾经在这一运动中宁折不弯，靠抗争渡过了这一关。”在改造潘光旦时，所用的方法有群众批判、历史审查、当众忏悔、写书面检讨、子女表态……几乎集思想改造运动的大成。为了他能“从极落后的深渊中爬出来”，清华大学党总支几乎是不计工时，不计成本，甚至动员其女儿潘乃穆做他的思想工作，组织同系青年教师与他个别会谈，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一词虽来自俄共，但东欧、苏俄的共产主义运动都不会像中国那样，将大量的时间、精力用在仪式感极强的思想改造上。这种鲜明的“中国特色”，只能从本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找根源。王汎森就曾指出，早在明代的心学团体、乡约组织中，便有“一股巨大的道德转化的焦虑”。由于人们觉得自己的能力有限，所以必须通过记功过簿、审阅日记、开省过会等方式，“将自己的最隐秘的思想与生活公开化，由他人帮助检讨批判”。王将这种现象称作“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从明清士大夫到五四青年，“以一种类似批判与自我批判的方法，藉助群体的力量以促进自己道德转化的传统并未中断。”所以当俄国的思潮传入中国后，“人们便自然而然地以传统的一套办法加以涵化，将旧的方式套入新的术语中。”只不过，明清时期的个体道德焦虑感，后来一转变成了集体道德焦虑感；出于自愿的暴露隐私，也成了被动检讨，“转而逐渐变成整人斗人的工具”。集体道德焦虑感的效果很像走方阵——其最终效果，并不取决于绝大多数走得好、严格遵循节拍的人，而取决于少数几个走得最差的人。很明显，不把“害群之马”彻底改造或干脆肉体消灭，其他所有人的努力都会付诸东流。这就是为什么，越是经过刻骨铭心的过程最终被“改造好了”的知识分子，对于落后分子就越发痛恨。思想改造运动越是到后期，怨气就积累得越多，并越向少数不按规定走正步的人身上集中，各种斯文扫地、上纲上线的言论在这一阶段都会出现。张东荪事件曝光后，周一良、冯友兰著名知识分子等纷纷表态要求严办，马寅初更是声称“要是我就枪毙他了。”潘光旦检讨时，也受到昔日民盟同事的“落井下石”。思想改造运动虽由政府发起，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知识分子的最大压力并不来自上面的党政机关，而来自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同事们。这种“方阵效应”令人想起福柯（Michel Foucault）对于最完善权力的定义：“ 它的力量就表现在它从不干预，它是自动施展的，毫不喧哗，它形成一种能产生连锁效应的机制。”杨奎松特地提醒读者，当年的知识分子“既不是受个人私利驱动，也未必是在违反个人良知与道德的情况下去做这些事情的。”因为我们今天的普世道德早已“被当做反动的东西否定和摧毁”，所以“不是他们没有道德良心了，而是他们的道德良心改造成党需要的阶级的道德良心了。”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在告密、当“卧底”、甚至批斗亲友时，他们都是充满道德光荣感的。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称这种反常现象为“道德倒错”（Moral Inversion）。他在研究德国和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史后发现，纳粹党和俄共在运动过程中，都非常重视精神的力量和道德的作用，只是“原来的道德标准，现在已被无所不包的‘党的路线’所取代”。所以从某意义上来说，自称唯物主义者的他们，在某些方面可以说其实比谁都要“唯心主义”——理解了这一点，再看看毛泽东后来提出的“愚公移山”、“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又红又专”等口号，就不太令人意外了。比起后来的反右、反右倾、社教、文革等政治运动，1951-1952年的这场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无论从规模还是强度来说，几乎都无足称道。但其精神内核却是影响深远的：极端推崇鲁迅的毛泽东坚信，对国民性或人性的改造，必须先于政治建构和经济建设。所以，必须先改造“知识越多越反动”的一批人，然后如湖面的层层涟漪般把改造圈不断地扩大，最终在那场“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大革命”胜利后，达到“六亿神州尽尧舜”的最高境界——虽然对孔孟之道不屑一顾，但毛泽东自己，除了舶来的马列主义外，也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儒家“大一统”式政治道德理想而浑不自知。讽刺的是，熟诵“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的大右派潘光旦，很可能是当时少数几个真正理解毛泽东内心最高理想的人之一。虽然潘是在文革初期受到红卫兵迫害，从此一病不起的，但直到1967年凄然辞世前，他都认为国家到了如此地步“不是毛泽东的意思”，“不应该怪他”。“潘光旦幸亏没有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在书的结尾杨奎松感叹道，正是因为儒家推己及人之道一直未能泯灭，才使他能对于党和政府“处处从好的方面去设想、去理解”， 否则“他一定会走上精神痛苦的自杀之路。”2013-7-18初稿2013-7-25定稿

不是你们的错

看这本书所体悟到的是比看那些屈辱史更无奈和揪心的阅读体验。才翻几页便掩卷叹息，离座而不知所以，不敢想象自己如果从事的是这样的研究，是否还有勇气坚持下来，因为在张潘王那里看到的是这么努力的无奈，和发自可能来自时空错位后的作为后来者的叹息。但再来一次，他们还是会这么去选择吧，因为这份入世的关怀是书生们忍不住的志业。

人去历史在

人去历史在，请关怀。我只是个普通的读者，既不是学历史的，对历史所知也非常有限，所以没法对索引派的质疑有任何共鸣。我仅作为一个读者，感谢有这样的学者做这样的研究，也庆幸自己无意中读到了此书，等这批书看完，肯定要多寻基本杨教授的书来读。只为希望了解历史。这本书算偏厚，但其中只介绍了三位上世纪的知识分子，张东荪，王芸生，潘光旦。之所以对此书很认可时因为第一次读杨老师的书，但一读上就有那种喜悦的一见钟情的感觉，因为作者的文风、观点、客观中立的态度深得我心，是那种一读上就放不下的喜欢。作者查阅查证了大量的历史资料，陈述了很多现存可见的史料记载，没有太多强加给读者的主观判断，而是尽量冷静地把历史人物还原，毕竟历史有其特定环境，用今日之认识评判历史人物的历史行为是不公平的，所以如何看待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都交给读者自行判断。一些重点的段落：“近代中国的历史变革从一开始就是以暴力形式拉开其帷幕的。进入20世纪更直接变成了一场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因此，枪杆子，而不是笔杆子，就成了决定一切的主要政治斗争手段。”——曾经，枪杆子里出政权是我在求学阶段被灌输的观点，让我坚信这是真理。现在，我常感到悲哀，战争，无论如何都是对同类的戕害。渐进改良的道路怎么会比暴力革命更不好？只是，知识分子怎么会是军人枪炮的对手呢。“国共两党中原本居于主导地位的在知识分子骨干所以会纷纷让位于党内实际上最有能力的军事领导人，几乎不可避免。”“中（无）共（无）党的历任知识分子‘总书记’，即陈独秀、瞿秋白、博古、张闻天中间，也唯有瞿秋白是最早想明白了这一点的人。”“周一良只不过是说了自己想个名，没想到跟毛也会犯错误；瞿秋白讲的却是，自己这种人根本就不该去搞什么积极斗争、共产革命。……明明是一介书生、文人，满脑子潜在绅士意识，却非要违反自己的兴趣和性情，勉强用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去把自己改造成无产阶级的战士。”“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因为我的典型的弱者的道德，习惯于讲忠恕之道，主张忍耐、调和，相信人不能笼统地用好坏或阶级来区分，不希望你斗我我斗你，因此我实在早已厌倦了政治斗争。我视死如归，但我绝不是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我也绝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客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战士。”——瞿秋白的《多余的话》真是发人深思。“由于中（无）共推行的是建立在阶级观念之上的心的道德标准，强调国家利益等于阶级利益，阶级利益等于党的利益，一切是非对错全凭党来判断，故早在土改、镇反、思想改造运动中，旧的人伦亲情及仁义礼智信等统统受到了否定，揭发、检举、批判，甚至斗争自己父母并与之划清界限的做法已然风行于世。还在1951、1952年间，针对特定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的各种情况汇报网络其实早就已经建立起来了。张东荪身边就有好几位这样的情况汇报人，且大多数汇报人当年就已经没有传统道德良心的负担了。”——思想宣传就是把自己的观点装进别人的脑子。不让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太可怕太无耻。“（毛）怀疑李济深等有乘机收罗国民党反蒋派将领，壮大中间派势力的意向，因而变得十分戒备。”“张原来很热心盟务，把北平民盟支部看成是自己的小集团，经营十分上心。……在谈话中张东荪意外地了解到，他几年来苦心经营的这个北平民盟组织，‘盟员中许多都是我们同志’。这个消息让张大受刺激，自此感到失望、消极，甚至不满。”——能够理解。“张东荪自1949年以来是从来不屑于去做公开附和共产党的言论的。这一方面是他想要坚持自己原来的自由主义立场，另一方面是他坚信中（无）共这一套肯定行不通，终究得变，自己不变，到时候才有资格站出来讲话。”——呵呵，就有本事不变。一声叹息啊。“党组先对张东荪问题作了讨论，指出破绽，提出问题，又指定专人准备材料，先在党内干部会上作了报告，并展开讨论，又召开积极分子会讨论，然后再开群众小会酝酿。”——搞这一套真有办法。“如实解读张东荪在当年政治高压下态度及思想变动的情况，对理解当年众多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和政治高压下的生存状态，是十分重要的。除了陈寅恪因为身体原因和中（无）共领导人特殊关照，在历次运动中没有经历向群众检讨思想和交代历史的屈辱外，迄今为止，我们几乎找不到当年留在中国大陆的著名知识分子，还有谁曾经在这一运动中宁折不弯，靠抗争度过了这一关。几乎所有著名知识分子，当年或真心，或违心，都经历过被迫检讨交代自己政治历史和检讨批判自己政治及学术思想的情况。”“在国民党统治的情况下，报纸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可以保持传递新闻信息的功用的，因为国民党并未全面限制报纸获取新闻的渠道。……共（无）产党的统治思想和国民党完全不同，它的政治理念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从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报纸新闻等等舆论机关，本质上理当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和党用以宣传、教育、组织群众的工具，应当服从于党的阶级斗争任务并贯彻党的政策方针服务。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传统报纸传递新闻信息的社会功能，自然要被大大弱化。”“中（无）共建国后对报纸统制的一个最有效的措施，还是同意新闻来源，避免各报从党所控制的通讯社意外的渠道获取信息。……基本上只允许新华社分社合法存在。对于国际新闻和评论，对全国、全市重大的政治新闻、军事消息，各新闻单位均须以新华社稿件为准。任何中（无）共文件、著作、法令、政策、各报社无解释之权，且不得增删改写，断章取义，而且连内中的标题也不能改动。”——迄今，中国无新闻。其实张东荪和王芸生的各种表现，很容易从人的本性上得到解释，不管是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的责任，还是人求生保护自己的本能，都可以理解。反倒是潘光旦的前期表现很清晰，后面真的认可中（无）共的理论，反思自己，让人不由得困惑，他是真的从思想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了么？而最让我感动的，莫过于费老一直以来对潘的保护。历史，总有公道可循，只是时间而已。

《忍不住的“关怀”》读书笔记

中国有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知识分子吗？何谓知识分子？瞿秋白的那篇《多余的话》形容自己不过就是闹出了一桩“捉了老鹰在树上做窠”的历史的误会。 林觉民千古绝唱的《与妻书》写道：“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上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吾真真不能忘汝也。天下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记，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马克思曾尖锐地批评巴枯宁式的共产主义是“兵营式共产主义”。1、张东荪张东荪靠拢中共，是他自己主动选择的结果。刚刚解放，中共中央人民政府选毛泽东当主席……结果这里边居然有一张反对票。当时的人们就猜唯一的可能是张东荪干的。毛泽东曾当着张东荪的面讲过一句评价很高的话：”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民盟是当时国共双方全力争夺的最主要的一股中间势力，而民盟内部的各派面对国民党抛出的各种橄榄枝也态度不一，民盟最重要的党派之一国社党，多数倾向于接受国民党提出的所谓宪政方案，作为国社党负责人之一的张东荪，这事却表现出了十分不同的态度，基本站在了共产党的一边。戴晴的《在如来佛掌中》特别提到了张东荪在1949年1月去中共中央当时所在的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见到毛泽东后的失望。费孝通当时的回忆透露出了他内心充满了震惊和感动。张东荪对中共中央明显的亲苏态度和准备站在苏联一边的政策立场，颇难接受。张东荪从从西柏坡回来的兴致不高，表现出来的主要也不是反感毛的谈话内容，直接原因是张发现他辛苦经营的组织完全不在他的控制影响之下，因而心灰意冷。美国的一些外交官对于中共建立新政权以后走南斯拉夫铁托式的道路，即与苏联破裂关系，接受英美援助，曾寄予很高的期望。据报，马寅初听了张东荪的通报后的通报后对周培源，汤用彤说：“毛主席说张东荪是大坏蛋，要是我就枪毙他了。”哲学系教授冯友兰提出应该将张东荪从教职工工会和中国哲学研究会中开除，并撤销张的教授职位。张东荪1949年之后之所以很快被中共抛弃，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中共的原因，而是与他独特的个性和观念密切相关的。罗隆基说：“我们已经搭上了共产党的这条船，无论它是贼船还是诺亚方舟，我们只有跟到底，不能想变天。一旦变了天，左舜生，蒋匀天这些人是会回来杀了我们的。除了陈寅恪因为身体原因和中共领导人特殊关照，在历次运动中没有经历向群众反复检讨和交代历史的屈辱外。张东荪的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新中国政治外交上绝对不应该也不能和强大的美国对抗，否则美国人终会取胜，结果蒋介石国民党一定会杀回来。张东荪1960年有诗曰：“深感清诗记我狂，梦回犹自对苍茫；书生谋国直堪笑，总为初心误鲁阳。”1972年2月中美两国发表标志着打开中美建交之门的《上海公报》，躺在病床上的他说了四个字：“还是我对”。2、王芸生支配者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者精神的生产资料。如何使这些私营媒体受到有效控制，使之服从于自己的政治宣传目标，就成为中共能否有效推行新闻统治政策的一种重大挑战。中共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创办党报党刊，起舆论主导作用；一方面将部分私营大报改组成进步的民主报刊，以与党报党刊相配合。西柏坡的讨论结果是认定《大公报》有国民党“官僚资本”的背景，而且肯定了恽逸群对《大公报》的政治定性，谷中共中央已初步决定不让其继续出版。当时天津的《大公报》突然揭旗造反，改换门庭，对各地《大公报》人的刺激无以复加。《大公报》记者萧乾回忆说：当晚他在香港大公报馆意外从新华社电讯稿中发现这一消息后，当班的出版编辑统统放下工作，争相来看这片晴天霹雳的新闻稿，瞠目结舌不能语，个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1949年4月10日，王芸生在《进步日报》上发表了这篇题为《我到解放区来》的文章。此文甚至和费孝通的检讨一起，被收入《自我批评案例》一书，成为华侨学习的必读物。让王芸生无法再像晚清、北洋和国民党时代那样办报的关键，在于共产党完全不同的新闻统制方法。从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报纸新闻等舆论机关，本质上理当是阶级斗争的武器。中共中央增产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关于“五反”斗争是对三年来资产阶级向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猖狂进攻进行反攻的这一提法出发。王芸生对于黄炎培、章伯钧等在三反中拒绝与群众见面，交代问题结果都被保护过关，内心颇为安慰，相信过关没有问题。《大公报》是唯一多次采访过毛泽东，介绍报道大都比较正面的报纸。1952年，毛泽东还握住王芸生的手风趣地说：“王大公，恭喜你收复失地了啊！”6月8日，《人民日报》一改自4月份以来大量鼓励发表不同意见和批评意见的做法，突然发表了一篇措辞尖锐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指责极少数右派分子借着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意图颠覆共产党。在重庆谈判后期，王芸生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专门拜访了章士钊先生，提出应暗示毛泽东“三十六计走为上“。据知，此事成为了毛泽东在1957年保王芸生不划为右派分子的原因之一。王芸生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所作检讨时讲的那样，他建国后一切的妥协、忍耐和顺从，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就是希望至少能够保住大公报这块牌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种历史悠久，影响巨大的报纸，是他一切社会政治地位的资本和全部事业的基础。但是从政治上给《大公报》盖上最后一块墓砖的，不是别人，正是1949年以后曾经在兹念兹的想要保住这块老牌子的王芸生。3、潘光旦近来各种文章著作流传甚广潘的“四个s”深感兴趣。以三个应付当时形势，一是submit（服从）,sustain（支撑）,surivive（死亡），succumb（死亡）。费孝通明确认为：潘至死都是恪守着推己及人的儒家思想，对建国后自己的遭遇和命运，始终没有抱怨，没有感到冤。梁启超评价潘光旦称；“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 多数中国学生不留美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当年盛行种族歧视，黄种人，特别是在国家自视甚高的中国留学生常常回因此收到强烈的刺激。因为与国家主义派合缘，潘光旦回国找工作显然多了一重便利。被上海国立政治大学聘为教授，吴淞国立政治大学，是几年前任吴淞市政筹备处副主任的张君劢创办的。梁实秋说的很明白，潘光旦这时的优化遗传的观点，简单的说，就是认为：“让优秀的人多生子女，让庸劣的大众少生子女，种族才得以健全。”潘光旦自己也承认，他用来救国强国的一个中心的主张就是：中华民族要想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强大起来，必须要多养成国家所需要的各种人才。为此，就得鼓励所谓优秀分子早结婚，多生些子女，来配合国家的需要。“激怒新月派知识分子的，是国民党越来越无所顾忌地力推一党专政和独裁措施。但他们批评归批评，至多也是站在承认其合法性的角度要求它有所改变而已，并不会设想从根基上去否定它。在思想上原本充分肯定和支持北平学生抗日行动的潘光旦，作为清华教务长却不得不执行任务，而保护整体学校利益和爱护、支持学生无法兼顾的后果，是他在众多清华左派学生的眼里明显成为了压制学生运动的校方代表。1936年11月，在日本人的策划下，分裂势力伪蒙古军政府试图用武力驱赶驻守在绥远的中国军队，得到蒋介石中央军的帮助，太原绥靖公署阎锡山指派傅作义为总指挥，率晋绥主力予以了有力的还击，并乘胜于11月24日收复了被伪军占领的国民政府蒙政会所在地——百灵庙。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引起众多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知识分子的反感。闻一多就明确讲，他过去对蒋一直抱有好感，此书出版后，她的看法才开始大变。他们不仅对反蒋的云南王龙云非常重视，龙云也十分重视民盟的作用，不仅全力支持民盟的活动，而且把潘光旦等聘为省政府的顾问。冯友兰一向热心政治，经常向蒋介石献计献策；郭沫若1949年初在他向反动文艺三个代表人物宣战的文章中，第二个点的就是朱光潜的名字。从毛泽东写给冯友兰的回信可以看出，中共领导人其实并不相信这些国民党籍教授的表态和检讨。毛泽东的话讲的很不客气：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成，可以慢慢吸收，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朱光潜最早主动登报检讨自己的历史问题和思想问题，他的管制时间被大大缩短，只被管制了八个月。雷海宗的管制时间就长达一年。像北京大学国民党籍教授贺麟，因曾任三青团中央评议员，伪国大代表，上书蒋介石为文化剿共献策，受蒋接见八次之多，建国后又没有及时主动表示反省认罪，他所受的管制处分就长达两年以上。而潘光旦之多会被逐渐划到表现坏的教授群中，无疑也是和他政治上态度相对消极和表现出较多抵触情绪有关。但1951年10月，全国政协召开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会间休息时毛泽东特地走下主席台到台下看望身有残疾的潘光旦，并与之交谈，这一情况也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这个时候的潘光旦已经跟不上形势，和中共之间的关系发展到了比较融洽的程度。华罗庚在发言中直言潘口头上批评了自己的优生学理论，实际上并没有放弃自己原来的看法。清华大学运动组织编印潘的反动材料，标题上毕竟还称潘为先生，而北京市高等学校节约检查委员会党组编的《潘光旦反动言论摘要一》干脆连先生两个字都取消了，这在共产党的政治文化中，就是一个从人民内部矛盾专项敌我矛盾的风水岭性质的讯号了。费孝通敢于站出来为自己的同事，老师公开进行辩护，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甚至于根本就不是勇气，而是一种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才会有的近乎天真的傻气。关于土家族民族识别问题，从一开始在湖南地方和中央部门之间就存在矛盾，卷入这样一种争论，实际上不亚于卷入一场政治漩涡中，对力图远离政治的潘光旦其实十分不利。但是，因为过分相信中央的权威、意志和作用，他对自己在这场争论中的地位和可能受到的冲击，无意发生了某种误判。中共中央组织反右斗争，在政治上重点打击和清理的一个对象，就是民盟。章罗同盟，纯粹就是基于毛泽东个人的一种判断和分析得来的。无论是重点人物费孝通，还是次要对象潘光旦，没有沦为失去公职的半数和被送劳教相当多数，一方面得益于中共统大不统小的统战政策；一方面也是毛泽东对二人早有印象，知道她们的情况。毛尤其对费孝通1949年1月西柏坡之行和建国后的政治表现，颇具好感。对政治的忍不住的关怀，何以到了1949年之后戛然而止了？如果说这是一种制度强迫造成的，为什么多数人大都或被动。或主动地逐渐改变了自己以往的观念，一度真诚地相信中央远比自己想得周到，做得好？因为爱国，谁能把国家弄好，就拥护谁，这正是当年许许多多知识份子的一种心态。把自己和国家的希望乃至个人的命运绑在一起，再正直的知识分子，也难免会被迫矮化自己的人格。若依据韦伯的责任伦理比信念伦理更重要的观点，他们的选择似乎也未必就错。以捍卫诸如正义合理性等永恒不变和大公无私的价值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所以会背叛自己的使命，目的就是为了民族国家。美国作家安·兰徳有过一个略显极端的说法。他写道：“历史的每一页都在告诉我们，人类进步只有一个源泉，独立行动的个人。”知识分子的使命又是什么呢？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做社会的良心。汤因比推出其鸿篇巨制的《历史研究》，仍然毫不含糊地宣称：寿命有限的民族国家不能当作历史研究的一般范围。雅斯贝尔斯也同样预言：“民族国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20世纪史著作等身的霍布斯鲍姆坚持认为：作为一种带动变革的力量，民族国家已经式微，民族主义也会逐渐消失。“任何知识分子一旦陷入到民族主义的悲情或亢奋之中，不仅变不变成以“世界观点”来看待民族国家问题的“世界公民”，或被“叙拉古的诱惑”所俘虏，忘记甚至被弃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职责和使命，怕也是早晚的事。方亦元2016.8.2日完稿于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杨奎松、刘擎《读家视点》谈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书生与政治

晚清到民国，甚至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一直有种忍不住的“关怀”。但1949以后，大陆知识分子却被批为停止思想，集体转向。杨奎松问，“如果陷入同样的政治环境中，西方知识分子又会如何？”http://comment.whb.cn/reping_art/view/31839

《忍不住的“关怀”》与《蒋公的面子》

读杨奎松新著的时候，恰赶上《蒋公的面子》在北京上演。一部书，一部戏剧，讨论的都是知识分子面对权力的姿态。颇有意思的照应。杨奎松在《忍不住的“关怀”》前言中写道：“今天谈及这个问题（知识分子）时，各方面比较一致的说法是，1950年代经过“思想改造”和“整风反右”两场政治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即‘集体失语’，‘丧失了独立性、自主性和批判性’。 ”与此相映的是《蒋公的面子》里的文革场景：三位教授被关在红卫兵大楼里交代问题，一面穷尽所能为自己辩解，一面努力交代过去的“罪行”或者表达忠诚，红卫兵“好派”、“屁派”武斗，大楼无人看守，三位教授亦不敢越雷池一步。顺便提一句，好派和屁派是南京及周边造反组织的派系，矛盾焦点在1967年的夺权行动，“红色造反总队”在1月26日夺了省委的权，宣布“一二六夺权好得很”，但是另有一批人认为自己受到排挤忽略，便说“好个屁”，于是分成好派、屁派，后者因嫌不合革命之雅观，不久改为“P派”。此种划分甚至波及到安徽安庆、江西九江一带。软弱、怯懦甚至见风使舵，似乎是合于对知识分子群体的一般印象的。然而问题在于，是否存在一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共同性格？或者这仅仅是一种对于群体形象的想象，就像“残酷的地主阶级”、“革命的工人阶级”那样？而杨奎松的问题更加直接：中国有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知识分子”吗？在《忍不住的“关怀”》中，杨奎松并不总结或者阐释某种必然规律，他只尽可能详尽地用史料说明三个知识分子的命运是如何各自发生——大量性格和偶然因素，在时代背景之下，如何一步步将他们推向最后的结局。张东荪认为倒向苏联于中国不利，想要挽救新政权与美国的关系，结果他的努力在一个不恰当的时机曝光，被视为叛国；王芸生希望在新政权中为《大公报》（其实也是为民国报人）寻找位置，却发现新政权需要的是宣传工具，新闻业对他们毫无必要，王曾经认为正直的报人传统也在新时代毫无用处；潘光旦努力适应新政权的思想和规则，真诚反思自己知识落伍无用，最终因为他研究土家族的民族识别，被认定“破坏民族关系”，划为右派，之后被批斗抄家。潘光旦临死，向费孝通索止痛药与安眠药皆不可得，遂惨然离世。潘光旦死后，费孝通曾谓：“有些文章说潘先生‘含冤而死’，可是事实上他没有觉得冤。这一点很了不起。他看得很透，懂得这是历史的必然。他没有怪毛泽东。他觉得‘文化大革命’搞到那个地步不是毛泽东的意思。为什么呢？他推己及人，想想假定自己做毛泽东会是什么样的做法，那根本不会是这个做法。因此不应该怪他。 ”那么，“历史的必然”又是什么？对《蒋公的面子》的观众来说，难免将两个时空的场景比较。之前，三位教授毕竟可以拒绝蒋介石的宴请，并以为风骨，之后，则必须向“人民”坦白、忏悔。近年民国热，也往往以民国知识分子之自由、独立为标榜。以王芸生为例，王有名言：“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我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我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党才能嬉笑怒骂。同时，待国共双方都必须一样，是我一贯的原则。” 然而此一番话，只能在国民党时代说出。1943年2月初,王芸生主持的《大公报》先发通讯《豫灾实录》，又发社论《看重庆,念中原》,直斥蒋政府于战时灾时仍花天酒地，蒋介石大怒，但处理也不过“勒令停刊3日”而已。 毛泽东《沁园春·雪》发表之后，他抄写寄给傅斯年，并评论道：“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而等到上海解放之后，王芸生便要积极悔过之前的“资产阶级思想”，与新政权合作。不合作，便意味着他传承维持的《大公报》要被消灭。如杨奎松所言，“如果我们把这个群体仅仅局限在民国年间极少数活跃在公共空间的教授、学者、报人的范围，那么，他们中相当多数已经离开了大陆，并未失语。”即如传统上比中国知识分子更具有批判意识的俄国知识分子，保持批判性的也只是流亡者。金雁阐述俄国知识分子在新政权建立之后的命运时说：“沙皇的专治和斯大林的专治真的是小巫见大巫了”，这不过是重复了托洛茨基的那句话：“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杨奎松怀着同情之心，感叹中国知识分子受传统士大夫入世精神驱使，要从政干禄，要以天下为己任。因为这种忍不住的“关怀”，要奋不顾身投于政治斗争之中，不免动辄得咎，欲辩不能。然而这种知识分子犯下的糊涂病，非止中国独有。朱利安·班达在1927年写作《知识分子的背叛》，认为知识分子的格言是我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只在艺术、科学和思辨中获得满足。而到19世纪，知识分子开始热衷于政治活动，甚至成为“打手”。但是他们在艺术、科学和思辨中的敏锐，并不能让他们在政治倾向中明察秋毫。德国诗人贝恩在1933年在《答流亡作家》的信里写道：“我以个人名义发表声明，支持新的国家，因为为她开辟道路的是我的人民……我的肉体和精神的存在，我的语言，我的生命，我的人际关系，我脑中的全部东西，这一切都是人民给予我的……只有广阔天地、四季、土地，它们都化成一个简单的词：人民。”他又说：“一种崇高的感情使他做好牺牲那个被遗弃的我的思想准备，随时为全体、为国家、为种族，为内在性献身。”贝恩成为为法西斯政权大唱赞歌的知识分子之一，被认为是受到德国政治权力诱惑的大部分德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起因则是他对德国衰弱不振的现状不满，急迫期待一次真正的革新，振奋“落后于时代的日耳曼民族”的命运。这种期望甚至在百年前的海涅身上就体现了，他早就幻想“各民族人民重新聚集在德国周围”。比照之下，俄国知识分子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轨迹大体相类——希求改变国家和民族命运，鼓吹革命，然而革命非杀伐果决者不能行动，然而知识分子既不能认同杀伐果决，又不能为杀伐果决所容，于是要么与之化焉，要么被革命红轮所压倒。即如戏剧而呈现，时任道所赞赏的延安，倒是被看似猥琐反动的卞从周一语道破：只有民主集中，并无民主自由。最终，无论对权力是批判、迎合还是隐逸的姿态，都逃不过红卫兵的镣铐。杨奎松是忠厚长者，认为不应以今人的见识眼光，去苛求当时人，更不应该忘记所谓知识分子，也是普通人，也有软弱、恐惧和短视，而这些也非中国知识分子独有的毛病，“如果陷入同样的政治环境之中，西方知识分子又会如何呢？“ 所以，在对建国后知识分子的遭遇抱同情之理解之余，应更多自省。回到《蒋公的面子》，说一个观剧时候的细节。《蒋公的面子》之中，台词多涉当下现实。这是必然的，未必是编剧有意含沙射影，而是时代之近、社会情态之雷同，非如此不可。而民国至今，都可视为尚未建立相对完善的现代化国家与社会的时代，所以弊病相类也不足为奇。有意思的是观众对这种影射的不同反应。“似乎只要骂两声腐败，便是个进步人士了”，观众大笑， “中国政府的腐败已经成了国际笑话”，全场哄堂大笑、叫好。然后，时任道怒斥“对学生开枪算什么国民政府”（大意如此），气氛顿时陷入诡异，全场屏息，鸦雀无声，似乎等待某个人鼓掌喝彩，然而并没有。于是在下一句台词到来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偶然的机会在西单买到了此书，但一读前言便欲罢不能。文中观点与我不谋而合。对于社会，对于知识分子，对于党，对于人的所有观点都与我相似，我均极为赞同。如对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对历史的研究方法问题，对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问题上，以及对于发展的根本目的上都与我的想法极为一致。全书主要是通过讨论建国后，留在国内的大知识分子的命运为开篇。第一个问题就是试图解释为什么这些大学者在建国后就再无建树的问题。并就这些知识分子的命运，扩展了一些思考。全书读完可谓如遇知音，同时感概颇多！前言方面，文内首先阐述了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以及这些知识分子建国后一些相似的命运。在我看来，本书讨论的知识分子的范畴大约是在民盟内的知名人士，他们即非支持共，也常批评国，同时虽然也有人参与了政治，但也多为边缘，总体上还是教书，传播思想为主业。可是建国后，由于我党的政策，我看从本质上说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说是党专政，对于非党人士经过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等运动，或威逼或利诱让他们进行了思想改造，变的毫无特色，最终服从统治。可以说，这也是大批知识分子未再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的主要原因，思想即已无自由，何来创新？正文三位知识分子命运的问题，归根结底为思想改造。思想改造，对于知识分子无异于酷刑，是反人类的，让学术界变的毫无生气，死气沉沉。强行的让思想各异，大师辈出的年代变成了统一的应声虫，是人类，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悲剧，无异于焚书坑儒！这种思想上的专制，如果推行到全世界，那么人类将变得千篇一律，再无进步可言，最终必将在一片寂静中消亡。这种思想改造，让人变得再无个性，让知识分子变得不再敢言，怕因言获罪！各种各样的运动、检讨，也让知识分子变得不再敢为对政治、社会、哪怕生活仗义执言。可以说从1949到1972是中国文化史、学术史上的最黑暗时期，是中国的中世纪。虽然我是支持我党的，但对于这段丑陋的历史，却也是不能回避的，正式因为热爱，才要坦然面对，实事求是的反省，避免悲剧的重演。包括思想在内，任何东西只有具有多样性，才具有多样性的未来，这个世界才会丰富多彩，才会不断发展，不断进步，人类才有永不绝续的未来！同时我也对知识分子的被迫改造，不会给予批评，而是充满同情，为了信念拼死斗争固然可敬，但为了生存，为了家庭的妥协也绝对可以理解。毕竟，对于人来说生命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再我看来，任何东西，任何理想，人类信仰都不如人的生命宝贵。以任何形式，借口来剥夺或诱导别人放弃生命的行为都是不可饶恕的犯罪行为。结论部分，我认真人的一切决策、行为，最终目的都是让人变得更加自由，更加幸福。但现在却变的完全异化，好像人是为了某一整体而活，为了集体而生而死，为了某种宗教、主义而生而死，却忽略了最本质，最根本的人。如果某种主义、宗教,某个集体的行为，决策背叛了人，那么久一定是错误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时至今日，还是存在着“士”的情节，所谓学而优则仕，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及忍不住的关怀，等都体现了这一情节。读书人关心社会，关心政治，每当学有所成，总是希望能够运用自己的智识，引领改造社会，向更完美的方向，或说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大多自诩为知识分子的人也都并未总专注于学术，总期待着入世，主政。实现自己的主张，在今日，尤其是社会科学方面尤为明显。这同时也是全世界知识分子的情节。我想，就像书中结论所提到，知识分子最基本的是做社会的良心。以“人”为最基本的关怀，为“人”的幸福和自由来摇旗呐喊，擂鼓助威！不要再陷入狭隘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等等，要做世界公民，要为全体人类发声。最后，读了此书，让我对党也有了不曾见过的另一个侧面，让我倍感亲切，因为在我看来，不仅任何人或人形成的组织会犯错误，也看出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了解另一方面，有助于我更客观、更全面、更深刻的看清一些事物。没有谁是永远正确，绝不犯错的。也没有谁是永远正义的。这些都是相对概念，在不同的人，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间上，都会产生不同的理解。至少目前在我看来，我不再支持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因为不管是谁专政谁，只要是统治，必然是一批人压迫另一批人，不管多数少数，只要是压迫，我就反对。另外，就是教育不是宣传，不能只灌输一种思想，一种信仰。并且，我还认为，杜绝人治，强化法治是中国的根本出路。以前我对于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是认同的，但现在我动摇了。因为读此书后我发现这与我一切以人为中心的根本理念是相冲突的。因为只要承认国家和民族主义，就要为其利益而争取奋斗，这样就不可避免的损害到其他人，就会产生压迫，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但在现实中也许这种情况必可避免，在历史阶段还没发展到世界主义的时候，也许我还会是一个国家，民族主义着，至少实践上会如此。还有就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我认同的，这也是人类能够共同生存的基础，或可称“共情”，也许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感情会发展的非人的身上。我想，在我看来，这是好的现象，是人类善情感的发扬，但基于一切以人为中心的观点，既然生而为人，无可选择，如果触碰了人类的利益的时候，还是应以人为重。也即当我生为中国人的时候，如果中国人的利益被触碰，那么我也会站在中国人的角度胜于站在世界公民的立场了。也就解释了上段中我的想法，直到人类内部再无利益冲突，我才会真正成为世界公民。当然，在利益冲突的过程中，还是能调和则调和，双赢永远是最好的结局。让理性多一点，让以人为本多一点。这个世界才会越来越好，人类才会有无尽可能。

为什么隐去《大公报》党组书记“孟秋江”的名字

在王芸生与《大公报》这个部分，杨奎松隐去了时任《大公报》党组书记“孟秋江”的名字，有十余处均用“***”代替，引文甚至出现了“关于***同志*****问题的报告”这样奇葩的文字。是何用意？孟秋江政治上的最高职务只是天津市统战部副部长，远远没有达到为尊者讳的地位。另外有豆友说孟没有后人，似乎也不存在吃官司的风险。有谁问过杨奎松吗？

有温度的历史

如果我们的研究，不能每一个关注历史的读者了解“人生而平等”的道理，懂得尊重每个人的生命、权利和尊严，学会因关注他人的命运而养成对生命的敬畏之心，进而达到改善人类生存状况和质量的目标； 如果我们的研究反而会因为基于这样或那样的立场，造成更多的仇恨、对立，甚或伤害，那我说，这种学问不要也罢。 ——杨奎松一口气读完杨老的两本书，《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边缘人”纪事》。最深的感觉是什么？这种历史叙述有温度。对历史有兴趣，并不是想知道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更多是因为想知道以前的人是如何活着的。每一个时代都会发生很多很多事件，说实话我并不太关心这些事件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或者这些事件有多了不起多划时代多改天换日。我好奇的是已经成为了尘埃的那些实实在在生活在世界上的一个个人曾经遇到过什么怎么走完一生的。读再多书听再多的道理，过的终究是自己的生活。杨老钻进各种文献资料，给读者拼凑一些可能也并不完整的故事。事实终究只发生在当下。但是，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人最重要的是他的姿态，杨老的姿态就是最上面他说的那段话。这两本书的呈现符合他对自己的定位。他拉开时间的帷幕，把一个个人推到你面前。他们这样那样地生活，做出这样那样的选择，历史好像就鲜活起来。当你听过“文化大革命、反右、现行反革命，带帽子，摘帽子……”这些话语，你想到什么？你想到哦，对，那是黑暗的人人恐惧的非人的年代。然后呢，所有人都被迫害么？“帽子”是怎么戴上去的？有很多人死去，也有很多人活着，为什么？他们都遭遇了什么？这两本书让我看到历史长河中某一些浪花的样子，某一段河水具体的颜色和水流速度甚至还能看到一点河底的奇形怪状的小石头。如此，想起某种历史时，我的脑海闪现的就是一些具体的人和一些具体的手段，于我，才会更心安，也才会知道残酷和黑暗究竟指的是什么。感谢杨老。

读后随感

《忍不住的“关怀”》读后随感　　用了一周的时间读完了杨奎松教授的这本著作，还依稀记得这本书刚刚出版时候引起的争议，虽然买到手也已经两年，但一直束之高阁（像自己买的许多其他书一样）。最近在一点点清理自己的“囤积”时，才翻出来读完。　　从本书的副标题——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就可以看出来，这是一本研究知识分子的书，特别是建国前后有关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等相关内容的一本书。教授前后选择了三个典型人物作为分析的案例，因此本书看起来更像是一本论文集，他们分别是张东荪、王芸生以及潘光旦。在序言部分，教授就简单说明了此次研究的起因，即知识分子群体是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对象，而现今学界对于知识分子的研究也往往莫衷一是。需要说明的是，这本书既不是针对具体人物而作的自传，也不是思想史的研究，而是将人物放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在尽可能搜集完整史料的基础之上，还原历史的实相，考察这个历史的演进历程，进而再提出一些与历史人物研究以及和知识分子有关的命题。　　杨奎松教授是个很会讲故事的人，就像我系的沈志华老师、茅海建老师、冯筱才老师一样。以前听说华师大的学生在本科训练时就极为重视档案等一手材料的风气是杨奎松等老师所引介的，在读了教授的著作之后，这种立足于档案史料进而考据的学术方法确实极为熟悉。转回来说说本书的内容，张东荪、王芸生和潘光旦是1949年后选择留在大陆的三个著名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说这三个人物是典型的，是因为他们当时的政治态度是各有差异的。而在其后而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面前，他们不同的态度、经历、性格又让他们都走出了不同的轨迹。　　1949年以后，选择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绝对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思想改造。对于一个极为重视意识形态统一的政党，中共对于思想的管控是不遗余力的。加之当时阶级斗争的理念大行其道，知识分子往往被认为在政治上是不可靠的，且因其身上沾染的资产阶级的气息，知识分子要是想在新社会中继续生活下去，就必须经过必要的洗涤。大多数知识分子在当时是都能够认清形势的，因而也就开始了对自己的检讨和悔过。中共的思想改造方式是成功的，在这样一次次的检讨，配合以必要的群众运动、座谈会、亲朋好友的劝告等等，将原罪观念植入到被改造者的头脑中，而经过筛选留下来的人，就成为了一个“新人”。　　还记得去年在一场讲座上，杨奎松教授就不断地强调历史研究的“同情之理解”。在阅读完这本书之后，我才真正理解这五个字。虽然是对知识分子的研究，但教授并没有抽离历史的语境，以纯学理的方式探讨知识分子的问题。而是从具体到一般，以史实带动论述。虽然一样是知识分子，一样的爱国心，面对的是一样的社会环境，可每个人的轨迹都是不同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努力地要还原历史的实相，张东荪是爱国的，可恰恰是那颗强烈的爱国心让他最终戴上了“叛国”的帽子，颇为吊诡吧，呵呵。不过这也让我想起了李志毓老师的那本《惊弦——汪精卫的政治生涯》。同样也是一样的史实梳理，李志毓老师让我们看到的是，汪精卫怎样一步步地从热血的革命青年走向了“汉奸”之路。汪不是因为卖国而卖国，恰恰是因为爱国而卖国。历史的实相就是如此，而不仅仅是一顶“汉奸”的帽子所能概括。　　相比张东荪，王芸生跟党走的要近得多。为了保住其半生为之付出的《大公报》（可以理解嘛，一个男人付出了半生心血的事业，那得多重要啊），他选择了留在大陆。但是“落花有意随流水，流水无情空落花”，早在延安时期就已经形成的党的一套特殊的新闻观以及宣传系统，注定了《大公报》将和王芸生一样，要经过一番改造。经过这样的改造，《大公报》早已是旧瓶装新酒，空留一副驱壳，甚至到后来，连这幅驱壳都让人嫌弃。最终，王芸生的努力也仅仅只是让《大公报》苟延残喘了几载而已，《大公报》还是走向了尾声。可是，当《大公报》宣告结束的时候，王芸生却已经显得很淡然。是因为自己已经努力过了，结果对其来说无所谓了呢？还是经过这一番风风雨雨，早已看淡了呢？还是芸老把苦水往肚子里咽，人前不肯显露呢？不得而知啊。　　三个人中教授对于潘光旦的研究着墨最多，占全书篇幅的一半左右。书中详细考察了潘光旦的政治历史背景、被重点批判的原因以及改造之后的印象。最后是本书的余论部分（在第一版中是没有的），虽然不得不承认教授的阅读面太广了，从柏拉图到汉娜阿伦特，各种学说理论扑面而来，而这种纯理论探讨读起来简直杀脑细胞。硬撑着读完之后还是理解了教授的意思，其实就是苦口婆心地说了两点，第一对于知识分子的研究要保持“同情之理解”，第二，知识分子要学会站在人类的视角去看问题，做一个世界公民。　　对于本书所涉及的内容还有很多问题可以探讨，比如说教授在研究中如何把握人物的性格因素以感知其在历史中的进退，进而做到同情之理解；所谓忍不住的“关怀”，为何“忍不住”？又“关怀”些什么？以及学术研究过程中一些启示和方法等等，就不一一详谈了，累了，去睡了。

忍不住的质疑——杨奎松新著《忍不住的“关怀”》的百处硬伤

忍不住的质疑——杨奎松新著《忍不住的“关怀”》的百处硬伤史清今年5月，著作等身的知名历史学者杨奎松教授推出了一部新书《忍不住的“关怀”》 ，一时间又受到诸多媒体和读者的热捧，大有洛阳纸贵、万人争阅的场面。然而笔者初读数十页，即发现诸多硬伤，于是决定彻查一番。在根据注释枯燥的寻根溯源过程中，我忍不住地发出质疑：为什么最优秀的学者、最优秀的八名硕博生（参见杨书后记）和最优秀的出版社强强联合，却粗制滥造出一本处处与最基本的学术规范相抵牾的“学术著作”？遗憾的是，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笔者未能对大量的档案史料进行检查，大约只审核了全书40%左右的内容。尽管这些错讹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但它们却足以使任何一位严谨的学者心中生疑。1、杨著版权页及“前言”第xxiv页第11行：搞错张东荪出生年份。版权页：“张东荪（1887-1972）”。前言：张东荪“1866年出生于官宦世家”。经核查，张东荪生于1886年12月9日（光绪丙戌十一月十四日） 。2、杨著“前言”第viii页注释1：“邓晓著”应改为邓晓菁。3、杨著“前言”第xvi页和第xxi-xxii页：自相矛盾。第xvi页第7-8行：“本书讨论的三人，不是什么高官显贵，甚至连共产党的重要统战对象都算不上，因此难得官方重视。”第xxi页倒数第6-8行：张东荪“曾任民盟秘书长，又是民盟华北组织的总负责人，因而中共建国后得到的政治待遇也最高”，曾经是“国家领导人”。第xxii页第5-6行：王芸生“由首届政协委员一直做到人大常委，到死都是政府团结统战的对外宣传形象。”4、杨著第5页注释2：废注，写错页码。“第70页”应改为第170页。5、杨著第10页倒数第7行：错读史料、搞错时间。杨书原文为：“彭泽湘早在11月7、8日就曾分别写过两封信”。该页注释4中，杨教授也提到：在毛泽东代写的致彭泽湘的复电中提及了彭泽湘写两封信的时间是“虞寒两日” 。查韵目代日表，寒即指14日，而非8日。6、杨著第10页注释4：废注，标错页码。“第441-444页”应改为第392-393、395页。7、杨著第11页注释2：废注，标错页码。“第451-452页”应改为第401-402页。8、杨著第12页注释2：张冠李戴。“聂荣臻”应改为刘亚楼。9、杨著第21页第2-3行：改动引文。“同时我要求他再以一份投到重庆《再生》杂志使其注销”。应改为：“同时我更求他再以一分投到重庆再生杂志使其登出”。 同样，该页第7行的“注销”也应根据原文改为“登出”。10、杨著第21页倒数第3行至第22页第1行：移花接木。杨书原文为：“虽然1936年他评论中共‘八一宣言’，主张全国大合作的文章得到了刘少奇的重视和回应，但他抗战初期提出的国共合作、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学自由民主的主张，也曾受到中共内部的严厉批驳。”经核查，杨教授写这段话的根据是：（1941年）“12月10日 根据毛泽东对国社党的估计，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国社党的策略的指示。指示说：最近国社党张东荪、汤芗铭等在北平向中共提出所谓两党合作抗战纲领，主张经济上以社会主义为原则，采取计划经济，实现农业集体化。这完全是托派的主张，是挑拨中共与地主资产阶级的关系，以孤立我党的阴谋。国社党是一个极端投机取巧的集团，它有时以右的面貌出现，从国民党方面挑拨国共关系；有时以‘左’的面貌出现，企图从共产党方面离间国共关系。因此，我们对于国社党应严加警惕，不应与他们签订任何政治文件，但不在报纸上公开反对国社党。” 两相对比，可以看出，1941年中共中央“严加警惕”的不是张东荪1936年的文章，而是抗战中期张东荪、汤芗铭等人提出的“两党合作抗战纲领”，而且从这条史料上看，中共中央当时反感的是国社党的经济与国共合作方面的主张，而不是政治上的自由民主。杨教授把1936年的事和1941年的事拼接起来，通过移花接木的手法，给读者造成错觉：好像“中共内部”曾“严厉批驳”过“政治学自由民主的主张”，这是十分不严谨的。11、杨著第22页注释1：废注，写错卷册。“《毛泽东年谱》（上）”应改为：《毛泽东年谱》（中卷）。12、杨著第23页倒数第5-9行：改动引文。“它既宣布采取新民主主义，则它在民主国家便不复为一个障碍了。我们不必疑心它的新民主主义，它是说话算数的。……而其实在心里与行动上始终没有抛弃武力解决的办法”。应改为：“它既宣布改取新民主主义，则它在民主国家便不复仍为一个障碍了。我们不必疑心它的新民主主义它是说说即算数的。……而其实在心理与行为上始终没有抛弃武力解决的办法。” 13、杨著第28页第7-10行：引文无出处。杨书原文为：“他说：‘是张东荪把我引到西柏坡的。我们四人由八名解放军战士护送，一路乘大卡车，途径石家庄，到了平山县西柏坡村，当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共领导人就接见了我们。’”笔者根据杨教授提供的注释查找引文出处，只找出第一句话的依据（即“是张东荪把我引到西柏坡。”见《费孝通先生访谈录》，《南方周末》2005年4月28日，D27。），其他的引文均无出处。14、杨著第28页引用费孝通的《我这一年》处：改动引文。“卡车在不平的公路上驶去，……行进的是一个个，一丛丛，一行行，绵延不断的队伍。迎面而来的是一车车老乡赶着的粮队……经过百年来革命斗争锻炼的人民，终于把具有飞机、大炮的敌人赶走，这只是这股深厚潜伏着力量的一个考验”。应改为：“卡车在不平的公路上驶去，……进行着的是一个个、一丛丛、一行行，绵延不断的队伍。迎面而来的是一车车老乡们赶着粮队……经过百年来革命斗争锻炼的人们并不是这样的。依靠了这一片黄土，终于把具有飞机大炮的敌人赶走，这只是深厚潜伏着的力量的一个考验” 。15、杨著第28页注释2：废注，写错文章标题和刊载日期。“《我的这一年》”应改为《我这一年》；“《人民日报》1949年1月3日”应改为《人民日报》1950年1月3日。16、杨著第30页第5-10行：史实错误，分析错误。杨教授说1949年张东荪从西柏坡回到北平后，参加了一次知识分子座谈会，他在会上的发言“低调得不能再低调了”，“总共没讲两句话”。比较他1948年“对知识分子使命和地位信心满满的看法，其态度确显得天差地别。”在这里，杨教授是想借此证明张东荪从西柏坡回来后情绪低迷，自感失望、消极。但史料显示，此次座谈会是在1948年7月5日和23日分两次举行的，张东荪在7月5日第一个发言，他说：将来知识分子的任务和出路“要有一点变，不过不会有根本的变。”“一些知识份子在发愁，想走，怕将来会不得了。我想这不会有的。” 由此可见，张东荪的发言并不低调，而且态度乐观。杨教授之所以会搞错时间，并认为张东荪“没讲两句话”，是因为杨教授实际上引用的是1949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而该书在收录上文时，把张东荪的发言作了删节。（文后注明了原出处，并说明此文有删节，杨教授肯定没看到，且乱写注释，参见下条勘误。）由于杨教授搞错基本史实，所以相关的分析也只能是无稽之谈。17、杨著第30页注释2：乱编注释，糊弄读者。“《知识分子的新方向》，《中国建设》第1卷第2期，1949年1月。”应改为：李纯青、张东荪、樊弘、袁翰青、宋鱼等：《知识份子的新方向》，上海：中国建设出版社，1949年，第8页。18、杨著第33页注释1、第50页倒数第3行和倒数第5行、第51页第8行和注释2：“叶笃初”应改为叶笃义。19、杨著第51页倒数第8-9行：改动引文，颠倒原义。“农业税占百分之四十几，可见国营企业还行。”应改为：“可见国营企业还不行。” 20、杨著第54页倒数第5-7行：偷换主语，改变原义。杨书原文为：“我（即张东荪——引者注。）过去之所以对有些事情看不惯，主要是‘平素染深了唯心的想法’，并不是思想上不接受新事物”。经核查，张东荪的原文是：“我所以要提到这一些，固然是因为梁先生的文章，把我的兴趣触发了，同时亦是因为据我所见，知识分子对于社会改革无不是百分之百的诚心诚意赞成，而独对于这一些，如斗争咧，偏差咧，自我批评咧等等，总多多少少有一些感到异样，换言之，即总有一些不习惯。除了这些以外，恐怕还有幼稚性，亦是知识分子所看不惯的。不过又应知幼稚性亦是新生力量所不能免的。此处使我不得不要提到梁先生所谈到的唯物了。我以为就唯物来说，要点毋宁在于其反面的反唯心。我们看不惯那些斗争偏差等等就是由于平素染深了唯心的想法。” 对比原文，我们可以看出杨教授在此处通过偷换主语，即把我们（知识分子群体）偷换成我（张东荪），误读了史料。杨教授的意思是张东荪在文中检讨自己“平素染深了唯心的想法”；但张东荪的原意是站在知识分子内部批评梁漱溟那类知识分子的“看不惯”，自我检讨的意味很少。21、杨著第55页第1-2行：改动引文。“今后只有再继续服这个药，使中国由病愈而强壮。这就是大家所欢呼的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应改为：“今后只有再继续服这剂药，使中国由病愈而强壮。这就是大家所高呼的毛主席的英明领导。” 22、杨著第56页注释3：废注，写错页码。“第2页”应改为第6页。23、杨著第57页最后1行至第58页第1行：前后矛盾。杨书原文为：“2月20日下午，张东荪就做了第三次检讨。”此处“第三次检讨”应改为第二次检讨。杨教授不顾当时燕大节约检查委员会和张东荪本人的一惯说法，偏要把2月14日张东荪在哲学系大会上的检讨当作第二次检讨，把2月20日张东荪在小文学院做的检讨当作第三次检讨，结果就与自己后面的说法矛盾。因为杨教授在第59页又明确把2月20日那次检讨说成是第二次检讨，在第60页和第61页注释中又明确说张东荪在2月26日做了第三次检讨。这就不能不让读者看得一头雾水。24、杨著第65页第1行：张冠李戴。“张承锷”应改为“孙承谔”。25、杨著第78页注释1：写错引文标题。“《周恩来在招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三中全会扩大会议代表时的讲话》”应改为《民主党派的工作要同国家的中心任务相配合》。26、杨著第94页注释1：乱写注释。“王芝琛：《一代报人王芸生》，第205页”应改为王芝琛：《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第11页。27、杨著第94页注释1及第108页倒数第6-9行：改动引文。第94页处：“怀着痛的心情与过去决裂”。第108页处：“为了要不要用‘投降’两个字，他说自己曾‘冥思苦想多天’，这是他‘把自己前半生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作了一番认真思考，怀着痛苦的心情与过去决裂，才产生的真正回到人民队伍中来的真情实感’。”经核查，原文如下：“为这两个字我冥思苦想了很多天，把自己前半生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作了一番认真的思考，怀着痛苦的心情与过去决裂，才产生了真正回到人民队伍中来的真情实感。” 28、杨著第96页第12行：错读史料，搞错时间。杨书原文为：“到1933年，‘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大宴群僚……’。”经核查，原文如下：“民国二十三年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大宴群僚” 。经换算，民国二十三年是1934年，不是1933年。29、杨著第96页注释1：所述史实不准确。杨书原注为：“建国后出版时书名改为《蒋党真相》。”经查，《蒋党内幕》改为《蒋党真相》，不是在建国后，而是在1948年。杨教授自己所用的1948年华中新华书店版，其书名就是《蒋党真相》，见杨书第97页注释1。30、杨著第97页注释1：写错书名和出版地。“《三十年来见闻杂记——蒋党真相》，武汉：华中新华书店，1948年”。应改为：《蒋党真相——三十年来见闻杂记之一》，淮阴：华中新华书店，1948年。1948年武汉尚未解放，华中新华书店怎么可能在武汉？31、杨著第99页倒数第4行至第100页第2行：混淆史实，移花接木。杨教授把《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中的第一条甲项规定和第一条丙项子类规定混为一谈，把“属于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地方政府系统下的各机关、各反动党派（如国民党各个反动派系，青年党，民社党等）及反动军队的各组织所出版及发行的报纸，刊物与通讯社”与“有明显而确实的反动政治背景又曾进行系统的反动宣传，反对共产党，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拥护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私人经营或以私人名义与社会团体名义经营之报纸，刊物及通讯社”等量齐观。其实，中共中央对这两类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是不同的。对于前者，“连同其一切设备与资财，应一律予以接收，并不得再以原名复刊或发稿。”对于后者，则是“应予没收，其反动政治背景一时无法弄清者，则应经过调查及法庭判决加以处理。” 但在杨书中，“接收”和“没收”的区别也被抹杀了。32、杨著第100页倒数第1-2行：搞错基本史实。天津解放的日期不是杨书所述的“1949年1月14日”，而是1月15日。33、杨著第101页第1-2行：史实错误。杨教授说中央于1949年1月“17、18日连续去电纠正”天津军管会命令旧有报纸一律停刊的做法。经核查，17日的指示与此事无关，应改为18、19日。34、杨著第101页第10-12行：所述史实不准确。杨教授认为“拖的办法”是针对“天津的各报纸刊物”提出的。但史料显示，这一办法只适用于天津除益世、大公、新星之外的“凡继续出版而不易立即确定对策的报纸”。 35、杨著第101页倒数第1行至第102页第3行：所述史实不准确。杨教授认为“由于中共中央这时对天津总的报刊情况调查尚不深入，包括对《新星报》的切实背景亦不是十分清楚”，故调整了对《新星报》等旧有报纸的处理办法。但查1月19日中央给天津市委的指示，中央之所以重新说明处理办法，并不是因为对天津报纸不了解，而是因为对天津市委未领会中央精神，“规定一切报纸一律停刊”，“先停刊后登记”的做法不满意。因此，这一指示并不是要改变此前中央对天津三大报的政策，而只是要求天津方面严格遵照中央政策“从容审慎处理”。 36、杨著第103页注释3：转述史实有误。“天津《大公报》”应改为《进步日报》。37、杨著第105页注释2：考证混乱，随意杜撰。杨教授说：“关于王芸生北上前是否看到了《进步日报》创刊号上所发同人宣言一事，目前包括王芸生儿子王芝琛等人在内的研究者和当事人的看法分歧甚大。”但从杨教授所列举的四人的说法来看，对于这一问题，四人基本没有分歧。萧乾和王芝琛都认为没看到；唐振常说“当晚的电讯只有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和《进步日报》领导人名单”，故即使王芸生在场，也看不到同人宣言；李纯青只讲王芸生“获悉天津大公报改名事”，根本未提看到宣言事。因此，四人中没有一人明确肯定王芸生在北上前看到了同人宣言，那杨教授凭何说“研究者和当事人的看法分歧甚大”呢？此外，笔者查阅唐振常的那篇回忆文章，发现唐文中根本没说自己曾“当面问过王芸生是否知道此事”，这一说法当属杨教授杜撰。38、杨著第114-115页：自相矛盾。第114页倒数第7行：“要把报纸办成党和政府的宣传工具，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新闻审查。”第114页倒数第1-2行：“新政权最为有效和成功的措施，就是将所有仍在发行的报纸全面置于党政各级机构的组织管理之下。”第115页倒数第8-9行：“中共建国后对报纸统制的一个最有效的措施，还是统一新闻来源，避免各报从党所控制的通讯社以外的渠道获取信息。”39、杨著第115页倒数第5行至第116页第1行：移花接木，断章取义。杨教授所谓“中央及各级政府随后明文规定”的几条实际是谭政、陶铸向中央请示的拟实行的对武汉市私营报纸的管制办法。中央在复电中明确指示：“第六七两项不必作为管制命令宣布”，而杨教授所谓的“无解释之权”恰是根据第六项改写的。此外，杨教授把多条规定混在一起转述，产生诸多不准确之处：“希望他们采用新华社消息”变成“均须以新华社稿件为准”；“凡属中央及中共领袖之政策性文件著作，欢迎转载，但不得断章取义，窜改标题”和“有关中共及解放军政府之法令政策，各报社无解释之权”这两条规定，被杨教授改为“任何中共文件、著作、法令、政策，各报社无解释之权，且‘不得增删改写’，‘断章取义’，而且连内中的标题也不能改动。” 40、杨著第116页第5行：“编制”应改为统制。41、杨著第116页倒数第6-8行：转述史实不准确。杨书所引的“新华总社明文规定”的内容，其实只是新华总社所介绍的北平分社的工作办法，至多可说是推广经验，说是明文规定则有些失真。42、杨著第116页注释1：写错人名。“王平”应改为王中。43、杨著第118页第1-2行：改动引文。“新闻呢，只有新华社一家，外国通讯社的一律不用。”应改为：“外国通讯社的电稿一律不用。” 44、杨著第121页第2段第3行：文法不通。杨书原文为：“但是它的记者和编辑适应性能力较强”。45、杨著第124页倒数第11-13行及注释1：错解史料、少写注释及选取史料不当。杨书原文：“1948年中国报刊数大约为1450种，新中国建国后到1950年只剩下624种。其中报纸有281种，私营报纸只有55种。”经核对，杨教授写第一句话的根据是：“据估计在1948年中国有1450种报刊；到1950年6月，在共产党占领大陆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仅剩624种报纸还在发行，其中165种是日报。” 显然，杨教授混淆报刊和报纸，造成重大的误读。杨教授的后一句话出自《中国新闻年鉴》（1988），但此条材料未写在注释1中，故应补上。最为吊诡的是，该史料的“附注”中明确说明这些数字“系不完全统计” ，而杨教授也在注释1中列举了陆定一的另一种说法（“1950年有报纸382种”）。既然明知还有其他数据，杨教授为何弃而不用，偏要不作任何说明地选用一种数字最少的不完全统计呢？ 46、杨著第129页第7行：改动引文。“报纸总数不宜过多”应改为“报纸种数亦不宜过多” 。47、杨著第131页注释3：少写注释。杨书原注标注了五个时间，却只有四个新闻标题。经核查，发现少了《人民日报》1950年4月1日的一篇报道《华东军政委员会灾区慰问视察团由沪抵达济南 上海筹组全市节约救灾机构》，故应补齐。48、杨著第133页第11行、倒数第8-9行：改动引文，写错人名。“糖商陈顺康假借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霸占台湾的紧张时局”；“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平，以假药次货盗骗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采购的巨款”。应改为：“糖商程顺康……”；“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采购药物的巨款”。 49、杨著第153页注释2：废注，所引文章的具体内容与书中所述内容无关。50、杨著第155页注释1：“《旧大公报作科记》”应改为《旧大公报坐科记》。51、杨著第155页注释2：写错引文标题。“《对〈关于民党派工作决定（草稿）的批语〉》”应改为《对〈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的批语》。52、杨著第162页倒数第1行至第163页第1行：文法不通。杨书原文为：“1949年的批判涉及许多人的共同行动，并不存在‘个别人’‘抓破了脸’过‘太狠’批判，使得不好合作的情况。”53、杨著第164页注释2和第165页注释1：写错出版日期。“1950年5月30日”，应改为1957年5月30日。54、杨著第164页倒数第8-10行：运用史料夸张、渲染。杨书原文为：“由于李纯青对这样的人事安排和业务工作关系都比较担心，因此在北上之际就和王芸生商量把上海方面的骨干人员尽量安排到北京办事处工作，避免过多地和党组书记发生矛盾。”经核查，杨教授的依据是：“一九五三年一月七日，我由上海到天津，经过曲折的往返磋商，仆仆于二百五十里京津路上，事情才终于决定：王芸生和我常住北京，负责宣传业务。” 杨教授自知理据不足，在注释中加上“参见”二字来打擦边球，但其用意却欲盖弥彰：为了渲染津、沪两报社之间的人际纠葛，竟不惜夸张地解读史料：把报社合并初期李纯青从穿梭于京津两地到常驻北京演义为上海《大公报》北迁时李纯青和王芸生商量如何把上海的自己人安排到北京办事处。55、杨著第166页倒数第5行：写错报刊名。“《新闻日报》”应改为《新华日报》。56、杨著第171页注释4：写错出版日期。“1958年10月12日”。应改为1957年10月12日。57、杨著第177页注释4：写错引文标题。“《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应改为：《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58、杨著第178页注释1：写错引文标题和出版年。“《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应改为《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出版年“1991年”应改为1994年。59、杨著第180页第2-4行：算错时间。杨书原文为：“大公报馆运动的全面转向，是在王芸生讲话第二天，即6月25日袁毓明按照中央指示的精神，召开全体干部大会动员，批判右派言论，才开始的。”通过上下文可以判断，这里所说的“王芸生讲话”是指6月14日王芸生在编辑部门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比6月25日早十多天。60、杨著第181页第5、6、9行共四处：“赵国栋”应改为赵恩源。61、杨著第181页注释4：废注，写错页码。“第345页”应改为第435页。62、杨著第191页倒数第5行：搞错时间。杨书原文为：“6月26日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做批判右派发言”。经核查，应改为“6月25日”。因为6月26日的《人民日报》刊载的是新华社25日讯，报道中的“今天”都是指的25日，而不是26日。根据此条新闻，新闻工作座谈会26日休会，27日继续举行。 所以6月26日王芸生根本不可能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发言。63、杨著第191页倒数第4-5行：搞错时间，脱漏一字。杨书原文为：“7月4、6、13、14日，8月4日在新闻工作座谈和在一届四次全国人大会议上做批判右派发言”。经查7月4日至8月4日的《人民日报》，应改为：7月3、5、12日，8月2日或3日在新闻工作座谈会和在一届四次全国人大会议上做批判右派发言。改为7月3、5、12日的原因都是因为当日的《人民日报》刊载的是昨天的消息，所以王芸生的发言日期应该提前一日。7月14日的《人民日报》只是刊载了王芸生7月12日在一届四次全国人大上的发言，并未查到7月14日王芸生在两种会议上发言的报道，故划去7月14日。8月4日《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3日讯，只是说王芸生在两天来举行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发了言，并未具体指出是哪一天发的言，故改为8月2日或3日。由于考证所用的新闻报道太多，为求简洁明了，故不一一列出，望见谅。64、杨著第191页最后1行至第192页第1-2行：自相矛盾。杨书原文为：“但查《人民日报》对会议内容的报道即可发现，里面不仅只字没有提到王芸生的名字和所谓反苏的历史问题，而且王芸生还是作为对右派的批判者来报道的。”既然杨教授认为《人民日报》确实报道过王芸生，那么这些报道又怎么可能“只字没有提到王芸生的名字”？65、杨著第198页倒数第7行：改动引文。“要发行，必须干，干了才能改。”应改为：“要改造，必须干；而且是干了才能改。” 66、杨著第199页注释1：废注，写错出版时间。“1960年4月16日”应改为4月6日。67、杨著第206页倒数第8行：改动引文，颠倒原义。“崇洋仰华”应改为“崇洋抑华”。 68、杨著第213页倒数第2-3行：改动引文。“在大中小学校的教员中和专科以上（即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中”。应改为：“在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和专科学校以上（即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中” 。69、杨著第213页倒数第2行至第214页第1行：所述史实无根据。杨书原文为：“按照此前镇反运动规定，凡在国民党、三青团担任过区分部委员以上职务者，均属于‘反动’的范畴，被称为‘反动党团骨干分子’或‘历史反革命分子’”。根据注释，笔者找了原始出处，而原史料的意思是：华东地区决定对中层及内层的首脑机关和要害部门进行及时的清理。“对区分部以上的反动党团特务骨干分子，虽属自动坦白、登记，亦应有计划地采取留职调训的办法，进行一面学习一面审查。” 史料中更没提到“历史反革命分子”。70、杨著第215页第2-3行：改动引文。“一是SURRENDER（服从），二是SUBMIT（支撑），三是SURVIVE（生存）”应改为：“一是submit（服从），二是sustain（支撑），三是survive（生存）” 。71、杨著第218页倒数6-7行：运用史料夸张、渲染。杨书原文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讲演，他听得也是一头雾水，一场下来一直在打瞌睡。”经核查，杨教授的根据是：“杜威也来讲过，当然是讲所谓实验主义的哲学，他说话声音很低，又单调，不但听不清，还起了‘摇篮曲’的作用，一起讲五次，我在座入睡过四次。” 杨教授为何把“听不清”变成了听不懂，又为何说潘光旦“一直在打瞌睡”呢？72、杨著第219页第8行：搞错时间。“1922年”应改为1921年。73、杨著第225页注释3和第293页注释1：自相矛盾。潘光旦1952年10月26日的检讨怎么可能编入清华大学节约检查委员会1952年6月编的书中？74、杨著第227页倒数第9行：改动引文。“先食禀后礼节”应改为“先食廪后礼节”。 75、杨著第232页第9行：偷换主语，改变原义。杨书原文为：“由国民党‘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经核查，引文出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国民政府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 杨教授偷梁换柱，按照自己的意图对中华民国的政治制度作了歪曲的说明。76、杨著第232页注释1：乱编注释。杨书原注为：“转见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657页。”应改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1928年10月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1），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2页。77、杨著第232页倒数第6行：改动引文。“应以反革命处分之”。应改为：“应以反革命罪处分之”。 78、杨著第232页注释3：废注，写错编者、出版社和出版时间。经核查，明显与耿云志、欧阳哲生编的《胡适书信集》混淆。应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79、杨著第233页倒数3-5行：所述史实不准确。杨书原文为：“潘光旦正是从……二卷二期起，和梁实秋、叶公超两人一同出任《新月》编辑的。”经核查，《新月》二卷二期至五期由梁实秋、潘光旦、叶公超、饶孟侃和徐志摩五人共同编辑。80、杨著第248页注释5：写错标题。“《清华学生暗凌晨甚烈》”应改为《清华学生暗斗甚烈》。81、杨著第269页第14行：改动引文。“以党治国”应改为“以党建国” 。82、杨著第273页倒数第7行：史实错误。“3月1日”应改为3月12日。83、杨著第284页第10行：改动引文，写错人名。“大禹举陶”应改为“大禹皋陶” 。84、杨著第286-288、290页：写跑题。在这几页中，杨教授不时地叙述朱光潜与共产党的历史恩怨及建国后朱光潜的自我检讨。直到第290页倒数第1-5行，终于露出了马脚，原来杨教授认为朱光潜是清华大学的教授。由于搞错基本史实，杨教授写了约两版的废话。85、杨著第306页注释1：乱编注释。杨书原注为：“习仲勋：《在马叙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5年4月27日。”经核查，应改为：《马叙伦部长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开幕词》（1949年12月23日），何东昌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6页。86、杨著第306页注释2：写错引文标题和发表时间。“《再论教育不是宣传》（1945年）”应改为《再论宣传不是教育》（1940年）。“《教育的更张》”应改为《论教育的更张》。87、杨著第307页倒数第1-2行：捏造史实。杨书原文为：“1949年12月，教育部明确要求清华大学‘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笔者根据注释找到原始出处，发现史料和杨书所述内容无关。而“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实际上是《共同纲领》第43条的内容， 显然不可能是教育部对清华大学的要求。88、杨著第308页第8-9行及注释5：张冠李戴，混淆史实。杨教授把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1949年10月颁布的《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和教育部1950年8月公布的《高等学校课程草案》混淆。注释中所列的社会学系的任务全部出自1950年的“课程草案”。89、杨著第320页：自相矛盾。倒数第12行：“潘光旦最早一次做检讨，是1月15日”。倒数第9行：潘光旦“第一次检讨的时间已经是1952年1月31日”。 90、杨著第340页倒数第5-6行：偷换主语，移动时空。杨书原文为：“正如费孝通后来所说，潘光旦这时其实和大多数教授们一样，已经彻底相信‘思想非变不行’了，相信‘原罪’在身，非承担不可了。”经核查，费孝通的原话是：“像冯友兰、金岳霖等人都承认思想非变不行。而且认为是原罪论（sin），这个是历史给我们的，我们逃不出去的，非得把它承担下来。” 首先，这番话中所指的人并不一定包括潘光旦。其次，从上下文看，费孝通主要谈的是文革时期，而非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91、杨著第342页倒数第1行、第345页倒数第7行：搞错基本史实，写错人名。“北京大学主管副校长刘仙洲”应改为清华大学；“刘仙州”应改为刘仙洲。92、杨著第355页倒数第5行、注释2：写错人名，少注出处。正文及注释共两处：闵刚侯错写为“闵候刚”。注释2补加《费孝通历数罗隆基的阴谋手法，邵慈云揭露罗隆基的卑劣行为》，《人民日报》第3282号（1957年7月4日），第2版。因为杨书中关于罗隆基的小集团那段引文，不是出自闵刚侯的那篇文章，而是出自补上的这篇报道。故需补注。93、杨著第358页倒数第6行：改动引文。“开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应改为“开放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94、杨著第358页倒数第7-9行：所述史实无根据。根据注释判定，杨教授认为刘荣焌、余胜椿的批判文章说费孝通诬蔑党对知识分子“估计不足”、“信任不够”、“使用不当”、“安排不妥”、“待遇不公”、“帮助不够”。经核对原文，刘、余二人的文章并未说到此事。如果出自别处，请补加注释。95、杨著第360页第1-3行：改动引文。杨书原文为：“我犯了不可饶恕的滔天大罪……我在章-罗联盟的指挥和影响下，利用民盟的组织，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一步步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犯了一系列危害党、危害人民的罪行。”经核查，费孝通的原文如下：“我犯下了弥天大罪……我是在章罗联盟的指使和影响下，利用民盟的组织，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做下了一系列危害党，危害人民的罪行。” 96、杨著第360页第3-4行：改动引文。“我向人民伏罪，继续揭露自己的罪行，也就是为了揭露联盟的阴谋作见证。”应改为：“也就是为揭露章罗联盟的阴谋作见证。” 97、杨著第361页倒数第7-8行：改动引文。“在某些建议中，更走到了挑拨党和农民关系的恶劣影响”。应改为：“更起了挑拨党和农民关系的恶劣影响。” 98、杨著第361页倒数第6-7行：改动引文。“我的农村调查可以证明，不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是不可能反映社会实际的。”应改为：“不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是不可能正确反映社会实际的。” 99、杨著第366页倒数第1-2行：改动引文。杨书原文为：毛泽东说：“戴个右派帽子有什么关系，我自己戴过多少帽子啊，帽子戴上去，会飞掉的。我现在不是很好吗”？经核查，原文为：“他（指毛泽东——引者注）说：不要紧，右派有什么关系。我自己戴多少帽子啊。他肯定他自己的话是对的。帽子戴上去，会飞掉的。他真的飞掉好几次，他一直在帽子底下作事情的。” 100、杨著第367页注释2：写错引文标题和页码。“《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应改为《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第480页”应改为第487页。总之，这些硬伤看似无伤大雅，但却很能反映著书者做学术的心态，亦能洞悉作者和编辑对待读者的态度。作为一名在国内斩金夺银、声誉隆盛的大学教授，作为一名频繁访学哈佛（参见杨书前言和后记）、在国际上亦有一定影响的一流学者，作为一名被许多青年学生捧为“大师”的精神偶像，我们无论如何也很难把杨教授与普通人同样看待，摆出“孰人无过”的老生常谈，来同情地理解这些硬伤的出现。我真的极不愿意看到杨教授一步步堕落为在学言商的文化大亨，而是衷心地希望他缜密思考、认真著书，仔细校对，真正写出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出版社、对得起供职单位、对得起学术界、对得起广大读者、对得起社会的学术著作。

自己洗还是别人洗，总之都是洗

我觉得这本书大家有空都该读读。硬伤不硬伤的，就别管了，何况既然有人帮忙找了那么多错出来，估计增订本也都改正了。至于学术规范和引文出处不完整的问题，不搞专业研究的还真没必要去纠结。为啥大家都该读读？一方面可以更好地理解49年后的共和国史，另一方面也能更好地理解现在的中国。这本书说了三个人物：张东荪、王芸生、潘光旦。这三个人都不算是49年后改造得很顺利的知识分子，但多多少少也都被改造了，甚至可以说改造得比较彻底了。杨奎松总结说三个人代表了三种典型：王芸生是政治上、思想上改造得比较快，比较彻底的；潘光旦一开始思想改造比较困难，后来在历次运动中，也慢慢被改造过来了，但最基本的人生态度和处事哲学仍然是儒家的；张东荪虽然一开始在政治上更靠近中共政权，但一直有自己独立的政治追求，因此很快身陷“叛国案”，到死都没改过来。我再总结一下，基本上49年后，作为有点身份地位的知识分子，就不能有自己的想法了，不管是自己洗还是别人洗，总之都得把自己的脑子给洗成跟主流意识形态一致了，否则就是死路一条。这是基本的叙事主线，没啥特别让人意外的，关于反右、文革等改造知识分子的书也不少了。但这本书尤其让人震撼的地方是一篇篇的“自我批评”、“思想汇报”、“审查材料”。这些活生生的一手材料，展示了一张无所不在的罗网，把人禁锢得死死的，毫无出路。如果说以前的很多书告诉我们的是肉体上的折磨，这本书则展现的是精神上的折磨。我时不时地就把自己代入进去（张东荪那章比较无聊，考据过多，而且有点觉得这人就是no zuo no die）：王芸生在走和留之间徘徊，是什么感受呢？被蛮横的党委书记XXX瞎指挥是什么感受呢？看着自己一生的事业被一点点凌迟，又是什么感受？潘光旦被学生和青年教师批评时，是什么感受呢？学着写自我检讨，是什么感受呢？完全说服自己，觉今是而昨非，又是什么感受呢？我觉得背脊骨一阵阵发凉，不敢想。有时候，我觉得那种日子离我们其实不太远。这本书腰封上那句话写得好：“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天生软弱，还是中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知识分子’？他们固然不是英雄，但在同样的政治环境中，我们就会做得比他们好吗？” 不提当年了，就说现在，我要敢说句出格的话，饭碗都没有了。我都不敢叫自己是知识分子。书生啊，玩不了政治，还是离政治远点吧。改造知识分子如此彻底，不单单是党务工作者的功劳，也是充分发动群众斗争的结果。这本书里引了许多揭发材料，你不知道哪天你最喜欢的学生就成了揭发你“幕后黑手”最积极的主力了，你也不知道昨天还和你是好友的人，今天就能把你们私下谈话公诸于众，成为你戴上右派帽子的关键罪证。人和人之间完全没有信赖。而“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这种制度的设立，更是让人体制化地堕落，以相互揭发为自保的手段。自愿或不自愿，人就这样成为专制政权的同谋，少经世事、头脑简单又热血的年轻人尤甚。最后再提一个让我印象很深的细节。289页引了毛泽东的话：蒋介石有大有小，大蒋介石我们一个不杀，小蒋介石不杀，我们脚下就天天“地震”。这就是中共的统战政策。有名的反动派、战俘、国民党高官，都供起来，甚至高官厚禄请回来，好像李宗仁这样的；而基层国民党骨干能杀就杀，毫不留情。我去江西做调研的时候，就听一位教授说到，他父亲曾经是国民党时期的县长，建国后所有这样的县长都当现行反革命枪毙了。这一手实在是“高明”，有“大蒋介石”做门面，这就是个“政治协商”的“民主政体”，而基层组织完全破坏，还有谁能反抗，敢反抗？从此中共政策一路推行到基层，一马平川，真是一路鲜血铺出来的。

《忍不住的“关怀”》

每拿到一本杨奎松先生的书，就迫不及待看序，因为他每本书的序都十分深刻犀利且篇幅较长，而这次的序却不是很打动我。读杨奎松的书，是很需要花一番力气的，因为他总是非常细致地引用大量原始档案，也较少评论性的文字，更罕见动情的文字。然而，当杨奎松先生在从事了这么多年中共党史研究，并且著作等身之后，第一次涉足知识分子命运的话题，就真的不能避免触碰到自己的感情了。在描述到费孝通顶风为自己的老师潘光旦辩护时，他这样写到“在那样一种群情偏激亢奋的场合下，在那样一种几乎所有人都能够清楚地看出风险几何的阵式中，要敢于站出来为自己的同事、老师公开进行辩护，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甚至于根本就不是勇气，而是一种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才会有的近乎天真的傻气。”这样非常动感情的文字，在杨奎松先生的作品中真的非常罕见，我因而也能感受到他的历史学家客观之下的性情。我一直敬佩和疼惜将感情放在沉着之内的人，我此时想到的是晚年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先生在去世前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是流下两行清泪。像费孝通和潘光旦的情谊，像晚年的吴宓和陈寅恪在中大的短暂重逢和永别，总使我倍感凄凉和温情。我为此真的需要感谢岳南的三大本《南渡北归》在我脑海里留下的那些年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杨奎松选择了张东荪、王芸生、潘光旦三个知识分子作为研究对象，他想通过他们在中共建国后的历次思想改造中的经历去试图理解一个事实，就是知识分子在建国后的思想和政治转变之快，而且相当部分是诚恳的。这在我也是感到比较惊讶的，王芸生作为《大公报》社长，原本就没有受过多少高等教育，因而转变最快，张东荪则在建国前其实就开始和中共靠近了，很快适应也是意料之中，而潘光旦，他受到扎实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理科出生，在美国学优生学，一直是反对苏联和中共的专政和集体主义的，并且他也一直怀疑中共的统战只是一种策略（我是赞同的，包括我们从小学习的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是政治斗争的诱饵），他最晚转变，但是也几乎是只用了两年时间就诚恳地想跟着党走了。除了陈寅恪，你在那个年代，看不到一个没有试图变得“进步”的知识分子。在我看来，杨奎松先生在这种转变的理由的分析还是很薄弱的，也使得这本书失色不少，但是我大概可以看到一些知识分子在这个过程中的共同点，其一，建国初中共的表现确实给他们耳目一新的感觉，比如任命一部分民主党派人士做政府高级干部，如“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其二，他们大多有一个特点，就是如果政治上受到重视就会主动，我们要想到，这部分知识分子会留在大陆而不是跟着国民党去台湾或是去国外，必然还是带着一种期望的，至少不会是敌意的，或者说至少觉得留在大陆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那么基于这种心理前提，再加上中共的统战政策对他们政治上的照顾和重视，必会使他们更为积极主动地去融入去配合，其三，在他们都会经历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他们被迫按照中共“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做反复的检讨，这种检讨是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极大影响，如果两次甚或三次还未通过，则会造成更大的心理负担，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迫切希望掌握中共的话语逻辑和方法论也就不难理解了。余下的，是我自己的猜测的一些可能的转变原因，其一是潘光旦所说的3S原则中的survive原则，比如张东荪在得知和他有过接触的“间谍”被捕后慌慌张张要求主动检讨，比如王芸生在后期检讨中连最后的保留“大公报”三个字的立场也放弃了，可想而知，生存的本能占据了多大的影响，其二是当你所处的社会环境变成了那般样子，你每天看到的听到的都是马列毛，你每天经历的都是批斗，你能保证你不会像在两面国那样最后也变成两面人？我经常会为原谅和无法原谅的态度而来回，但更多时候我选择原谅（在这个时候其实因为我刚刚看到蒋方舟说的无法原谅顾城引起了我的同感），或者说得更旁观一些，是理解，毕竟我相信在那个动乱年代能够成为知识分子的人在一个正常的年代一定都是我们会敬佩的学者。我也时常会有一种假设，假如胡适留在大陆，他的转变会是怎样的呢？在此我忍不住又要提起一个事实，就是青年学生的轻信特点以及破坏力。文中提到，在52年对高校老师进行思想改造时，真正使得这种思想改造升级成群众运动的原因，是学生参与进了对教授的批判。但愿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文革中真正的杀伤力是来自谁。因而我认为，读书要趁早，我想将蒋方舟送给在校大学生的一句话送给更早的孩子，“多看书，多迷茫，自己多判断，少听人生指南”。少年早慧最终还是要来自读书，为什么我觉得通识教育肯定是要胜过专门教育呢，因为通识教育教育人独立思考，学会判断，而这几乎是人作为人最基本的，并且我总有一个信念，就是专门教育是反个人的，就我来说，我肯定希望去掌握这个世界的基本运转，以从中寻找满足内心需求的源，我认为一切教育都要服从于一个人的内心需求，都要是为了使一个人得到更多的内心的满足，这也是我为什么现在慢慢更倾向心灵哲学而离开现象哲学的原因（因为我不愿使用唯物和唯心这样的字眼），也是为什么我更推崇女性作家的作品，因为女性作家往往更关注心灵，更关注情感，更关注个人，我们作为人，难道不是要获得内在的需求才谈得上去从事政治经济活动吗？好在，我们有书可读，这大概是我所知最简单也最实在的内心满足了。如今学业和研究任务多，读书时间毕竟会少不少，我高兴的是我竟养成了一种“包里随时放着书，得空就看”的习惯，不满的是其实我还是浪费了不少时间在一些不能给我提高的事上，我太喜欢在路上思考的感觉了，原因就是我没有自行车，哈哈。最后送你一句话。孤独是一种应该珍惜的状态。

史学家的数学推理

以前常觉得学文科的可以不必学数学，事实上也往往是数学不好的人才选择文科。但这可能正是我们的文史学科研究不如人意的原因之一，有许多研究者是缺少逻辑思维的。杨奎松显然不是这样的研究者，尽管我无从知道他当年的数学成绩如何，但他在行文中呈现出逻辑清晰的推理，有的地方犹如在解一道数学题：因为，所以，既然排除某某情况所以极大可能是某某情况……这种客观态度和客观分析方式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胡文辉：忍不住的批判 ——评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

戴晴的《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买了很久，一直未看，听说杨奎松新出的《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对戴著有所批评，才匆匆翻检一过。　　 戴晴的文字，一如她过去写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笔端常带感情，有立场，有议论，有政见；但撰述风格也有不小的改进，就是铺陈材料相当丰富，尤其包含许多未刊材料。全书以1949年政协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一事作开篇，当时共有投票人576名，毛泽东得575票，而唯一的不赞成票，戴晴依据种种口头传说，以为即出于张东荪之手——无论对于中国政治史，还是对于张东荪生平，这都是最富于戏剧性的谜案，以此作为引子，在叙事上当然是很引人入胜的。作为传记，我以为此书甚出色，作为现代以来知识分子的传记，信为最佳作品之一，加上传主所涉史事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其价值就愈显重大了。　　 随后又买到杨著，粗略检读了《前言》和张东荪一章，有不能已于言者。杨奎松先生系研究中共党史出身，过去读他的《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感觉其作风重史料，重实证，而仍有官方史学的气味，今读《忍不住的“关怀”》，于此感觉尤甚。因为他过去是以事件为中心治史，可称“硬”的史学，往往不离实证层面，更易发挥其长，显出功力；而此番他评述张东荪、王芸生、潘光旦，则是以人物为中心治史，可称“软”的史学，则已超出原来的取径，史料分析之外，不能不涉及价值判断，这就不易藏拙了。　　 史料问题，也即就事论事的层面，是杨的强项，如他指出有关张、王、潘三氏的重要著述，都有当事者后人的参与或帮助，“太多家人子女介入的人物传记或人物研究，要想比较全面和真实地还原一个历史人物，通常是比较困难的。”此意自然是可取的。　　 可是，在价值判断层面，其短板却也甚为明显，如他表示“不赞同简单地把冯亦代或其他一些知识分子当年被动或主动协助有关部门做的定点汇报工作定性为‘卧底’亦〈抑〉或‘告密’”，理由呢？“由于中共推行的是建立在阶级观念之上的新的道德标准，强调国家利益等于阶级利益，阶级利益等于党的利益，一切是非对错全凭党来判断，故早在土改、镇反、思想改造运动中，旧的人伦亲情及仁义礼智信等统统受到了否定……不是他们没有道德良心了，而是他们的道德良心改造成党要求的阶级的道德良心了。”按党的逻辑，冯亦代们当然不是“卧底”，当然是新政治道德的践行者，但按党的逻辑不是“卧底”，那就不是“卧底”了吗？道德良心问题，可以仅仅按统治者单向度的意图就解决掉取消掉吗？作为治史者，我们的立场何在，就只能如此被动地接受官方的逻辑吗？我以为，除非所有人，包括被监视的知识分子，都全然接受官方的政治逻辑，都全然认同官方的政治道德，除非传统的道德良心都彻底被所有人抛弃，否则，“卧底”就仍是“卧底”。无论冯亦代对于官方是什么，对于私人，对于被他监视的知识分子，他就是“卧底”！即使他像《窃听风暴》那个东德秘密警察那般心存善意，即使他的汇报对于被他监视的知识分子起到了好的作用，也无法改变其角色的性质。由这一事，最可见杨先生仍持官方的政治逻辑，他是站在了当时的监视者一边，而非站在被监视者一边。　　 具体到张东荪一案，戴晴认为在选举主席时张未投毛泽东一票，而又因此，毛后来借机报一箭之仇，终以“叛国罪”加诸其身——由于目前尚缺乏决定性的史证，这仍是戴晴的一家之言，而杨奎松质疑其说，也属一家之言，是历史学所当有的存疑和修正态度；对于张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检讨的细节，戴晴着墨不多，而杨奎松根据当时的政治批判材料，作了较详细的补充（他称之为“恐惧、慌乱与不得不投降认罪的过程”）。这些都自有价值。问题在于对张东荪其人其行的论断。　　 其实，在正式分析张东荪问题以前，在《张东荪“叛国”案再研究》一章的引言部分，可以说杨奎松就已提前得出了基本结论：“张东荪靠拢中共，是他自己主动选择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建国后，他作为民盟华北地方组织的领导人，荣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等职，成为一般人只能跷脚仰望的‘国家领导人’之一，也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超额回报。但令人惊异的是，张东荪没有满足于这一系列从天而降的政治荣誉，转而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秘密与美国人发生关系，最终因为向变成敌国的美国透露了‘国家重要情报’，不仅丢掉了各种职位和荣誉，被民盟开除，政治上备受屈辱，晚年还因此被关进了监狱。”言下之意甚明显：是张自己选择跟共产党合作的，共产党已待他不薄，他不老实跟党走，逆时而动，螳臂挡车，所为何事？末一节又总结：“张东荪1949年后之所以很快被中共所抛弃，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中共方面的原因，而是与他独特的个性与观察密切相关的。”易言之，这是张的自作自受。　　 实际上，这完全是用官方的政治标准，而且还只是彼一时的官方的政治标准，来评估张东荪的行为。我不禁要问：即便是张主动跟共产党合作（杨称此为“政治上认同中共”，并不确当），他作为一个旧政党的领导人（至少在名义上，这一身份仍然有效），也作为新政府的领导人（至少在形式上，新政府并不能等同于共产党），就不能有自己的政治判断和政治作为吗？他不愿新政权跟最强大的美国对峙，私下跟美方保持联系，是否为明智之举，是否能收到效果，是另一事，但他终是由国家利益出发，行其所自是，行其所当行而已。　　 据说1972年中美联合发表《上海公报》时，已不久人世的张东荪听闻，在病床上说了四个字：“还是我对。”他这么说，我并不觉得是他自负。对于1949年的共产党和毛泽东来说，为了对付“苏修”而跟“美帝”修好，确实是惊人的改弦易辙，甚至可说是自打耳光，按俗套的说法就是：历史证明了张东荪的先见，历史证明了中国必须跟美国保持政治交往。那么，张当年通过私人渠道跟美国人接触（用杨奎松的话，就是“积极尝试沟通美国政府关系”），即所谓的“叛国”，有问题吗？张晚年有诗“书生谋国直堪笑，总为初心误鲁阳”，正是对他自己的准确写照——尽管其行为是“堪笑”的，尽管不能如“鲁阳”之挥戈退日，挽狂澜于既倒，但“书生谋国”，有问题吗？作为一位“民国范儿”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作为康、梁的继者，作为张君励的同志，作为胡适的盟友，张东荪“始终痴迷于政治”，“脱不开‘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教化”，“有着强烈的抱负心”，有问题吗？　　 还有，张东荪得以跻身新政府的领导阶层，既是民盟支持中共的结果，也是中共统战政策的需要，在当日本是顺理成章的，啥叫“超额回报”，啥叫“从天而降的政治荣誉”，对于“书生谋国”者来说，这是何等小人之心的理解啊！而且，为什么张东荪就应当俯首称臣，好官我自为之，“满足于这一系列从天而降的政治荣誉”呢？再说了，张不满足于此，相反却特立危行，不是正好可以证明，他当初加入新政府，本是为国，不是为己吗？　　 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馆臣，曾指责钱谦益（牧斋）之类的“贰臣”无政治节操，“既足践其土，口茹其毛，即无反詈之理”，对此，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里已作出有力的驳斥：“牧斋之降清，乃其一生污点。但亦由其素性怯懦，迫于事势所使然。若谓其必须始终心悦诚服，则甚不近情理。夫牧斋所践之土，乃禹贡九州相承之土，所茹之毛，非女真八部所种之毛，馆臣阿媚世主之言，抑何可笑。” 而杨奎松指张东荪于中共始而靠拢，继而背离，暗示其反复无常，却仍跟四库馆臣的政治逻辑无异。　　 我最不满意的，还不仅是杨奎松具体的批评，而是他在批评的背后，透露出一种潜在的思路，一种不尽自觉的逻辑：将1949年以后的政治和制度视为既成事实，视为天经地义，以客观的名义，完全匍匐于这种历史的既成事实之下。这就意味着，将历史的表面结果等同于历史的全部事实，甚至等同于历史本身，并以此作为评判历史的标准；由此，就取消了历史的价值层面，取消了个人在思想上的挣扎和在实践上的努力，以人的成败论人，不问原则，只重结果。这可以说是一种势利的历史观，一种“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的历史观。从这种历史观出发，大凡言行有碍于“历史的车轮”的，有悖于“历史的轨迹”的，如张东荪，以及跟他类似的知识分子（如流亡海外的周鲸文、董时进、陈寒波、巫宁坤），就赢得了杨奎松这样的谥语：“书生气十足，甚至多少有些迂腐、执拗，缺少政治经验却自信满满……”　　 按此逻辑，不识时务的知识分子，又岂仅这区区几例呢？向毛泽东、刘少奇要求不宗奉马列主义的陈寅恪，不用说，是“书生气十足”的；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公开顶撞毛泽东的梁漱溟，自然是“迂腐”的；向毛泽东上三十万言书的胡风，更是“执拗”的；还有，在鸣放时终于赤膊上阵向党提意见的右派们（尤其是民盟那些张东荪的老朋友老同事），终究也是属于“缺少政治经验却自信满满”的……可是，如果没有这一切，没有一切的“书生气十足”、“迂腐”、“执拗”、“缺少政治经验却自信满满”，没有“忍不住的‘关怀’”，没有知识分子的天真，那么，近半个多世纪的知识分子精神史，还能剩下什么呢？那样“和谐”的历史，才是正常的，才是应当的吗？　　 鲁迅的《野草》有一篇《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奴才”向一位“聪明人”诉苦，“聪明人”回答：“这实在令人同情。”“我想，你总会好起来……”就不了了之；“奴才”又向一位“傻子”诉苦，“傻子”却立即动手，要替他将那间四面皆墙的小破屋砸开一个窗洞来。结果，“奴才”们联手将“傻子”赶走，并得到了“主人”的夸奖。很显然的，张东荪，以及张东荪式的知识分子，就是鲁迅笔下那个砸墙的“傻子”。难道，他们本来都做“聪明人”，甚至都做“奴才”，就对了吗？　　 杨奎松批评戴晴“倾向性太过明显，没能保持住一位研究者应有的客观态度”，可他自己的客观又在哪里呢？如果说，戴晴表现出显性的自由主义立场，那么，杨奎松也不过是代之以隐性的官方立场罢了。　　 在目前的政治和知识状况下，历史仍未终结，尘埃尚待落定，要研究和评判这一段仍未终结的历史，这一段仍未成为时间灰烬的历史，我以为，所谓的“客观态度”近乎虚言，我们终究不可能——恐怕也不应当——完全摆脱“主观态度”。试问，对于这段历史，在批判与同情之间，在高华与杨奎松之间，还存在着一个中间的“客观态度”吗？　　 最后，再谈一点。我觉得杨著的《前言》部分尤为败笔，暴露出更多的学识短板。他在脚注中罗列了不少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著，但从具体的行文看来，他对知识分子问题实较隔膜，前文已揭示不少，在此再举一例。　　 杨奎松认同金雁的说法，谓中国知识分子深受传统科举制的影响，有“入世情结”，这本来近乎常识，不必具论；但他又说：“中国读书人之热衷于‘入世’，自然也就和俄国知识分子及西方国家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差别。因为所谓‘入世’，就是要进入政府体制，为国家服务，因而也就不可能保持一种独立和批判的态度与立场。”说“入世”就是“为国家服务”，还不算错，但“为国家服务”跟“进入政府体制”是一回事吗？“国家”跟“政府”是一回事吗？“入世”确是中国传统士人（儒家知识分子）的主流倾向，但这个“入世”，其对象是社会，是人民，而不是政府，不是君主；它是“兼济天下”，是“先天下之忧而忧”，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代表了知识分子的济世精神。将之等同于当官执政，实在是很严重的误解，也是很庸俗的误解。　　 　　 附记：　　 此文撰写时，考虑到尚缺乏“决定性的史证”，故有意未涉及“叛国案”的事实层面。过后才想起来，我以前曾随手记下个别线索，尚值得一述。　　 关于张东荪跟美国人接触，林孟熹曾推测其间必有内情：“最有可能是，在毛泽东的知情下，由周恩来向张作出某种暗示，使热衷于改善中美关系的张东荪欣然付诸行动……一时间事情闹大了，不知如何收场。好在最后毛先生发了话，也就没有人敢再追究下去。”（《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页179－180）。此说缺乏根据，可不置论（海外有人将此当作了事实，见田丰《秘密信使弄巧成拙 八七老翁瘐死秦城——张东荪沉冤半世纪真相大白》，[台]《传记文学》第八十一卷第五期）。但海外的杨永乾提供了张君劢的说法：“至于东荪先生被祸的原因，先生在寿文中（按：指张君劢所作《张东荪先生八十寿序》）或有顾忌，未肯明言。不过在美国时先生对我说：‘祸端之起，是由于一位从国外到北京的人去看东荪先生，两人曾有长谈。当此人离开他家后，即为中共特务人员所逮捕，于讯问之下，此人即承认计划反对中共之事。据说这人当时即为中共所处决。本来也要严办东荪先生，还是毛泽东说：‘书呆子知道什么叫造反，不过口头上说说而已……’这样才留下东荪先生的一命，于撤除一切职务之外，仅软禁于家中。此在中共政权而言，已经够特别宽大，亦可能是毛泽东酬答东荪先生的劝说傅作义之功。”（《张君劢传》，[台]唐山出版社1993年版，页388－389）这一文献未见戴著引用，故录于此。此说跟戴晴的“报复说”正相反，可称“报答说”，但我觉得倒也符合毛的言行作风（正如毛对“文化汉奸”周作人也网开一面）。以张君劢跟张东荪的公私关系（同为国家社会党的创建人和领导人），或有特别的消息来源，其言未可轻视。　　转自“爱思想”网胡文辉专栏。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70613.html

鼎革与守道——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读后

鼎革与守道——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读后苦茶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五十年内两次鼎革，这对于知识分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对于具体知识分子是有过探讨，如对于梁巨川和王国维自杀的探讨，熊十力等人支持共和理想，所以进退出处之际，则很能将其思想与行为联系起来。故夫子言，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对于民国是如此，对于49年也是如此，当时知识分子的去留进退，依旧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八十年代，余英时从陈寅恪的诗文来讨论其晚节，引发了持续近三十年的陈寅恪热。九十年代陆键东《陈寅恪最后二十年》更是将此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又将此问题推到了人们眼前。知识分子在鼎革之际，应该如何自处？一、观其所以因为政治问题，所以对于鼎革之际的材料，大陆公布的并不算多，观之台湾因为有《传记文学》所以保留了大量的回忆资料。所以，杨奎松用了大量的回忆资料来描绘当时的历史。这些近乎于白描的历史，其实拥有大量的诠释意义，但是似乎杨先生并无意从知识分子内心世界来挖掘其中的奥秘。也许是他所受到的学术训练要求，所以并未做所谓的道德判断。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对于其中的是非判断，还是需要有一个基本的立场。也就是说，必须有一个基本明确的道德底线来支撑整个的历史描绘，否则纷繁的历史叙事就无法理解。那么，对于鼎革之际的知识分子应该如何理解，我想至少要看他们的进退出处。张东荪、王芸生、潘光旦、陈寅恪、吴宓、蒙文通、钱穆、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熊十力、梁漱溟，其实都是民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进退出处，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在鼎革陆沉之际，他们各自的选择又是什么呢？地理虽然是枯燥的，但是如果和当时的历史结合起来，就会发现知识分子们的行踪与去就的关系。我们不妨将时代分为两极，一极是北京，一极是台北，剩下的则是大陆各个地方和香港、纽约这些两极之中的地域。陆键东对于国民党抢救知识分子行动有着生动的描绘，陈寅恪正是其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但是，毕竟陈寅恪并未去台北，而是留在了岭南。那么，其它知识分子的选择呢？杨奎松笔下的张东荪、潘光旦留在了北京，王芸生留在了上海。冯友兰、顾颉刚、汤用彤、邓广铭、周一良留在了北京，等待新中国的到来和共产党的改造。与之相对，则是傅斯年将史语所一干人等几乎全搬到台湾，而等待这些学者的则是白色恐怖和漫长的分离。游离于北京与台北之间，除了著名的陈寅恪之外，还有离开中国，去美国寓居的胡适。在四川成都的蒙文通和吴宓。去了香港的钱穆、唐君毅。不同的选择，源于他们对于鼎革陆沉的不同判断。二、观其所由对于他们不同的选择，我们必须为其寻找到历史的缘由。也就是说，他们为何会有不同的选择。对此，我还是先谈留在北京的知识分子。可以说，这些知识分子大多数是对于国民党痛恨已极，对于共产党还抱有理想，因此他们欢天喜地地迎接共产党进北京。虽然，资中筠陈乐民等人都是敲锣打鼓迎接共产党，但半个世纪后则不免为此痛悔不已。那么，究竟是为什么，冯友兰、顾颉刚、潘光旦等人留在了北京呢？对此，我觉得好有一比，即我们对于当下的看法，也是他们对于当时的看法。对于现实政治黑暗的痛恨，让他们根本就不可能认同于台北的政治合法性。至于如何黑暗，想想闻一多、李公朴是死在如何黑暗的屠刀之下。想想抗战结束后，美国兵在国内的横行，就像今天日本美军基地强奸当地女学生，造成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其实，美国兵这种事也没少在大陆干，也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但是，因为日本是战败国，美军驻扎在日本，可以说是战争胜利者统治失败者。但是，中国作为二战战胜国，国民党政府的表现也同日本政府的表现一样令人失望。一个不能保护自己民众，又屠杀知识分子的政府，怎么能不令人失望呢？何况同一时期的延安党中央领导正在带头撰写自由民主建国的新闻评论。两相比较，任何有点理智的人都会有这种去国民党而就共产党的想法。知识分子也是人，并非是不同的种类，在对于政治和时局的判断上，并不会有太大的差别。所以，共产党进京，他们就留在大学里观望事态的发展。傅斯年虽然五零年就因心脏病去世了，但是他还是将史语所以及诸多的知识分子带离了大陆。对于傅斯年的选择，我私下认为他还是对国民党涉入太深。在二十年代末留学归国，他第一站并不是母校北京，而是留在了广州中山大学，当时国民党革命的根据地。后来，史语所也跟随蒋介石政府迁到了南京。虽然，很多人以为他人在北京，但是他与南京政府的关系实在是令人难以相信的接近。对此，顾颉刚就因此与其分裂，我实在想不出当年的同窗好友，为何一回国建立史语所刚开始创立正需要人手，却将顾颉刚排斥在外。而这时候的顾颉刚已经是当时史学界重要的领军人物了，刚留学回国的傅斯年何以能够凌辱顾颉刚呢？想来还是有国民党政府的撑腰，所以有如此的底气，可以对于昔日好友颐指气使。导致，次年顾颉刚即离开广州而回到了北京。说完北京和台北，我们谈谈陈寅恪的去留问题。虽然，余英时想要论证陈寅恪曾在五十年代初想要离开大陆去台湾，但是从历史后来的发展来看，陈先生甚至于连香港都没去。虽然有再多的证据来说明，陈寅恪对于共产党的拒绝，但却无法说明其对于国民党的接受。对此，我是想要进行一些解读的。陈寅恪先生作为晚清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孙子，其家族与晚清政局相涉甚深。在辛亥革命后，陈三立曾经移居沪上，与沈曾植、郑孝胥、陈衍等人结成诗社，撰写诗歌来自娱。陈寅恪与王国维虽然都曾留学中西洋，但是骨子里还是士大夫出身，所以王国维在北伐过程中即投水自尽，其原因正在于鼎革所产生的创痛。陈寅恪认为，并非一家一姓之兴亡，而是在于文化之续命。但是，在我看来这不妨是一种托词，他当然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的承续者。但他应该如何与国民党政府相处呢？毕竟是国民党的北伐逼死了王国维，而他的姻亲俞大维却正是国民党的高干。这种实际情况中的两难，虽然让陈寅恪很着恼，但是却没有像王国维一样投水。倒是三立老人在听说日本打进中原后，决定绝食自杀来对抗日本的侵略，其足见陈氏家族的文化价值观，绝非认同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与独立。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来反思陈寅恪的去就问题，就不难看出陈寅恪作为晚清望族之后，已经历事清廷、北洋和国民政府，如果再事新朝，就是四朝了，这对于膺服传统士大夫伦理的陈氏家族岂不是太过难堪了。所以，他选择逃避政治这条道路，离开北京，不去台湾，而是选择康乐园隐居起来。至于胡适，那是民国的风云人物，国民党的诤友，共产党的批判者，在内战后期突然发现北京和台北都没有容身之地，所以选择了流离于他乡。果不其然，五十年代两岸分别掀起了去胡适运动，都在大肆批判胡适所带来的思想污染。那么，胡适如何成了左右两派的敌人呢？这实在是，美国培养出知识分子的悲哀之处，美国价值才是胡适一辈子钟情的对象，所以通过美国价值对于国共两党进行严厉批判，这是哲学大师胡适惯用的伎俩。但是，他却没料到国民党这么不禁批，竟然被批倒了。从而被国民党视为帮助共产党的特务。而在共产党看来，胡适纯粹是美国回来的帝国主义走狗，典型的美国带路党徒，所以五十年代初因为一边倒的亲苏政策和朝鲜战争，胡适就是一个不得不批的对象。批胡就是为了断了知识分子对于美国的念想，但是不料风水轮流转，带路党今天又回来了。在内战后期，蒙文通与钱穆交流未来的去就，钱穆告诉他作为教书人，共产党不会太难为他的，但是因为钱穆自己骂过共产党，所以不会在新朝有任何好处，反而会被视作战犯，因此不得不离开大陆。而台北的傅斯年则是在抗战结束，就停止了北大与钱穆的续约，所以台北也是去不了的。而且，他又不通英文，所以不能学胡适去美国避难。所以，只能去香港谋生。后来，五十年代吕思勉曾经写信给钱穆，劝其归国任教。但是，钱穆很明确地拒绝了老师的邀请，并告知其要保留中国文化的命脉，因此不能轻托生死。此言也是哀婉伤痛了。三、察其所安对于察其所安，朱熹的解释是，所由虽善，而心之所乐者不在于是，则亦伪耳，岂能久而不变哉？也就是说，如果选择并非自己内心所乐意，那么必然不会长久。那么，北京、台北、纽约和香港，真是知识分子所安之地吗？在北京的知识分子们，在欢天喜地迎接共产党后。党国立刻就开始了整风清党运动，也就是民国知识分子需要洗澡改造，才能为新中国所服务。对此，包括冯友兰、顾颉刚、钱钟书在内的知识分子一个都不能少。经过一番改造，知识分子就安于当时的命运了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否则也就不会有五七年的反右了。那么，我们就不妨问知识分子到底安于什么样的生活？从杨松奎的书中，我们不难看到他们还是想回到民国时期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老路上去，但是没有想明白江山已改，如何能够让他们随意挥斥方遒呢！故留在北京的知识分子所安之地，突然发现与共产党所希望的并不相同的时候，进退出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有些人就很快改头换面重做新人，而有些人则不免做了新鬼。对此，我不想多说什么，毕竟选择是个人的，但是结果也同样是个人的。台北的知识分子想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大陆是无从考察的，但是从殷海光、雷震等人的言行来看，大体上还是在反思鼎革陆沉的往事，痛定思痛，所以纷纷选择了自由主义作为自己的立场，并教书育人培养出六十年代的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实事求是的说，他们的观念与中国社会相差太远，到今天大陆的自由派依旧没能在民众真正扎根。陈寅恪用颂红妆来自况，但是看到他的金明馆，就明白他思考的依旧是前朝兴亡的旧事，只是委婉难言而已。钱穆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保留传统文化，又力图将其发扬光大。他成功了吗？我想答案也是未必，五十年代新儒家诸人物牟宗三、唐君毅和徐复观都与钱穆开始格格不入了，到了六十年代为了合并中文大学更是闹的相当不愉快，甚至连钱穆辞职，都办的草率不堪，以至于钱穆避居台湾素书楼，闭门不出不回香港了。但是，这种闭门著述，陈寅恪反而留下了《柳如是别传》和钱穆的《朱子新学案》等大著作。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了。将思想学术托付于著作之中等待来者，自是学术文化中难以磨灭的传统。结语鼎革陆沉的这一年，知识分子有太多的选择，也有太多的期待。分析他们的出处去就，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话题。很多人都在关注这方面的研究，但是我们必须说这些人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他们所信仰的，就是我们所信仰的吗？他们的作为，能够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中国文化复兴的口号已经很多年了，但是我们是否想过文化与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呢？当我认同和接受了某种文化，是否能够在身心性命上都将合一？文化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和准则，而只有在具体的时空中，才能看到他所认同的文化与生命选择的关系是否合拍。也就能够判定个人信仰与行为之间的虽然隐微，却又显而易见的关系了。历史中能够找到知识分子们的选择，那么我们是否能够推断出他们的信仰所在呢？至少，我知道这不仅仅是政治上的选择，更还是文化上选择。陈寅恪和钱穆更多是在传统文化中安身立命，而其他如潘光旦、张东荪、傅斯年、胡适的信仰又是什么呢？我想，这还没有太多的探究和考察，还要更久的等待才能有结果。

还原历史境遇中一代文人的生活轨迹

站立在二十一世纪，置身在越来越开放自由的生活环境，在中西思想潮流交汇的文化大语境下，回望以1949年为标志，中国曾经经历的思想大转折，也许更能清晰地认识到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语境和存在现实。杨奎松选择的知识分子，代表了三种个典型，从不用的知识体系，剖开了不同领域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轨迹，展示大时代下知识分子的无奈与困境。

忍不住的“书评”

《忍不住的关怀》是我2014年看的第2.5本书，因为之前看了两本给他跨年了。正如名字一样，杨奎松自己先是这样说起：我的研究和讨论，既不在为人立传，也不再研究某人的什么“思想‘更无意对我的讨论对象做盖棺定论之论。我只是把他们放到1949年以后整个中国大环境一级他们周遭小环境变坏的背景中，意图考察并理解他们对这世道之变从个人角度是投入和去认识、去适应、以及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活那样大相径庭的适应方法及其不同的结果。书中主要江苏了三位知识分子 1949年年前后的生活与政治--张东荪、潘光旦、王芸生三位是”投诚“、”叛国“还是”跟党走“，我想说不要一上来就说知识分子没骨气，就应该坚持自己的思想，主张，批判中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知识分子。做历史研究的，应该多一份关怀，千万不要掺杂太多个人主观情绪，特别是你是站在现代这个社会环境而不是站在你在批判的那些知识分子所处的环境，做历史研究不是写杂文，对历史和历史中的人，最需要的，首先是理解，然后才是评价。最简单的道理，换了是你，在那是的环境中，你会做的比他们更好吗。我不知道杨奎松教授为何选取这三位知识分子做选作这本书的书写对象，不多在我读的关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遭遇来看，他们三个是蛮具有代表性的，这三位没有离开大陆，而是随着party的进城留了下来，或者是说这三位在傅斯年当年拯救的名单之外，而是不得已的的留下来。留过洋，对欧美的自由主义是较赞同的，对苏联的集体主义比作和法西斯注意一样的扼杀个人的一种主义，国民党还可以允许不同党派的人存在，发出不同的声音，甚至是反动的声音，虽然国民党有过封报刊，迫害知识分子，但是不同的声音是没有绝的，报纸报刊也不是全部国营，不是党报统筹的，所以很多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是恨铁不成刚，他们知道熟练的共产主义是什么样的，在贵州红区知道他们是怎么干的，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舆论，用政治宣传代替了学校教育，把党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没有党性，你就是叛徒，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敌对分子，在他们看来，没有第三方，只有自己人和敌人，不是和自己主义一致的都被列为敌人，这也是印证了马克思哲学的矛盾，只有矛盾，也是要有矛盾，推动社会的进步。潘光旦知道一种注意容不下另一种注意是极端危险的，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他就一针见血的指出，之所以那么多学生教授认为苏联的集权主义好，是因为在报道的时候，蓄意报道好的一方面，而把苏联迫害异己分子负面新闻给省略了，特别是在那个过被侵略的年代，苏联的那套极权主义对于想要爱国救亡的学生是很有影响力的，使他们变成左翼学生。不要说是在偏远山区的农民了，根本就没有独立思考的可能，解放后，party的统战活动，三 反 五反 运动，争取一大部分知识分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跟他们在贵州的那套别无两样，一开始政权不牢固，要争取知识分子，后来时机成熟，便随便找各种理由打击报复，对历史的清理，只要你在任何时候有过反动言论，你就不会好过，像吴晗这样早早就认同party的人在运动当中亦不能幸免，更不要说这三位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有过在反party的言论，甚至到了最后，还幻想走第三条中间路线，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看来是不可饶恕的。三人虽然教育背景不同，性格和经历也迥异，但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受中国儒家入世传统的深刻影响：张东荪虽然研究西方哲学，服膺美国的政治制度，但他到底脱不开“治国平天下”的儒学教化，本质上是“中国古代的那种‘国士’和‘天下士’”；报人王芸生表面上是个英式改良主义者，但对自己思想的定性却是“半封建半自由主义的诤臣思想”；至于留学美国的潘光旦，更是熟读经史子集，习惯以儒学的观念思考问题，在他看来，孔孟之所以伟大，除了是学术家、教育家外，“也在他们是政论家”，“不得其位则议论政治，不议论即不足以收辅导与督责之效。” 　　为什么在“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式的新文化运动摧枯拉朽几十年后，这批率先栉浴欧风美雨的书生，还是没有成为“为学术而学术”式的西欧型知识分子呢？杨认为这是因为他们都受过旧学教育，留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深刻烙印；而且近代以来，中国受了太多内乱和无政府之苦，受了列强太多的歧视和压迫，书生的家国情怀，其实毋宁说是被强化而不是被冲淡了。 张东荪没有活着出监狱，潘光旦死在文革前期，王芸生最终葬送了《大公报》。为什么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当年竟会停止思想，集体转向？没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