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潮兒》章节试读

《弄潮兒》的笔记-正文 - 正文

二00三年十月，在一次北大举行的名为《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的研讨会上，一位演讲人打破禁忌，讲述了一个关于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门广场屠杀的故事。开始时，这个由北京大学中文系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院共同主办的研讨会一直进行得平衡而融洽，来自中国、欧洲和美国的学者们从多重角度探讨了与北京城相关的议题，与会者提供了数十份论文，内容涵盖北京的古建筑、传统文学以及民国时期的戏剧。一切都很专业、彬彬有礼和温文尔雅，就像学术研讨会应该的那样。但是第二天快要结束的时候，陈丹青——受邀参加圆桌讨论会的一个艺术家——站起来发言了。
他说，北京的“都市想像”古往今来都为权力者所主宰，历代帝王、毛泽东、今天的市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和国际大牌建筑师，概莫能外。正是他们的意志，决定了北京的都市风貌，而普通北京人所能做的，就是顺从他们的意志，不断地从城区搬到效外。至于北京的“文化记忆”，则要么百孔千疮，要么一片冰封。他说他仔细看过提交给会议的每篇论文的标题，所有论文谈的都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时代”——那是前共产党时代，官方允许有“文化记忆”的时代。这很像是老人的记忆，越是切近的事情，越记不得，越是早先的事情，记得越清楚。
发言结束前，他说他想讲个小故事，也许能稍稍把断裂的记忆连缀起来。故事很简单：说的是个男人，一个北京人，一个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黎明前从天安门广场逃走的人。这个人跑啊跑啊，巨大恐惧驱赶着他，他发疯似地往家奔跑，一路上边跑边高声诅咒着，直到背后的枪声渐渐离他远去。当跑到美丽的后海一带，他忽然听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声音：伴着树丛中叽叽喳喳的鸟啼声，传来一阵洪亮悠扬、拖着长音的唱腔。他停下脚步，倾听着，慢慢定下神儿来：这是老北京人练唱京剧时吊嗓子的声音，一代又一代的北京人都熟悉那个北京的都市之声。
陈丹青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整个会场死一般寂静，讲完后片刻，一切仿佛停止了呼吸。忽然间掌声四起，经久不息。会议主办者数度试图播放，但听众们，主要是学生们以及为数不多的教员们，一直不停地鼓掌。
那天会后，听众中的一个学生在北大网站上贴了篇长长的报导，形容陈丹青的演讲，“使整个会场为之震动！”在一个人们说话越来越斯文、越来越拐弯抹角的年代，陈丹青的勇气深深打动了他。“但是我发现”，这个学生接着写到，“那些（在陈丹青发言之后）对他表达感激和敬意的人中，没有中国大陆的学者。一个也没有。”
我几乎是立刻获悉陈丹青北大讲话内容的。当天正好在现场的朋友会后给我打了电话，生动而兴奋地描述了整个过程。这事显然不同寻常，值得向人转述。但朋友也提到陈丹青持有美国护照，这给他提供了保护，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成了他“勇气”的注脚。朋友在猜测着，此事会不会对陈平原产生什么影响。作为中文系的教授，他是这次研究会北大一方的组织者。
陈平原没有陈丹青那种保护，如果有人向“上面”打个“小报告”，他可能会为这次“事件”承担责任。毕竟，这种事在过去屡见不鲜：实际的麻烦制造者被饶恕，而那些本该是阻止麻烦发生的人却受到了惩罚。换个说法就是：放过罪犯，逮住警察。这种做法看似专横但却十分有效：它使更多的人变成了警察。
那天，陈平原处理得非常冷静。陈丹青发言后，他只简单地说了句“今天的发言都很好”，旋即宣布会议结束。事后，陈平原告诉陈丹青，他打算将其演讲收入计划中的会议文集。陈丹青说自己不想给他造成任何“麻烦”。陈平原回应说他会做“一些出版上的调整”。当然，这意味着他将以该文集编辑的身份删除所有不适合出版的内容。陈丹青说没问题，只要需要，随便你删。
时间一天天过去。几个星期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什么都没发生，没有惩罚降临。瞬间的激动烟消云散，事件本身也色彩褪尽，一如泥牛入海。
一位杂志编辑朋友这样评论此次事件：“陈丹青这些年来一直呆在国外，所以才保持了某种新鲜感和敏锐度。但他不一定理解中国知识分子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的岁月里经受的一切。所以他做了他的秀，人们看了他的表演，笑一笑，然后就结束了。如此而已。”
我后来和陈丹青通了话。他说他“完全理解”中国知识分子在九十年代经受了什么。“他们并不是不喜欢我说的话，我想他们是不喜欢他们自己，不喜欢使他们‘不能’说出我所说的话的那个环境。”他叹了口气，“其实我们都很可怜，大家都得吃这碗饭。”
他接着说：“今天的大学生活，不过是一份职业而已，都是个人利益。除非真正置身其中，成为这个体制中的一员，就像我得到这份工作时那样——我拿学校的工资，靠学校分房等等——否则你不会明白真相。”他描绘的真相，可实在不大美妙：教授们似乎大都是些自私的名利之徒，要么是虚伪的市侩，要么是窝囊的胆小鬼。他们对更崇高的理想无动于衷，也缺少真正的学术热情，只对维护和提升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有兴趣。真正的思想与学术争论已是昨日黄花，教授们真正为之奋斗的，不过是权力与物质利益而已。
“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我的学生对他们的老师抱着某种轻蔑，因为他们亲眼看到老师们表现得像一群胆小鬼和伪君子，”陈丹青说。他也意识到，自己在大学里绝不会被完全信任，也不会被允许接近任何有权力的位置，因为他离开得太久了。“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有个朋友问我有什么计划：是真想做些事情呢，还是混口饭吃。我说当然是要真正做些事情。但现在我明白了，我绝不会在这个体制内产生任何影响。”

《弄潮兒》的笔记-第60页 - 王蒙

他圆熟、公允、理性、充满善意。

《弄潮兒》的笔记-第200页 - 张大中

如果说商人作为一个群体，往往是政治上保守的实用主义者，那么中国的商人则更有谨慎小心的理由，因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更多地需要依赖政策和统治者的善意，而这个政权可不是从善待有产阶级开始其通知的。

《弄潮兒》的笔记-第78页 - 王蒙

但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批判性的破坏，王蒙认为，现在是建设的时候。

《弄潮兒》的笔记-第155页 - 北大，北大。

任何了解中国大学发展历史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两个基本事实：第一，传统的中国书院（以导师辅导为主要教学方式、重点研习中国经典的私塾）早已式微；第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大学，是随着十九世纪中国战败而进入中国的西方舶来品。北大，作为第一所这种“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是由清帝颁旨设立，依赖清廷拨款而生存的。虽然极不情愿，但当时的清政府不得不承认：为了对付侵略成性的外国蛮夷，我们需要一些西学。学习西方的意愿和驱动力，就这样深植于中国大学的原始概念之中。同时，在它那骚动不安的灵魂深处，又涌动着保持中国尊严以及延续中华文化传承的深切渴望。……从历史角度看，正如张维迎所说的那样，中国大学的自治传统先天孱弱。除了少数几个微不足道而且转瞬即逝的个例之外，无论是在清廷、民国/北洋军阀政府或是共产党治下，中国的大学从未获得过真正的自治权。事实上，即便是蔡元培这样的传奇人物也与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人士相去甚远。

《弄潮兒》的笔记-第107页 - Beida, Beida!

"Chen Danqing managed to keep a certain freshness and edge by staying abroad all these years, but he might not understand what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have been through in the years since Tiananmen. So he did his show, and people watched bi slerformanxe and smiled. The it's over."

《弄潮兒》的笔记-第109页 - Beida! Beida!

Do not leave China, stay close to the homeland, or your work will lose meaning, your life will become weightless, and you will be irrelevant to those who care about and value you until you fade into oblivion in some faraway corner of the earth (which includes New York, London, Paris). This notion, this fear, is so central, so deep, that it justifies a lot of the compromises one has to make in order to stay "in."

《弄潮兒》的笔记-第67页 - 王蒙

普希金
阴沉的日子里需要镇静
相信吧 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
现在却常是忧郁
一切都是瞬息
一切都将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
就会成为亲切的回忆

《弄潮兒》的笔记-国家的敌人 - 国家的敌人

他没有改变农村，农村却改变了他

《弄潮兒》的笔记-第58页 - 王蒙

中国的作家协会和文联组织是效仿苏联体制建立的，而苏联的作协系统，则是效仿法国的传统机制：由国家投资，在每个省和主要城市都设立分支机构，扮演多重角色。作协设立文学奖，代表国家加冕、赞助某些类型的作家、作品，开办写作基地，组织文学研讨会，协调政府与作家之间的关系。对于那些入选的专业作家而言，作协就像一个全包的雇主，领取月薪，享受公费医疗，他要做的事情，就是不断的写作和出版。

《弄潮兒》的笔记-第161页 - 北大，北大！

“当你蹲下去的时候，你会看见许多沟坎，但是当你站起身来环顾四周，你会发现地球其实是相当平的。以美国历史为例：仅仅几十年前，黑人还不能投票，不能与白人同时乘坐公车；但是现在，奥巴马当上了总统。每个中国知识分子心中都有一个理想世界，所以他对身边的一切总是看不顺眼。但是我相信中国正在进步中，很缓慢，但却肯定是在往前走。因为我是在看一个长期的轨迹，所以我能看到历史美妙的曲线。”——张维迎。

《弄潮兒》的笔记-第153页 - 北大，北大

如果连我们的大学教授在一场公开辩论中都这么容易就堕落到人身攻击的地步，中国还怎么能有民主呢？我对维迎说，也许是我们太西化了－－在西方学习的时候我们曾想，民主多好！但它在这儿行不通。邓小平说得对：在中国，最好的办法是“不争论”。为什么？因为在我们这里，辩论会降格到最低层次，谁为了吸引眼球而不惜下作，谁就能获胜。一个擅于骂大街的出租车司机，肯定能赢得任何辩论

《弄潮兒》的笔记-第21页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短暂的解冻期，当时，在北京市区中心的西单路口，人们用大字报的形式在墙上张贴了各种油印的政论、海报、散文、诗，这些大字报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和讨论，直到一九七九年末当局出来整肃和清除了西单民主墙。

《弄潮兒》的笔记-第57页 - 国家的仆人

王蒙得到了维族朋友的保护：在武斗严重时期，他们把他藏在村子里。一位掩藏过他的维族老农民曾安慰他说：＂老王，不要怕，任何一个国家，国王、大臣和诗人，这三种人是不可缺少的。你早晚要回到诗人的岗位上去。＂

《弄潮兒》的笔记-第1页

一个国家总有一些勇敢者。一些肩负国家和民族大义的果敢前行者。常人选择了迫于现实的压力和环境的无奈。正是每个人的态度才构建成了环境的好嘛？是因为那权力的把控者构建了最初的生态。循环往复造成了现实的压力。
我们都太聪明了。想一夜暴富，都太自私了。不想付出，就渴望得到回报。更何况，这是一个伟大的征途。需要很多人，甚至几代人的付出与隐忍。国家的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需要国民的推动和巨大的努力。没有一蹴而就的民主。更没有免费的午餐。

群体是盲目的。是会迫于压力而选择回避和沉默的。这是一个人的本质属性。是与生俱来的。更加觉得应该再看一遍《乌合之众》。一代一代人的付出才有了现在的相对的幸福生活。可我们不能狭隘啊。不能鼠目寸光啊。不要去跪舔啊。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国民的基本待遇啊。
中国是一个复杂的国度。这个国家充斥的不是规则。而是对于权力和领导的解读。任何事物都是以权力为中心。
为了生活，为了现实我们都不得不选择低头。正因为这样的低头多了。那些耿直的，正义的反而格格不入。反而会受到暴权的折磨。社会不是你的，不是我的。是我们大家的。它的每一小步跨越都需要社会中的每个人付出巨大的努力。其中的艰辛外人更是不得而知。因为他不曾参与其中。社会是我们的，我们不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们要参与，我们要关注。更需要付诸于行动。

《弄潮兒》的笔记-第290页

永远都不要怀疑一小群深思熟虑、献身理想的公民能够改变我们的世界，事实上，他们是唯一曾经改变了世界的人。

《弄潮兒》的笔记-第230页 - 亀的故事

不同之处在于，在香港，竞争把人都变成了目光短浅的老鼠，而在华尔街，竞争把人都变成了虎狼。

《弄潮兒》的笔记-第63页 - 王蒙

数十年持续不断、徒劳无益的“革命”以及在社会底层和边缘的生活经历，使他对一切大哄大言大干大变彻底幻灭。如今的王蒙，已成为一位冷静务实的现实主义者，一位崇尚渐进、改良的信徒。

《弄潮兒》的笔记-第217页 - 亀的故事

一位海归对我说，全球化意味着“回家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