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個十年》书评

下一個十年

看了陳冠中的下一個十年, 其中有一個chapter是講香港的自我認知, 章中說所有答問(有關身份問題的討論)都是有語境的, 要看你怎麼問法. 他有一點是對的, 很多社科統計的設計問題, 當涉及中國人及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承認與否), 對中國人/ 香港人的定義都是語焉不詳, 而問題可能是一個偽問題, 而在陳生的理解中, 這種問法做成了無謂的社會對立及分化, 而香港人及中國人的身份是可以並存, 很多人都認同自己既是中國人又是香港人. "中國人和香港人的身份本來就是並存而不是互相排斥的, 只是香港的社會科學家用謬誤的方法硬製造了身份撕裂. " (p.85) 陳生指出社科統計問題中的身份設定有問題, 這是對的, 中國人與香港人的身份可以並存而不一定對立, 這也是對的, 不過是否"本來就是並存而不是互相排斥的, 而只是香港的社會科學家用謬誤的方法硬製造了身份撕裂", 這個就有點問題, 首先中國人本身這個範圍的認同, 本身就有幾個層次, 好像是國族上的, 地理上的, 文化上的, 從國家生產隨之而來的主體意識 (或者調轉). 香港人亦是, 當社科研究模模糊糊問中國人/ 香港人認同是, 就像在photoshop中把psd file中很多layer compine成為一張jpeg, 而陳生說兩個身份本來就是並存而不是互相排斥的, 亦把身份問題的層次簡化. 回歸以後, 身份撕裂是硬製造出來的庸人自擾, 還是真真實實的精神分裂, 嘿.如果香港人答自己是一個香港人的內涵, 同一個河北人, 上海人說自己是什麼什麼人的話, 就不會有那麼多問題了.

兩代文化人看香港

紐倫港之夢是和陳冠中的下一個十年接着看的，看着兩代知識份子說成就香港的過去，展望未來的願景，而對genertic city不同態度，顯示了兩代知識份子的微妙分歧。當陳冠中否定genertic city時，並應考慮在發展中保留歷史，劉細良亳不諱言歷史文化從來不是香港的強項，香港是一個genertic city的典範,並應以此發揚光大；當香港再不是華文流行文化唯一泉源，陳冠中會考慮香港失去華文流行文化中心位置，劉細良會說香港可蛻變成華文流行文化的溫布頓，建設一個展現流行文化的平台，但成功不必在我。日前，讀到梁文道的文章，談到劉細良的紐倫港之夢，說「他的分析很到位，他對香港官管文化體制和商業運作邏輯的批評更是入木三分。可是我和他的最大分別，在於他數盡了一切香港的問題之後，還是能夠得出如此樂觀的結論。而我，卻已經有點心灰意冷了。也許這就是身在廟堂與民間草莽的分別，劉細良要為特區發展大計出謀獻策，沒有一點希望一點樂觀是不行的。」梁文道的評語我會微調如下：「劉細良更多的是對香港官管文化體制和商業運作原則作出辯解，這種分析是很到位的，但批評並不多見。」如果問陳冠中和劉細良喜不喜歡周星馳的電影，我相信前者頗有保留，起碼對部分周的賣座片有保留，而劉細良則大為欣賞，我想，這就是兩位文化人說香港文化過往未來的分別。 其實，梁文道的廟堂論對陳冠中同樣適用，陳只是生活在另一個廟堂，並且是更大、更埋身、更政治的廟堂--北京而己。我不知這和陳對基本法積極樂觀態度有沒有關連。當然，這些文字若來自曾經滄海的劉細良，我的驚訝將會倍增。1993年3月18日，《人民日報》表當時港澳辦主任魯平的談話，稱2007年後香立法機會關如何組，完全由香港自行決定；1994年2月28,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指2007年後立法會是否全面普選，是一個由特區自己決定的問題，但04年人大常委會可以就香港的民主進程作出解釋，否決香港的普選訴求，並加入任何直選議席的增加，功能界別必須按同比例的增加的條文。面對這樣的事實，我們對基本法的可塑性有更深刻的理解，對自身的民主前途無法樂觀。對嗎，細良？

這是一本歷史和城市規劃的簡介

本書前半部份是說香港歷史 可以說是沒有多大看頭以后半部就是評價香港的城市規劃和對香港城市規劃的一些建議作為讀建築設計的我來說后半部份都是一些耳熟能詳的東西,但落在普遍市民和一些對建築沒有認識的人來說 這本書也算是一個簡單的入門書.

香港不满的根源,来自八十年代

占()中、反水客、港()独思潮...许多对于内地人来说敏感而又无法接受的现象接踵而至,除了挑动中港两地本已敏感的神经、引发两地的对立外，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这样？可以说,自身的经济问题是很大的原因。正是因为在经济状况上的不安,让港人的不满增加,并且驱使他们从政治上为自己寻求出路(相比之下,外在的因素只是间接的)。那么经济问题又是什么？仅仅是因为全球化的浪潮自然而然的疏远香港？这种很宏观的“时代浪潮说”真的就是100%真理么？陈冠中的这本书中，给出了经济问题的实质：(P60) “可惜的是到了八十年代中，大家在纷纷总结香港‘成功’经验的时候，对既有的善治与现代化建设视作理所当然(七十年代港英总督麦理浩推动的一系列现代化建设)，却没有意识到七十年代的务实进步主义对香港繁荣安定的贡献，好像香港是自自然然奇迹般的变成善治的世界城市。在当时大行其道的自由市场基本教义派思想引导下，本地的商界精英把香港的成功经验庸俗化，遮蔽了麦理浩而单独引用夏鼎基，更常把后者的‘积极不干预’抽离语境，成了保守意识形态的咒语” （P61）“八十年代至1997年，可说是香港人的镀金年代。纸醉金迷下，一时不察觉失去制造业、迷信市场万能、不思扶植新产业、染上经济偏食症….正走在劈腿般的贫富两极化轨道，这点在1997后清楚呈现”------归纳为一句话：香港本身引以为傲的自由,催生了对‘右’的自由市场教义的盲目崇拜,甚至到了无视、忽略任何‘左’的行政建设的程度。终究导致一种盲目的自信和轻浮。及至地产业垄断、收入差距急速扩大时,已经是结果了。